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富崛起：参与全球新经济时代
历史上的大帝国都必须首先是财富崛起然后才是全面崛起，纵观历史上每一个大帝国崛起也的确都有一套自己的聚敛财富的手段：
美国是靠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投机、良好的移民和教育制度；
英国是靠庞大的殖民地经济、强大的海军和工业革命；
法国是靠殖民地、掠夺欧洲财富和工业革命；
俄罗斯是靠不断地扩张、参与欧洲战争、抢劫亚洲大陆；
德国是靠建立战争机器；
日本是靠接受西方经济和法律制度、国家军国化、军事掠夺；
西班牙和葡萄牙是靠海洋扩张、殖民掠夺；
荷兰是靠把握欧洲的海洋贸易、港口贸易；
中国最为君子，在世界大国中可以说唯有中国真正做到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中国自古是靠挖掘自身潜力。中国有这样的可能，是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统一市场，仅这一点就在当时的世界上绝无仅有。包括罗马帝国这样一个与中国同样庞大的帝国，它的内部也是一个主要依靠掠夺和奴役形成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和平的贸易体系。中国则自秦、汉、唐、宋、明、清都是依靠自身的庞大贸易体系和广大农民的劳作，这其实也是中国能够和平崛起最重要的依据之一。
就在太平洋湛蓝的海水之下有一条从美国加利福尼亚的黄金海岸，经由夏威夷延伸至日本海岸的海中经济带。这条经济自由区总长5000英里，其中海洋生物十分丰富，因而也就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夏威夷海洋生物学家杰夫·波洛维纳说，这条太平洋洄游路线“是重要的海洋巡游区”。
“这项发现的最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太平洋中的生物并不是漫无目的地游动，相反，它们固守着老路线，尤其是‘叶绿素锋面’——给这条超级高速公路更加确切的名称。这一锋面正好横穿太平洋。这条通道出现的原因显而易见：食物。这里是‘小餐馆’林立的地方。如果背离这条通道，那就好似在某个下雨的安息日在威尔士的乡村小路上迷了路一样，就是游上好几百英里，也找不到食物。”
对于海洋来说，全球自古就“一体化”了，然而海洋中的生物却仍然形成各种经济区，而不是在海洋中平均分布，这和今天已经经历全球化500年的世界何其相似！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并不独立于自然界之外，人类社会的许多经济模型都可以在自然界找到镜子，同样，我们了解了自然界的“经济状态”也总是能启示我们未来该如何走。
不知道海洋中的生物归不归上帝管，但西方世界是听上帝话长大的。而西方世界则是人类几百年来的财富巡游区。西方的财富不是上帝给的，上帝只给了他一本《圣经》，他的财富是抢来的，文明地说是竞争来的。从北欧的海盗到罗马帝国的大地主、之后的殖民者，再到拥有特权的欧洲贵族，最后到今天衣冠楚楚的跨国公司CEO，这就是欧洲人走过的历程。当西欧是一种封建领地经济时，欧洲的城堡就是财富的象征——他们的地位、财富和权利都仅次于坐在封建领主经济顶峰的国王，这些城堡的主人实际上很多人都是军队的将军，每一次战争之后不幸的人死了，幸运的人则成了财富的拥有者。太平洋中的这条巡游区的形成同样得益于两个条件，其一是海洋地理因素；其二是生物的生存原则：弱肉强食。也就是说，海洋中的巡游区与人类的经济社会都遵循的原则有着一致性。它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全球化绝不是全球平均化。全球化从某种意义来说则很容易将某个国家卷入到流失财富的陷阱之中。
其实全球化只是流通的全球化，对于经济而言则总是有中心的。原因是人类社会总是在遵守着这样两条规则，即财富总是聚集在少数人手里和人类又不可能有绝对的平均化这两条规则。而竞争的存在，也就是在说中心总是会转移的。
中国自秦汉帝国时期开始，直至18世纪一直是世界财富的中心之一，只是西方在科学知识和社会制度方面有了超越之后才有了大规模财富转移，而中国要做的就是重新成为一条人类财富未来的巡游区，即回归盛唐时代。
海洋是开放的，但如阿根廷人所说：“开放并不等于增长”。中国开放的目的是为了交流，而交流的目的就是使财富流动，这样才会拥有竞争的机会。例如冷战时期也是双方财富的冷战。社会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的老练成熟面前显得那么稚嫩，以至杜勒斯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预言到了前苏联的失败。然而失败者也不是一无所获，他有一个收获就是清楚了自己，清楚了别人。这也许听起来颇有点讽刺，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来说，从长远的历史来看，这是一件好事。这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沧桑的历史，荣辱不惊、百折不挠是这个民族的生存哲理。中国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绝对不仅仅是一种出于政治需要的形式，而是保持了对成功与失败的社会总结和思考，再对比和学习西方的经济手段，加上它本身几千年的经济哲学，这就是预言中国必将后来居上的论据。
经济不是绝对的自由，任何游戏都有规则。社会主义善于从宏观的角度行事。自然，在初期它表现得像个孩子一样，但不是说这方面毫无价值，二战后，无论在前苏联还是中国，作为经济恢复期它们都做得很好。冷战的双方对经济的分歧主要是国有还是私有，宏观计划还是市场经济，其实主要的就是对经济活动的控制程度和手段的分歧。而一旦中国既学会了西方的市场理论又总结了宏观计划之后，是不是就更多了一张牌？
数次金融风暴带来了要对资本流动实行控制的声音，经济边界的淡化带来了民族商业保护的要求，这成为现代经济辩论中的两大中心问题。而这些在以往的西方传统经济学中是不被推崇的，那时他们相信的是自由经济，他们相信完全的自由经济可以带来完美的生活，政府不需要干涉什么，因为市场有一只无形的手，它会自动调节整个市场的运作。但今天，西方的经济教科书已经改了，西方人终于放弃了经典的自由。再自由的经济学，没有政府有意识的干预，市场就像是一个没有节制的机器，形成运转、疯狂运转、冒烟、崩溃，然后休克，然后再运转、疯狂运转……这样一个循环，它的确带来了无限繁荣，但也带来了真实的战争后效果，即经济危机后的社会就像是刚刚经历战争后一样虚弱，并且这种经济危机造成的打击也绝不亚于一场举国战争。
所以，西方知道了自由经济的危害，也悄悄地接受了政府管制的良药——不要以为西方世界就是完美的，他们同样在悄悄地学习我们，只不过他们觉醒的比我们早一点而已。
如二战后的中国台湾，它曾是亚洲四小龙之一，算是一个成功的发展中地区，但它的大部分经济其实都是由台湾地方政府控制的，这种控制至今仍然表现明显，官方还在社会经济中进行着大比例投资。
韩国也是一样，甚至更明显，韩国的钢铁、汽车、电子工业等许多韩国人为之骄傲的经济领域，实际上很多都并不属于私人财团而是属于韩国政府，但这丝毫没有影响这些企业的效率，这些企业现在都是世界著名的大企业，有非常强的竞争能力。
中国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调和，而是为了超越，经济上尤其如此。
其实，从经济学上来说，无论从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即无论是从效率还是从市场竞争能力上来看，并没有证明私企必然优于国企。也就是说，中国不是说要完全私有化才能赢得利益，政府控股的国有企业并不是完全失败的。如果说他们的第一模型在韩国，那么第二模型则在中国。韩国在国有控股企业经营方面做得都很好，中国可能会借鉴他们，但中国显然需要考虑得更长远、更深刻，所以中国只会借鉴而不会全盘模仿，中国必然会形成自己的、具有超越性的经济模式。
全球化不是意味着富国可以为所欲为，也不是说穷国可以任意讨价还价，而只是意味着竞争的机会更多了，也许世界现在还没完全领教到中国人善于竞争这一事实。
在国际经济学中谁都知道金钱是力量的源泉，而国际政治学也明白地告诉我们力量是“立法”的最好工具，一个简单的逻辑而已。
“那么什么是最现实的选择？”
既然是在现实中选择，那就首先要有一个现实的分析，然后再有一个现实的结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现实的民族，我们的智慧往往应用在从百姓生活到国家谋略的任何方面，对于这点，从整个东方的宏大历史谋略到中国人的细小造假行为，无一不是例证。
所谓分析，就是要知己知彼。首先要清楚我们处在世界经济发展的什么时期，它未来几十年的发展趋势是什么；然后清楚我们自己处在什么地位，拥有什么样的起点。分析唯一的要求就是客观，要不带任何民族感情的分析，然后才是制定民族国家的客观发展规划。分析出要达到这个发展规划的条件是什么，目的是什么。
从中国民众普遍的雄心壮志来看，中国的长远目标有可能成为世界发达富强的国家之一，那么实现它的条件是什么？
从世界经济发展来看，经济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共同的效果体现，是一个系统运行，而这个系统本身也是不断改变的。在英国圈地运动以前，整个世界的经济是一种由无数小农经济组合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之后，技术导致效率提高，效率提高又导致整个经济系统的改变，整个系统开始围绕更高效、更有利可图的工业经济这个核心运行。同时，政府政策也在不断地适应着经济的要求，或者被动地调整，或者主动地改革。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政府政策也就随之改变而改变，不然的话，经济发展就会受到阻碍，反过来，政府统治也深受经济停滞、倒退之苦，正如明治维新和同时代的大清帝国相比一样。看起来好像适应别人领导的技术进步似乎是中国近代才遇到的问题，其实，世界一直如此。只是中国太过于轻视技术，对它的研究自古就很弱，尤其是对技术、经济及社会的系统研究。大清帝国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然而相对西方社会而言它却是一个陈腐的经济系统。
如果象征近代文明的电力和社会机制没有跟上，那就难以想像后来西方和整个世界社会是什么样。现在也一样，电脑和网络的出现又带来了一场新经济，这次没有圈地运动那么明显的社会阵痛，但是如果社会机制没有及时跟上，它所带给后来者的影响同样沉重。我们现在就是处在一个新经济时代的初期，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那么，什么是新经济？
所谓新经济就是与传统的经济共识标准不一样，而不是经济本身的本质区别。如原始社会我们以一件兽皮、封建社会我们经常以一头牛、19世纪的工业社会我们以一辆汽车、而20世纪我们以拥有多少著名商标等为我们判断财富的标准，但在我们现在的新经济时代，标志某人拥有的财富标准却是这个人控制着多少条形码、基因专利、新应用软件甚至网络游戏等，即这是一个知识经济时代，而不再用沉甸甸的具体实物作为炫耀的资本。
这就很明确了，所谓新经济，就是公认价值的变迁。历史上最大的富翁之一尼布甲尼撒，他的宫殿就是一座用无数黄金与白银装饰起来的富丽堂皇的建筑，但在今天，他也许会改用条形码来显示财富。
信息经济就是未来的新经济，其所要建立的社会也是信息社会。也许最大的变化是，新经济最为重要的产物——信息，是一种流动的智慧资源。国外有人认为它“不具有‘对立性’”。类似于软件，我们可以使用同一种软件，而不再是像以前那样，我开一辆汽车，你就无法和我开同一辆汽车。这就产生了一个市场空间变化，可以说一辆汽车对应的消费者最终只有一个人，而一种软件从理论上说最终可以对应所有的人。如网络游戏就是一种越来越多的人共同使用的产品，我们只要开发出一个游戏软件就可以无限地复制，甚至可以说人人都拥有一套也可以不花任何成本。
这样说容易令人产生错误的印象：好像从事信息商业无利可图。实际上正相反，它的利润优势十分明显。印度和美国的硅谷产业经济就是很好的例证，不要以为纳斯达克的指数下跌就意味着信息社会的垮台，应该这么想——它是在为更大的冲击作准备。
这种知识经济达到了以往经济无法相比的程度，即每一个产品都可以对应全世界的市场，并且也体现在时间上，谁第一个投入了这种产品谁就等于占领了大比例的市场，而第二个投入同种产品的也许只能填饱肚子，到了第三个投入产品的，那简直就是一个蠢货，怎么还会有市场等待他呢？
我们一直在说，边界从来阻挡不了商品，最多只能提高商品的成本，尤其在现代社会，软件产品的传递几乎就是瞬间的，只要你看到了市场，只要你有了对应的产品，那就意味着财富。有人这样形容现代经济，说某个新加坡经纪人在电脑前打了个喷嚏，触动鼠标，结果造成一片交易混乱。这就是信息经济，它实现了人们梦寐以求的轻松、快捷，但却瞬息万变。其实信息经济的真谛就是，智慧就是金钱。
新加坡经纪人打喷嚏导致的混乱是信息经济还不成熟的表现，也说明了信息经济同样遵循古老的系统经济规律。除此之外，它不同于以往的经济的特征就是：一、信息千变万化，单个信息产品生命周期很短；二、它的成本不是以往的固定投资，而是个人或整个社会的教育投资和创新机制；三、网络的存在，使得这个经济的每一个点都可以和整个世界相联系。
这似乎预示了这样的结果：一、抢跑者盈利；二、贫穷而聪明的人有了赚钱机会；三、机会无限。
自然，信息经济的快捷也是一个考验人类如何保障公平竞争，防止垄断的时机。这种经济太容易垄断了，微软公司不过用了10年就几乎垄断了世界计算机的操作系统，至今无人能比。而谁都知道，垄断就意味着社会竞争力退化，所以我们必须维持我们的经济公平竞争原则。也许人类早就明白了经济系统需立法支持的原则，最早的例证就是公元前一千多年前颁布的汉谟拉比法典，颁布这部法典的目的就是对租赁行为作出认可和制定游戏规则，确定裁判原则。
中国现代的改革目的就是重新建立一个高效的经济系统——中国要建立的这个高效的经济系统是不是一个卓越的信息经济系统要看改革的进程，但这是成为经济大国的重要条件之一。
如果仅仅是中国人到处都有，这也毫无意义，其真正意义是说这遍布世界各地的中国人，每个人手中都握有一张智慧与金钱的牌。知识与金钱实际上是这个世界最根本的两样东西，一个是头脑的思考，一个是现实的利益，这正是人的两只手。在美国有一句通俗的话：“美国人的知识掌握在中国人手里，美国人的钱掌握在犹太人手里。”在未来几十年里，这是值得中国思考的。
分析和预测中国的现实经济地位和实力的时候，决不要过分相信一些经济学数字，这只是表面的统计而已。实际上，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是和它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潜力相联系的，这才是民族复兴的真正动力。正像人们赞叹犹太人非凡的赚钱头脑一样，人们也应该同样恭维中国人，因为在国外，中国人和犹太人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
“都是远离祖先来到一个文化、社会环境陌生的国度谋生，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拓展经济或科教事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吃苦耐劳而又机谋通透，都是经商或科研的天才，都在同所在国同行的竞争中显示出不平凡的本领。”
从太平洋小国到英美帝国，海外中国人的实际地位和财富都是引人注目的。他们之所以不像犹太人那样声名显赫，一是因为中国人受传统的内敛哲学的影响，二是因为他们的祖国昔日是一个强盛的大帝国，而今天则是刚刚喘息待定，它昔日的地位和历史令其他国家害怕和嫉妒，如果说反犹是因为犹太人的宗教和金钱的话，那么反华则是因为他们的恐惧和中国人传统的强盛。
这不是虚言。
世界各地有3000多万华人，大多数是成功者。英国《经济学家》分析：“凭着擅长等待时机、深谋远虑和无与伦比的三缘（同族血缘、同乡地缘、同行业缘）网际的精诚合作精神，华商成为极富活力的经营者，多数在海外经商十分成功”。
香港《亚洲周刊》言：“华商掌握的资本十分惊人，包括一般小华商在内，至少有流动资本2万亿美元左右，股票资本1.5万亿美元左右，两者相加为3.5万亿美元左右，几乎是一个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
“美国华人200万，华商兴办的企业5.6万多家，资产总值在1400亿美元以上，仅投资股票、债券、财政证券就达800亿美元。陆海通和利兴等9家华商投资的房地产业已超过50亿美元；陈世卿、郑天任、王嘉廉等上百家电脑公司的资产超过250亿美元。”
“欧洲25个主要国家有华人120万，华商在金融、保险、房地产、超市、电脑、运输、石油、医药、建筑、珠宝、工艺品、餐饮、服装皮革、装备机械等领域的投资逐步升级，总资产超过300亿美元。”
“加拿大华人50多万，华商从1986年投资购买温哥华‘万国博览会’所用的土地开始，滚动开发写字楼、大型酒楼、商厦、住宅等不动产超过80多亿美元，每年获得5亿美元以上的可观利润，使温哥华由一个沉睡的海湾城市变成一个环太平洋地区的经济中心。”
“即使在离中国10000公里的南太平洋的西萨磨亚这个只有16万人口的岛国，也有5000多人的华商帮，在该国的超市、电讯、房地产、服装、五金工具、水产加工、农业、照相等领域占据50％左右的营业额。这一切无不证明，华商确实像犹太人那样有很高的才智和惊人的毅力，不论在哪一方国土，都可以生根、开花、结果，取得非凡的成就。”
掌握知识不仅说明中国人离现代科技不遥远，还说明中国人已经为将来的经济强国打下了第一根桩。
“目前美国有世界一流科学家12万，其中华人和华侨就有3万多人，占据1/4还多。美国许多大学的系主任中，约有1/3为华人所担任，其中尤以任物理、化学、计算机、数学、机械、自动化等系主任居多。美国电脑研究中心的20个部门主任中，有13个为华人和华侨担任。”
“美国现代装备工程学会中一半以上的分会执行主席，都由华人担任。美国宇宙飞船阿波罗号自1969年实验发射以来，有1400多名华人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参与工作，约占全部技术人员的1/3以上。他们中有已经登上过太空的张福林（1985年4月）、陈翔（1992年7月）、焦心中（1994年7月）等华人太空科学家，他们在美国征服太空的伟大壮举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极为重要的角色。”
海外中国人为什么容易成功呢？这恐怕应该归功于中国传统中一直注重个人素质、能力培养，外部统治的压力又迫使中国人养成含蓄、忍耐、待机而动的性格，不轻举妄动，而是充分利用各种机缘谋利，并且总是注重利益分配，为不断发展铺就更宽的道路。而现在的新经济实际上更适应中国人。
中国经济行动的方向应该是全球性的。而中国人对全球的两张网则更应该依靠民营企业和已经遍布全球的华商，保证这张华商网的利益流向的就是两点，一是中国的根文化；二是中国强大的经济市场。
？ 龙吟之乐：正在谱写
那么，作为一个庞大实体的中国，绝对拥有非常多的优秀人才，但似乎这么多的优秀人才都聚集在一个国家里反而不行了，是这样吗？不，中国仅仅是落后了200年而已。别忘了，中国在2000年里一直是东亚的经济中心，同时也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但是现在，则是要暂时忘掉这些，忘掉我们曾经的辉煌，以一个普通投资者的角度客观地了解中国的现实。现实地比较一下，依据综合国力给各国的打分分别是：美国100分，日本60分，法国、英国和德国都是50分，而中国只有25分。这与其他国际公认的对中国国力的评估结果一致。这就是现阶段对中国的一种评价，但无论中国还是国际显然都不是为了看目前的分数，更看重的是对中国未来的分析。
中国直到19世纪初还是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经济体，显然中国只是在近200年由于外来侵略才衰落的。但现在中国经济又开始迅速增长，如果以预计的平均每年6％的速度增长，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也按照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计算的话，那么到2030年中国就将取代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强国。中国近些年来一直保持每年大约有500亿美元的国际资本流入中国。原因也是世界资本越来越看重这个庞大的市场，这简直就是一个商业的“新大陆”，这种汹涌的投资颇有点像殖民时代人们疯狂地涌向澳大利亚、美国海岸去淘金一样。这个金矿那么显而易见，也容易挖掘，连另一个差不多规模的市场——印度都逊色得多，印尼、东南亚、非洲等则更为逊色，就是因为它们没有这么强劲的增长。
中国的经济增长甚至使日本的经济黯然失色，它停滞了10年。这也有可能使中国重新成为世界的经济重心之一，当然亚洲也会因此改变力量对比，亚洲将更倾向于中国。日本现在最为焦虑的就是它的未来将明显受到中国的影响。新加坡瑞士信贷银行的亚洲问题分析家说：“如果继续保持稳定的中国并能够使其国有银行摆脱债务负担，慢慢降低储蓄率，促进需求，保持大量出口和使其国有企业具有市场竞争能力，那么10年后中国就将形成对美国和欧洲的经济挑战。”
“尤其是亚洲邻国怀着害怕、忌妒和钦佩的复杂心理，注视着它们中间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去年中国吸引的外资占外国人在亚洲投资总额的3/4，为450亿美元，比前一年增加17％。而远东其他国家吸引的外国投资总额却减少5％以上。”
这是国际上对中国的通常看法，夸张的成分不大，复杂的心情可以理解。
中国的发展战略迄今为止是一个成功的发展战略，中国在决定自己战略的时候，更多的是从传统思想中获得思想力量，这就使得中国更像一个大国那样始终自己决定自己发展的规则。同时，中国也同样从大国现实实力角度分析自己——中国目前还只是一个工厂，而美国、欧洲是老板，新加坡、韩国则是工厂的经理，也是工厂的拥有者和管理者，获得的利益中大份额是他们的。但中国正在做的就是不使自己局限于工人的地位，而逐渐增大自己的份额，同时，按照自己的步骤成为这个工厂的股东，直到成为最大的股东。
了解了世界新经济趋势，也清楚了自己的地位，接下来是什么？就是了解阻力是什么，我们该干什么了。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在接受美国《华盛顿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我认为，中国肯定将在今后50年，或许在今后的25年中成为一个超级大国。按照历史标准，这种速度是相当快的。”“我对中国的看法是，它的未来尚未写就，而是正在谱写。”
沃尔福威茨的意思很明白，就是中国这首曲子怎么个谱法，最好由美国人来定调。因为他们拥有盎格鲁·萨克逊人同盟，拥有世界的经济和创新核心，拥有最大的实力。美国人显然很自信：它既然可以中止前苏联宏大的旋律，也就有能力主导中国的曲调。相反，如果放任中国，那么中国“几乎肯定”将在本世纪成为一个超级大国，而且能对美国构成威胁。
“我想说，我们首先对中国的政策走向，以及我们在那里看到的事态发展表示关注。”
“实际上，我认为，这个国家作为整体应该在这种基础上统一起来。”
“我并不认为中国一定会成为一个威胁——不过，我认为，如果我们自鸣得意，那么实际上就可能助于产生相反的结果。”
“正在崛起的中国是否能与其邻国和平共处？”
其实，国际上一直拥有一个反犹太联盟的同时，也一直有一个反华阴谋。这并不是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是种族和文明这个更深、更远的原因——因为欧洲人相信，中国实际上一直是东方的罗马帝国，西方引以为骄傲的罗马帝国在存续时间、强盛程度、帝国经济能力和文明影响力上根本无法同中国相提并论。西方一直怀疑，一旦中国重新拥有他们历史上盛唐时期那样的辉煌时代，那么西方人很可能会被中国人从世界各地重新驱赶回狭小、阴暗的欧洲，欧洲将从此一蹶不振。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遏制不仅仅体现在政治上，也体现在经济和各个领域。例如引进外资，尽管中国吸引了相当多的外资，但相对于中国的整体经济规模而言，按比例计算中国实际上仅仅排在140个国家当中的第47位；又如，在引进技术方面，西方世界并不是将真正先进的技术引入中国，例如，韩国三星公司就把技术含量较高的液晶显示屏生产活动转移到马来西亚；摩托罗拉是中国的最大外国投资之一，该公司最大的半导体装配和测试车间却设在吉隆坡；世界第二大家用制冷压缩机生产商松下冷机公司，也是把先进产品的生产从它在日本的基地转移到新加坡，大多数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工厂只生产低档产品甚至仅仅只是组装、加工之类的工作。
又如，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上，美国、日本和西欧一致要求中国改用浮动汇率，要求人民币增值，这实际上是一种遏制中国强劲发展的策略。我们清楚地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美日的贸易赤字不断扩大，特别是日本的汽车产品大举占领美国市场后，两国的贸易摩擦日益加剧。1985年9月，美国与英、法、联邦德国秘密策划，最终逼迫日本，于纽约广场饭店签约，降低美元对日元和欧洲货币的比价，史称“广场协议”。在这之后日元从250日元兑1美元一直升值到1996年的87日元兑1美元。这以后，日本的经济就一直陷于停滞状态，而美国却得到经济持续增长。今天，中国在重复日本上世纪80年代的迅猛崛起之势，美国和欧洲国家就企图利用同样的手段遏制中国。
但我们知道，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有一种“4C”跨国界流动现象，所谓4C指资本、企业、消费者和信息。这在网络经济时代将更加明显，这也是国界日益淡化的原因。这种流动的结果就是，一些国家获得大量4C，在全球4C总量相对稳定时，另外一些国家必然会失去对4C的控制。而货币比率的变动就是调整4C流向的手段之一。吸入大量4C的国家就会出现持续的经济发展，而那些可怜的失去者则流落街头，成为经济巡游区中的乞讨者。日本的担心就是如果日本经济长期停滞必然带来4C的大量流失，最终让日本重新回到1868年以前的状态。中国不是日本，中国没有在冷战中丢分，作为一个传统的商业民族也不会在新经济时代丢分。美国和欧洲的企图在中国身上未必行得通。因为中国既是一个大市场，又是一个有传统强盛地位的国家，更重要的是中国一贯以自己的方式思考、行动；此外中国又是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国家，中国现在的意识形态又不同于大多数国家，这一切使得国际上对中国未来的走向难以琢磨，这实际上是21世纪最大的疑问。
在国际社会促使人民币升值的过程中，我们很容易注意到日本也是其中主要的参与者，可谓己所不欲，却施于人。但对东方世界来说，这不难理解，中国和日本既然在现代同时成为亚洲的大国，那也就意味着肯定存在天然的竞争。只是自中国开始改革后，亚洲国家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眼睛只盯着日本，而是开始盯着中国。因为中国商品的力量几乎很快就影响到每一个亚洲国家，中国既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也拥有质优价廉的商品，还拥有巨大市场，同时还拥有亚洲发展中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人力成本优势，也就是说中国仅在经济上就拥有多种手段，既可以应付挑战也可以用于贸易报复。如有效地阻止了亚洲金融风暴，但这也说明如果日元贬值，那么中国人民币本来也可以大幅贬值，那亚洲其他国家的日子就难过得多了，中国商品可以很快占领他们的市场份额。但中国反其道而行之，说明中国已经不再是亚洲经济世界的弱小者，相反，它已经具备强大的稳定亚洲的力量，它正在走向经济成熟期和强盛期。
当然，除了经济手段，西方认为，中国的发展也可以像日本当年那样，使用强大的军事力量把亚洲像捏橡皮泥一样塑造成一个中国殖民乐园，把整个亚洲揉进中国庞大的经济体中，亚洲国家尽管还会在政治地图上存在，但在经济地图上其实早已经成了中国的一个个经济省份。但这不是中国的选择，中国有自己的道路，即与邻国相安，共同致富。中国已经开始和东盟10国开始了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计划不迟于2010年成立。这就是国际上对中国矛盾的心情——国际上最大的矛盾就是中国既是充满利益的诱惑，又是一个可能迅速成长的庞然大物，这个庞然大物是友善还是邪恶？外界无法准确判断，只有中国自己知道。无论美国、日本和欧洲怎样打算遏制中国，中国都必须走自己的路，按照自己的发展需要设计步骤，而不是掉入日本、美国和欧洲为中国设计的种种陷阱中。
中国对未来是充满自信的，因为中国人清楚，只要按照目前的发展计划行事，中国迟早会重新强大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以中国人的智慧，相信中国可以在国际社会中游刃有余。如建立自由贸易区其实既是全球竞争的需要之一，又是中国恢复传统势力的步骤之一，美国可以拖垮前苏联，但美国这个天生的利益追逐动物几乎很难阻止中国的成长，因为中国不仅仅是对手，还是利益的提供者，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美国并没有想到好办法。建立自由贸易区自然有多重效果，经济一体化就意味着许多问题的一体化，许多矛盾可以化解，共性增加。如中国和东南亚许多国家有边界问题，但中国的智慧对处理这类矛盾并不发愁，实际上，解决了利益分配问题就解决了许多矛盾。
中国一直在给世界造成这种印象：中国无论怎样，都既是一个巨大的金矿也是一个经济百慕大，这是一个测试你运气的好地方。而西方人本质上是贪婪的商人，可以为了金钱而甘愿冒一切风险，他们一定会来中国的，也就一定会带来他们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等，而中国正需要这一切。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西方世界毕竟已经控制了这个世界长达500年，他们拥有几乎所有领域的优势，中国目前仅仅是刚刚起步，一切还都那么脆弱，有些时候甚至显得不堪一击。如中国十分脆弱的石油运输，只要美国封锁马六甲海峡，中国经济就会在数周内瘫痪，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在经济方面，中国已经加盟世贸组织，但并不是说中国已经具备与世界各国平等贸易的基础——人类的竞争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公平和自由，只有各尽所能地保护自己，掠夺别人。美国尚需要各种借口保护自己的利益，何况他国！必要时，美国和它的联盟一样动用权威使日本妥协——这和150年前美国舰队打开日本国门有什么区别呢？
显然，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未来之路具体化，以便我们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清楚了我们的起点和阻力之后，就会了解我们在未来几十年里必须保持什么样的步伐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如果要想顺利实现未来50年的目标，那么这50年的经济条件和目标具体化就是：
1.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长率，大体应该在6%-9%之间；
2.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3.将来要建成的信息经济系统至少相当于美国、西欧的水平；
4.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应该是1/4-1/3；
5.可以负责地为亚洲、西太平洋地区建立统一经济区贡献力量；
6.成为一个真正的、完全的核心，能从创新机制到人才培养等全领域为亚洲服务；
7.具备应付重大意外情况发生的能力。
新经济并不违背基本的经济规律，资本积累是必然的一步，新经济只有可能加速这种积累。圈地运动和殖民地掠夺使西方世界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从而促使工业革命诞生。而资本的积累又使他们权利的不断增加成为可能，反过来，这种权利又保证了财富继续向欧洲流动。一些城市成为财富的聚集地，如鹿特丹、马德里、威尼斯、伦敦、巴黎、维也纳、热那亚等都是在这一时期成为世界的财富之都的。贸易的发展又促进了整个西欧的资本积累。更重要的是，适应这个经济系统的社会也同时建立起来。银行、信贷、合同和商业法律日益完善，这让整个西欧的经济马达可以飞速地转动起来。而中国，现在要做的就是再次重复历史，只有达到这些目的才能在经济上抗衡美国，但应该注意的是，抗衡美国、欧洲是中国为了保护自己的发展目的，不能简单地为抗衡而发展。
也许，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在自己的桌子上贴上这样的座右铭：钱本身在任何时候都是无罪的，它是最忠诚的朋友，它只服从于会利用它的人。中国人已经成功地抛弃了一些陈规陋习，走上了正常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的钱是钱，社会主义的钱也是钱。
在中国发展的道路上，我们还必须同时注意到地缘战略。发展地缘经济是中国经济走向全球化的必然步骤，同时也是中国成为大国的条件之一，因为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本来就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地缘经济和中国经济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并且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以中亚为例，中亚地区是世界矛盾的舞台，这里的利益事关重大，从政治到经济，每一枚铜板上都刻着宗教和尖刀。这里影响着中国的西部腹地，而且美国的势力已经因为前苏联的退潮而大举渗透进来，从美国的势力地图上来看，中国实际上是处于半包围之中，中国必然要加强在中亚地区的地位，积极开发内蒙、新疆和西藏，并应该在有能力的时候向中亚投资。
其实中亚国家的周边环境也决定了中国必然会成为他们的主要贸易国之一，俄罗斯和中国、印度是这一地区最重要、最庞大的经济体。中国应该加强和中亚国家的经济联系，中亚国家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性越强，美国插手中亚的机会就越少。这是一个直接的地缘经济—政治法则，很有效。同样，只要有利益存在，任何事情都可以改变。又如日本，日本是美国的亚洲战略支柱，这根支柱之所以存在几十年，就是因为中日之间的互不信任，然而中国如果要实现大战略就必须同这根支柱打交道，如果你说这是权宜之计，那也可以，当日本与中国的利益联系大于与美国的利益联系的时候，日本必然会选择依靠中国，这就是利益的力量，或者说是金钱的力量。
中国在今后30年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贸易大国，将是一个很现实的变化。可以想像，那是一个远比今天的日本和德国都庞大的经济体，甚至到了那时，日本也不得不谋求与中国的合作，这样才能保持日本自己的利益。
其实在国外，中国已经被看成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了，只是出于政治原因和战略遏制目的还没有承认这点。这也能从蜂拥而至的国际投资中看出来，资本投资者不会把自己的资金投在一个没有市场规律的地方。也许，这些原来万恶的资本主义者会看到，他们日夜盼望中国市场化，而一旦中国真的如他们所愿动起来，其实也只是中国的调整而已，他们会发现中国的力量是这样庞大，甚至很快就要把他们变成附属地位，如日本，一直参与美国的遏制战略，但一旦中国改革起来，它又立刻意识到，中国强大的力量有可能把日本重新变成中国的追随国。日本会沦为中国的追随国吗？日本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国的追随国，而现在则是美国的卫星国，亚洲人之间的互相猜忌是亚洲不幸的根源之一，但也别忘了美国和欧洲的种族思想中，他们从来不认同日本人。日本人从历史角度来看，它不可能成为亚洲的引导者——这只有在中国四分五裂的情况下、日本强盛到足以对抗美国的时候才有可能；日本也不可能真正成为盎格鲁·斯克逊集团中的平等成员，日本和白种人都有根深蒂固的种族思想；日本也无法完全、长期地对抗统一、强盛的中国，从思想到实力，日本都不是中国的对手。日本实际上只有一条出路可走，那就是接受中国的日益强大，而且，这种情况随着中国的强盛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每天，世界都将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报道，这也成了中国发展的日记：
“无论是菲舍尔·迪贝尔和施蒂尔·泽根这样一些德国中小企业、英特尔和土宁这样一些美国的高技术公司，还是松下和先锋这样一些日本电子生产厂家都进入中国。中国可以提供使企业家们的心跳得更快的一切：价廉物美的工作台（由于低工资）、不饱和的市场以及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如果说过去外国康采恩到中国投资主要是为了躲避这个国家的高进口税和在这个巨大的市场上立足，那么现在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外国康采恩到中国投资是迫不得已的事，以便从中国向世界市场提供产品。”
在美国加州圣迭戈附近的兰乔圣菲，这是个拥有5000居民的小城，一年有300天阳光灿烂的日子，整齐而翠绿的草坪随处可见，桉树香气四处飘溢。这座阳光小城还有良好的人文环境，这儿的儿童享受最好的教育；治安与其说是警察的功劳不如归因于人们的道德素质，这儿的汽车没人上锁，汽车钥匙就那样悬挂在汽车上。整个城镇没有超过两层的房子，这是大家的约定，即保持这里的乡村气息，不在街道上装路灯，不进行奢华的装饰等。
自然，依照美国的准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里是美国地价最贵的地方，一所住房平均售价为170万美元，配备的空地最少是8000平方米。
在这个小城里，没有邮递员挨家挨户地送信，那是因为大家想多制造些见面交流的机会，大家都自己到邮局去领信，然后有机会交谈，互相了解，毕竟大家都很富有，彼此交流的机会并不是很多。这就是美国最富有的小城，这里的年人均收入达到12万美元。
在这里忽然提及美国的这个小城，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平民目标，而这也许就是中国平民支持中国未来战略的强大动力，因为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这样的梦想。中国实在需要这样的小城，而这是中国人曾经数个世纪所拥有的，而且并不罕见，就在大清帝国和民国期间，宋霭龄还在为山西商人的豪华、奢侈而惊讶，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再次拥有？
只要中国的国旗不被收买，中国就有希望。国外对中国的种种叵测居心实际上才是中国经济的最大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