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从上述的这些摘自《论语》中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对“士”的基本规定做如下概括：要成为“士”，首先要以学习和道德修养为己任；其次，要有远大的志向和抱负；最后，要以出仕作为自己的前途，“仕”则忠于职守。当儒术发展到了孟子时代，对“士”的要求与孔子大致相同。但是，他针对“士”的道德规范做了更进一步的规定。与诸子一道将它与道义紧密地连结在一起。
王子垫问孟子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又说：“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如士得已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又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
荀子对士的要求重在遵从礼义。《修身》讲：“好法而行，士也。”这里的法指礼法。荀子认为士的天职是正身，“彼正身之士，舍贵而为贱，舍富而为贫，舍佚而为劳，颜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纪不息，文章不废也！”
“士”倘若真能做到如上所说的几点，那么我们中国的“士”文化，将是世界上道德水平最高的文化之一。可惜，中国人的特性之一是，越是强调就越是做不到。当然，正因为我们的“士”做不到，所以才有了士和圣人的区别。
柏杨先生在总结士大夫以及门第的形成时，将西汉社会对“士”的道德要求做了如下总结：一是长时期为父母服丧，二是辞让财产和辞让官爵，三是尚侠尚义，四是廉洁，五是对恩主绝对效忠。可是先生又说：“上述五类行为，并不是每一个士大夫都做得到，但他们都竞争着或真或假地去做，并且往往做得有声有色。当然有它的流弊，最普通的是有些人把道德行为当做欺诈手段。像服二十年之丧的赵宣，按儒家规定，在服丧期间绝不许和妻子同寝，可是他在二十年之中却生了五个孩子。又像以廉洁出名的范丹，去探望生病的姐姐，姐姐留他吃饭，他竟然坚持要付饭钱。”
由此可见，要求是好的，但能做到的人太少。“士”归根结底只是人，是人就有人性的弱点，这也是后来士族没落的内在原因。
在“官本位”为主导的社会里，人才的选拔和任用是以统治阶级的思想意志为转移的。在此条件下，某些文人为了出仕，为了显达于诸侯，往往会有意无意的贬损其他文人，尤其是与自己同行的文人，以突显其地位和智慧。可以说，“文人相轻”是我们封建社会的特产，根深蒂固。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文人相轻”甚至会发展到“文人相残”的地步。对此，著名的学者和诗人郭沫若先生曾有深刻的概括。他认为“文人自来是难于团结的，所谓‘文人相轻’，差不多是一种铁案难移的判断。”
在我国古代最有名的两场“文人相残”分别发生于“士文化”形成初期的春秋和战国。其中最血腥的是发生在春秋时期的孙膑庞涓大斗法。
孙膑和庞涓本是师出同门，但孙膑比庞涓聪明强干。庞涓觉得孙膑的出现挡了他的出路，于是在嫉恨之余，决定阴谋加以陷害。他把孙膑骗到魏国，剜掉了他的膝盖骨，并囚禁了他。这孙膑是什么人哪，他见庞涓如此对他，料想到他日一定会要他的命，于是他假装疯癫，逃到了齐国。后来齐国攻打魏国，孙膑的一招诱敌深入的计策，让庞涓陷入了齐国的包围圈。齐军万箭齐发，魏军一败涂地，庞涓不能脱逃，自刎而死。既便如此孙膑也还不解气，他命人将庞涓的头割下来带回齐国，而将他的身体埋在了他死的地方，让他身首异处，死无全尸。
这场“文人相轻”的性质，由“相轻”发展为“相残”。其范围，由官场斗到战场。其惨烈，遥闻震天的嘶喊声，便窥得一二。在这场“文人相轻”中，加在孙膑与庞涓身上的有太多的政治因素和厉害关系。这也是他们之间的私怨何以造成如此局面的原因。可在韩非与李斯的“文人相残”中，一切的利益就变得简单化了，整场格斗参与者人数不多，死伤也只有韩非一个。
韩非是战国晚期韩王室诸公子之一，他精于“刑名法术之学”，与秦相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韩非虽然口吃而不擅言语，但文章出众，连李斯也自叹不如。后来为秦始皇看中，不惜发动战争，使得韩国国君将韩非送入秦国。但李斯，这个信奉老鼠哲学的人，他开始紧张不安了。因为他和韩非同窗学习数载，他深知韩非的学问功底；他和秦王嬴政也君臣数载，深知嬴政的聪明和治国大略。他清楚的知道，韩非的存在，必然会赢得嬴政的信任。他感到局促不安，为了除掉韩非绞尽了脑汁。当他一看到韩非的《存韩》时，他就知道他的机会来了，于是他联合姚贾一起上奏秦王：“韩非是韩国有王室血统的的贵公子。现在大王您想吞并诸侯，如果重用韩非，他最终会一心保全韩国而不顾秦国利益，这是人之常情啊！您现在不用他，让他长久的呆在秦国，等到把他放回韩国，秦国情况已经摸得一清二楚，这不是给自己留下祸患吗？不如找一个过错，把他借法律的名义诛杀了！”秦王嬴政刚刚从韩国谍郑国案的怒气中走出了来，李斯这些话正好切中要害，于是准奏，下令治韩非罪。李斯生怕夜长梦多，忙派人给韩非毒药，是夜，韩非暴毙于狱中！
看着历史上由于“相轻”，而死在同道口诛笔伐之下的文人，也勿怪历来人们对文人相轻都是持否定态度。认为它是中华文化中的糟粕，就连一代文化昆仑钱钟书都要抨击道：“文人好名，争风吃醋，历来传作笑柄，只要它不发展为无情、无义、无耻的倾轧和陷害，终还算的‘人间喜剧’里一个情景轻松的场面”。
其实文人相轻也不一定必然转化为“文人相残”，不到相残的程度，那么“文人相轻”也就不都是坏事。比如说鲁迅先生。今天再看鲁迅先生最优秀的杂文作品，差不多可以说都是回击别人的时候写出来的，也可以说他是在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做文人相轻这个工作。比如七篇著名的《论文人相轻》、骂郭沫若的《 “丧家狗” “资本家的泛走狗” 》、批梁实秋的《文学与出汗》、笑林语堂的《拿来主义》等等，而鲁迅穷尽一生地揭露国民劣根性正是一种最地道、最纯正的文人相轻。反过来说，那些骂过鲁迅或被鲁迅骂过的人，无论是郭沫若，还是胡适、梁实秋、林语堂、沈从文、张恨水等，无一不是在人品和文品上算得上中国20世纪的文化大师的人。
自古以来思想文化最繁荣的时期必定是文学批评最热闹、文人相轻最激烈的时候。社会在斗争中进步，文化也是在斗争中发展的，这就是所谓的“沙丁鱼效应”。在这些百家争鸣的年代，不同流派的文人为了证明自己思想、主张的正确，不停地通过与他人论争竭尽全能地支持自己观点，这时候的文人相轻就成了一场学术论争的大宴会，成了推动文化发展的一种动力，而优秀的文学作品也在这过程中得以产生。相反，如果少了这种文人相轻的刺激，文化就会多了一份惰性。惰性多了，没人可以保证我们的文化会不会变成另一个没落的士族。
中国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事物是“相生相克”的。而文化的创造者和文化批评者就是适应这一理论而生的。没有创造者，批评者就失去了意义；而批评者却是一面可以让创造者认识自己、看到不足的反射镜，没了批评者，创造者也就失去了创造出更好作品的可能。所以，健康的文学批评和真正的文人相轻对文化创造的发展是必需的。
在中国历史上，有多少文人因“相轻”而丢掉了性命。从这一层上说，中国的文明史也可以说是一部“文人相轻”的历史。而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的文人总喜欢靠骂伟人和名人来抬高自己，以显示自己的高明和有水平。这样的文人，根本是羞耻到了极点，可以说是一群恬不知耻的无耻文人。但鲁迅与郭沫若围绕着“革命文学”和“两个口号”展开的历时六年的论争，这种属于自由化文学批评、真正的、健康的文人相轻是值得肯定和提倡的。
◎不能批评
中国传统文化，一向都是定于一尊的，只有俺是老大，别人都是老二，几千年来的训练和培养，人们只能接受马屁，不能容忍批评，盖批评我就是瞧不起我，瞧不起我就是跟我作对，跟我作对就是敌人。而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是我的敌人就得一律扑杀，这不但是神圣的责任，也是不能不履行的义务。在这种阴魂之下，任何批评都像是照地雷上踢一脚，文学批评虽然危险性不大，但也跟照砖墙上踢一脚一样，结果至少是痛得泪尿齐流。
——续《大男人沙文主义》
“批评”一词在《现当代汉语词典》中被解释为：指出优点和缺点，并评论好坏。这种断其优良的“批评”也正是我们文学批评的核心。文学批评以文学鉴赏为基础，同时又是对文学鉴赏的深化和提高。它和其他概念一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文学批评，是一种在鉴赏的基础上，以文学理论为指导，对文学文本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学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和评价的科学阐释活动，是属于文艺学的一个分支。而广义的文学批评则属于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方面，从新书的评介到系统的理论研究都包含在其中，在西方社会，更是几乎成为文学研究的同义语，涵盖面非常宽泛。
文学批评在文艺学的各种研究形态中，是最为活跃、最为经常、最为普遍的一种。它从文学实践出发，再反作用于文学实践。它通过对作家认识和理解文学的性质、特点、规律的影响，来规划文学作品发展的轨道。更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和评论，影响读者对作品的鉴赏和理解，从而影响到文学的社会作用的发挥。那些达到时代先进水平的文学批评，不仅能对同时代个别作家作品起到支持、鼓励和指导作用，而且对同时代作家的创作思想、创作倾向产生很大影响，甚至能改变一个时代的文学风尚和创作风格。并且，它能极大地提高读者的接受能力和艺术趣味，帮助并促进一定时代审美理念的形成。可以说文学批评是文学的马鞭，它鞭策着文学朝一个良性的方向去发展，影响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进而影响到他们对生命、生活的态度。
然而，经济社会的今天，文学批评的现状却着实不令人满意，以至于，我们的柏杨先生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事实上中国文坛艺坛，只有“捧场”和“泼妇骂街”，而很少“批评”，更很少严谨的“批评”。所以中国只有客串捧场家，或偶尔刺一枪的泼妇，而从没有职业批评家，无论是影评、剧评、书评。影评剧评几乎被少数人包办，吃制片场，喝经理人，玩影星歌星，只有上好事，下笔降吉祥。局外人根本弄不到一个地盘，运气好的朋友，弄到一个地盘，胆敢照本实发，地盘立即粉碎，不粉碎的则另有奇迹。
且不论这种现象的形成原因，在中国这种现象的形成，其根由实在太过广泛，若真追溯起来还指不定是在那个朝代萌芽的呢。我们姑且只谈这种现象的表现。在目前的文学批评界，看似热闹非凡，热点不断。实际上根本没有多少真诚的、理性的批评。我们普遍接触到的批评，无非是给作家和作品唱赞歌的东西。与其说成是一篇“文学批评”，倒不如说成为是封“文学表扬信”。
打开电视机，翻开报纸，梭巡一下文艺版，保证你所见到的文学批评无不是满篇溢美之词。再一看给这些作品批评的还都是些在文艺批评界号称泰山北斗的人。而当我们这些读者满怀憧憬的去看那些他们赞不绝口的作品时，又有几次不是失望而归的呢？捧着手中那些被夸得天上有地下无的作品，不禁怀疑这些号称批评家的学者们到底有没有看过这些他们作评的东西。曾经在期刊和媒体上被盛赞的东西，翻看之下往往是些经不起推敲，毫无力度的废话。真不知，他们是不是只看了个书名，便大笔一挥写下洋洋洒洒几千字的评论。或者，他们跟这个作者有着什么不可割裂的亲缘关系，所以才甘愿冒着触怒天下的大不韪去给他写这样一篇违心至极的评论。又或者，他们已经对这个世界的虚伪厌恶到不屑同流合污，所以不说真话，专说反话，来嘲笑世人的愚蠢。但是，无论是哪种情况，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的评也只是以“好”字为中心的废话连篇。除了语言流畅外，绝找不到一点有用的信息。像这样的文学批评，除了是“捧场” “凑热闹”外，实在是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