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传统的东亚大国
《参考消息》曾登载了一篇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于2005年4月23号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所作的演讲。其中李光耀提到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的观点：“中国崛起”的说法是不恰当的，比较准确的说法应是“重新崛起”，因为中国一直是东亚地区的大国。从技术上和经济上来说，中国从公元500年到1500年在世界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只不过在过去的500年里，欧洲和美国超过了中国。亚洲开发银行估计，在1820年的时候，也就是在工业时代刚刚开始的时候，亚洲经济占世界总产值的3/5.
中国在东亚的传统地位并不需要多说，无论世界历史还是亚洲历史，失去了对中国的论述也就失去了对亚洲的论述，可以说东亚的命运是和中国连在一起的，中国受到内乱或者受到北方游牧民族入侵则整个东亚都将蒙受损失，而中国强盛则整个亚洲都会享受到中国带来的利益。
中国在东亚的核心地位自秦统一中国直至鸦片战争，历时两千多年。只是在鸦片战争后，中国自身陷入到迷茫当中。但即使从1840年算起，至2050年中国重新崛起，也仅仅是中断了200年，无论是世界还是亚洲对中国在亚洲的历史地位并不陌生，对中国在不久的将来重新崛起的能力也没有多少怀疑，只是对中国重新崛起后如何运用它的力量以及是否会对过去令中国受辱的国家采取报复而心存猜疑罢了。
？ 日本：菊花与武士道
日本是一个独特的国家。
日本社会普遍接受佛教，但又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取其“精髓”，不可思议的是日本人是如此理解佛教的劫与人的生死了结之间的关系的——生前的罪恶就在生前了结，与死后的灵魂无染。一劫了却，一劫复生，周而复始。所以在日本人眼中无所谓正反，只要是为国家民族奋斗的人都是值得敬仰的。无所谓对与错，只有成功与失败；也无所谓荣与辱，只有民族利益得失。这也就解释了日本人为什么既崇尚佛教又对武士道精神如痴如醉。
在欧洲也可以找到一面日本的镜子，那就是英国。从地理上和岛国文明来看，日本和英国非常相像——它们分别孤悬于欧亚大陆的两端，不同的是英国面对的是一个自罗马帝国之后再也没有统一过的四分五裂的欧洲，这使英国能够有效行使一种“英国因素”，即利用英国的力量竭力反对任何欧洲国家统一欧洲大陆的企图，即“联合的噩梦”。无论是法国、德国、俄罗斯还是瑞典，只要谁有统一的企图，英国就会毫不犹豫地支持反对者，并且往往成为反对者中的中流砥柱，这就是英国的“制衡原则”。而今天，面对欧盟的形成，英国则显然颇为矛盾——无论加入或者反对，都是置英国利益于他人的股掌之中；日本的烦恼则正相反，日本两千年来一直是面对一个统一的大陆，即使是在它分裂的时候，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也一直没有机会像英国那样在亚洲大陆施展“日本因素”，它对这个大陆帝国的影响仅仅局限于明朝时期的沿海地区，即“倭乱”，而从来没有上升到影响中国进程的程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只是在近100年的发展中，才借西方的殖民行为上升为制衡中国的重要国家。
而且很明显，即使是这种制衡也要有两个条件：一是需要盎格鲁·萨克逊联盟的支持，并且只能是这个联盟整体战略中的一部分；二是必须在中国这个大帝国软弱无力的时刻才行得通。这种情况仅仅持续了100年而已，现在中国又回到了以前的状态——稳定、统一，并且很显然，接下来就是它的迅速强大——似乎中国的历史总是这样演变的。但这一次不同于以往的是：
一、这时不仅仅是演绎东亚历史了，而是处在全球化之中，日本拥有更多的选择，尽管形势也更复杂；二、日本在总体实力方面历史上第一次超越了身边这个大帝国，这种情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三、日本与中国拥有同样的文明和人种，但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日本与中国的战略不尽相同，甚至是敌视中国；四、中国的长远战略必然引起国际上的一些疑虑和矛盾，在矛盾激化的时候，日本可以做出选择；五、如果认同中国的地位，日本将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日本，这个我们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给予过充分重视的邻居，似乎第一次有了可以超越中国、主导亚洲的机会，它怎么会轻易放弃呢？国家竞争中还从来没有主动放弃权力的先例。其实它也从来没有真正臣服过中华帝国。在公元7世纪，日本向隋帝国派出遣隋使，国书中将日本天皇与中国皇帝并称，将日本与庞大的隋帝国等同视之，毫无敬畏之心。也就是说，日本一直就存有一种野心，希望强大、害怕被孤立，这种心理和英国的心理非常相近，但英国面对的是纷乱的欧洲，而日本则只能忍耐，以至在日本有一种人被称为忍者，这种文化显然出于这种岛国政治心理。毕竟，如果出于日本狭隘的岛国政治心理的话，他们认为来自中国的威胁似乎远大于中国强大所带来的利益。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就曾经试图挑战中国的权威。在平安时代（公元794～1192年）后期，日本人开始向海外寻求发展，从朝鲜到中国海岸及南洋都有日本人的活动——这类似于北欧海盗对欧洲沿海的活动。在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成为日本的实际主宰者之后，于1592年率军入侵朝鲜，这相当于第一次正式向中国挑战。在朝鲜史中，由于这一年是夏历壬辰年，因此把这场战争称为“壬辰卫国战争”或“壬辰倭乱”。1598年11月，明王朝派出的舰队与朝鲜组成联合舰队，在露梁海域与日本舰队决战。海战进行了将近两天，日本共计损失约450余艘舰船，日本海军全军覆没。朝鲜将领李舜臣和明军将领邓子龙在战斗中先后牺牲。随后，失去海上支援的日军陆上部队全部被歼，壬辰战争就此结束。此后，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日本侵占朝鲜的战略其实就是按照丰臣秀吉的战略步骤进行的，即首先占领朝鲜，然后进一步侵略中国。
大前研一是日本的企业家兼经济学家，他写过一本《新国富论》。从中可以看出，他的目光一直关注着中国，毕竟中国的重新强盛是二战以后日本面对的最大课题。2000年，大前研一在中国各地进行了旅行，并制作了一部名为《觉醒的大国》的连续电视报道。2002年4月又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冲击》的书。他在书中说：“‘中国睡狮’的时代已经过去。以超过12亿人口为背景的优秀的劳动力，投入最新设备为产业背景的中国经济，强大已是没有疑问的。有关中国的报道和著作，各种看法不一，既有‘中国威胁论’，也有去中国投资的指南，甚至还有中国行将崩溃的预言。”大前研一是日本著名的学者，其政治眼光颇为敏锐，日本目前正处在我刚才所说的5种状态之中，大前研一要探讨的也就是最后的疑问——日本不可能完全重新回到明治维新以前的状态，即成为中国身边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伙伴，也不可能完全征服中国，那么，何去何从呢？
“由几位中国问题专家合写的《中国的世纪，日本的战略》一书中，有专家认为在制度改革方面，人们看到的是‘全球化的中国，发展中国家的日本’。
也许，正如这本《中国的世纪，日本的战略》一书的书名一样，日本正在承认这个刚刚到来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而日本只能在这种状态之中设计自己的发展战略。
但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也应该注意到两点，一是日本不可能真正重新回到过去小伙伴的角色；二是日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要比中国强大，至少它会一直是一个一流国家，是一个中国非常重要的邻居，无论它的外交还是经济对中国来说都有重要的影响。针对这两点，也许需要告诫中国：一、不要再梦想把日本当成仆人对待；二、最好把日本纳入自己的政策轨道。
藐视日本是中国的历史传统，但如果现在还继承这个传统则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赫德森研究所所长赫伯特·伦敦曾在《华尔街日报》舆论专栏发表文章说，日本的“文盲率为零，领导层稳定，日本商品在世界市场中很受重视，精通西方的管理技巧，信仰有目的的集体行动，因此，日本的未来并不是没有希望”。该所不久前还出版了一本书——《日本作为超级国家的再次崛起》，再次论证日本已经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超级大国了。
就在我们正确看待日本的时候，盎格鲁·萨克逊人的联盟也在研究日本这个昔日的挑战者——日本输掉了那场战争，为什么却得到了胜利的果实？今天的日本正是当初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美国和欧洲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认识到必须想办法阻止日本重新加入中国阵营，因为这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无论它倒向哪一边，国际政治的天平都会向那一边倾斜。在名古屋的南山大学执教的国际问题专家罗宾·利姆说：“如果日本人真的没了希望，他们可能开始考虑默许中国的势力。因此，日本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经济健康发展对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都至关重要。”美国在二战中击败日本，1986年又逼迫日本大幅提高汇率（这导致了日本近10年的经济停滞），美国也曾借助冷战和朝鲜战争的爆发而大力恢复日本实力。或扶或抑，而美国一直在充分利用日本这枚重要的战略棋子。这一次，面对中国的发展，美国又会面临一个如何制约日本与利用日本的问题。历史也许会重演，但也总有变化——日本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而不再是一个失败的挑战者任人支配了。
单从近几年的朝鲜核争论来看，本身朝鲜的那一点核力量并不会构成什么真正的威胁，而只是由核蜂刺理论推导出来的导火索罢了。仅就东北亚地缘政治而言，这里是日本、韩国、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五方上演石头、剪子、布的地方，整个朝鲜半岛只是一张大谈判桌而已。俄罗斯希望不被排斥在外，希望能够继续参与这个关系俄罗斯熊屁股的地区；中国希望维持现状——这样最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和反遏制战略；韩国希望谋求削弱朝鲜的军事政权和威胁，并进一步向统一靠拢；美国则对朝鲜局势拥有最大的发言权，因为朝鲜局势的紧张本身就是由于美国第四次扩张而一手策划的；而日本则是站在一个可以借机调整战略、谋求最大利益的台阶上。大家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朝鲜不应该掌握核武器，因为这个武器的投掷方向永远都是一个未知数。
日本十分清楚美国的第四次扩张，也明白中国的强大意味着什么，它有可能是处在最矛盾的位置，但也可以是处在两边都可以敲诈的有利位置。美国在日本的驻军本来就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是抵御红色势力的南侵；二是牵制日本的军国主义发展。日本对美国的导弹防御体系也是一种矛盾心理，与美国的联盟是一种外交权衡的依靠。
日本对中国的态度也是相当的矛盾，它曾长期向中国提供大笔的日元低息贷款和无偿援助，但也不放弃参拜靖国神社和向中国表示礼节性的战争道歉，这一点已经成了经常点燃中国民族主义者怒火的打火机。
日本对于美国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的表现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正如《朝日新闻》的一位国际事务评论家在文章中所写的：“日本发觉自己只不过是一台自动提款机，挨一脚才能吐出钱的提款机。”
对中国，给予中国的贷款无疑类似于一种战后补偿行为，持续不断的挑衅活动无疑又是一种警告和敲诈；对美国，从1986年制定强迫性的“广场协议”用以提高日元汇率，到2003年的第二次海湾战争，日本人很烦恼——为什么总是扮演这种提款机的角色？日本对美国明显的带有剥削性质的要求——日本提供经济支持而又很少给予政治回报的做法已经十分厌烦。“广场协议”导致了日本近10年的经济停滞，导弹防御体系又限制了日本独自发展军备的愿望，而日本希望进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也一直没有得到实现！以其强大的经济规模而言，日本明显感到自己总是被排斥在国际决策权力之外，这被日本认为是一种不公平。
普林斯顿大学日本历史学家谢尔顿·加龙说：“看一看除美国以外的国家，那些能够在世界问题中发挥重大作用的都是二流的欧洲国家：英国、法国甚至瑞典。日本在一些问题的讨论中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日本人根本没有要成为世界公民的想法，在改变美国的优势地位方面也没有做出什么努力。”
日本目前还和美国保持着联盟的关系，但开始一方面利用这种关系，一方面又有意识地影响中国。同时给予中国贷款和参拜靖国神社看起来很矛盾，但实际上都是日本影响中国的战略手段之一。从长远来讲，美国和中国都希望拉拢日本，但又对它强大的实力有所顾忌，都不希望它成为一支独立的、具有威胁性的力量。
日本也并非不可能成为中国的盟友，关键就是如何处理相互的地位和关系。美国和日本结盟是建立在日本战败以及面对前苏联的共同威胁的基础上的。而中国不可能走同样的路，最大的可能就是这种结盟能为双方带来的利益要大于失去的利益，谁都清楚，在经济网络遍布的世界中，几乎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
同时，日本也在蹙紧眉头，其实日本对外界一向有自己的思考：如何才能达到最佳的状态？既能维持日本的亚洲大国地位又能占有亚洲的市场呢？它清楚无法阻止中国的发展——中国长期贫困也不利于日本，但也不希望中国重新剥夺日本来之不易的大国地位，所以日本只能在一个狭隘的区间内选择，即不能和中国全面对抗，也不能让中国过于超越日本，最好是能将中国纳入到西方七国已经控制好的世界经济体中，中国每赚得1元钱，日本就能从中国市场赚得1.1元钱，这样既能不过分限制中国的发展也能保持对中国的优势。
从长期来看，日本希望保持民族的纯洁性、大国地位和经济地位，但日本也很清楚每一个国家的理想都是在角逐中争取来的。中国和美国，甚至重新强大起来的俄罗斯都像巨大的板块挤压着日本，甚至在某种情况之下，这几个板块还会联合起来对日本施加压力，这种联合有时是战略性的，有时是技术性的。如二战时美国主导的战略性联盟，技术性的如历史上的三国干涉还辽等。
从经济层面来说，一个繁荣的中国比一个贫困的中国对日本更有利。日本认为：无论中国将来是比日本富强还是像今天一样相对落后日本，由于日本执行的都是一种特殊的经济政策，即开放中的保守经济政策，因而它都能获得巨大利益。相反，如果中国的经济像某些经济学家预言的那样将会崩溃，那中国处于维持政权的需要会加大专制统治，一方面可能会走向穷兵黩武的方向，一方面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动荡，无论怎样都会对整个亚洲造成严重冲击。当然，日本同样担心，中国经济的强大迟早会大规模增加军备，这不但会威胁到日本，而且还会令世界产生新的冷战。日本也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价以应付这种新军备竞赛，军备竞赛往往会产生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如果今天朝鲜真的走向核军事化，那日本必然要以自卫为借口也进行核装备。如果说朝鲜只不过是出于核蜂刺理论的想法而采取的一种威慑手段的话，那么日本的核军事化则完全是一个核超级大国的再现，此举必然要引起中国、美国和俄罗斯甚至欧洲的一系列反应。从本质上来说，日本的核军事化和当初前苏联的核军事化没什么区别。
日本也清楚，担心归担心，但中国的强大必然要到来。因此，中国和日本之间迟早要重新排定座位，只是日本希望在这之前能够尽量影响中国，使中国能够更多地顾及经济利益而采取相对温和的对外政策，能够给日本更多的空间，不要取代日本的大国主导地位。
对日本来说，中国越来越强大的经济既可以购买武器也可以用来提高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先进的技术开发能力既可以用来提高生产率也可以用来改进导弹的性能。
因而，日本支持中国加入到世界贸易组织中来，同时也大力增加对华投资，目的就是要将中国纳入到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网络中，以便日本用经济大国地位影响中国的政策。日本同时也在加快向大国迈进的步伐，以期更早占有更有利的国际地位，强化日本本来已经很强大的国际影响力。自然，这种大国化的步伐在没有遇到事关日本重大利益的时候，日本还是会在美国的大战略中谋求前进，而一旦遇到关系日本命运的局势变化，或者遇到合适的机会，日本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大国化。
日本自“广场协议”以来经济就陷于停滞，这种被迫的停滞苦果日本当然只能咽下，但日本的经济实力十分雄厚，日本也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进行经济和政策的调整。同时，日本丝毫没有因此放松谋求大国地位的努力，甚至可以说，日本借助经济停滞趁机宣传了日本惯有的危机感，强调日本军队合法参加世界维和行动的重要性，日本议会也最终解除了日本自卫队参加维和行动的禁令，并修改武器使用规定等。这也就是说日本基本已经取得和世界其它大国一样的权力，军事力量外派将不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门槛。显然，下一个目标就是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这方面的活动近来日渐频繁，并且与印度、巴西和德国的合作也非常高调，简直就是势在必得。
日本自然清楚，一个国家最后的保障和最有力的制约手段就是军事力量。日本的海军实力实际上在亚洲仅次于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如果情况紧急，日本仅几周就可以装备核武器，因而，日本事实上已经是一个准超级大国了——这和世界承认与否没关系。
？ 印度：佛的帝国，世俗的弱者
印度是一个一直怀揣着大国梦想却又不知道如何适应这个世界的国家。
在世界的眼中，中国和印度同是亚洲的两个巨大板块，有着许多相似之处，颇具可比性。但在比较研究之后又会发现一个根本的不同：印度是一个具有开放的系统和封闭的心灵的国家，而中国是一个具有封闭的系统和开放的心灵的国家。
美国总统布什养了一只小猫，布什为其取名为“印度”，没想到这却惹恼了印度人，他们为此甚至冲击美国驻孟买的领事馆，“总统先生，不要搞错了。印度人是狮子，而不是猫。”
——印度的民族主义很强烈吗？但印度反抗英国殖民者的态度却十分温和，是著名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发祥地。
——印度是一个大国吗？但在现代国际政治中，印度却几乎一直处在边缘，甚至没有真正卷入二战。
——那么印度是一个善良虔诚的宗教国家吗？但印度拥有核武器、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执行南亚的政策无疑又是窥视大国地位的行为。
马克思曾这样评价印度：“全部印度历史就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历史。这些征服者就在这样一无抵抗二无变化的社会消极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帝国。”也许，经受了千年磨难的印度现在开始觉醒了，是吗？这还很难说。印度所执行的外交政策也是一种看似矛盾的政策：它既没有参加美国主导的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韩国在内的安全同盟，也没有参加东盟那样明显具有亚洲自我保护色彩的组织，或者和中国、东盟组成一种战略伙伴。在世界历史中无论什么样的国家，是超级大国还是弱小国家都要参与合纵联横的游戏中才能有所作为，但印度一直是一个例外。即使是在冷战正酣之时，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印度虽然偏向于前苏联，但却并没有真正执行过什么支持前苏联的政策或活动，事实上并不属于任何阵营。而印度倡导的不结盟运动被事实证明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参加万隆会议的许多国家仍然在冷战的漩涡中奔忙。
印度尽管拥有许多具有战略价值的东西，却似乎利用得很少。如印度几乎是环印度洋地区除美国以外唯一的大国；印度也是除中国以外最大的市场；印度还拥有几乎和中国一样的廉价劳动力；印度还是世界重要的宗教国家，它的佛教和印度教对中国、日本及东南亚国家有重要的影响；印度还是英联邦成员，和英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相比较而言，印度似乎要比中国拥有更多一些的优势，然而印度和中国相比似乎总是慢一拍。
印度有时也在利用这些资源，但并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连续的整体战略。它的战略总是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也没有一个连贯性，似乎它的外交政策是出于自发形成的而不是经过深谋远虑的设计。反观中国则在稳定地执行着一种韬光养晦的大外交，这无论在中国民间还是国际政治专家中都得到共识和认同，而印度的外交政策却缺少坚定的原则和灵活的调整手段。
印度国防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部长彼得·罗德曼说：“我们同巴基斯坦的关系对我们很有价值，我认为本政府不会无视这一点。巴基斯坦是一个处于世界上情况非常复杂的地区的伊斯兰国家。我认为美国在那个地区有个朋友是很有好处的。”
这听起来更像是一种临时的权宜之计，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宿怨举世皆知。
无论对印度的政策和战略评价如何，印度终归是我们身边一个重要的邻居。毕竟它政策的不成熟不能意味着就可以抹掉它在世界政治地图上的位置。关键就是不能让这种不成熟的政治再上演一次边境战争，也不能把它推向盎格鲁·萨克逊人的阵营之中。而且，它是我在后面所提及的构建日—中—印轴心的重要一环——如果这一轴心能够建立，那么仅从印度所能影响到的地域就可以成为一种制衡世界的重要力量。
例如，印度在上世纪90年代设立了一个新的海上司令部——“中央直属区”之一的安达曼—尼科巴联合司令部。只要看看地图就知道，安达曼—尼科巴群岛位于南亚次大陆的东南面，孟加拉湾的南部。这是一片大约由500多个大小岛屿组成的岛屿群，散布在很大的区域里（北纬6至14度、东经92至94度之间），而这一地区正是马六甲海峡与印度洋连接的地方，也就是说，印度等于在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洋之间安装了一道印度门，钥匙当然就握在印度军队手中。
马六甲海峡的重要性举世皆知，几乎整个东亚与欧洲、中东之间能源和贸易的海洋运输都要经过这里。印度设安达曼—尼科巴联合司令部，就是在进行一种宣示——印度洋是印度人的。印度控制了这一水道，等于在和美国、日本、中国、中东国家，甚至欧洲国家的谈判中都多了一张牌。自然，印度的海军力量还不足以完全控制整个印度洋，但对这一海域的商船和油轮进行威慑则足够了。
对于中印之间的战略合作，俄罗斯曾经提出过。俄罗斯的企图是建立俄罗斯—中国—印度三角战略关系，初看起来，这是一个不错的打算，俄罗斯、中国、印度三者几乎可以控制从东欧到中亚，再到日本海的广大区域，几乎控制了世界上最重要、最庞大的地区。但如果这是一个铁三角则是一个理想的模型，问题的关键就是这个倡导者在历史上就一直是一个没有信誉的朋友，俄罗斯一向以执行同时面向亚洲和欧洲的政策而著称。在人种和宗教上，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尽管俄罗斯在政治体制上更多采用的是亚洲式的专制模式。但俄罗斯的这种双头鹰战略无疑增大了这种三角同盟的风险性，在需要的时候，俄罗斯会毫不犹豫地出卖这两个朋友，在俄罗斯的历史上这类事件并不罕见。况且，从俄罗斯和中国的长远利益来看，两者之间是存在利益冲突的，在历史上两国积怨颇深，双方都明白现在的合作只是一种历史的需要。
中国如果能和印度开展合作，这将打破西方的亚洲均衡政策，就像法国和德国的合作对英国的影响一样。印度和中国的合作将是两个最大的市场间的合作，也将是最影响本世纪的合作。今天印度与中国都不同于当年，中国的实力已经远不是50年代所能比拟的了，其实早在前苏联时代，前苏联就有过前苏联、中国和印度三者联盟的建议，只是印度和中国显然都清楚，前苏联只是想建立一个以前苏联为核心的帝国，而不是真正的平等联盟。
当然，中国和印度上世纪60年代的那场边界争端还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双边关系，中国在那场战争中令印度人刚刚拥有的一点信心变得荡然无存了，这让印度人在国际上丢了面子，显得颇为狼狈和尴尬，这是印度不信任中国的一个原因。其实中国和印度在历史上倒是没有什么矛盾。对前苏联的那个建议而言，似乎是中印之间的矛盾影响了这种三角战略的形成。但实际上，是俄罗斯给中国的不信任感更为深刻。俄罗斯倡导的三角联盟是一种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同盟，并且这种同盟并非是真正具有战略意义的同盟，而实际上更像是一种地区合作组织，尽管是首先出于政治考虑，但结果很可能其间相互的经济联系要大于政治联系。如俄罗斯非常看重这两个亚洲国家的军火市场，他们是俄罗斯的军事装备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买家。中国更看重俄罗斯的能源和科技合作，如石油和太空技术。而中国和印度都会视对方为巨大的市场。而中国如果希望建立的日—中—印轴心，则是战略利益远大于相互贸易的利益，主要是政治联盟。
在目前看来，中国、日本和印度之间相互猜忌的方面要大于相互的信任。但在国际关系中，从来就没有永远的敌人，在世界出现三大经济区的时候，这种联合迟早会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但印度，总是有些让人琢磨不定。
在历史上，印度是一个很令人迷惑的国家，它是东方的耶路撒冷，是东方宗教的发源地，也是一个文明大国，但印度在整个近现代却对世界影响极小。其实印度接触世界远比中国要早，但印度和中国却几乎同时建立现代国家，它的变化显得异常缓慢。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看出印度的国家政策在逐渐走向成熟，在尼赫鲁家族的影响逐渐淡化的时候，印度也开始放弃其曾经倡导的不结盟运动——这种运动实际上是让印度更加孤立。它不再那么鲜明地指责各个大国，而是开始了认真的全方位外交——一方面不放弃自己的核武器计划，一方面争取和各个大国建立左右逢源的外交关系。
印度逐渐认识到不能只靠古老的哲学和宗教来让世界认同印度的伟大，也不能靠印度的人口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同时印度也认识到想在世界中构建大印度的梦想只有两条途径：一是拥有真正的实力；二是活跃的合纵连横的外交手段。没有国家不需要盟友，美国也没有强大到可以完全无视盟友的要求。
中国要联合印度，从战略上讲，应该首先沟通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从历史中的交往和互相影响，到对现代意识形态的思考，其实都能找到共同的思想；其次是大力促进从日本到中国再到印度的贸易区的建立，这实际上是建立日—中—印轴心的两大支柱。
？ 俄罗斯：野心、熊和双头鹰
“上帝啊，宽恕我吧！”
这是俄罗斯人在遇见带有宗教色彩的东西时常说的一句话。但别以为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如果你走进13~16世纪的俄罗斯教堂，你会发现每个人的脸都朝着不同的方向祈祷，而且他们都有自己的圣像。那意味着每个人都只能从自己的圣像那里得到赐福，而不能朝别人的圣像做祈祷，因为那样无异于窃取别人的赐福——自公元843年的宗教会议确认了圣像祈祷的合法性以后，圣像就一直是东正教的传统。大家都是东正教徒，却各有各的圣像，这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有人这样说俄罗斯人，“在教堂里是东正教徒，在酒馆里是虚无主义，在田野里是多神主义。”
亨利·特鲁瓦亚说：“他们没有蜡烛，只是用手拿着或者用嘴斜叼着木片来照明。他们一旦拿到钱币就立刻塞进嘴里，藏在舌头底下。他们的灵魂属于上帝，脑袋属于沙皇，后背属于主人。”
这就是沙皇帝国时的俄罗斯人，他们普遍贫穷，他们的信仰也普遍在自我和宗教之间不停地摇摆，享受的是东方专制式的政治制度，人民属于主人，主人属于沙皇。
在彼得大帝之前，俄罗斯还不能称为一个真正的帝国。它地处欧洲边缘，亚洲北部，一边备受欧洲人的冷漠和排斥，一边不断提防来自中亚草原游牧民族的攻击。这似乎造就了俄罗斯人的双面性格，谁让它处在这么个位置呢？
在十月革命之前，俄罗斯近70%的人是信仰东正教的，其中仅神职人员就有11万，大概有66000座教堂，1100座修道院，10万名修士和自愿人士。俄罗斯是一个东正教国家，但它不像西欧的基督教国家那样有西方式的君主制度，采取的是东方式的集权专制制度。沙皇如同中国的皇帝，拥有无上的权威，没有明确的财产划分，国家的财产就是沙皇的财产，人民的生命也同财产一样可以随意支配。俄罗斯实际上是受东西方文明的共同影响而形成了这种独特性。
“我们从未与其他的民族携手并进；我们不属于人类的任何一个大家庭；我们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无西方的传统，也无东方的传统。”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也只是把俄罗斯看成是拜占廷东正教文明的一个分支。
C·A·基斯利钦把俄罗斯文明归结为以下几个特点：
1．国家政权的专制主义形式；
2．人民集体主义的心态；
3．个人不大的经济自由范围；
4．社会服从于国家。
1832年，俄罗斯国民教育大臣乌瓦洛夫提出俄罗斯有三个基础：专制主义、东正教和民族性。
1395年，君士坦丁堡总主教安东尼在给莫斯科大公瓦西里的信中说：“这个神圣的皇帝在教会中具有至高的地位，他和其他统治者以及别的地区不同的管辖者不同，因为是他从一开始就在所有人居住的地区建立和巩固了真正的宗教——对基督徒来说，拥有一个教会而不拥有一个皇帝是不可能的。教会和皇帝具有伟大的统一性，同在一个伟大的共同体之中，他们不可能被分开。”别尔加耶夫评论俄罗斯这个民族时说：“俄罗斯民族——就其类型和精神结构而言，是一个信仰宗教的民族。宗教的困扰是不信教的人所固有的，俄罗斯的无神论、虚无主义、唯物主义都带有宗教色彩。出身于平民和劳动阶层的俄罗斯人，甚至在他们摆脱了东正教的时候，也在继续寻找上帝和真理，探索生命的意义。”
无论是乌瓦洛夫的三个特点还是C·A·基斯利钦的四个特点，其关键是基于这种基础之上的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尤其是亚洲政策。中国和欧洲是未来的两极，又同是俄罗斯的邻居，而我们的这位邻居又肯定会因国家利益的要求而在两者之间寻求最大的好处。假设俄罗斯成为北约的一员，那么，北约的边界就会一下跨越几千公里从大西洋直抵中国北部边界。这样就等于说中国就要直接面对北约的军事力量。而在南部，中国又面对着美国的亚洲岛链封锁。自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又控制着中东；不久前美国又开始发动中亚的一系列颜色革命，因而，等于说中国处在被包围的状态之中。和中国一样，俄罗斯也在美国的包围之中。
在现代的俄罗斯外交中也明显地表现出双头鹰的性格。一方面想促进北京—莫斯科—新德里这个大联盟战略，一方面又寄希望于美国和西欧。很难说这是一种左右逢源的策略，相反，这倒更像是一种自相矛盾而且危险的策略。俄罗斯拥有大国的实力，这也就注定国际关系中必然要有一张俄罗斯牌，但至于谁来打这张牌，则要看当天的国际天气预报了。谁都不想和它作真正的朋友，但也不得不考虑它的力量——正所谓俄罗斯的野心，世界的烦恼。
对当今世界所有大国来说，与美国的关系都是最重要的，毕竟美国是现代国际关系的第一命题。无论是叶利钦还是普京，他们对外政策的第一课就是学会如何与美国打交道，如何保护好俄罗斯眼前的利益，包括俄罗斯在欧洲的、中亚的和远东的所有利益。当然，对俄罗斯来说它的主要利益还是在欧洲，这主要还是出于安全和经济方面的考虑，如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组织——北约就是针对前苏联的，现在则成了俄罗斯最大的威胁。俄罗斯必须想办法消除北约这类强大的西方组织对俄罗斯的威胁。现在看来，俄罗斯的如意算盘是想加入北约，它在问西方，既然冷战已经成为过去，俄罗斯也开始了民主改革，为什么还要将俄罗斯排斥在外呢？显然，如果俄罗斯加入了北约，那么北约就将形成美国、俄罗斯和欧洲共同支配的组织，俄罗斯不必再担心受它的威胁，反而对俄罗斯来说是瞬间拥有了巨大空间——北约的力量使它覆盖整个欧洲、大西洋和太平洋。
俄罗斯就是这样一个有着沙皇的脾气、双头鹰的性格和广阔领土的国家。
这样一个国家又横跨欧亚大陆的北部，它的领土那么广大，自彼得大帝开始俄罗斯真正成为一个帝国之后，它就开始不断地奉行扩张政策，而俄罗斯又是一个有双面性格的鹰，这样的帝国注定对欧洲、亚洲都是一股决定性的但又不令人信任的力量。我们和欧洲一样都不完全认同俄罗斯，谁也不知道它到底是属于欧洲还是亚洲，但却不得不认同它的力量。无论它是邪恶还是正义，都是一种令人生畏的力量，都是欧洲和亚洲共同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撇开俄罗斯的想法根本不现实，反而有害，因为那显然是在掩耳盗铃。
俄罗斯身份的不确定性导致它的对外政策也是充满矛盾的，俄罗斯显然在滥用自己的双重身份。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西方又爱又恨，它梦想加入西方富国俱乐部，尽管它此时已经衣衫褴褛，但它还是希望西方把俄罗斯当作天生的亲戚，并在俱乐部中加一把椅子，给予俄罗斯公平的成员待遇。同时，这个没落的帝国幻想着能得到世界的尊重——其实，人人都清楚，俄罗斯除了破烂的裤兜里塞满核武器之外，它一无所有，根本对这个世界没有多少影响力。
不出所料，老谋深算的西方只给了俄罗斯一个名份，在西方七国俱乐部中加了把椅子，但在讨论具有实际意义的世界经济、金融问题时则根本无视俄罗斯的存在。显然，西方只是想安抚俄罗斯，只是不想让俄罗斯太绝望而倒向亚洲，毕竟俄罗斯的军事科技和核武器还是颇令人生畏的。其实俄罗斯自己也十分清楚自己的尴尬身份，同时面临尴尬的外交局面——既得不到亚洲也加入不了欧洲。那么俄罗斯就不得不接受东亚的多极世界主张，也不得不接受美国想独霸世界的梦想。于是，俄罗斯只能提出，俄罗斯希望在亚洲和欧洲之间扮演平衡的角色，但接受多极世界就是在否定美国，接受美国的梦想又是在否定亚洲，同时它自己也梦想重新成为多极中的一极，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尽管汤因比把俄罗斯文明看成是基督教文明的一个分支，即东正教文明，但欧洲其实并没有多少人认为俄罗斯是他们的直系亲属，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表亲罢了——其实欧洲人一向并不认同俄罗斯这个斯拉夫文明国家，在欧洲人看来，俄罗斯的东正教与异教一样，尽管它也是基督教的一个重要分支，但它并没有经历过马丁·路德及后来的一系列宗教改革，也没有经历过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因此怎么看都不像正统的欧洲国家。
但如果你是一个政治家，那你必须这样认为，即俄罗斯既是一个亚洲国家也是一个欧洲国家，并且，在某些领域还是一个世界大国。因为现实政治与文明认同与否，它考虑的是如何利用或者防御身边的现实力量。当我们在谈论亚洲的梦想的时候，千万别忘了俄罗斯也在盘算亚洲，这又不是没有先例。无论是俄罗斯帝国还是前苏联帝国，它们都一样，自彼得时代就开始是欧亚大陆的重要力量，尽管欧亚都排斥它，但它却一直在用自己的力量说话，干涉欧亚大陆上的许多事情——毕竟，如果没有俄罗斯的参与，拿破仑可能已经统一欧洲；没有前苏联的顽强意志，希特勒也可能已经统一欧洲；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大清帝国也不会丧失那么多的领土。在19世纪，东亚的本土三大势力就是清帝国、沙皇俄国和日本帝国；20世纪，东亚的本土主要力量依然是前苏联、中国和日本；21世纪，东亚的本土主要力量还是中国、日本和俄罗斯。可见，俄罗斯一直就是一个重要的亚洲力量，这就是我们无法忽视它的原因。
无论俄罗斯在文明上是否超越欧洲或是亚洲，但一旦俄罗斯在21世纪重新拥有了力量，那么，亚洲和欧洲都会问，它打算索取多少利益？
尽管东西方都不愿接纳俄罗斯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但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制定者有时则为此沾沾自喜，他们认为，这对俄罗斯来说应该是一个优势：俄罗斯的历史上千年，可以兼顾东西方，并且和东西方都有着丰富的交往经验。
但实际上，俄罗斯的双重性格和广大的国土，也注定了俄罗斯对亚洲或者欧洲任何力量的崛起都立刻抱着警惕的态度，其实这也是因为俄罗斯的许多领土都是掠夺来的，并且历史并不久远，远不像许多国家那样拥有传统的、得到周边认可的领土范围。以至说得难听些，俄罗斯总有一种做贼心虚的心态。
例如近些年来俄罗斯就一直对远东地区忧心忡忡，对比很明显——俄罗斯远东地区本来就人口分布稀疏，这些年俄罗斯的经济改革更导致整个俄罗斯的人口出生率下降，远东地区经济落后，人们纷纷西迁或者移居海外，导致这里更加人烟稀少，俄罗斯对这一地区的控制能力在明显下降；反之，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相邻的正是亚洲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中国和朝鲜半岛，也包括日本。而这些年边界的开放导致大量中国人、日本人、朝鲜半岛人进入俄罗斯远东地区，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国家几乎都是对俄罗斯拥有经济优势的，俄罗斯开始担心将来会失去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权。
俄罗斯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实际上从长远来看，俄罗斯并不过分担心西面的北约——无论俄罗斯将来是否会成为这个组织的成员，因为西欧地区是世界最富裕的地区之一，而这里的人口也在减少，因此欧洲对俄罗斯大规模入侵或人口迁移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而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拥有巨大的自然资源，东方国家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使东方人对这些资源一直垂涎三尺，并且由于东方人口密集，也对俄罗斯广阔的土地羡慕不已，最要命的是俄罗斯近来实力衰微，东方经济却蒸蒸日上——有钱人越来越多、人口压力越来越大、资源需求越来越多，俄罗斯怎么能不担心这样的邻居呢，这不仅仅是中国，还包括日本和韩国，甚至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参考消息》曾转载了俄罗斯《消息报》2002年12月2日的一篇文章，题目为：《俄罗斯人心目中的中国和中国人》。说在普京总统访华前不久，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对1500名俄罗斯人进行了民意测验，以了解俄罗斯公众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印象。以下是部分内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不仅仅是俄罗斯政治层面对中国抱有戒备心理，普通民众也持有同样的心理。
“乍一看来，俄罗斯人对中国抱有好感。40%以上的人认为中国不错，只有12%的人对中国印象不好。后者多为西伯利亚人（西伯利亚和远东分别有17%和29%的人对中国不满意）。社会学家认为，其原因明摆着：这些地区的失业和非法移民问题非常突出。一个西伯利亚人说：‘我们国家还有那么多人失业呢，中国人凭什么没有任何证件就到我们这来？’”
“那些对中国有好感的人有更深层的原因——其中大部分是崇拜中国的人，这些人当中有久加诺夫的支持者（58%），50岁和更年长的人（53%）。有些人认为中国是‘共产主义的最后支柱之一’，还有的人钦佩中国这样的大国比较顺利地进行了社会经济改革。”
“另一方面，绝大多数被调查者（73%）认为，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影响比中国大。社会学家说，轻工业、商业和农业高速发展不是衡量一个国家在世界上有多大影响的指标。在俄罗斯人看来，军工企业、航空航天部门、重工业和采掘工业才是国家有没有分量的标准。”
“不过，在民意测验中以下看法越来越多，即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变成经济强大的超级大国。中国购买俄罗斯最现代化的武器，它将变成不仅对弱国，甚至对美国都有威胁的国家。如同过去害怕我们有野心，害怕我们有强大军队一样，现在很多人害怕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