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宋仁宗生母之谜
宋真宗最宠爱的妃子是刘德妃。刘德妃从小就没了父亲，是舅父、舅母把她抚养成人的。长到15岁时，如花似玉的刘德妃曾以花哨的击鼓表演，为表兄的商业招揽顾客。
这件事惊动了太子赵恒，他见她千娇百媚，便把她纳入了王宫。几年之后，赵恒坐了皇位，刘德妃青云直上，先封“美人”，再封“婉仪”，再封“德妃”，一切都如愿以偿。遗憾的只是她膝下没有子嗣。
那是个“母以子贵”的时代，郭皇后正好去世，后宫的皇后之位，正等待它的竞争者。谁要是为皇帝生下一子，就无异于在这场竞争中拔了头筹。尽管刘德妃用尽了心计，同皇帝情款意恰，佳期独占，但就是不能怀孕。她知道，如果杨淑妃、沈才人一旦占先，她的皇后梦就将瞬息破灭。
刘德妃身边有个侍女，姓李。刘德妃看到李侍女那含苞欲放、楚楚动人的样子，一条妙计突然闪现在她的心头——借腹怀胎。
她着意地打扮这个李姓的小宫女，让她引起宋真宗的注意。不久，李侍女果然怀孕了，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刘德妃也装做怀孕，肚子也一天天大起来。对于皇帝来说，这真是双喜临门。
十个月之后，“两个”龙种先后呱呱落地。李姓宫女生下的是“狸猫”一样的怪胎，刘德妃生下的是一个活泼可爱的皇儿，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宋仁宗赵祯。李氏被当做怪物打入冷宫，最后在寂寞的高墙内死去。
不久，赵祯被立为太子，刘德妃晋升为皇后。就这样，刘德妃使用了移花接木、借腹怀胎之计，登上了皇后宝座。
《宋史》本着“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的中国史家传统，平实地记载了李宸妃平凡的一生，为仁宗生母之谜提供了另一种说法。
宸妃姓李，原本是刘德妃的侍儿，她生得花容月貌，却是庄重少言，她的进幸也没有什么戏剧性的情节，等到怀孕后，与其说是喜坏了宋真宗，倒不如说是喜坏了刘德妃。刘德妃当时已被立为皇后，膝下无子，经过宋真宗同意，把襁褓中的宋仁宗赵祯立为己子。为了弄假成真，掩人耳目，她把婴儿赵祯从他母亲的怀抱里夺走，交给了淑妃抚育。这样，仁宗小时同生母同居一宫，却是母不认子，子不认母，活活地割断了他们间的血肉联系。为了报答李氏的信守诺言和甘耐寂寞，她先后被封为“才人”和“婉仪”。
1022年，真宗去世，11岁的太子赵祯做了皇帝，史称宋仁宗。刘皇后又理所当然地成了刘太后，并临朝称制。每当朝会时，小仁宗坐左边，刘太后坐右边，军国重事由刘太后一手裁决。她处事明敏，号令严正，恩威兼施，又颇能自我约制，因此，在她“垂帘听政”的11年间，政事处理得井然有序。
这时候，李婉仪却是默默地处在先朝嫔妃之列，不敢有一点“母以子贵”的表现。其他人因畏惧太后的威势，也不敢向幼小的仁宗道明真相。而仁宗，则只知道他身边有疼爱他的“大娘娘”刘太后、“小娘娘”杨淑妃，同她们感情融洽，向她们竭尽孝道，而不知有其他。天圣九年（1031年），李婉仪病危，刘太后晋升她为“宸妃”。明道元年（1032年）宸妃去世，享年46岁。
刘太后是精明之人，她想到自己一旦死去，仁宗得知了实情，痛感自己生身母亲在生前死后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时，一定会怨恨自己，并迁怒于刘氏的后裔。她便吩咐以一品礼安葬宸妃，并让人用水银把宸妃的尸体保存好。丧礼举行得格外隆重，众宫女恸哭致哀，送葬队伍竟蜿蜒15余千米。
1033年，65岁的刘太后也走完了自己生命的历程。临终时，她留下遗诏：“尊杨太妃为皇太后，与皇帝同议军国重事。”此时，仁宗已经24岁。这可激怒了一班元老重臣。御史中丞蔡齐说：“皇上已成年，岂能让女后相继听政？”仁宗的叔父八大王元俨说：“太后是皇帝生母的名号，连生母都不曾尊崇，哪能尊崇那么多的养母？可怜的李宸妃，生了陛下，不仅生前不能与陛下相认，连死也死得不明不白！”仁宗惶惑了，他问吕夷简，吕夷简证实了元俨的说法。
仁宗知道真相后，异常震惊、悲痛、愤恨。他身为天子，不能保护自己的母亲；身为人子，不能孝敬自己的生母一天，让母亲含恨而死。他嚎啕大哭，下哀痛之诏自责，并派兵包围了刘太后娘亲的府邸。大臣吕夷简进谏说：“太后虽有不义之举，但以皇后礼仪厚葬宸妃，表明她已有自悔之心；刘、杨虽非生母，但对陛下仍有抚育之情，不可或忘。”
仁宗决定重葬他的生母，尊宸妃为皇后，谥章懿，亲临殡仪之所祭告。待开棺考察之时，李宸妃安详恬静，栩栩如生，身着皇后礼服，没有鸩杀、残害或者虐待的迹象。这时仁宗才下令解除对刘姓戚属的包围，在焚香泣告生母李太后的同时，也祭奠了养母刘太后。
为了弥补他的愧疚之情，他把李后的弟弟李用和一再擢升，又将福康公主下嫁给李用和的儿子李玮。
至此，仁宗生母之谜已经解开。至于李宸妃在亲生儿子即位之后，在长达近十年的时间里为何三缄其口，不置一词，致使仁宗为不能在生前认母，抱恨终生，则更是一个不可释解的谜中之谜。
第二节 包拯家事之谜
包拯，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执法如山、铁面无私，在民间赢得了“包青天”的美誉。
据史书记载，包拯于公元999年出生于合肥肥东县解集乡小包村，父亲包令仪，进士及第，官至京都七品虞部员外郎，母亲姓张，贤良慈善。
包拯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5岁开始识字，13岁读完四书五经。对儒家治国安邦的思想和历代清官贤臣的事迹最感兴趣，常常一卷在手，废寝忘食。经过十年寒窗苦读，包拯28岁那年考中进士，并被授予大理评事，派到建昌（今江西永修）去当知县。然而，包拯是个孝子，他信守圣人所谓“父母在，不远游”的教诲，请求朝廷让他在安徽老家做官。朝廷体恤他的孝心，派他去离家近的和州（今安徽和县）做税务官员，负责管理税收钱粮。但包拯赴任后，实在放心不下家中年迈的父母，只坚持了几个月就辞去官职，回家孝敬父母了。
几年之后，父母相继去世，包拯在双亲的墓旁筑起草庐，直到守丧三年期满，还是徘徊犹豫、不忍离去，在乡亲父老的劝慰下，接任了天长县知县的官职。入仕这年，包拯已经39岁了。
据墓志铭记载，包拯有三位妻子，分别是张氏、董氏和孙氏。其中董氏为包拯生有一子，取名包繶。包繶长大后，娶了年方19岁的淮阳崔氏为妻。崔氏出身名门，外祖父是三任宰相的吕蒙正。
然而，不幸的是，崔氏结婚后的第二年，包繶就病故了，留下一个儿子名为包文辅。此时的包拯己经55岁，老年丧子，心情极为悲痛。包拯夫妇见崔氏年少，不忍她一辈子守寡，便表示愿让她回到娘家另结良缘。此时，崔氏的母亲也从娘家过来，要把女儿领回去。崔氏蓬首垢面立在大雨中，向公婆哭诉：“包繶临死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二老的奉养。我已经向他保证过要对二老尽孝，以后我生为包妇，死为包鬼。”
崔氏以死铭志的行为，令包拯夫妇非常感动。此后，崔氏终生没有改嫁，守节尽孝，一直尽心尽责地侍奉着包拯夫妇。然而，祸不单行。就在包繶死后没几年，他留下的儿子包文辅也夭折了，死的时候才5岁。
事情发展到这儿，眼看着包家就从此绝后了，但包家确实有后代，据说现在包家的第37代孙都已经五六岁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事情的转机发生在包拯的第三位妻子孙氏身上。孙氏原是陪嫁丫环，后来被包拯纳为妾室。在包公59岁那年，孙氏怀孕了。可是，不久后，包拯竟然把孙氏遣送回娘家了。
包拯为什么这样做，至今无人知晓。按照过去的礼制，可能是孙氏犯了过错，包拯眼睛里不揉沙子，一气之下就把她送回了娘家。这一送也把自己未出生的儿子赶出了家门。
唯一保持清醒的人，是包拯的儿媳崔氏。据史书记载，孙氏离开包家后，崔氏对她极为照顾，一直背着公婆给她送钱送物。不久，孙氏生下一个男孩。崔氏便征得孙氏的同意，把男孩抱回了包家，悄悄地抚养起来。
一年以后，正值包拯60大寿，很多官员前来祝贺，连宋仁宗也送来了礼物。等到宾客散去，包拯夫妻二人静坐下来，相对无语，一种老来无子的凄凉顿时浮上心头。
就在这时候，门被推开了，只见崔氏抱着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进来了。崔氏向公婆说明了这个孩子的来历后，包拯马上把孩子认下来，并为他取名包衍。
几年以后，也就是1062年，包拯去世了，崔氏陪着婆婆，抱着小包衍，扶着公公的灵柩，从开封回到了合肥老家。包衍稍大些后，崔氏为他请来老师，并为他取学名为包绶。又过了几年，包夫人也去世了。此后，崔氏便一个人承担下抚养包绶的重任。
包拯一生为官清廉，没有给家里留下多少遗产，崔氏清贫度日，对包绶视如己出，一直把包绶抚养成人。而包绶对长嫂崔氏也当自己的亲生母亲看待。
包绶成人后，崔氏为他娶妻成家。之后，又派人到开封寻找孙氏的下落，并把她接到了合肥，让他们母子团聚。
后来，崔氏的事迹感动了天下，宋哲宗专门发诏书封她为“永嘉郡君”。不仅如此，朝廷还为包家封表门楣，在家乡为崔氏建了一个节妇台，并给她写了传记，名为《崔节妇传》，收在宋史中。
包拯治家极严，晚年曾立“家训”说：“我的后代子孙，凡是出来当官的，如果贪赃枉法，老了不准回老家；死后，不许葬在家族的墓地。如不听我的教导，就不是我的儿孙！”不仅如此，他还让石匠把这段“家训”刻在石碑上，永志不忘。
在包拯的严格管教下，包家的子孙后代都能恪守家规。其长子包镱，官至太常寺太祝，虽英年早逝，为官时间不长，却政绩显著，为官清廉正直，获得时人的好评。
次子包绶，历任太寺太祝、国子监丞、濠州（今安徽凤阳）团练判官。48岁时擢升潭州通判，赴任途中病故。包绶为官如其父，清苦守节。箱囊之内，除朝廷诰敕、书籍及著述外，别无他物，真是为官一场，两袖清风。
包拯的孙子包永年，为官与其先辈一样，保持了清廉之风。曾任开封咸阳县主簿及崇阳县县令。虽为官一生，死时却家无余票，身无分文，连办丧事的钱都没有，被称誉说：“包公之后，信乎有是贤孙也。”
第三节 包拯清正廉明的底气
包拯在开封府当一把手时，每月30石粮，其中米和麦子各一半；柴禾20捆（每捆6.5公斤）、干草40捆；冬天外发15枰（每枰7.5公斤）木炭；月发“公使钱”1500贯、“添支钱”100贯。
当时包拯在中央任职，头上还有龙图阁直学士和尚书省右司郎中的帽子。在开封当官属于外任藩府享受副部级待遇的高级官员。因此，包拯享受朝廷无偿划拨的职务耕地20顷（合2000亩），允许收租，不缴国税。按每亩租米一石估算，这个进项达2000石。
如此算来，包拯的年收入约为：铜钱20856贯、大米2180石、小麦180石、绫10尺、绢34尺、罗2尺、绵100两、木炭15枰、柴禾240捆、干草480捆。
按当时的物价，米每石400文、麦子每石300文；绫每尺1600文、绢每尺1200文、罗每尺4000文、绵每两40文；木炭每枰100文、柴禾每捆50文、干草每捆19文。
把实物换成货币，折合铜钱1022贯，加上货币收入20856贯，年收入约为21878贯。当时的十贯钱与一两黄金等值，那时的一两相当于现在的40克，包公的年薪相当于黄金87512克。按2012年9月份金值每克360元计算，包公的年薪相当于人民币3150多万元。宋朝公务员的工资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包拯时代，官员的工作很轻松。官僚制度设计上有“官”、“职”和“差遗”之分。“官”是一种等级待遇，相当于现在的“主任科员、处级调研员”之类，是拿工资的一种标准。“职”是加官的虚衔。“差遗”才是实际职务。
可以想象，包拯当官的时代，有着这么高的年薪和应有尽有的各种待遇，他还犯得着去收礼收贿吗？为政清廉做起来也就比较容易了。
北宋的这种高薪政策有些离谱，不合国情。为了维护其统治秩序，北宋的官员队伍相当庞大，加上为了稳定边界，还要给随时可能把北宋王朝灭掉的辽、金每年的岁币和西夏的岁赐，最终导致政府的巨大财政赤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第四节 “铡美案”的历史真相
《铡美案》中的陈世美是个不折不扣的坏男人，“陈世美”几乎成了忘恩负义的代名词，但历史上的陈世美非但不是坏人，还是一名廉政的清官，而且根本不是宋朝人。
陈世美原名陈年谷，号熟美，均州人，生于明代天启五年，清顺治八年考取举人，顺治十二年考取进士，后被任命为直隶饶阳知县。陈年谷任期满三年后，吏部考核其政绩最优，升任刑部主政、郎中。由于政绩突出，陈年谷屡受顺治皇帝重用，被封为贵州省思石道按察司副使兼布政司参政。康熙十年后，陈年谷升任户部郎中、侍郎，康熙二十三年携妻告老还乡。陈年谷不仅在官场上一帆风顺，其道德品质也没有污点，更没有做出贪图富贵，杀妻灭子之事。
陈年谷之所以被丑化，是因为清顺治十五年，他的同窗好友仇梦麟、胡梦蝶从均州到京城找陈年谷求官，陈年谷对他们讲明道理后婉言拒绝。仇、胡二人大为不满，认为陈年谷在求学期间，他们曾接济过他，现在他仕途已就，反而忘恩负义，不念旧情。两人怀恨而归，途中，在河南南阳遇上当地上演曲剧《琵琶记》。两人看到戏中所演的正是忘恩负义之事，于是不惜花费银两，请戏班子按自己的意愿把《琵琶记》的情节加以改造，把戏中忘恩负义的男主人公蔡伯喈换成了陈年谷，编造了一出他们认为赛过《琵琶记》的新戏，所以《铡美案》也叫《赛琵琶》。
秦香莲的生活原型名叫秦馨莲，是均州六里坪秦家楼人。她是陈年谷的第二任妻子。夫妻相敬如宾，白头偕老。根本没有戏剧中所编的那些情节，编戏人为了掩人耳目，把秦馨莲改成秦香莲，把陈年谷化名陈世美，并把事件发生的时间改为宋朝，由此也为铁面无私的包拯添加了一项本不属于他的“政绩”。
第五节 秦桧南归之谜
秦桧（1090—1155年），字会之，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进士。妻王氏，熙宁年间宰相王珪的孙女，又是童贯的干女儿。秦桧在北宋时曾任密州教授、监察御史、御史中丞。南宋时先后任吏部尚书、参知政事、宰相，被封为太师、魏国公
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金人铁骑长驱千里，绕过保州（今河北保定）、真定（今河北正定），攻陷信德府（今河北邢台）、相州（今河南安阳），离大宋的国都汴京（今河南开封）近在咫尺。立国已经166年的大宋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此时，京城里乱成一片，尚书张劝并卫仲、何大圭等50人弃官而逃；宋徽宗匆忙把皇位传给太子赵恒后，也南下避难。同时，金国遣使要求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以亲王、宰相为人质，才肯议和。
值此危难之际，一位37岁的太学正，国子监中掌管学规、考试的小官给宋钦宗上了一封《论边机三事》的奏札。他不仅坚决反对包括皇帝等人向金人割地赔款的主张，还颇有见地地指出：金国军队虽然兵临城下，却是孤军深入，进有黄河隔阻，退有我未陷落诸城军队之遏制，长途跋涉，已经疲惫，而且粮草缺乏，因此，我朝“不宜示怯，以自蹙削”。
以当时形势而言，这位太学正的分析是正确的。金国的东路军之所以能迅速进逼东京，是因为有宋朝降将引路，从宋军守卫的诸城之间穿插而过，因此河北大部分城镇仍为宋军所掌控；而金国西路军在太原遭遇顽强抵抗，一直未能攻下太原。
奏札还指出，金国遣使论和乃是缓兵之计，只需坚守黄河，阻止金军渡河，金人就会陷入进退维谷之境。同时，绝不能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因为金人狡诈，“贪心无厌，得地而势益强，复不能保其不再犯边……一旦为苟且之计，或多或少，皆是失当，终亦不能守”。
然而，这位国子监的小官人微言轻，无人理会，而形势则迅速地向他设想的相反方向发展。钦宗也曾派军守护黄河——这道东京的最后防线，但是，北岸守军见到金军即仓皇逃窜，南岸守军在烧掉浮桥之后也一哄而散。
这位写《论边机三事》奏札的青年就是秦桧。
后来，宰相张邦昌让他出使金国，商议割地之事。秦桧拒不受命，他说：“此行专为割地，与我最初的建议矛盾，失臣本心。”后来金人表示，只要宋朝交出太原等三镇便可弭兵，钦宗也主张割地求和，于是派秦桧和程瑀为割地使奉肃王北上，金兵乃退。但是，在秦桧的劝说下，他同程瑀只走到了燕州便中途而返，没有把三镇交给金人。至此，秦桧深得民心，名遍朝野，在许多官员的推荐下，他升任为左司谏。当时人均视秦桧为正人君子。
靖康元年八月，金军经过一个夏天的休整之后，以宋朝不如约割让太原、河间、中山三镇为借口，再次突袭北宋京城。十一月，钦宗召集百官议于延和殿，在朝的100多位官员中，右谏议大夫范宗尹等70余人同意割地，而以秦桧为首的另外36位官员则以为不可。秦桧声誉渐高，升迁为御史中丞，官三品。但在钦宗一心求和的局面下，抗金之势渐微，汴京终破。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徽宗、钦宗被废，金军拘二帝于大营，打算改朝换代，立迎合金人的张邦昌为帝。
这时朝中诸官惧怕金国，无人敢提出反对意见，唯监察御史马伸与秦桧挺身而出，抗议金人的做法。秦桧当即写了一道义正词严的状子送往金营，对金人晓之以理，动之以利，决心“尽死以辩”。
金人担心秦桧的煽动力，立即把秦桧拘禁于金营，仍立张邦昌为帝，改国号为“楚”。钦、徽二帝北迁的时候，秦桧同朝官等三千多人也被俘虏北去。
1127年五月一日，徽宗唯一没有被俘的儿子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帝，改元建炎，即宋高宗。
建炎四年（1130年）十月，秦桧携带家眷自金人占领区楚州孙村进入宋涟水军水寨，回到了南宋。秦桧究竟是怎么归来的，历来就有两种迥然不同的说法。
其中一种说法认为，秦桧是逃回来的。
据南宋赵甡之《中兴遗史》、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和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数书记载，赵构即位后，被俘的徽宗泛起一丝希望，曾写信给金帅粘罕（完颜宗翰）求和，秦桧参与了书信的润色，并重赂金人，把书信直接送到粘罕手上，金主嫌秦桧多事，便把他赐给左监军挞懒（完颜昌）为奴。建炎四年初，金帝命挞懒率军攻山阳，因秦桧颇有文才，深得挞懒信任，便派他当了个随军“任用”，即秘书之类的职务。
秦桧担心夫人王氏不能随行，便同她设计了一出双簧。军行至燕山府时，他主动要求留下王氏，自己随军独行。王氏不依，叫骂不休，反复哭诉，惊动了挞懒之妻，挞懒之妻报告给了挞懒，挞懒便批准王氏及全家随行。不久，又升任秦桧为参谋军事、随军转运使。
攻破楚州后，金兵多外出抢夺财物，兵营空虚，秦桧买通了一个叫孙静的船工，以催办淮阳军钱粮为名，携王氏、家僮兴儿、砚童及亲信翁顺等从水路逃逸。行至涟水时，被宋将丁祀水寨的巡逻兵捕获。宋军以为秦桧是金国奸细，便要杀他。秦慌大喊：我是御史中丞秦桧，刚从金国逃回来。此处有秀才吗？秀才一定知道我的名字”。宋军找到了个卖酒的秀才王安道，叫他来认。他实际上并不认识秦桧，但觉得他自称御史中丞，入朝后对自己肯定有好处，于是便装做认识秦桧，见到秦桧长揖道：“中丞劳苦，能逃出金，实属不易。”众兵丁信以为真，便开始以礼相待。同年，秦桧在王安道和地方武装首领冯由义陪同下，航海至越州（今浙江绍兴），来到南宋小朝廷拜见高宗。
但是，上面的记载，当时就有不少人提出质疑：其一，被俘虏入金的北宋官员很多，为什么秦桧能独自归来？即使秦桧随军挞懒，金人一般要拿他妻子王氏做人质，怎么可能让他们夫妇同行，甚至还有小奴、小婢、侍卫也一同逃归？简直让人不可思议。其二，就算从楚州南逃，也是千里迢迢，跋山涉水，难道金国竟毫无防禁？其三，《老学庵笔记》所记的监军实即杀人魔王挞懒，把他说得太有人情味，太讲义气了，这与当时的战争氛围也不太协调。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秦桧是被金人纵归的。
最早记载这种说法的是朱胜非的《秀水闲居录》。书中记载：“秦桧随敌北去，为大帅达赉（即挞懒）任用，至是与其家得归。桧，王氏婿也。王仲山有别业在济南，金为取千缗其行，然全家来归，婢仆亦无损，人知其非逃归也。”这说对后人影响很大，《林泉野记》等书的记载，基本上就是沿袭此说。
其实，这段话中疑点也不少：如楚州距济南有上千里，金人何必非从那里取王仲山之钱以为赠礼呢？又，宋代铜钱，一缗重2.5千克，千缗就是2500千克，秦桧长途跋涉，能带这么重的钱物吗？更何况是自称逃归，这样做，岂不是露出马脚？
学者们认为，金人如何放秦桧归宋，若能留下翔实的记录，反而应是怪事。尽管没有直接证据，但一些史学家们还是认定秦桧就是奸细。因为如果没有金人的允许，很难想象他们一大家子能顺利逃回。他们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他的政治观念，特别是他一贯主张的“南归南，北归北”，以及其办事能力颇受金人赞赏，认为他回南宋后当大官对金有利，允许或默许他回来；二是他和金人做了一笔交易，金人放他回去，他在南宋为金人的利益服务。
当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独相，力主对金屈辱和议时，临安府就有百姓出榜帖：“秦相公是细作！”“秦桧是奸细”，是南宋朝野反秦派一致的认识。冤，还是不冤？只有秦桧自己知道。
第六节 李清照改嫁之谜
李清照，宋代杰出的女词人，号易安居士，元丰七年（1084年）生于济南府章丘明水镇。李清照才华横溢，其词清丽婉转，独辟门径，历代学者无不折服。
李清照在少女时期，词名已轰动京师，引得太学生赵明诚为她痴迷。当时，她的父亲李格非在京城做官，和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是同事，两家的关系比较密切。于是两人便自然而然地结为了秦晋之好。
李清照结婚时18岁，赵明诚比她大3岁。赵明诚不但喜欢诗词创作，还酷好金石，使得李清照对金石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帮助丈夫考证、鉴别。
结婚两年后，赵明诚便被皇上委派到外地做官。有时是一年半载才得以见面。
1108年，赵明诚偕同24岁的李清照回到了家乡青州（今山东益都），隐居起来。他们把自己的书房称为“归来堂”，把内室称做“易安室”。在这里，他们得以静下心来搜集整理古籍文物，从容闲谈，坦然读书。经常是赵明诚搜集来金石书画，李清照帮助整理校勘，日子过得充实、愉快。
宋王朝经过167年的和平繁荣之后，金军南下，北宋灭亡。残存的皇族匆匆南逃，李清照在山东青州的爱巢也不能保全，一家人开始过上漂泊无定的生活。
建炎三年（1129年）五月，当他们夫妇二人的船只漂泊到池阳（今安徽贵池县）时，赵明诚突然接到皇帝的诏书，让他出守湖州。于是，赵明诚把李清照安置在池阳，独自奔赴建康。由于天气炎热，加上急着赶路，赵明诚在客栈里便因中暑而病倒了，等他赶到建康时，又转为疟疾。直到七月底，李清照才收到丈夫病倒的书信，她心急如焚，一个昼夜便赶到了丈夫身边。而此时的赵明诚已经病入膏肓，危在旦夕了。
八月十八日，赵明诚在病榻上写了一首绝笔诗后便撒手人寰。李清照时年46岁，从此她孤苦伶仃，独自承担着国破家亡的漂泊生活。
1135年，金人再度南侵，李清照也再次流亡到了金华。绍兴四年（1134年），她终于把赵明诚的遗作《金石录》整理完毕。
但是，这位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女词人，晚年是否改嫁张汝舟一事，却使人们长期争论，难下断语。因为李清照是当时的词坛名人，所以，关于她的改嫁，宋人多有记载。最早的记载见于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该书成于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年），他说：“易安再适张汝舟，未几反目。有《启事》与綦处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传者无不笑之。”
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载：“赵死，（易安）再嫁某氏，讼而离之。晚节流荡无归。”
洪适在《金石录跋》中说：“……绍兴中，其妻易安居士李清照表上之。赵君无嗣，李又更嫁。其书行于世，而碑亡矣。”
此外，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也说：“李氏格非之女，幼有才藻名。先嫁赵诚之……然无检操，后适张汝舟，不终晚节，流落江湖间以卒。”
赵彦卫的《云麓漫钞》成于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该书第十四卷中录有李清照的《上内翰綦公（崇礼）启》，此信大约写于绍兴三年（1133年）之后，信中断断续续地讲述了这段惨痛的经历：
绍兴二年，赵明诚去世已有三年，49岁的李清照孤身漂泊，境遇艰难。她希望有所依靠，过上较为安定的生活。有名官员叫张汝舟，对她频频致意，清照终于嫁给了他。
婚后，她发现张汝舟举止行为粗俗，简直是个下三烂的市侩，实难同他厮混下去，更谈不上安度晚年了。于是便萌生了趁早离开他的念头。而张汝舟则为了夺取李清照的书画、古器物等，却想早点把她折磨死，所以经常虐待她。
此时恰巧张汝舟以不正当手段得官的事情被李清照知道，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她不得不向官府检举了张汝舟的违法行为。
按照宋代刑法，妻子告发丈夫，即使属实，也要判处徒刑两年。清照明知如此，还是告发了他，同时也提出了离婚要求。
后来，这件事被她的亲戚翰林学士綦崇礼知道了，綦崇礼是宋高宗的亲信，出面干涉此事，才使李清照在被关押9天后得以释放，免了牢狱之苦。在同张汝舟生活百日之后，她终于离婚。李清照离婚之后，便全身心地投入到《金石录》的编写中去了。
但到了明代，有一位名叫徐勃的学者首先提出李清照改嫁不可信，他在《徐氏笔精》卷七中说：李清照为《金石录》“作序在绍兴二年，李五十有二，老矣。清献公之妇，郡守之妻，必无更嫁之理。……更嫁之说，不知起于何人，太诬贤媛也。”
清人卢见曾在《重刊金石录序》中也为李清照改嫁“辩诬”，他的主要理由有三个。
一是年龄。他说：“德夫殁时，易安年四十六矣。……又六年，始为是书作跋，时年已五十有二。……以如是之年而犹嫁，嫁而犹望其才地之美、和好之情亦如德夫昔日，至大失所望而后悔，悔之又不肯饮恨自悼，辄谍谍然形诸简牍。此常人所不肯为，而谓易安之明达为之乎？”
二是她同赵明诚的感情。他说：“观其洊经丧乱，犹复爱惜一二不全卷轴，如护头目，如见故人。其惓惓德夫不忘若是，安有一旦忍相背负之理？”
三是家世和出身。他说：“易安父李文叔，即撰《洛阳名园记》者。文叔之妻，王拱辰孙女，亦善文。其家世若此，尤不应尔。”
有的现代学者则认为李清照改嫁是无可否认的事实。黄盛璋在《李清照事迹考辨》一文中指出：
其一，记载李清照改嫁的材料，就时间而论，胡仔、王灼、晁公武、洪迈都是李清照同时代人；就书的性质而论，又都是史书、目录、金石、诗论等严肃著作；就地域而论，胡仔、洪迈之书一成于湖州，一成于越州，与李清照生活之地近在咫尺，不可能有太大的讹误。其二，胡仔、王灼成书时李清照仍然健在，要说在清照生前他们就敢明目张胆地造谣、伪造那封信，是很说不通的。何况李清照本身就是名人，南渡后明诚的哥哥存诚、思诚都曾做过不小的官，赵家那时并不是没有权势。
其三，读李氏《谢启》，知易安改嫁甚为勉强，是受了张汝舟的哄编和勒逼。其中“弟既可欺，持官文书来辄信”之语，大约仍牵涉“颁金通敌”一案，有可能沦为官婢强卖于人。张汝舟持伪造文书，欺骗易安姊弟，因而可以强与同归。待后知并无此事时，其悔恨之情可想而知，离异是她必然的选择。
其四，“颁金通敌”案发生在建炎三年，而那封信作于绍兴三年之后，相隔好几年，可见此《谢启》与“颁金”案无关，而与告发后夫所引起的牢狱之灾有关。
其五，谢伋之所以仍称李清照为“赵令人李”，是看到李清照改嫁后仍眷眷于赵明诚，为完成前夫遗志不辞辛苦的事实之后，存心避开了有关旧事。
其六，中国古代妇女守节风气到明清才趋严格，宋代妇女改嫁极为平常，官宦之妇以及皇室宗女改嫁史书都有记载，故宋人并不会大惊小怪地将此事作为耻事论及。
结论是，宋明以后的卫道士们，不能接受一代才女没有从一而终的这段历史“污点”，拼命掩饰、否认她改嫁的事实。且列其改嫁者多为宋人实录，人、事、时、地均有确指，宋人对李清照无仇无妒，论其词则极为推崇，提及再嫁则深为惋惜。所以，李清照改嫁之事的可信度极大。
第七节 文天祥“变节”之谜
文天祥，1236年生于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20岁时入吉州（今江西吉安）读书，同年即中选吉州贡士，并随父前往临安（今杭州）应试。在殿试中，他作的“御试策”切中时弊，被主考官誉为“忠君爱国之心坚如铁石”，由理宗皇帝亲自定为601名进士中的状元。
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人向南宋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九月围鄂州，朝野震动。宦官董宋臣劝宋理宗放弃临安逃跑，文天祥挺身而出，指出迁都之议是小人误国之言，应斩首以安民心。权相贾似道讨厌他多事，便派他当了建昌军（今江西南城）仙都观的主管。仙都观是道教宫观，是个闲差，此时他才25岁。
1270年，贾似道托言有病，要求离职以要挟度宗。文天祥为皇帝起草诏书，语多讥刺，直言臣下要以国事为重，不可“惜其身”而“违朕心”，又得罪了贾似道，竟被免去了所有职务，被迫退休，年仅37岁。
咸淳九年（1273年），文天祥被朝廷起用，先任湖南提刑，后改任赣州知州。
咸淳十年（1274年）九月，元军大举南下，鄂州、黄州、蕲州、江州、德安、六安等相继失守，危及京城临安。当时度宗已死，恭帝年仅4岁，辅政的太皇太后谢氏下《哀痛诏》，吁请各地将领驰援朝廷。但此时的宋朝各地将领大都拥兵自保，观望不前。
文天祥接到诏书后，立即捐卖家资充当军费，组建了一支万余人的义军，直奔临安。但是，平江（今江苏苏州）、独松关（今浙江余杭）已先后失守，元军屯兵于距临安只有15千米的皋亭山下，兵分三路围困临安，宋朝的文官武将降的降、逃的逃，所剩无几。
太皇太后也准备向元投降称臣，但敌帅伯颜指定要南宋丞相亲自去谈判。左右丞相留梦炎、陈宜中害怕被扣留，先后南逃；不愿投降的张世杰一怒之下，也带兵乘船出海，朝廷上下乱作一团。
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太皇太后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收拾残局。文天祥见事已至此，不可推辞，答应出使元营，以便一窥虚实，见机行事。但他没有料到对方手段险毒，一番唇枪舌剑之后，竟被伯颜无理拘留。
谢太后见大势已去，只好带着5岁的小皇帝恭帝投降。度宗的杨淑妃在国舅杨亮节的护卫下，带着自己的儿子益王赵昰、广王赵昺出逃。德祐二年五月初一，刚满7岁的赵昰在福州登基，改元景炎，是为端宗。
元军占领了临安，但两淮、江南、闽广等地还未被元军完全控制和占领。于是，伯颜企图诱降文天祥，利用他的声望来尽快收拾残局。文天祥宁死不屈，伯颜只好将他押解北方。行至镇江，文天祥与随从杜浒等人冒险出逃，沿途艰难险阻，危疑百出。
景炎元年（1276年）五月文天祥抵福州，被端宗任命为右丞相。但是，文天祥与当时的掌权者陈宜中、张世杰等人意见不合，最后只能以都督身份在南剑州（今福建南平）、汀州（今福建长汀）及江西一带组织军民抗敌。景炎二年（1277年）六月，雩都大捷，一时文天祥声威颇盛。后失利，其妻女皆落敌手。祥兴元年（1278年），文天祥转战于广东一带。十二月，在海丰县五坡岭方就饭时，敌军掩至被俘。他吞下毒药自杀，但药力失效，未能殉国。
左右押解他见元将张弘范，文天祥昂首不拜，张弘范不得不以客礼接见他。张弘范强令他招降宋廷。文天祥说：“我自己不能捍卫父母，怎么可能教别人背叛父母呢？”张弘范不听，一再追索，文天祥就将自己前些日子所写的《过零丁洋》一诗抄录给他。张弘范读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两句诗后，也就不再强逼文天祥写信了。
祥兴二年（1279年）二月初六日厓山海战，宋师大败。43岁的陆秀夫背着8岁的小皇帝赵昺蹈海殉难，随行参战的十多万军民亦相继投海自杀。
厓山战役后，张弘范对文天祥说：“宋朝灭亡，丞相忠孝已尽，如果能以事宋之心事元，一定会受到重用。”文天祥流着泪回答说：“国亡不能救，作为臣子，死有余罪，怎能再怀二心？”
张弘范把文天祥的回答如实地报告元世祖，元世祖忽必烈说：“谁家无忠臣？”命令张弘范对文天祥以礼相待，派人把文天祥护送到大都（今北京）。
北上途中，文天祥曾绝食八日，但没有死成。后转变想法，打算活下来一图东山再起，于是又开始吃饭。
至元十六年（1279年）十月，文天祥抵达元大都，元帝国以上宾之礼接待他。受元世祖指使，劝降者络绎不绝。文天祥身穿宋朝衣冠，南面而坐，表示决不向北朝屈服。元世祖大怒，下令将文天祥的双手捆绑，戴上木枷，关进了兵马司的牢房。
一个月后，元朝丞相孛罗亲自开堂审问文天祥。文天祥被押到枢密院大堂，昂首而立。左右强令文天祥跪下，文天祥竭力挣扎，坐在地上，始终不肯屈服。从此，文天祥在监狱中又度过了三年。
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世祖接受以儒家思想治国的主张，问议事大臣：“南方、北方宰相，谁最贤能？”群臣回答：“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
于是，元世祖表示，将授予文天祥高官显位。文天祥的一些降元旧友立即向文天祥通报了此事，并以不为主子死难的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相劝。文天祥回信说：“管仲不死，功名显于天下；天祥不死，遗臭于万年。”
当时，中山府（今河北定县）爆发了千人以上的反元起义，有人自称“宋主”，准备劫狱燕京救出文丞相。
人心动荡。元世祖忽必烈决定亲自提审，对文天祥作一次最后的劝降。文天祥长揖不跪，回答说：“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
面对着蠢动不安的形势，被囚的文天祥如虎在柙，仍然威胁着元廷的安全，元世祖终于听从了臣僚的劝告，下令立即处死文天祥。
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1283年1月9日），是文天祥就义的日子。这一天，兵马司监狱内外，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卫兵，戒备森严。上万市民听到文天祥行将就义的消息，自动聚集在街道两旁为他送行。从监狱到刑场，文天祥走得神态自若，举止安详。文天祥向南方拜了两拜，说：“我的事情办完了，心中无愧了！”于是从容就义，终年47岁。
然而，据《宋史·文天祥传》记载，行刑前，元世祖忽必烈曾派遣投降的南官王积翁到文天祥的牢房，传达皇帝打算重用他的圣旨。
文天祥回答的原文是：“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这段话实际上有两层意思：一是，如果能以道士身份归隐故乡，将来以方外之人的身份，可以给元朝朝廷出些主意（备顾问）；二是，你们想用我，主要是看中我的名节，如果马上要我当官，实际上是毁了我一生的名节，一个没有名节的人，又有什么价值？又怎么可能为你们所用呢？
《宋史》上的记载是真是假？以民族英雄著称的文天祥死前“动摇”是有是无？一时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
一种观点认为，《宋史》上的记载不可能有假，至于文天祥为什么这样说，则可以有种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宋史》作者没有必要给文天祥抹黑。
因为《宋史》写成于元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至正六年（1346年）在江浙行省刊刻，距宋亡、天祥之死已有60多年。文天祥生前死后之时，大局欠安，元人也不曾对他诋毁、非议，几十年之后，时过境迁，完全没有必要再出此脏笔，在文天祥身上抹黑。
《宋史·文天祥传》的编写者对文天祥也甚为敬佩，赞誉有加，其传后“论曰”中，除使用了仁人、志士等赞语外，竟称其为宋300余年仅见之“伟人”，这一用词，在《宋史》中绝无仅有。这样的执笔者，不可能在文天祥身上抹黑。
第二种解释是，这是文天祥放的烟幕弹，他可能另有图谋。
论者认为，以文天祥之顽强，他决不甘心于引颈就戮，倘能逃出樊笼，登高一呼，应者自当云集，他日之事，则未可料也。欺骗敌人叫智慧，所谓“兵不厌诈”是也。
第三种解释是，文天祥久有出世之心，以道士身份隐居是他的一种选择，至于备不备顾问，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
文天祥有二子，一名道生，一名佛生，可见他早就同佛道结了不解之缘。在文天祥看来，出世也是一种反抗，死节并不是唯一的选择。长期的牢狱生活以及佛道思想的长期熏陶，或许使得他的价值观有所变化。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宋史》上的记述纯属编造，其目的就在于诋毁这位以抗元为己任，不成，则决心以身殉国的民族英雄。
因为一切“正史”都是胜利者写的，尽管文天祥心昭日月，尽人皆知，但元人统治者决不愿意在历史中保留文天祥的完美形象，为后世反元者树立一个完美的标本。因此，在文天祥身上泼洒些污水是必然的。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文天祥一贯立场和一贯言行，而不是他人转述的立场或言行。《过零丁洋》、《正气歌》、《绝命词》等传诵千古，尽人皆知，这才是一个真实的文天祥。
当时宋朝已经灭亡，元朝已经立国，战争状态已经结束。值此改朝换代之际，人们面临种种可能的选择，即使选择了效忠新朝，也未可厚非。然而文天祥坚定不移地选择了以身殉职，以身殉国。正因为他的选择是真诚的，并非装模作样的；是理智的，并非一时冲动的：所以，我们不可以史书上的一段未能坐实的孤证来掩盖他人格的光辉。即使文天祥在死亡前信仰松动，闪现出一丝求生的念头，也合情合理，无损于文天祥形象光辉，而是更符合人性的真实，让人更觉亲近，更加感动。
第八节 杨家将真假之谜
有关杨家将的故事，千百年来一直吸引着人们的兴趣，以至于人们对这段历史深信不疑。但往往我们深信不疑的“事实”，其实并非真实的历史。
杨业与潘美（小说家笔下的“潘仁美”）并非有仇。陈家谷口逼杨业进军，后又将接应部队撤走的人是王侁而非潘美。据《宋史·王侁传》记载，王侁字秘权，开封浚仪人，其父王朴，曾任后周枢密使，因上筹边之策而名噪一时。王虽侁系名门之后，本人也有战功，但其为人性情刚愎，他以话激杨业，杨业因力战，陷于敌阵中。
在小说家笔下坏透了的潘仁美（潘美）并没有那么坏，至少他在陈家谷口并没有算计杨业，更没有像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按兵不动，射杀杨七郎。倘若说他在这次战役中有什么过失的话，那也仅是因为他误信了王侁之言而已。
所以，宋太宗赵光义在事后处理参战人员时，仅把潘美降三级使用，而对负有主要责任的监军王侁则除名，并发配金州。
在小说《杨家将》中，杨业共有八个儿子。但据《宋史》记载，杨业共有七个儿子，他们分别是：杨延朗、杨延浦、杨延训、杨延环、杨延贵、杨延彬、杨延玉。
其中杨延玉随父征战，在陈家谷口一战中殉国。其余六子中，延朗为崇仪副使，延浦、延训并为供奉官，延环、延贵、延彬并为殿直（官名）。这七个儿子除杨延玉战死以外，其他皆善终。并无流落番邦、身死奸臣之手一说。
在“杨家将”的传记中，杨府男性主角除了令公杨继业以外，最有名的就是杨六郎和杨宗保这父子二人了。这两个人物也非历史之本貌。
杨六郎，其实是杨业的儿子杨延朗（后改名为杨延昭），但他并非杨业的第六个儿子，而是长子。他死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宋史》上说他：“智勇善战。所得赏赐悉犒军，未尝问家事。出入骑从如小校。号令严明，与士卒同甘苦。遇敌必身先行阵。克捷推功于下，故人乐为用。在边防二十余年，契丹惮之。”
杨宗保，应为杨文广。《宋史》记载，文广系杨延昭之子。字仲容，“以班行讨贼张海有功，授殿直”，范仲淹宣抚陕西时曾把他收为部下，后又随狄青南征，最后官至定州路副都总管，迁步军都虞侯。
“杨家将”既然半真半假，扑朔迷离，那么“杨门女将”呢？
十分遗憾的是，在小说里轰轰烈烈的“杨门女将”，正史中却一点影子都没有。
《宋史·杨业传》中只收录杨业及其子延昭等七人，还有其孙文广一人，并无一字提及女眷。倘若杨门女将确曾有过的话，那么，专收“义妇节妇”之事迹的《烈女传》也会记载。《宋史·烈女传》共收近40名“奇女子”，她们没有一个人出自杨门。
第九节 佘太君确有其人吗
作为“杨门女将”的核心人物，佘太君的形象感人至深。这个人物，到底是艺术虚构，还是确有其人？历史记载模糊不清。
清代以前的史料从未提及佘太君。地方志中，明代成化时期的《山西通志》只记载了杨家三代，并没有佘太君。到了清代，地方志才出现了有关佘太君的记载，有人认为佘太君为杨令公之妻，并称“佘”为“折”之误，甚至认为佘太君是宋初的晋北大家族折德扆之女。
山西保德县折窝村和陕西白鹿县佘家坡头村一带，流传着佘太君改姓的故事。佘太君原姓“折”，在长期征战过程中，她有感于丈夫和儿子都为国战死沙场，为了图个吉利，便将“折”改为同音的“佘”字，意在子孙福禄有余，由她一人承受外来之灾。
最早认为佘太君是历史人物的推断始自于清代，乾隆年间的《乾隆一统志》和《保德州志》都称有“佘太君墓”，在“州南四十里折窝村北”。《保德州志·人物·列女》记载：“杨业娶府州折氏，称太君。其父为麟州刺史，又为火山节度使，业后为代州刺史，皆距此不远，故缔缘烟卜地于此与？”其实《保德州志》对自身的这段记载也是存有疑问的，所以句尾用的是疑问语气，但后人为了证明佘太君的真实性，便断章取义，以讹传讹了。
清光绪十年续修《岢岚州志》，沿用了《保德州志》的说法，又增加了佘太君为夫申冤的情节。其中的《节妇》卷称：“杨业妻折氏，业初名刘继业，仕北汉……娶折德扆女。后归宋，赐姓杨。折性敏慧，尝佐业立战功，号杨无敌，后业战死于陈家谷。潘美、王侁畏罪欲掩其事，折上疏辩夫力战获死之由，遂削二人爵，除名为民。”
《岢岚州志》的这段记载，史实与传说混杂。关于杨继业的描述基本上符合事实，但对佘太君替夫申冤和潘美被贬的记述则更多地与民间传说相近，与历史真实相远。潘美当时只被削去了三个虚官，仍是朝廷宠臣，“除名为民”没有事实依据，这是常识性的错误。
尽管《保德州志》和《岢岚州志》的内容多有谬误，还是被广泛引用。清代的一些文史学者根据方志所载对折太君加以肯定，毕沅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的状元，在其所著的《关中金石记》中称，“考折太君，杨继业妻，折德扆女也，墓在保德州折宭村”。近代学者李慈铭（1830—1894年）在《越缦堂诗话》中也说，曾发现过折太君墓碑等，但并没有记录碑文。其实他们二人既未见墓碑，更不见碑文，不过是根据听闻和地方志引申而已。
清人又有私人笔记讲到折氏善骑射，把佘太君比作蕲王韩世忠的夫人梁红玉。
如果佘太君真的是宋初的历史人物，且英勇无敌而又敢于为夫申冤，这样的女中豪杰，即便正史不载，宋人笔记也不可能只字不提。反而偏偏是到了清代，佘太君的事迹才进入史料，这是很奇怪和难以令人相信的事。
从清代以来，想证实佘太君确有其人的资料有很多，但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一些文人和地方志作者不辨真伪，将传说记录下来，而后世的研究者又根据这些记录来论证，以讹传讹，形成了一个循环论证的怪圈。
北宋的确有一个令契丹军闻名丧胆“折太君”，“佘太君”的事迹可能是移花接木。
《宋会要辑稿》记述了另一个折太君，她的事迹与传说中杨业妻颇为相像，不过她是丰州刺史王承美的夫人。折夫人很有谋略，辅助王承美屡立战功。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折太君夫妇率军与契丹军发生激烈交战，斩获敌人数以万计，生擒契丹天德军节度使韦太。第二年，万余契丹兵再度来犯，折太君夫妇又一次大获全胜，并乘胜向北追出百余里，所向披靡，契丹军闻名丧胆，不敢再犯。他们驻守丰州城35年从未有失，其事迹可圈可点。景德初年（1004年），宋真宗下诏让王承美进京，亲自接见了这位边防的传奇人物。不仅如此，宋真宗还特别赏赐了折氏，让她享受边疆官员的待遇，每月赐钱五万，这是一个莫大的荣耀。
1012年十二月，王承美病逝后，宋真宗召折氏入宫，内中缘由与他们的家事和继承权有关。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当时身为安郡君、太君的折氏，为了边防安全，再次上朝面君，得到了宋仁宗的首肯，此时她已75岁。
《宋会要辑稿》记载的折太君与杨业、杨延昭为同时代人，折氏夫妇守边40多年，契丹闻之胆寒。折太君的事迹相当丰富，其抗辽、上状、进宫等活动与戏曲小说中的佘太君形象有相似之处。她的儿子文玉、怀玉在杨家将中也有类似的名字。故事小说里的佘太君很可能就是根据王承美之妻演变而来的。
第十节 名妓李师师下落之谜
李师师，生卒不详，北宋末年汴京名妓。本姓王，四岁时亡父，因而落入娼籍李家，改名李师师。据载，她气质优雅，通晓音律书画，芳名远扬开封城。可能由于童年凄凉的生活在李师师心里刻上了深深的烙印，成名之后，她给人的感觉始终总是淡淡的忧伤，她喜欢凄婉清凉的诗词，爱唱哀怨缠绵的曲子，常常穿着乳白色的衣衫，轻描淡妆，这一切都构成了一种“冷美人”的基调，反而更加迷人。
由于李师师色艺双全，貌若天仙，同时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文人的笔记小说中记载着她与不少文人的交往，如张端义《贵耳录》、张邦基《墨庄漫录》，都记载了她与大词人周邦彦、晁冲之的来往和诗词酬答的故事。
后来，李师师被徽宗召进了宫中，册为李明妃。但金兵进逼开封，徽宗将皇位让给太子钦宗后，李师师失去靠山，被废为庶人，并被驱出宫门，地位一落千丈。据传她为了免祸，自乞为女道士。不久，汴京沦陷，北宋灭亡。金兵俘虏徽、钦二帝和赵氏宗室多人北返，李师师的下落也变得众说纷纭，扑朔迷离了。
“靖康之耻”后的李师师下落，有如下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以死殉国。《李师师外传》记载说，金人攻破汴京后，金主也久闻李师师的大名，让他的主帅挞懒去寻找李师师，但是寻找多日也没有找到。后来在汉奸张邦昌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李师师。李师师不愿意伺候金主，先是用金簪自刺喉咙，但是没有成功，于是又折断金簪吞下自杀。临死之前，她大骂张邦昌：“告以贱妓，蒙皇帝眷，宁一死无他志。若辈高爵厚禄，朝廷何负于汝，乃事事为斩灭宗社计？”但小说作者主要是借人借事来抒发亡国的感慨，没有事实依据，因而学者多对此说持有异议。
第二种说法，老死江湖。《青泥莲花记》记载：“靖康之乱，师师南徙，有人遇之湖湘间，衰老憔悴，无复向时风态。”张邦基《墨庄漫录》书中称李师师被籍没家产以后，流落于江浙一带，有时也为当地士大夫唱歌。清初陈忱《水浒后传》继承了这一说法，说李师师在南宋初期，流落临安（杭州），寓居西湖葛岭，操旧业为主。宋代评话《宣和遗事》也有类似记述。这个说法，凄凄切切，充满惆怅之感，颇有“门前冷落车马稀”和“落花时节又逢君”的苦味，很可能是时人的借托。
第三种说法，被俘北上。称李师师在汴京失陷以后被俘虏北上，被迫嫁给一个病残的金兵为妻，耻辱地了结残生。清人丁跃亢《续金瓶梅》等书皆宗其说。但也有人提出异议，当时金帅挞懒是按张邦昌等降臣提供的名单索取皇宫妇女的，李师师早已当上了女道士，自然不在此例，所谓是“师师必先已出东京，不在求索之列，否则决不能脱身”。
纵观以上种种说法，似乎以第二种说法较为可信。汴京失陷前，李师师已废为庶人，当了女道士，说她匿于民间，流落于江浙。她的归宿究竟如何，恐怕永远是难解之谜了。
第十一节 真实的宋江事件
梁山一百单八将，而以宋江为中心，宋江就像一根线，把这群人连在了一起，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可以说，没有宋江就没有《水浒》。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宋江事件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宋江的事迹最早在宋元间就以重大旧闻的形式在街头巷尾广泛流传，罗烨的《醉翁谈录》和无名氏的《宣和遗事》都有这方面的记载。南宋末年的画家龚开曾为宋江等人作过画像，他在《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中写道：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状其人，欲存之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为。及异时见《东都事略》载侍郎候蒙传，有书一篇，陈制贼之计云：“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
在《宋史》中还有其他两处提到宋江。
在《宋史·徽宗本纪》中记载道：“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讨之。”
在《宋史·张叔夜传》中记载道：“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
其他史书如《十朝纲要》《九朝编年备要》《三朝北盟会编》，徽宗皇帝宣和元年的诏书，以及毕沅的《续资治通鉴》都有类似记载。另外在已发现的宋人梁圆、王师心、折可存等人的墓志铭中都提及与宋江的战斗，北宋末年殉国的李若水在其《忠愍集》卷二也有一首涉及宋江的诗。这样看来在宋朝历史上还真有宋江其人。
《水浒》中的八百里水泊就像一道天然的护城河，拱卫着这群枭雄的根据地，进可攻，退可守，成功的五次反围剿，三败高俅，两赢童贯，无疑都得益于水泊之地利。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宋江是否曾真的在梁山落草为寇呢？
梁山泊是五代时因黄河决口，将大小湖泊连成一片而成为汪洋沼泽的。北宋时的梁山泊《宋史·杨戬传》有载：“梁山泊，古巨野泽，绵亘数百里，济、郓数州赖其捕鱼之利。”
苏辙也有诗云：“近通沂泗麻盐熟，远控江淮粳稻秋。”可见梁山泊作为绵亘数百千米的大湖和南北交通的枢纽，在经济上有着极为重大的作用。而这恰恰使他成为北宋历史上官匪争夺的焦点。梁山泊多盗，素有“盗薮”之称。
但宋江究竟有没有立足梁山泊，竖起“替天行道”的杏黄大旗呢？元人陈泰在他的《所安遗集·补遗》“江南曲序”写道：
“余童卯时，闻长老言宋江事，未究其详。至治癸亥秋九月十六日，舟过梁山泊，遥见一峰，（山带）（山阜）雄跨，问之篙师，曰：此安山也，昔宋江起事处，绝湖为池，阔九十里，皆蕖荷菱芡，相传以为宋江妻所植。宋之为人，悍狂侠，其党如宋者，三十六人，至今山下有分赃台，置石座三十六所，俗所谓‘来时三十六，归时十八双’，意者其自誓之辞也。”
关于宋江盘踞梁山一说，不仅有文字记载，还有实物地图为证。康熙初年的《寿张县志》卷首有所谓的“梁山图”一张。此图所绘为梁山全景，中有虎头崖、宋江寨、湾山、黑风口、青龙山、雪山、平山，又有莲台寺、法兴寺、天齐庙、玉皇阁等。宋江寨有寨垣，全景四周又有一大圆形墙，有“梁山北门”、“馍馍台门”、“茶庄门”、“宋家胡同门”、“玉皇集门”、“张家垓门”、“邵家楼门”、“张家坊门”等门15座。
但历史学家认为，这些都是后人的附会。陈泰文章的信息来源是篙师说的，而篙师本人根本没有进行过求证，极可能是道听途说，或许还加了自己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小故事。康熙初年的《寿张县志》离宋江生活的年代实在是太远了，这中间，宋江的“精、气、神”在难以计数的作者添加下已趋于完备。更重要的是，那个时候，署名施耐庵的《水浒传》已经面世很久，那张地图的绘制不可能不受流传甚广的《水浒传》的影响。
所以，宋江一伙没有在梁山泊安营扎寨，把这“八百里水泊”当着永久的革命根据地。相反，他们从来都是流窜作案。能攻则攻，不能则走，颇有点游击战的味道。而且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分析，宋江也不太可能具备后世革命家建立根据地，推翻朝廷的素质与实力。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宋江在梁山泊的故事纯属子虚乌有。
《水浒》中描述，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更有士兵数十万。声势浩大，有与皇帝争夺天下，逐鹿中原的实力。而据各种文献记载，宋江向来以三十六人著称，南宋的龚开和元初的《宣和遗事》也都只提到宋江三十六人，宋江横行齐魏，空间跨度之大，应该属于流动作战，其规模也不会超过千人。《宋史·张叔夜传》记载，张叔夜以区区数千兵士就轻松搞定了宋江。可见宋江在当时也只是一般的小蟊贼，与朝廷出动数十万大军，国防部长童贯亲自带队，并有韩世忠等名将参加，花一年多时间才平息下来的方腊根本就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水浒》前70回把梁山好汉描写得个个了得，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当朝廷的硬实力不能正常的镇压他们的时候，等待他们的结局只有一个——招安。招安历来是个令人丧气的话题，不单一般的读者，就是很多专家都为宋江的抉择痛惜，以至于金圣叹把《水浒》拦腰截成两段。说后30回是后人的伪作。那么宋江到底有没有受招安呢？
《宋史·张叔夜传》记载：“擒其副贼，江乃降。”时任大名府元城县尉的李若水在他的《忠愍集》卷二中曾写道，受招安的宋江等人，“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这样看来，宋江确实是受了招安的。对于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人，朝廷又该如何安置他呢？
有人说宋江投降之后，被朝廷残酷的杀害了。宋代学者洪迈在他的《夷坚乙志（六）·蔡侍郎》中说：“宣和七年，户部侍郎蔡居厚罢，知青州，以病不赴，归金陵，疽发于背，卒。未几，其所亲王生亡而复醒，见蔡受冥谴，嘱生归告其妻云：‘今只是理会郓州事。’夫人恸哭曰：‘侍郎去年帅郓时，有梁山泊贼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诛之，吾屡谏，不听也……’”有人据此推测所杀的就是宋江等人。但这也仅仅只是推测，在时间上经不起推敲。《宋史》记载的宋江投降在宣和三年，而洪迈叙述的事发生在宣和六年。很明显蔡侍郎杀害的决非宋江等人。
还有人说宋江受降之后出征方腊。《宋史·候蒙传》记载有候蒙在方腊起义的时候向皇帝提出“以盗御盗”的策略。《皇宋十朝纲要》也说，宣和三年二月宋江投降张叔夜，于当年随大军出征方腊。并在六月辛丑，辛兴宗、宋江破贼上苑洞。杨仲良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载：“（征方腊攻帮源洞）王涣统领马公直并稗将赵明、赵许、宋江，既次洞后。”但是《宋史》和《续资治通鉴》在述及征方腊时都没提及宋江。另外一条相左的材料来源于1939年出土的宋将折可存的墓志铭。墓志铭中说，折可存在平定方腊之后顺手牵羊把宋江给灭了。这样看来，宋江征方腊的事就有点悬了。
有人说他再反了。宋江为什么要再反呢？朝廷好吃好喝的招待，不但给官做，还36人同拜爵。宋江为什么还不满足呢？应该说，招安并不是宋江的本来目的，他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主动投降张叔夜的，很可能是为了保存实力。
另外，当时的政治环境不可能给宋江等人提供良好的生存土壤。朝廷可以在权衡利弊之后表面上接受他们，但骨子里的东西是很难一下子更改的。在这种情况下，宋江除了再次造反之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这样说也并不完全是猜测，根据现有的史料，宋江是在两次不同的时间，两次不同的地点，由两个不同的人招降的。
张叔夜招降宋江是在宣和三年二月，折可存是在剿灭方腊之后随手擒获宋江的。据《宋史·方腊传》记载，方腊在宣和三年四月被韩世宗生擒于清溪峒。那么折可存擒获宋江应当在宣和三年四月之后，中间最少有两个月的时间差，在情理上也说得通。
宋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再反的原因，很可能是方腊起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宋江。方腊在宣和三年三月以前一直对朝廷处于攻势，但取得很大的成绩。他鼓舞和激励了宋江，让他那颗压抑和不安分的心又跳动起来。再者，朝廷大军的全数出击，攻打浙江的方腊，也给习惯于河北、山东一带的宋江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此说来，宋江不仅没有出征方腊，还直接或间接的受方腊影响。与《水浒》塑造和广泛流传的宋江形象相差太远。
第十二节 《清明上河图》之谜
在中国美术史上，《清明上河图》可谓是一幅最具传奇色彩的作品，也是历朝历代被临摹最多的一幅作品。从古至今关于《清明上河图》有着许多不解之谜。
对于张择端的身世，在史书上没有任何记载，千百年来一直是一个谜。一些学者认为张择端是北宋人，也有专家认为张择端是南宋人，还有专家认为张择端是金代人。
认为张择端为南宋人的专家，主要是根据明晚期书画家董其昌在《容台集》中对《清明上河图》的推测：“南宋时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清代孙承泽在《庚子消夏记》中记载：“《清明上河图》乃南宋人追忆故京繁盛也。”
认为张择端是金代人观点的专家，是根据《清明上河图》最早的题跋出自金代人之手，并且两宋画院均不见张择端著录。
然而，更多专家学者通过对《清明上河图》的研究考证，认为张择端是北宋人。现存于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三编本”，后面最早的金代张著题跋中注明了张择端的身份为“翰林”，并且进一步指出，张择端游学于京师，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张著的题跋是关于张择端身世最早的记载，也是唯一的记载。根据最早的金代张著题跋，张择端是北宋人的观点最具说服力。
至今，开封民间还流传着张择端与《清明上河图》的故事。
开封的相国寺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天保六年，到北宋太宗时期，相国寺发展到鼎盛时期，占地540亩，僧院64座，殿阁雄伟、花木葱茏，因此被誉为“金碧辉映、云霞失容”。偌大的相国寺雕梁画栋需要大量的画师为之服务。
传说当年在北宋东京的相国寺里住着一些靠给寺院绘画谋生的民间画师，其中有一个来自山东诸城的青年画师张择端，他说可以把东京汴梁的繁华盛景搬到画上来。张择端住在相国寺的香积厨里，潜心作画。有一天，宋徽宗赵佶在皇家卫队的护卫下临相国寺降香，宋徽宗听说相国寺里住着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画师，便命宰相蔡京去了解情况。宋徽宗赵佶命宰相蔡京将张择端召进翰林图画院，亲自命题让张择端绘画东京汴梁的繁华盛景。
张择端被召进了宫中翰林图画院，但是他提出要在安静的农舍中作画，宋徽宗同意了张择端的请求，命宰相蔡京为张择端在汴梁城的郊外找了一处安静的农舍，从此张择端披星戴月潜心作画。当宰相蔡京将张择端绘画的长卷呈给宋徽宗看时，宋徽宗赵佶见了张择端的绘画后大喜过望。从此，《清明上河图》被宋徽宗赵佶收入皇宫内府。
北宋灭亡后，宋徽宗赵佶和儿子宋钦宗赵桓被金人俘虏到了北方，藏于北宋内府的《清明上河图》及6000件艺术品也被金兵掠获。宋徽宗赵佶的第十一个儿子宋高宗赵构杭州称帝。张择端为了让宋高宗赵构不忘国仇家恨，坚决抗金，他闭门谢客，又绘制出了一幅《清明上河图》长卷，献给宋高宗赵构。宋高宗赵构对画根本不感兴趣，并将画退了回来。张择端展开长卷，心绪难平，他一气之下将自己绘制的《清明上河图》长卷付之一炬，幸好被家人及时抢出一半。在沉痛的打击下，不久之后，张择端忧郁而死。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如此巨制一定是有寓意。那么《清明上河图》中的“清明”与“上河”是什么含义呢？
许多专家学者对于《清明上河图》中的“清明”有着诸多的解释与争论。《清明上河图》的专家学者通过对“清明”的考证得出三种观点：一是“清明节之意”；二是“清明坊之意”；三是“清明盛世之意”。
持“清明节”观点的专家学者，有已故文物鉴定专家郑振铎先生和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先生等。郑振铎甚至指出就是清明节这一天。
持“清明坊”观点的专家学者是已故河南开封中学的孔宪易。1981年，孔宪易在《美术杂志》上发表了《清明上河图——质疑》的文章。孔宪易先生在文章中通过对木炭、石磙子、扇子、西瓜、服饰等考证研究，认为是画的秋景。清明之意是指“清明坊”。根据是当时东京城划分为136坊，外城东郊区共划分3坊，第一坊就是“清明坊”。
持“清明盛世”观点的专家学者有著名鉴定专家史树青。史树青指出：“清明非指清明节这一天，而是作为称颂太平盛世的寓意，清明即政治清明。”
北宋长期实施的“偃武修文”的国策，国家经济趋于繁荣，出现了唐朝时期之后的又一个太平盛世。这一时期的文人官宦为了仕途腾达，大肆歌颂当朝皇帝的政治清明。《清明上河图》中展现出的磅礴气势和繁盛景象，最能代表宋徽宗赵佶“偃武修文”的治国思想。如果称太平盛世未免太露骨，因此“清明上河图”这五字一语双关，弦外有音。但是《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正在乞讨的乞丐、官衙门口坐着的懒散的士兵以及大街上跑着的猪等，这些景象似乎与太平盛世相违背。
那么，《清明上河图》中的“上河”又是指什么含义呢？长期以来一些专家学者对“上河”二字的含义也有诸多解释。关于“上河”的含义主要有几种观点：有专家认为“上河”是指“河的上游”，有专家认为“上河”是“逆水行舟”之意，也有专家认为“上河”即“上坟之意”，还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即“赶集上街之意”。
根据《东京梦华录》中的记载：汴河自西京洛口分水入京城，东去泗州入淮，运东南之粮。根据这段文字，由西北向东南是下水，反之是上水。因此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即汴河上逆水行舟之意。然而，也有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根据《清明上河图》明代李东阳的题跋记载：“上河者云，盖其世俗所尚，若今之上冢然，故其如此也。”这就是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上河”即是“上坟”一说的重要依据。然而，还有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上河”不能作为动词解释，而应该作为专用名词解释，如果按名词解释“上河”应该是指御河。也有学者提出疑义，虽然《清明上河图》中展现了磅礴气势的繁盛景象，但是《清明上河图》中也描绘了乞讨的乞丐、街上跑着的猪、官衙门口坐着的懒散的士兵，这些与太平盛世相悖的另一番景象又该如何解释呢？
第十三节 北宋的“帽妖”事件
UFO的中文意思是不明飞行物，在北宋的真宗时期，就曾发生过一起疑似UFO事件。
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五月，河阳三城（在今河南孟州市）节度使张旻向中央政府报告了一件发生在辖区内的蹊跷事，称西京（今洛阳）近日有人盛传看到天空中有一种奇怪的妖物，形状如圆形帽盖，每次夜间飞入人家，顿时变为大狼状，伤及室内居民。满城市民惊恐万分，每到入夜时分便关牢门窗，躲在隐蔽之处。其中也有几个胆大的人，手持兵器，勇敢地捕捉妖怪，结果是一无所获。
宋真宗为安抚稳定人心，一面下诏，表示非常关切；一面派出侍御史吕言为组长的事件调查工作组赶赴西京，调查西京留守王嗣宗隐瞒不报的失职行为。除了运用行政手段平息事态，宋真宗还祭出了传统的法宝，设坛祈祷消灾避邪。
经过一番虔诚的折腾，事态总算平息下来。宋真宗刚想喘口气，不料更大的麻烦找上门来。
西京发生“帽妖”不足一个月，东京（今开封市）又闹起“帽妖”，而且传得有鼻子有眼：“帽妖”从西京转移到东京，这回来者更加不善，前次在西京只是伤人，而这次在东京则是吃人。传言越传越邪乎，弄得京师人心惶惶。更可怕的是，民间的恐惧情绪传染到了军队，而且军营的不稳情绪甚至比民间还厉害。这下，宋真宗真的坐不住了。
宋真宗为了社会的安定和政权的稳固，随即授命发布了悬赏捉拿谣言散布者的告示。经人举报，僧人天赏和术士耿概、张岗三主犯被缉拿归案。真宗指定起居舍人吕夷简、入内押班周怀政对其进行审讯，最终以“邪法”之罪在闹市公开宣判，斩首示众。其他几个罪责不够砍头的同案犯被发配流放。
应天府的官员王曾想出一安定民心的高招，下令夜间一律打开里门，开门迎“妖”；同时加强监控，对危言耸听者发现一个抓一个。其实，妖怪本不存在，即便真有所谓的不明飞行物，那也是偶尔才能撞见。所以王曾这么一放胆，反而什么事也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