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爹在打下北方这座大城市那年，穿着灰军装住进了海河边的一座小洋楼，当了个副局长，后来是局长。原本还能提升的，就是因为他太耿直，也没文化，在官场上就到顶了。局里给他配了一辆黑色的小轿车，我爹从来都坐在司机旁边，他说：“这样看路清楚。”
瞎老广在那间小土屋里的预言变成了现实，我爹真成了大官。在我们这座具有某种西方文化背景的城市，人们都管“爹”叫“爸爸”。我能说话时，也喊过爸爸，我爹不高兴了，对我娘皱着眉头说：“教教这孩子说人话，喊我爹，别喊爸爸。”开始张口喊爹的时候，我觉得很陌生，因为周围只有我们家这么称呼。还甭说，喊起来倒是有一股白洋淀的水味儿，淳朴、亲切，透着浓郁的骨肉之情。
我上小学后懂了事儿，知道我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在我印象里根本就不会笑，总那么严肃。我琢磨，干大事的人都得像我爹一样正正经经的。我想，笑是我们孩子们的能耐，我爹瞧不起这个。
那时，我爹天天很早就去上班，很晚很晚才下班。下班回到家来，也不搭理我们，里里外外都是娘伺候他。晚上也有很多很多人找他。他那脸总是板着，也奇怪，他越板着脸，人家就越对他恭恭敬敬。爹对他部下要比对我们哥几个好一点儿，起码能亲自给人家端上一杯热茶。隔壁住着我的同班同学嘎子，他父亲也是局长，但嘎子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去挠父亲胳膊底下的痒痒肉，看他乐不乐。我把想挠爹痒痒肉的念头告诉了大哥，他把我拉到黑暗处，脸色惨白地说：“你别瞎闹，咱爹是没有痒痒肉的。”
在我家墙上挂着两幅照片。大的是毛主席的，小的是我爹的。他挎着盒子抢，挺着胸，昂着脑袋。我家合过两次影，哪回我爹都是那个样子，跟地下党员赴刑场一样。
与我爹一起进城的领导干部不少都休了家里的老婆，娶个年轻有文化的当爱人。1951年，他从安平的牛具村把我那小脚的娘接进了城。
秋高气爽，庄稼成熟了。我爹是在全村人吃晚饭的当口，坐着县里的大马车摇摇晃晃地进村的。打牛具村问世以来，也没出过这么大的官。村长及有头有脸的都到我家拜我爹，四邻八村的也闻讯来探望。二奶奶死了，二爷没好意思来。我爹回到老家，路上就觉得发冷，周身起了鸡皮疙瘩。他发现进村的路上落了不少的乌鸦屎，想起来在村口看见许多只乌鸦在空中盘旋。他胡乱喝了几口酒，一喝就觉得上头，然后上床让我娘盖上被子，还觉得冷冰冰的。我娘见他哆哆嗦嗦的样子急忙问：“你咋见了我的面就冷呢，到底咋的了？”我爹打着牙齿回答：“走在路上我身上就发冷，喝完了酒就更发凉。”我娘伸手摸摸，说：“你的身子到了城里咋娇贵了呢？”我爹突然说：“我想泡个澡，咱家的大木盆还有吗？”说着他就撩开被子，脱衣服。我娘边往大木盆里放水，边担心地说：“你身上凉，泡澡就能泡热了？”我爹说：“别这么多废话，我能把骨头泡酥了。”我爹泡在大木盆里觉得脚麻酥酥的，然后就是头皮刺痒痒的。他有些晕，就把脑袋靠在我娘的胸脯上。我娘说：“到了城里没有进澡堂子？”我爹说：“进了，洗得不舒服。”我娘说：“接我进城你不后悔？”我爹说：“不说这个。”我爹头晕极了，对我娘说：“我累极了。”我娘用温水一点点地褪掉我爹路上带来的污秽，说：“进城你是当官又没挖煤，身上咋这么脏呢？”我爹说：“我好久没洗澡了。”我娘慢慢地揉搓着我爹，从头发梢到脚趾头，又从脚趾头回到头发梢。我爹说：“我一点儿也没觉得自己咋样儿，我成了共产党的官了，能吆五喝六了，我倒觉得没底气了。”我爹突然无缘无故大哭起来，他爬出大木盆，赤裸裸地躺在床上。他看见太阳西斜了，把窗玻璃照得通红。他叫道：“我还是凉，凉得都没知觉了。”我娘又给他盖上一床厚厚的被子，我爹还嚷着：“我咋还这么凉，像陷到了深井里。”我爹嘘了口长气，是绵绵的、悠悠的。我娘又光着身子和他躺在一个被窝里，我娘也叹口气说：“日本鬼子把你打个半死，是我给你焐活了。现在你回来了，我又给你焐热了。在我老家，男人要是中了邪，婆姨都是给焐的。”
我爹在村上待了五天，轮流到本家的亲戚家吃饭，没一顿饭在家吃。一位远房大伯请我爹吃饭，宰了两头猪来招待。那天陪客的亲戚很多，喝到兴致浓的当口，远房大伯请我爹唱段弦子曲。我爹拉下脸，站起来甩袖而去。有明白人对远房大伯说：“人家小麦进城当了大官，还能再唱那弦子书？你咋哪壶不开提哪壶呀！”转天，远房大伯拎着半拉猪头，诚惶诚恐地敲开了我家的门。
一进屋他就连连作揖：“大侄子，怨我，怨我不懂规矩，你就当我昨晚放了个屁吧。”我爹连人带那半拉猪头挡在了门外。我娘知道了这件事儿，气得一天没吃饭。她拍着桌子对我爹说：“你外头革命的时候，大伯为我挑过水，为我割过高粱，也为我修过房子、卖过猪。常言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倒好，把人家轰走了。你唱个弦子曲儿咋啦？你小麦要不会唱弦子曲儿，我能跟你从深泽县跑到牛具村？”
我爹一梗脖子说：“我现在能随随便便唱吗？我是党的领导干部，不是过去卖艺的，懂吗？”
后来，我娘做主，把分来的田给了这位远房大伯，把远房大伯感动得要把我娘当活菩萨供起来。我娘辛辛苦苦垒的房子，我爹要卖掉，我娘坚决不干，委托给前院的二秃子。我娘对二秃子说：“这房你替我先看着，我去城里住不习惯还会回来。”临行的那天，下了场大雾。我娘领着我大哥二哥，挨家挨户地拜。
进哪家，我娘就让小哥儿俩跪下，谢谢人家的恩典。牛具村大大小小的庄稼户几乎都拜过了，除了我二大爷家和李金堂家。论辈分，我爹是李金堂的叔叔。李金堂是个半傻子，邋里邋遢的连个老婆都娶不上。他守着瘫痪了的娘，靠着帮别人埋死人过日子。李金堂家住村西头，房后就是一片坟地。村上的人很少和他来往，嫌他摆弄死人太晦气。大哥说：“李傻子那儿就不去了吧？”我娘骂道：“混账！那天我背柴火回家，遇到大雨，是金堂替我背回家的。我看你他娘的随你爹，缺心少肺。”到了李金堂家，李金堂看见我娘和我大哥，吓得一半魂儿都没了。我大哥站在那儿谁也不看，嘴里跟含了块儿热豆腐似的叨叨几句，转身就要走，让我娘一脚把他踹趴下。我娘对大哥说：“好好地给金堂哥跪下，说忘不了这几年对我家的恩典，我会报答您一辈子的。”我娘这一脚把李金堂那一半也吓傻了，屙了一裤子屎。
就在我娘领着大哥二哥挨家拜的当口，我爹跑到村头去拜师傅瞎老广那间房子。当他到那儿以后，发现房子架子还在，但里边只剩几堆破瓦。一打听，说前年被雷电击塌了。有位邻居说，雷击的当口，他清清楚楚地看见瞎老广就在屋里盘腿坐着，旁边竖着大三弦。我爹默默地在瓦砾前站着，足有好几个时辰。他听到耳旁风声里分明有弹三弦的声音，时强时弱，从声调上听肯定是瞎老广的绝技。他把村长叫来小声说：“派人把我师傅的房子修好，我师傅有个表妹在邻村，是个寡妇，接来住这儿。修房子的钱我出，千万别声张。”
一辆大车驮着我爹我娘大哥二哥，威威武武地离开了牛具村。雾悄然地散去了，日头毒毒的。大车在道边上停住了，我娘急忙跳下去，来到自己种的那几亩薄田上，抓了一把土，用一块布包着，拴在了腰带上。接着，她又揪下一根头发，用牙咬碎了撒在土里。我娘回到车上，仰面号啕大哭，撕裂心肺地嚷道：“我的那个娘啊，我的那个娘啊。”大哥、二哥见我娘这般哭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咧着大嘴拼命地哭。我爹拧着眉头，跟车夫挥挥手说：“赶车吧。”
大车在土道上压出深深的辙印，我娘一直哭到安平县城。我爹作为军管会的房地产大员接收了中国大戏院。经理诉苦说：
“戏院已经三个多月没演戏了。”我爹说：“欢庆解放，要让天津老百姓有戏看。”我爹熟知天津、北京梨园圈子，提出要唱七天大戏，钱由政府出。经理大喜，立刻唤人，要按旧传统安排点戏码，出水牌子。我爹说：“水牌子就不要出了，戏由我点。”经理不信。我爹说：“你以为共产党只会打仗，就不懂戏吗？”
我爹把几个懂戏的老战友请到家里商量，我娘沏茶续水也跟着忙活。有人说应该唱《龙凤呈祥》、《喜荣归》这些喜庆戏，歌颂新生活嘛。我爹同意了。我娘却偏偏点了个《钓金龟》。有老战友不满，说《钓金龟》是宣扬孝道的，共产党讲的是觉悟。我爹却赞成我娘的话，说：“共产党人就不讲孝道了？共产党最讲孝道。”我爹办事有气魄，说这件事唱就唱得热闹点儿，把梅兰芳、谭元寿、盖叫天都请到天津来，《钓金龟》让李多奎演张义的娘。我娘知道后兴奋不已。
我爹下班回来，我娘接过他的衣服就问：“七天大戏什么时候演？”我大哥放学回来，撂下书包也问：“娘，咱啥时候上大戏园子看戏啊？”我爹叫他们快吃饭，吃过饭跟他出去。我娘问：“干啥？”我爹说：“干啥？你们不哭着喊着想听戏吗，待会儿来车接咱们。”大哥美得屁颠屁颠的，他最爱京剧，以至于后来到京剧团当了业务经理。
在中国大戏院戏园子里，我爹带着我娘和我大哥坐在前排看《钓金龟》。台上演得精彩，台下连连喝彩，我娘看得落了眼泪。
剧场休息，经理向我爹汇报，说：“七场大戏，场场爆满。”他向我爹竖起大拇指说：“您是这个，没想到共产党真懂戏。”我娘说：“我们小麦不光懂戏，唱得还好呢。”经理惊讶了。我爹不满意我娘揭他老底，觉得没面子，当时就转身回家了。
回到家，我娘说道：“儿子，长大要孝顺爹娘。”我爹这时才把脾气发出来，“咣咣”地摔家里的东西。我娘也火了，问我爹：“我说的是不是实话？看戏还说不忘本呢，现在当了官坐上小车就了不起啦？”我娘瞧上的，还是当年那个说书的小子。
第二天我娘就去了北京，我爹跑到火车站拦她都没拦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