我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变得越来越活泼，话也越来越多。打门球下象棋推牌九，无所不好。全家聚在一块儿，常见我爹弹着瞎老广留下的那把大三弦，唱弦子曲。什么《红娘下书》、《燕青卖线》、《劈山救母》、《杨八姐游春》、《马寡妇开店》。可我娘的话却越来越少，身体也越来越差，在北京地铁得的那场病开始作孽了。她往往一躺就是几个钟头不动地方，像是个泥塑。我看她，问她怎么不爱说话了。我娘打了个哈欠，说：“我说够了，没什么可说的了。什么也说不出来了，该让你爹说了。”
我回到家，很久没能入睡，从妈妈的话里多少悟出了一点儿道理。有一次，我娘把二哥闺女梅梅的红发卡别在我头上。左看看我，右瞅瞅我，缓缓地说：“老四，你不如小时候，对娘不亲啦。”这时候，报社开始在社会上招考，我决心改变自己，离开我爹的单位，开辟新的空间。我报考的专业是摄影，喜欢摄影的原因也很简单，小草当初带我进的摄影门，再有就是看到了科内尔·卡帕拍摄的一张著名作品《无聊的电视节目》，画面上拍摄着两个人躺在床上百无聊赖地看电视。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就是这张摄影作品的写照，天天无目的地生活，高兴时不知道为什么，痛苦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陡然间迷恋上了摄影———那种记事性的摄影，那种在生活层面上的摄影。这样，只有去报社最合适。
晚上，我等着我爹，那天我破例穿了一件摄影人爱穿的多口袋马甲。我爹找老战友下象棋很晚才回来，他看了看我，问道：“你想说什么？”
我把科内尔·卡帕拍摄的那张作品递给他，说：“你看看是什么意思。”我爹看了看，说：“没什么意思。”我强调：“这是作者在呼吁，先进的科学技术使我们的生活失去了什么。”我爹突然恼怒了，脸色铁青，说：“失去了什么，我们现在离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差距，要迎头赶上。”我发现和他有距离，我说：“我们是不是还应该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乐趣，有自己的思维方式。”我爹疲惫地坐下，对我说：“你说的我不懂，给我泡茶，要喝龙井。”我说：“我要去报社当摄影记者。”我爹“嚯”地站了起来，说：“你怎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笑了，说：“对，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爹恼怒地说：“不行！这样不就乱套了？！”
报社的领导就是我爹当年在北京搞地下工作的老领导庞有信，我请我爹托付一下，因为庞有信的话绝对是一言九鼎。我爹拒绝，说：“没那么大的脸，我这辈子都没去鞠躬求人。”我恳求说：“您就为您儿子鞠躬行吗？”我爹暴躁地说：“为你爷爷我都不鞠，别说是你秃小子了。”我抹着眼泪无奈地走了。
我背着我爹去找庞有信，把我爹和他当年照的一张相片带着，这是我特意放大的，清晰度很高。庞有信对我很热情：“你这么久也不找我，是不是你父亲不让你找我？”我低着头没说话。
黄昏，他乘车带着我去了最豪华的一家餐馆，要了好多名贵的菜，窗户外面就是风景秀丽的水上湖。有小船在湖面上荡漾，有人在唱歌，歌声在水面上尽情漂浮。餐馆里轻声地播放着笛子乐曲《秋湖月夜》，显得空阔寂寥。远处传来汽车的喧嚣声，天上飘下细雨，与乐曲浑然一体。
庞有信端详着我说：“你很像你父亲，就是比你父亲显得实际。”我把那张照片恭敬地递过去，他简单地翻了翻，就随手搁在包里。他笑着问：“这是我们在撤离北京前照的，照完以后，我们去了河北省的胜芳，从胜芳去了刚刚解放的咱们这座城市。哎，你父亲怎么样？还那么固执？那么风流？”我惊诧地说：“他怎么风流了？”庞有信就笑，说：“大家都羡慕他的假夫妻，你父亲对贾阿姨怎么样了？听说已经是你的岳母？”我点了点头。庞有信突然说：“你母亲怎么样了？那可是我的好嫂子。”我黯然地说：“我娘已经去世了。”他听罢面色如灰，风从窗外吹进来，他的眼睛有些潮湿。有老板跑着拿来热毛巾，他擦着眼窝里的泪水，对我说：“你母亲比我们这些男人心大啊。”
我被庞有信说的这句话感动了。月亮倾斜了，星斗灿烂。他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述与父亲在北京搞地下工作的往事，最后他说：“你肯定是背着你父亲找我的，他是一头倔驴。我给你办，我当权，你再晚几天我就退休了，你来吧，在摄影部先干着，干好了当部长，再干好了当副总编辑，再干好了就接我。别像你父亲这么清高，清高就意味着愚昧。”这时候，我察觉出庞有信和我爹的关系有了问题。庞有信有车，是一辆奔驰车，黑色的，像是一个大号的屎壳郎。他上车后，把车窗摇下来，对我说：“你到报社没问题。以后有什么事情找刘副主编，他是我提拔的人，也就是咱们自己的人。跟你说，我和你父亲不是一个活法，我活得比你父亲潇洒，比你父亲会享受生活。”
后来，我顺利地进入报社当了摄影记者，果然那个刘副主编对我格外关照，委托一个叫孙敬意的资深摄影老编辑手把手地指导我。他的文字功底很深厚，摄影理论也很新。他住在一个大杂院里，屋里的摆设很简陋，他很少让我去他家，怕我看不起他。其实他头顶着一块儿傲骨，能令他佩服的人物寥寥。他从来不到我家，他说不愿意登领导的家门。我说：“我不是领导啊。”孙敬意说：“你父亲是老领导啊。”
有一次，他带着我去资料馆看了一场意大利电影导演安东尼奥的《云上的日子》。看完以后，我和他在资料馆的咖啡店里喝咖啡，他半晌没说话。后来快分手时对我说了一句话：“安东尼奥给我开了一扇门，让我知道摄影还能这么拍，太流动和浪漫了。我这辈子是拍不出这样的东西的，我太老实了。”他攥住我的手说：“知道我为什么拍不出这样的东西吗？”我看他有些感伤，就安慰他，没想到孙敬意流出了眼泪，他哽咽着说：“我生活的环境氛围决定了我不可能有更多的门被打开，太寒酸了。你能不能跟你父亲说说，帮助我解决房子的问题。”我愣住了，不知道说什么好，而这时候夕阳已经露面，没有任何光晕，像是一个烧完的煤球。
三天后，突然传来他患脑溢血住进医院的消息。等我赶到急救室时，他已经神志不清了，鼻子上插满了管子。他的两个儿子围着他，老大就是这家医院的大夫。见我来了，老大凄然地说：“我爸爸谁也不认识了。”我走近孙敬意，轻声呼着他的名字。突然他睁开眼，专注地看着我，小声对我说：“我求你的事情你一定办，我走了，我不能让我的老婆和儿子住得那么寒酸。我这辈子总觉得自己有傲骨，现在知道我没长。”我点了点头，发现孙敬意的眼睛突然显得那么明亮，额头也有了光泽。孙敬意笑了，笑得我有些毛骨悚然。他说：“我有一组照片，是拍飞鸟的，我这辈子总想飞在天空上。我不好意思拿出来，怕别人笑话我，没有给任何人看过。照片我放在单位抽屉的底层，你拿走，可以发表。你可以署你的名，你在前头，我在后头。”说完，孙敬意自己动手拔掉那些缠在他脸上的管管线线。等大夫再抢救的时候，他已经不行了。
孙敬意的两个儿子都惊讶地询问我：“我爸爸跟你说了什么，他怎么会奇迹般地能认出你来？”我无法解答，也难以启齿，我在怅然中走出了医院。我仰望苍天，问：“人生这么难解，孙敬意竟然把我当成拯救他老婆和儿子的钥匙，我有钥匙，却不知道该打开他的哪一扇门。”
我回去跟我爹提起孙敬意住房的事，我爹说：“我退了，解决不了，就是不退也不会管的。”我问：“为什么？”我爹说：“我不利用权力。”我说：“你利用权力是做好事。”我爹郑重地说：“利用权力做什么事都是错误的，权力的根本是要严格遵照制度做事。你看看清朝，雍正和康熙做了点儿好事情，其实那是在维护权力的制度，现在我们当他们是清官了，狗屁，太抬举他们了。”我愤怒地看着我爹，说：“怎么你就没人情呢？”
我把孙敬意的摄影作品找出来看，看完后我很震惊。一组黑白的照片，都是飞鸟在大杂院的日常生活，我看到了一张最令人震撼的，照片上就是一群飞鸟站在他小儿子的身上，密密麻麻的，只露出他小儿子的两个眼睛。两个眼睛里充满了喜悦，同时又流露着期盼。在他小儿子的四周，都是大杂院的门，所有的门都敞开着。我迫不及待地把照片在报纸发表出来，给照片命名叫《鸟从门里飞出》。编辑问我：“你拍的？”我想说是孙敬意拍的，可我没张口。那编辑得意地说：“我就知道你有真本事，别看大家都说你从后门来的。”我虚伪地笑了笑。编辑又说：“我给你发在显著的位置，再配一个短评。真可惜孙敬意刚刚死了，他要是活着给你写一篇，那绝对精彩。”
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觉得自己很卑鄙。转天，我没敢看报纸，就当做没事人一样。很快，我的编辑室就来了很多人，都是跟我握手来的。刘副主编来得最晚，快下班了才姗姗而至。他来了以后，对我说：“这是孙敬意拍的吧？”我有点恐慌，但也愤愤地感到孙敬意临死前欺骗了我。他自己开了一扇门，却给我关上了一扇门。刘副主编说：“那是孙敬意住的大杂院，那些飞鸟都是他的知心伙伴。我帮助他喂过食，他花了不少的钱。那个被飞鸟玩耍的是他的小儿子，一个地道的码头工人。你知道那些飞鸟有多少只吗？开始是四只，后来就是四十只，再后来就是两百只。孙敬意对人没有兴趣了，他的兴趣就是飞鸟。”我红透了脸，想起那句名言：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
一天晚上，我梦见了孙敬意那摇摇晃晃的背影，那双茫然的神态。
我惊醒了，外面刮起了大风，我浑身是冷汗。转天一早，我的闺女虹持续地发高烧。虹住进了医院，在抢救室里我碰到了孙大夫，也就是孙敬意的大儿子。他说虹得的是急性肺炎。经过他的抢救，虹的呼吸终于均匀了，我那颗悬着的心才安稳下来。孙大夫走过来说：“我一直想找你，我看了你发表的那幅飞鸟的照片，肯定是我父亲拍的，这里面究竟怎么回事？”我狼狈地说：“不可能吧？”他笑了：“那些经典的画面，只有我父亲能拍出来，别人是绝对拍不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