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来，在浓厚的封建礼教包围下，女人的身材就是丈夫的专利品，不容外人窥得半分。因此中国女装的裁制一直采用直线式，即胸、肩、腰、臀完全平直的剪裁方式，使女性身体的曲线毫不外露。旗袍虽来自少数民族，也一样不能免俗，这种将人包成桶的穿衣方式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可惜，我们在东西方第一次文化交锋中，就败在了英国人的枪炮之下。西方以曲线为美的审美观就这样堂而皇之地走进了中国大地，悄无声息地影响着中国女性服饰的潮流。
到了二十世纪初期，“旗袍马甲”悄悄地在上海孕育生成，并且以锐不可挡之势在全国流行。它是一种长至小腿，类似旗装式样的无袖马甲，成为现代旗袍的最初款式。此后，旗袍在边、袖、襟、领等处作了一些改动，增加了装饰物，出现更多的繁复变化。但是始终保持了旧式旗袍平直宽大的风格，沿用传统的直线剪裁方式，使女性窈窕身段不得显露。后来西方文明在中国度过了一段漫长的潜伏期，它的影响在妇女穿着领域开始渐渐显露出来。首先应战的，就是我们有两千年历史的“粽子”理论。在中国妇女开始领悟到“曲线美”之后，便产生了对旗袍粽子风格和一成不变的款式的强烈不满。于是开始对它进行改进，推陈出新，力求把自己身体的优美曲线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可想而知，这经历了怎样的一场伦理上的论争，和现实中的拉锯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旗袍宽大的腰身开始慢慢地收紧，高高的领子也在一寸一寸的降低。到1934年后，女性的身材曲线终于显露了出来，原本高耸及耳的领子也被降成了无领。曾经短至膝盖的下摆被一度延长，使之落地遮住双脚，称为“扫地旗袍”。与之相反，原来能遮住手腕的旗袍袖子渐渐缩短至了肘部，以后又缩至肩下两寸，到了1936年以后几乎成了无袖。
这些还只是形式上的小改动，真正颠覆满洲旗袍的是它高高开启的衩。据考证，满族人的旗袍下摆是不开衩的。后来随着旗袍袖子的缩短，在它的左边悄悄开了个低衩。那时人们才发现，那种在旗袍下摇曳生姿、若隐若现的美丽。后来旗袍的衩越炒越热，越开越高，渐渐的高及膝部，后又高至大腿。这时原本还冷眼旁观的传统男人开始受不了了，暴跳着要求将“开衩”降低。在这种对“衩”的疯狂声讨的舆论压力下，旗袍的开衩一度回归膝盖。可是，当人们将目光一从女人的腿上转移，原本的旗袍开衩又迅速地高高升起。到了1933年，这种大开衩旗袍终于在一片讨伐的声浪中走向了流行。
旗袍的开衩意味着封建思想对女性身心荼毒的终结，意味着女性解放进入了新的纪元。正如柏杨先生所说：“女人服装，变化则奇大焉。”与之随行是女人的独立思想在生成，独立的审美观在生成，新时代的女性在生成。从这点说，岂不变化奇大焉？
无论承认不承认，洋大人的穿鞋文化确确实实已把黄帝子孙征服无误，我们如果不赶紧想出别的花样，恐怕万世不得翻身。正人君子不信的话，不妨到街上■■，准叫你油然而生“试看今日域中，竟是谁家鞋的天下”之感。不要说穿中国固有的“靴”和“凤头缰”啦，便是穿大陆上还流行的布帮鞋，有几人耶？即令有人大胆穿出，其土豹子之相，也将笑掉假牙。
——《柏杨妙语》
在2000年，一部《流星花园》让这样的理论深入人心——“每个人都应该有一双好鞋,因为这双好鞋,会带你到最美好的地方去。”于是，年轻的女孩们更是疯狂地往自己的鞋柜里增加存货。我们的古人没有看过《流星花园》，事实上他们连电视都没有看过，但是他们与我们一道在对鞋的认知中，都将它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上。古人关于衣着的言论中就包含了“上衣，下衣，足衣”之说。而所谓的“足衣”指的就是鞋与袜。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鞋的地位是很高的，从古经典籍中那些对鞋的规定，特别严肃，特别认真就可以看出。在沈德潜的《古诗源》中记载道：“行必履正，无怀侥幸。”说明鞋在先人的观念里与我们极为重视的道德有密切联系。而若论起我国的“鞋史”也是源远流长。
我们最最原始的鞋子产生于距今大约在五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由兽皮简单缝制而成。我国第一双靴子出产于新疆古楼兰，距今已有四千年的历史。而在三千多年前编写的《周易》上，就已经出现了代表鞋的“履”字。战国时的孙膑被庞涓陷害遭了膑刑（敲碎了膝盖骨），不能行走，就用硬皮革裁成“底”和“帮”，发明了高皮绚，也就是汉民族靴子的正统始祖。
这些鞋子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在地域、气候、民族和政治经济的影响下，形成了各种不同的风格。又因为制作材料、式样、用途的细分，鞋的种类也就丰富起来了。根据制作材料的不同，通常可将鞋子分为草葛、布帛和皮革三种。其中布帛鞋是指以大麻丝、绫、绸、锦等织物缝合成的鞋。用皮革、棉毡等制成的皮鞋和皮靴，又被称“马靴”或“高统靴”，原本是北方游牧民族的特产，花样繁多，分为：旱靴、花靴、皮靴、毡靴、单靴、棉靴、云头靴、鹅顶靴等。后来随着民族融合被汉族所接受。
从鞋的式样看，在每个历史时期也有其特色。在汉代多穿布帛鞋，且这种鞋呈分叉状，用麻线编织鞋底。因外形尖翘，又被称为双尖翘头方履。等到了魏晋，在原有布帛鞋的基础上，开始流行在鞋头绣上双兽纹饰。可到了北齐时，不怎么舒服的屐（有木齿的鞋，由扁、系、齿三部分组成）却流行起来。南北朝之后，北方广泛流行靴，后来传至江南，兴盛于唐代。朝代更替，当唐朝变成宋朝，作为前朝遗物，皮制的鞋依然在社会上流行。那时男性多穿小头皮鞋，女性的鞋则分为圆头、平头或翘头。等到了元末，这种由皮革制成的鞋子开始转向为鞋头高耸、鞋底扁厚的女式布帛鞋。
当我们的“鞋史”发展到清朝时，鞋子的革命主要发生在女鞋上。它的鞋底多为木质，高一寸至五寸不等，是上宽而下圆的形状，因此被称为“马蹄底”或“花盆底”。而鞋面上的工艺相对于前代也是十分考究的，不仅由绸缎制作并绣有各种吉祥的花鸟，甚至一些贵族妇女还在上面镶嵌各种珠宝。但是，这种鞋不会舒服，只适合一些年轻力壮且养尊处优的人，所以老年妇女和身份低下者多穿着木制的平底鞋。
这些看上去五花八门的鞋子最终都会传到我们的脚上。以过去的生产力而言，在“鞋事”上如此讲究，实有浪费和迂腐之嫌，可是，细思一下，它陪伴我们的时间，也就不觉得在上面用些精力是种浪费了。在我们的生活中，衣服也好，鞋子也罢，当我们选择时一定要那些适合自己身份的、合体的、舒服的，这才是我们服装革命的主旨所在——穿得舒服。
在我们的鞋子革新史上，我们一直走在让自己的脚更为舒服的路线上，当然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在物质极度丰富而思想极度困乏的时期，我们也走过华而不实的弯路。但是，中国的鞋子归根结底还是十分注重舒适性的。
随着社会与科技的进步，鞋子日益成为一种文化，其内涵也愈加丰富，从品牌的取名到产品的设计再到工艺技术的管理等等，都渗透着奇妙的构思和技巧，中国的鞋文化与制鞋工业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面对全球化浪潮的不断冲击，中国的“鞋文化”与“鞋史”只有沿着有中国特色的道路革新下去，才会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富贵功名是“正路”
◎钱与话语权
有钱而不用钱的人，遇事穷兮兮。想用钱而没有钱可用的人，遇事也穷兮兮。这两种人岂不是相同乎哉？曰：现象上相同，盖都是穷兮兮也，但实质上却不相同，一则是自己的安全感不同，二则是社会上的观感不同。再吝啬的富佬，到处都有人拍他的马屁，希望拍出几滴油水来；而再慷慨的穷光蛋，绝不会有几人看重他也。
——《柏杨妙语》
穷人，顾名思义，无田无产者也。富人，穷人的反义词，意为有产有钱者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穷人与富人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都是生活在社会上的人。二者唯一的不同就仅在于一者穷困，一者有钱。而就是这细微的差别，造就了二者在社会中不同的处境。
在与人类社会最为相似的蜂群社会里，有着极严格的社会等级关系。在它们的世界中，作为底层劳动者的工蜂每天都持续不停地穿梭在花丛间采集花粉、花蜜，为蜂群的生计而忙碌不停，更甚者当有外敌来袭时，它们更以自杀式的袭击来保卫蜂群的安全。可是，在这个社会里，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工蜂，却只能食用最为粗糙的花粉。而那只整天除了吃就是睡，再来就是生孩子的女王蜂，却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但是，您可曾听到过工蜂的抱怨？可曾见到过工蜂因为不满而造反？没有。首先我们听不懂蜂语，就算它们在我们面前嗡嗡细语，我们也不知道它们说的是什么。其次是因为小小的蜜蜂没有人类的高智商，它不会因为自身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而去造反。再者，以它身为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觉悟，它深知，即便它跑到蜂王的面前去抗议，也不会得到任何回应。因为它根本就不具备那种“话语权”。在蜂群的社会结构中，决定蜂的社会地位的是它们的生殖能力。根据它的不同来划分蜜蜂们在社会中的分工和地位。
在人类社会里，即便我们不愿意承认，也会有意无意地发现，我们的社会结构中仍然保留着这种原始的等级关系，仍然有人在扮演着工蜂和王蜂的社会角色。只不过，我们比他们进步，无论是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因此聪明的人类绝不会用“生殖能力”来决定一个人的社会角色。我们有更为高妙的依据——钱。在人类社会里，钱不是简单的一般等价物、交换媒介，它被人类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含义。它不仅是一个人的经济基础，也是一个人的社会基础。它决定着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一个人在社会中享有的权利，也决定着一个人的话语权。
侧耳倾听人类历史的呼吸声，我们会发现，与人类社会发展相伴的是越来越安静的人们。在原始氏族社会，当一个氏族遇到问题时，必然是氏族成员团团围坐在一起，进行讨论。到了奴隶社会，我们的东西方文明开始分化。在西方古罗马城邦中是由一群掌握着国家、经济、政治、军事命脉的人来说话。而在我们这个古老东方之国中，同样是由这群掌握着国家基础的人来讨论，但最后说话的却只有那个继承大统的人。等到了封建社会，全天下的模式又基本相似了，所有的“话语权”都集中在了一个人的手中。只要是从他口中说出的话，就叫做圣谕，就是法律，就会生效为国家意志。当人类跨越了“绝对平等”和“绝对专权”的时代后，我们终于步入了“相对”的时代——资本说话的时代。至此，人类的“话语权“终于走出了贵族高官的手中，回归于人民。但是，请注意，在这里所说的人民乃是掌握着话语权的人民。而这些享有如此权利的人民必然享有了与其权利相匹配的财富。
一个穷人永远也不可能去指导富人怎样生活，怎样过上舒服的好日子。一个穷人，哪怕他拥有“话语权”，并通过这项权利的运用向人们传达真理，又有几人会听，会信呢？千万别说那些在历史上出身穷苦的皇帝。纵然他们曾经贫困潦倒，但是当他们一旦掌权，他们就会变成富人，一旦变成富人他们就会是这个社会的优势群体，就会彻底脱离“无产”这一行列。像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平民皇帝，刘邦和朱元璋。他们哪一个不是在称帝后成为全中国最大的地主，又有哪一个不是在称帝后，竭尽所能地保护本阶级，即地主阶级的权益。从根本上说，在历史上，中国大多数无产的平民是从没有过话语权的，他们只是在一个又一个大地主的权力交替中，苟延残喘。要是哪一个大地主对他们剥削得少一点，对他们而言，他就是明君，这政策就叫无为，这时代就是太平盛世。
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游戏规则都是由富人来制定的。这就使得贫富的竞争中没有所谓的公平，它种种制度的产生就必然带来对穷人不利的后果。也难怪在穷人想要胜出富人时，富人们总是嗤笑一声，甚至不屑附和。因为他们知道，这种被超越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于是，在我们的历史上，思变的穷人变成富人，然后去占穷人的便宜；不思变的穷人，就一直当他的穷人，被富人占尽便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