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本文阐述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概念及与粮食安全的关系。从定量角度提出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评估方法，分析了全国及不同地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安全状况。根据未来粮食需求情况和粮食安全要求，设定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目标，测算了实现该目标所需的要素投入水平。剖析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安全领域面临的以下主要制约因素：城市化和工业化不断占用耕地和消耗水资源，科技进步较慢和服务能力不强，农户经营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土地承包制和农田用水体制改革不够深入，品种和区域供求矛盾加剧，粮食物流业发展滞后，粮食市场宏观调控机制不健全。目前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尚未足够重视以下问题：土地承包经营制和建设用地征用及管理制度仍有漏洞；农田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粮食期货市场功能弱；粮食科技体制机制不健全；涉粮补贴政策不完善；化肥市场不健全，农资市场管理不到位；对平衡区与主销区激励和约束不足；粮食物流关键环节支持不够；出口国随意限制粮食出口；沿用过时的粮食统计口径。为此，要完善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和建设用地征占用及管理制度，加大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投入，完善粮食科技攻关支持办法，扩大粮食期货市场影响力，完善涉粮补贴政策体系，拓展化肥市场功能，规范农资市场监管秩序，逐步增强平衡区和主销区抓粮食生产的动力和约束力，着力缓解粮食物流关键环节约束，推动世贸组织规范各成员粮食出口限制行为，建立国际可比口径的粮食安全核心评价指标。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粮食产量持续下滑，2003年降到4.3亿吨的低点，国内粮食供求关系一度紧张，粮食安全问题再度引起社会关注。国家采取一系列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的举措，首次实现连续四年增产，粮食安全形势由紧转松，2007年粮食产量再次跃上5亿吨台阶。近几年来，全球粮食产量增长放缓，需求不断增长，库存持续下降，价格快速上涨，粮食出口受限，部分国家粮荒引发社会动荡，联合国采取维护国际粮食安全行动，再次向中国发出粮食安全警钟必须始终长鸣的警示。从2010～2020年的中长期看，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依然偏弱，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尚不牢固。尽管多年来围绕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安全的定性研究取得了众多成果，但随着形势不断变化，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正在显现，全国、各区域、不同品种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状况、影响因素以及中长期粮食安全的一些重大问题等方面定量化研究不足。为此，本课题重点围绕以往研究定量化不足的空白点，选取研究尚不充分的影响国家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安全的若干重大问题，按照边际性创新要求，结合定性分析，依托统计分析、弹性分析、计量经济模型等定量化方法，以精确化研究破解重大问题，为进一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完善粮食安全保障机制提供科学决策依据，对加快实现和谐社会和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内涵
借鉴已有的各种定义，本文认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指一定时期、一定地区在一定社会经济技术条件和正常气候状况下，通过各种生产要素综合投入、有机组合及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能够相对稳定地实现一定产量的粮食产出能力。它由耕地、水资源、资本、劳动力、科技等要素的投入能力及配置方式所决定，由粮食产量所表现，具有现实性、短期稳定性、长期动态性、区域性和可储藏性。
中国以往粮食增产主要依靠大量的、低素质劳动力或化肥的“单一”要素投入，现代意义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则是耕地、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投入能力合力推动的结果。强调“综合”生产能力，主旨在于建立“能力大于产量”的机制。虽然强调“综合”，但不能将与粮食生产直接和间接相关的各种因素都笼统纳入其中，导致内涵边界不清。必须围绕“生产能力”的本质含义，严格区分内部构成要素和外部影响因素，抓住问题的本质。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既表现为一定的粮食产量，又包含了一定的粮食增产潜能。只有当各种要素同时正常发挥作用时，粮食产量才接近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一般情况下，各种要素不能同时正常发挥作用，当期粮食产量往往低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在不同气候状况下，同样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所实现的粮食产量存在明显差异。在要素能力相对稳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以正常气候条件下的最佳实际产出来反映。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一个大系统，它由产出结果和构成要素两大子系统构成。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系统功能的运行效果如何，除了系统自身的要素配置是否科学合理外，还取决于自然气候和市场价格构成的外部系统环境。其构成要素，需要经过自然气候和市场价格的外部作用，才能转换成产出结果，实现一定的粮食产量。有些地区粮食总产量相同，但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不同，其综合生产能力也不一致，需要增加粮食单产和劳动力平均产量来进一步区别一国不同地区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大小。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构成要素分为自然基础要素、人工投入要素、结构要素和效率要素。自然基础要素包括耕地和水资源；人工投入要素包括粮田基础设施、涉粮机械装备、农业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其中前两者为固定投入要素，后两者为可变投入要素，同时前三者又称为物质装备要素；结构要素包括粮食品种结构和作物空间布局；效率要素包括政策保障和科技支撑，这两者渗透于自然基础要素、人工投入要素和结构要素之中，是这三大要素的效率转换器。特别是粮食生产政策的取向，将显著影响上述三种要素的能力发挥，其效率明显不同，它是决定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其他要素发挥效力的重要保障。
（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粮食安全的核心基础
一般国家的粮食安全包括生产安全、流通安全和消费安全，具有综合性和层次性。生产安全是粮食安全金字塔系统的根基，直接支撑流通领域的安全，进而间接支撑消费领域的安全。一个大国只有生产出一定数量符合质量要求的粮食，必要时能进口到所需要的粮食，保证国内流通领域有充足的粮食运销，通过提高收入水平或向弱势群体发放补贴等方式，让消费者购买到足够合格的粮食，才能最终实现该国的粮食消费安全。一个大国的粮食安全，一般需要依靠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国内粮食流通能力、国际粮食进口能力、弱势人群救助能力等手段来保障。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通过直接实现粮食生产领域的安全，间接支持整个粮食安全目标的实现，它是粮食安全的核心基础和重要内容。因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实现粮食安全目标的基本手段。当政府支持粮食生产的力度不足以弥补产区机会成本损失时，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就会下降，国家粮食安全就趋紧。当技术进步提高的土地生产率不足以弥补耕地流失造成的粮食生产能力减弱时，国家粮食不安全程度就会提高。在现有财税体制下，各产销区相互搏弈，当互相放弃粮食生产的搏弈强度使国内粮食总供给能力明显下降时，中国粮食就会出现不安全警情。
一般而言，一国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越强，粮食流通体系越发达，该国粮食安全保障水平越高，如欧美发达国家。如果一国的粮食流通体系不健全，运销效率低，即使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比较强，该国粮食安全保障水平也不够高，如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相反，一国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尽管比较低，自给率不高，但粮食储备充裕，流通体系发达，运销效率高，进口能力强，该国粮食安全保障水平也不低，如日本和韩国等粮食资源短缺的发达国家。只有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低，粮食流通体系薄弱，外汇不足而难以进口粮食的国家，其粮食安全最缺乏保障，2008年2-4月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33个因粮荒发生社会动荡的发展中国家就是典型代表。可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强弱与粮食安全保障水平高低并不完全一致。
不同规模和国际环境中的国家，保障粮食安全的主要手段各异。超级大国往往凭借其雄厚的国力，以强大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流通能力等手段确保本国粮食绝对安全。粮食资源短缺的依附型国家，除了确保主要口粮生产能力以实现基本自给外，一般不支持非主要口粮之外的粮食生产能力建设，而主要依靠粮食进口能力和流通能力保障粮食安全。粮食资源相对短缺的自立型国家，一般追求粮食基本自给、适度进口的目标，重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流通能力建设，以保障本国粮食安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薄弱的最不发达国家主要靠进口维持国内粮食供求平衡。一些没有粮食生产基础的城市型小国，无需建设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完全靠发达的进口能力和储备能力等手段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三）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评估分析方法
根据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概念，我们可以通过两个方面评估其大小。一是从产出的角度，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可以通过粮食产出水平来衡量；二是从投入的角度，可以通过粮食生产的要素投入能力来反映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考虑到各要素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大小、定量评估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性以及简便实用的原则，经多方面征求意见和专家咨询，确定了实际评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指标体系。为了充分吸取专家经验，对有关要素指标的权重采取派生德尔菲（Delphi）法确定，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指数及其各指标的权重见附录1.
1.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现状评估和增长测度
由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各因素指标的量纲不同，无法在不同量纲的要素之间进行定量的综合比较分析。为了评估一个国家不同地区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大小和增长变化情况，需要采用无量纲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指数（Index of Comprehensive Grain Production Ability，简称ICGPA）加以测度。从存量的横向比较看，评估各地区现实能力的大小，运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产出比较指数和要素比较指数；从增量的纵向比较看，测度全国及各地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增长变化情况，则采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产出增长指数和要素增长指数。
比较指数和增长指数测度的基本程序为：一是构建测算指标。从影响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大小和数据可获性角度，征询专家意见，确定测算指标。二是赋予指标权重。运用派生德尔菲法确定各要素指标权重。三是计算要素指数。对比较指数的各要素指标，运用模糊数学的隶属函数测度各能力要素的大小。隶属函数为一地区某指标实际值除以所有地区该指标实际值中的最大值。隶属度乘以100后构建的要素指数越大，该要素能力越强；反之，越弱。对增长指数的各要素指标，以1990年的基期数为100，增长指数大于该值，能力增长；反之，能力下降。各指标以近三年的极大值近似反映能力现状和增长态势。
2.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构成要素的弹性和贡献率测定
建立粮食总产量与投入要素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以模型自变量系数确定粮食投入要素的生产弹性。某要素弹性系数与该要素平均增长率之乘积除以产量的平均增长率，即为此要素的贡献率。粮食的科技进步贡献率为广义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在自然科学技术的狭义科技进步基础上，再包括政策、经营管理和服务等社会科学技术进步。采用索洛残差法，以产量平均增长率扣除所有要素带来的产量增长率的差额，再除以产量平均增长率即为粮食的科技进步贡献率。
3.未来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素投入预测
综合既有的各种粮食需求预测，得出2010年和2020年中国的粮食需求量，按照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适当高于粮食需求的原则，确定未来粮食产量目标的范围。所需投入要素测算方法分两种：其一，分别建立1978年～2004年中国粮食产量与主要投入要素的回归模型，将确定的粮食产量目标范围带入模型后，导算出主要投入要素的数量范围。对15年的中长期预测可信度低，需要采取定性预测（详见附录1）；其二，按照未来投入产出比是否变化的假定，又区分为动态投入产出比法和静态投入产出比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