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奉行的和平发展既有历史渊源也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状况，同时，这种和平理论更符合国际社会的要求——全球化过程毕竟已经历时500年，已经不再是欧洲殖民时代的血腥时期，而是一个谋求和谐共处的时代。自然，这并不表示全球化没有孕育矛盾，但如果中国这样的大国力主和平的话，显然符合普遍的心理。伴随着亚洲力量的崛起，传统的亚洲和平意识必然会为今天充满竞争情绪的世界带来和谐的希望。
雨果·格劳秀斯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最早的法理界定者，他的这种对安全的解释和维护就是源于对个人安全的定义和保护。基本可以归纳为五条：一、不侵占他人所有，包括财物、人身生命、名誉、精神伤害等的个人所有；二、如果有过侵占，则必须归还原主人，包括利息或由此衍生的其他利益；三、人人都应该保持良好的信用；四、个人失误造成对社会或他人的伤害和损失应该有所补偿；五、有罪当罚。我们可以轻易的得到比较结果，这与孔子、孟子所宣扬的仁、义、礼、信、廉、耻、智几乎完全相同，可见人类对公平、合理、秩序、和谐的社会有着不谋而合的一致。这也证明中国主张的和平崛起所包含的儒家哲学思想是一种十分符合人性的政治，如俗语所言，人心向背关乎天下得失。政治自古就与人心息息相关，这不仅体现在中国历史中，同样也将印证在未来的数十年里。
英国国际关系学家赫利德·布尔在30多年前就提出与格劳秀斯大致相同的国际安全论调。他同样先谈个人在社会中的安全愿望，再谈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安全要求。“人们在通常生活中希望的社会秩序不是那种由某个个人或群体关系随意制订的、一成不变的模式，而是一种有预计的目标、进而实现某些预期目标或利益的生存计划。”在赫利德·布尔的绕口令中，他显然是在说维持生活就需要不停地工作和计划，而能保证这些得到执行的则是一个安全的环境，这是基本需要。他要求的这个社会必须保证三个条件：一、这个社会的多数人能够幸免于难；二、社会契约能得到认真对待和执行；三、成员应有的私有财产权及其他公民权利必须得到尊重。依此类推，国际环境中的国家如同社会中的个人，国家安全也有相似的三条要求：一、国家不受威胁和侵略；二、国际条约和政府间协定得到共同的遵守；三、国家主权和领土得到完整保持。
赫利德·布尔进一步论证应维持国际社会的存在，而不是让它演变为一个全球帝国的内部社会，也防止产生国家等级化，如产生权力强大的超级大国、拥有众多势力范围的地区强国和落魄的小国等。历史上，欧洲的教皇曾经成为西方世界的神圣领袖，导致欧洲经历过一段黑暗时代，神圣罗马帝国同样使欧洲产生了一个超级大国，威胁到许多欧洲小国的存在，今天的联合国会不会有朝一日成为世界的神圣罗马帝国呢？它如今拥有对绝大多数国家的制裁权，甚至军事干预权力，还有强大的跨国公司，它们对许多弱小国家而言都是庞然大物，它们甚至可以用金钱的力量操控一个国家的政治，还有各种极端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种族主义等众多超越边界的组织都是威胁一些国家——有时甚至是大国的国家安全。
现在，中国参与进来了，世界一直在窃窃私语，这究竟是福还是祸？当日本在20世纪60～80年代重新崛起为一个大国的时候，欧洲人也在危言耸听，猜测日本会不会取代美国，美国对日本的防范之心也日益昭显，从加强驻日美军到逼迫日本签订广场协议，美国遏制日本上升势头的用意再明显不过了。但最终世界不得不接受日本强大的事实，日本从军事实力到软实力都在影响着世界，甚至美国国内。中国的潜力远比日本巨大，故此，世界对中国的疑虑也远比日本深刻，只是中国不像日本那样迅速和来势汹汹，而是颇为温文尔雅，这也许正是中国和日本的不同之处。日本第一次崛起的时候整个亚洲都受到它的攻击，它的崛起实际上是建立在亚洲的血腥之上的；日本第二次崛起（上世纪战后至90年代），只有日本自己变得富足了，其周边国家并没有得益于日本的富强。但中国不同，中国仅在上升的初级阶段，其周边的十几个邻国都感受到了中国经济蒸蒸日上的好处，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国和东南亚签订的自由贸易区协定和中国在1997年金融风暴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这赢得了东南亚国家普遍的信任。无论这是出于中国睿智的外交考虑还是中国的切实需要，都证明，当世界要求中国放弃威胁的时候，世界也必须放弃对中国的敌视，当要求中国接受世界的时候，世界也必须接受中国，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利用世界资源和市场，世界也才能从中受益。
在这场谈判中，主动权显然是在世界，而不是在中国，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国是一个和平大国，并不善于向外侵略，它的经济发展也不像欧洲那样要依靠建立在庞大的殖民统治基础上，中国的发展历来是自我发展型的——中国的汉、唐、宋、明、清等强大朝代都不是依靠向外侵略而建立的，而是自我经济发展的结果。相反，中国强盛之后周边诸国都会从与中国的贸易中得到利益。
在世界与中国的交往中，世界实际上至今还没有学会尊重中国，自二战后，世界应该认识到，与中国打交道至关重要的一条是：安全，即要保障中国的安全，这种安全是全方位的，而不仅仅是军事方面的，众所周知，现代经济是建立在对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和能源运用上，中国的安全也需要这种关乎国计民生的经济要求。中国对此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自1840年以来，中国历经了100多年的屈辱，这不是轻易能忘记的，中国时刻在提醒日本不要忘记过去的战争，实际上也是在提醒世界，若是世界想要一个和平的中国，那也要证明世界不会再对中国构成威胁。
中国的经济这些年是最为世界所瞩目的，世界应该使中国拥有正常的经济成长空间，而不是刻意地排挤中国——这些年经常能听到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浪潮。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20%，而中国的国内总产值只占世界的5%，相比之下，欧洲与中国的人口和面积相当，却占世界的20%，美国则占25%。世界不可能永远让中国保持在贫穷状态，这不公平，中国理应成为一个富足之地。其实，无论世界怎样看待中国，中国都将有能力重新崛起，中国改革25年，中国在全球贸易中份额就增长了4倍，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能保持8-9%的年增长率，这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中国没有为这种增长建立一块殖民地，完全是自我努力的结果，这充分证明了中国的能力。自然，中国的增长打乱了欧洲为世界划定的经济地理格局，这先前已经被日本打乱过，现在是中国。那么，欧洲人和美国人应该明白，这种新经济平衡早晚会到来，与其像日本到来时那样被动应付，还不如早为中国让出空间，同时谋划怎样在新经济平衡下重新保持安稳。
在领土上，美国和欧洲国家也清楚，中国并不渴望进行领土征服，但绝对要保证自己固有的领土，但在价值观上则不同，中国在初期或者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不会像西方那样四处派出传教士，但这不等于说中国会全盘接受西方的那一套理论，中国是一个传统文明大国，这一点会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逐渐让世界印象深刻。中国不会自行其道，而是会融合世界，包括西方的种种有价值的文明，从而发扬出一种有超越优势的文明体系，自然这不是短时间内能完成的，中国的新价值体系不是类似救世主那样的宗教信仰，但会让世界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这其中不得不再次提及文明冲突这个现实，但无论怎样冲突，结果都是由人来证明何种理论是适宜的、优秀的价值观。对普通人而言，实用的就是优秀的，这些普通人将最终影响政治家的喜好倾向。对此，中国已经表现出初期的美丽。中国的社会不是一个西方式的法制社会，但也不是独裁专制社会，政府既拥有相当大的权威，也有十分活跃的私人经济，看起来矛盾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在中国却运行得相当成功，尽管在现在中国的确有种种矛盾，但中国总是有办法协调，这在外国人看来颇为不可思议。同时，就是因为它有效。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研究中国的这种经济和社会模式，如印度、拉美国家、俄罗斯及巴西，甚至阿拉伯国家。这让世界看到，即使不执行西方的道德伦理和某些发展经验也可以致富。
同样，中国在面对世界的时候也应该小心警惕。在中国20多年的发展中，世界首先大加怀疑，然后是惊讶于中国稳定的高增长，然后猛然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接着就蜂拥而至，现在是琢磨怎么从中国的增长中分得一杯羹。中国人不得不说，老外成熟了。例子很多，如美国近几年来不断想利用汇率问题敲诈中国，现代经济学告诉我们，利率的变化有调节世界财富转移的作用，美国无疑是想利用汇率把中国的经济增长变成美国的经济增长。典型的还有，中国经济的增长肯定要扩大对世界自然资源的需求——中国对铜、铝、锡、锌矿石的需求占世界总需求的1/3，日本于是利用其已经建立的钢铁行业地位，与世界三大铁矿石公司联合提升铁矿石价格，竟然一次直接提高71.5%的幅度，起初人们还认为这是玩笑，但结果是真的，这一点使美国和欧洲的钢铁公司都怨气冲天，但还不得不接受事实。类似的还有中日争夺俄罗斯石油等。中国曾经翻来覆去想过怎样对付遍布世界的那些奸诈的商人，最终发现还是那句老话最适合，即有理、有利、有节——既要谨防世界对中国经济成果的瓜分、剽窃，也要有意识地让世界其他地区分享到中国利润，但中国应该是这一分配比例的制定者。
这种打交道不仅在国界之外，在国界之内亦然。如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相比，在税制上有“超国民待遇”。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改革初期往往需要引进外资，这就需要提供一些优惠政策，这无可非议，但要让这种优惠不至于演变成为外资企业固有的优越感和成为排挤本土企业的成本优势，这样就有悖引进外资的初衷了，对本土企业也会造成伤害。在中国，地方政府为凸现成绩，会给外资企业过大的优惠以吸引外资落户本地，这种优惠结果演变成为一场“优惠攀比”，结果外资企业也就势得寸进尺，外资企业本来就有各种商业优势，现在再加上充分的政策优势，结果迅速占领市场，民营企业举步维艰，国有企业也明显感受到竞争压力。在种种优惠政策中，最直接和明显的就是民营与外企的不同税赋，民营企业税赋明显要比外企沉重得多——据香港《经济导报》报道，外资企业名义税赋是15%，实际税赋是11%，内资企业名义税赋是33%，实际税赋是23%。结果造成这种现象：外企享受超国民待遇，国企享受政府津贴，民企独享高税赋。“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中，公平、公开可谓重中之重，并最终决定了市场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这场税制改革之辩，从某个角度说明了中国引进外资政策已经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是继续给予同一个市场上不同企业不同的待遇，还是抓住时机创建市场公平竞争环境？”
随着中国的“入世”及对世贸组织所承担的义务的基本完成，这个问题也将迎忍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