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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孙佳妮:家庭教育重要过一切学校里的教育

许多余:是否介意别人称你为80后作家?你对“80后进入了市场但没进入文坛”

有何看法?

李傻傻:我从2003年字高开始在一些杂志上发表作品,一开始就没有考虑过出书,所以感觉自己一直与商业离得比较远。这可能是好事,市场对我没什么诱惑。好像什么对我都没诱惑。我会缓慢地改变生活。

许多余:你的作品多以湘西农村风景为背景,你认为这样的经历对你的人生有怎样的影响?比如在文学方面,比如你的价值观?

李傻傻:这样的经历使我的人生增添了许多坏毛病,很多坏习气;减少了很多机遇,扼杀了很多梦想。我中学时一直梦想生在县城,或者是城郊也行,那样放假的时候我就不用走那么远的路来回奔走了。不过后来读了些高尚的作品,我就把这种想法改了,并逼迫自己相信努力就可以成功,不以出身论英雄,高尚的灵魂是人的最大价值等等这样的信念。

许多余:有人说你的作品引起了注意,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的湘西南背景,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李傻傻:这一部分人可以去看地理杂志,看旅游杂志,或者直接看地图。他们以为我写了什么奇风异俗,其实我不大懂那些东西。我不是特别神秘主义。我写的就是到处可以见到的人。引起注意还可以理解,要是纯粹是注意地域背景,就不可理解也不可理喻了。不过我相信不是这样,毕竟题材只是一个组成部分,况且跟我写同样题材的人多得跟海水一样。

许多余:你屡次拒绝媒体和批评界给予的“少年沈从文”的封号,强调彼此的不同,可我感觉你的文字还是与这位前辈作家有着某种联系。如果有,是什么呢?

李傻傻:这不是一个封号,而是一个戳印,跟当年林冲额角上烙的东西一样,会让你时刻笼罩在一种身份的阴影底下。“强调彼此不同”与“有某种联系”并不矛盾,如孩子像孩子他妈但孩子不是他妈。我跟沈从文的不同,有经历上的,也有性格上的,我跟他的联系,有地域上的,也有阅读上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不是古代文人在一阕诗词、一个意象里改写、打滚、翻新那种联系,不是当代乖乖在王小波一篇序言里捡饽饽、吃半消化食物那种联系。而是不得不有的联系。但拒绝那是以前的事情了,那时比较年轻,容易冲动。现在不会了。现在爱叫什么叫什么,只要自己不犯傻就行了。

许多余:你的不少作品都是以童年视角或者少年视角来写作,为什么?

李傻傻:这跟个人干事的习惯有关。我写刚刚结束或正在发生的事写不好,又没有改写久远历史的嗜好。相反,对于已经过去的生活,只要我记得住的,我基本上能找到切入点,不用怎么想就能找出我认为好的布局、辞章。而所谓的“视角”,也是因为,我认为那些篇目更适合用某种视角,于是就用了。有人要跳出来了:“就不能写成其他样子吗?同题诗、同题文都是放屁呀?”当然不是放屁了,同题诗大赛不还要评出个一等奖来嘛,这也说明一个东西都有最适合它的一个东西,一个内容有最适合它的形式。

许多余:农村的童年是生活在钢筋水泥中的城里孩子难以触到的,能向他们介绍一下吗?你的童年记忆对你的写作产生多大影响?

李傻傻:12岁以前,待在农村比待在城市里好玩儿,农活与作业之外,有无数游戏和游玩的机会。那会儿,城市和农村区别可能还只是钱多钱少,多吃少吃的问题。注意,是“吃”,钱带来的其他因素——娱乐、侵蚀什么的,还很少,因为大家都处在挣钱的阶段,还没到讨论怎么花钱的地步。所以,回想起来,苦中有乐,没钱买铅笔是苦,上一趟街在垃圾堆捡到半截尺子是乐。12岁以后,上初中,上高中,由于学费、生活费,钱的地位突飞猛进,我确实饿到差点晕倒。初中,我还想过,要是我生在县城里头,多好啊!放月假走路回家的时候,我又想,要是我家在学校附近,多好啊!这说明,做一个有钱的村里人最好玩儿,做一个没钱的城里人最悲惨。童年记忆对我的影响?一时说不清楚。

许多余:我们现在都在很热烈地讨论80后,可我们发现大家都在讨论的是都市里的80后,于是有人问,“农村的80后在哪里?”你能向大家介绍一下农村的或者来自农村的80后们的生活吗?他们与城市里的80后们最大的不同在哪些地方?

李傻傻:据我所知,我的小学同学现在大部分在打工。我的大学同学还有一两个月就去打工。讨论得再怎么热烈,也都是为了生活奔波,谁比谁劣?谁又比谁优秀?谁也别妄自尊大,谁也别妄自菲薄。

许多余:马原说《红X》属于“成长小说”。《红X》的叙述语调让我想起了另一部成长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你读过后者吗?是否受到影响?

李傻傻:读过几遍。人家塞林格是大师,要是我跟他有相似的处理方法,肯定得说我模仿经典。我已经够注意了,连潜移默化都尽量避免,可后来发现,还是那么两个细节有麦田的影子。在网易小说连载时,已经有人指出,主人公挨揍后,幻想狮子那段,让人想起《麦田》主人公在旅馆被敲诈一节。我本来想改,后来一想,不能改,哪个青年没有十八岁,哪个青年不怕别人捶,改了反而不对。

许多余:有评论者指出,“《红X》第一章中出现的美院被杀男孩姐姐的自述,纯属多余,导致开篇叙述人称和少年侃风格的不一致甚至混乱。”你怎么看这个批评?

李傻傻:也许确实有更好的处理方式,不过应该不是一删了之。在他批评之前,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最后还是留了下来。留的理由是,在情节上它固然多余,但是在表现主人公的性格上他又必不可少。我只好牺牲了一部分情节,牺牲了故事,来得到我要的效果。如果追究叙述人称的一致,那世上很多小说都可以枪毙掉了。所以,问题一定不是出在这里。实际上,读者还会看到,在小说的内部,依然会出现叙述人称的转换,主要是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应该还是比较自然和有效的。

许多余:书名《红X》底下有一行注释,“老师批改作业时常用的符号”,我们知道这个符号意味着错误和否定甚至惩戒,你似乎对这个符号有着强烈的情绪。《红X》被普遍认为有着强烈的象征意味。

李傻傻:说没有你不相信,说有又很牵强。这个符号固然和错误惩戒等有关,但是我更倾向于把它看作是构成生活本身的一个符号。北岛那首叫《生活》的诗里,那个“网”字,是生活的整体状态,而生活的所有局部、细节,是一把把叉交织而成的——渔网,一个个交叉。因此,生活就是一堆叉。当所有叉的尖利部位相连,取得平衡,你会发现,原来只是让你刺痛的尖刺,已经变成一张包裹你的坚韧的黏网。这么说有点牵强,可是事实就是这样。一个再具有象征能力的符号,也永远概括不了生活的残酷。这时候,我把这个符号作为小说的题目,把生活作为小说的内容,这么处理真是天衣无缝。

许多余:你是否有一些不愉快的学校生活经历?是否一些成长中的伤痕让你刻骨铭心?

李傻傻:很多人的学校生活比我还不愉快,我要在这里嚷嚷,他们会不高兴的。

许多余:由网络、可乐和薯片喂养大的80后们大都害怕成长,你怎么看待成长?

李傻傻:你这是乱说,我没看到谁害怕长大,倒是现在的小孩越来越长得快,小学就懂我高中才懂的玩意儿。虽然有些人一大把年纪了还喜欢撒娇,但这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苦头是必须要吃的,没吃过任何苦头的人很悲哀,他们容易变成小资。另外,关于成长,我还有一点小意见,那就是,成长跟洗澡一样,是一辈子的事。我们不能成年了就不成长了,女人永远18岁很好,可要是谁都有保持18岁的想法,未免太可怕了。看到一些十六七岁姑娘小伙写的东西,觉得真是汗颜,当年我在干什么呀!我在看三级片。要是他们一直以高出我这么多的水平发展下去,再过几年,怎么得了啊?

许多余:书评人刘波说《红X》是“寻找青春的尊严”,你怎么看这个评价?

李傻傻:可能小说体现出这个意思了,我原来不是这样想的。主人公最大的困扰,是他对于任何一种生活的怀疑和抵触。他不想待在学校,待在家里,待在房里,只有在郊外的田野,才是他最放松的时刻,可天一黑,他又得回去。最后,他来到完全陌生、十分正常的世界,依然无所适从,或者说并不快乐。他最需要的可能不是尊严,而是自由。

许多余:请你评价一下《红X》的主人公沈生铁。他身上有多少你的影子?

李傻傻:我努力让沈生铁成为一个可以呼吸的人。他身上有一种散漫的自由,这是他最大的优点,也是最大的缺点。这决定了他会陷入美丽的幻想,然后进入现实的痛苦。我最喜欢他身上自由的那一面,自然的自由,听从心,而不是逻辑规范。比如对于杨晓、杨繁母女的爱恋,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可不可以爱她们?他想的只是,如何去爱。又比如偷窃,他关注的是,想,还是不想,而不是对或不对。说得太多了。他的性格有一部分和我重叠,他的经历也有我的影子,但他身上冲动的成分更多一点。

许多余:在反抗规范的同时,主人公似乎经常处于“随波逐流”的状态,他是勇敢的,也是软弱的。

李傻傻:对。这也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他的反抗只是因为他的天性,他不爽了,就反抗,而不是基于什么“民主熏陶”。一旦生活出现顺流而下的局面,他就会随波逐流。换句话说,他更多的是一个尚未开化的蒙昧之子,而不是少年老成的民主斗士。他勇敢是因为有什么刺痛了他,他软弱是因为环境使他安逸,就像一条蛇要咬人,也要冬眠一样。但是他身上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前面说的无所适从,他不适合环境,或者说环境不适合生存。

许多余:他从“偏离生活的轨道”到“回归生活的轨道”,这是“走向成熟”的宿命吗?

李傻傻:他永远无法回归生活的轨道,最后那个回到正常轨道,补习、上大学的人,已经不再是自然成熟的他,而是环境改装的他了。他陷入循规蹈矩的泥淖,才是最大的悲剧,但他已无力反抗,因为他先前渴望的似乎都得到了——爱,远离孤单,无拘无束,他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理由不顺流而下,似乎那就是所有逃避的最终结果。于是“他全依了她(小说最后一句)”。我所要写的人,在前十一章就已经死了。

许多余:许多读者都知道你爱睡觉,因为你写过一篇《一只懒鸟的神庙》,现在催你写文章的多了,睡觉是否受影响?也许今后睡觉的时间会越来越少,你怎么办?

李傻傻:这好办,定个闹钟,呵呵!

许多余:你快大学毕业了,对今后的生活有什么打算?

李傻傻:上班,挣钱,生存。人人要吃饭,个个要穿衣。我没太往后想,等我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家给养了的时候,我会考虑考虑未来。

许多余:你平时还喜欢干什么?

李傻傻:看电视,浏览图片,跟老婆睡觉,跟同学下棋。

许多余:爱情呢?你相信爱情吗。《红×》里的主人公经常难以达到性和爱的一致,理由是“青春”的“无可奈何”。

李傻傻:外星人都有,那么,爱情一定是有的,这方面我有点理想主义。沈生铁身上比我具有更多的理想色彩,他虽然厌烦很多东西,但是他也相信很多东西。他之所以认为性和爱可以分开,我觉得是因为他相信可以分开,而不是无可奈何。

许多余:哦,你也觉得爱情是一种理想主义。

李傻傻:不,不是觉得爱情是一种理想主义,这么说好像爱情不存在于现实一样,这不是打击更年轻的一代吗?是我有点理想主义——我希望出现那种原则上理想的爱情,如果破灭,就让人感到绝望。

许多余:作为一个网络TD,“李傻傻”已经日益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你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李傻傻:文化符号?这个现象不错,不过我自己知道还没到那个地步。一个文化符号,是可以到世界各地,免费旅游,四处讲座的。我还差得远。余秋雨才是文化符号。

许多余:不过,不少读者更喜欢你原来的名字“蒲荔子”,神秘而富有汁液,似乎是一种水果?

李傻傻:荔枝是一种水果,连苏东坡都很爱吃,呵呵!但加上蒲就高级多了,不但会把荔枝吃掉,还会起笔名,嘿嘿!

许多余:可能蒲荔子与土地更加接近,也给人感觉更有底气和潜力吧。有人提出现在只是“蒲荔子”的“李傻傻时期”。你怎么看读者的这些意见?

李傻傻:什么PPP的“×××时期”,有点意思,不过没有意义。喜欢哪个名字就称呼哪个,只要这个名字不是特别带侮辱性,我都没有意见。李傻傻是一个典型的网络ID,网友们这样叫我,我还习惯点。至于名字和写作的关系,有相似的可能,没必然的联系。也许在姓名学那里有联系,在我这里没有。有人以为叫什么名字就跟文学扯上了关系,对这些人要重申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就跟有很多李鹏但只有一个总理,有很多王维但只有一个诗人一样,永远是人的质地在起作用,而不是名字。为了说清楚点儿,再举个例子,曹操,现在很少有人叫“操”了,因为这个字被时代强奸,让很多人觉得不雅,但这并不妨碍曹“操”成为一个诗人。李傻傻与蒲荔子本来就是一个人,比较谁更有底气和潜力,不是太好玩了吗。

许多余:韩寒在博客里说很多诗人在用下半身创作,你以前也是“诗江湖”里出来的,你现在怎么看待这个群体的写作?你对目前的诗歌创作有何认识?

李傻傻:这个群体里面有几位诗人是最优秀的诗人之一。以前大家说诗让人看不懂,现在让你看懂了,又说太明白。想起最早的梨花体诗《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可以不读,可以不懂,但还是得承认,诗歌界确有天才。

许多余:你的《从世界杯到王小波》,是为自己辩护,还是想借此梳理一下那些影响过自己的文学资源?

李傻傻:主要是想说说王小波。很多事不断说不断说不断说,就会不断不断不断有人听见,听见的人多了,我们认为有用的东西也就注入人们体内了。至于我自己,我忘记不忘记他真的不重要,因为我已经受过他影响了,该渗透的基本已经渗透完了,重要的是不断地有人被渗透被影响。

许多余:除了王小波,还有哪些作家对你的影响比较深?

李傻傻:说起来我看沈从文比看王小波同志早得多,加之生存环境总有些类似,所以在写东西上,我觉得他对我影响更大。

许多余:那你在写作中,有没有刻意模仿过谁?

李傻傻:我曾经模仿过沈从文,但拿出来的基本都不是刻意模仿的。现在我们这批所谓80后基本上都快奔30了,该考虑考虑自己有生之年还有没有可能影响别人,而不是老被别人影响。

许多余:你是如何规划“爱情”、“人生”、“理想”这三者关系的?李傻傻:把它们统称为“生活”。

许多余:你是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通过自己的勤奋刻苦努力到今天,你对同样出身农村的青年有什么告诫或想跟他们说什么话?

李傻傻:世界是不公平的,但慢慢会公平的。

许多余:80后作家有一部分走到一定的高度就转化为商人,比如郭敬明,你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怎样的规划,是否也有这方面的打算?

李傻傻:能做商人也好啊,那也是一种才能。我目前正在规划,但还没规划好。

孙佳妮,女,1999年以《流星,刹那划过天际》一文获得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B组一等奖,后被厦门大学免试录取。2000年获得第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先后在《萌芽》发表《为你写日记》等在当时影响很大的作品,深受青少年读者追捧。现居上海,自营一家咖啡馆。

孙佳妮:谢谢!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许多余:当时就想,这个姑娘,这个比我仅仅大一岁的小姐姐,怎么能写出这么优美的文字。现在我依然想问问你,你什么时候开始写东西的?你小时候是在一种什么环境下长大的?

孙佳妮:我想应该是在很小的时候。我的外公是个博学多才的人,自小教我书法、英语,唐诗宋词自然也是要背的,我想喜欢上文学可能只是在我成长过程中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文学,附带其他艺术范畴内的,比如音乐、跳舞、绘画,都是我非常喜欢的。我想我的家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父亲努力把我培养成很会弹钢琴的女孩,于是我从三岁起就开始学音乐,外婆和妈妈努力让我很小就开始认字,做算术,于是这些都让我一直以来是个很全面发展的人,文学倒还真的没有刻意地追求过。我想,文学和其他各个领域都是融会贯通的,不能很片面地看待文学,它并不单单是写作,我想比起写作来说,思想是文学创作最重要的精髓,所以文学于我也并不是喜欢这么简单,它是我抒发内心世界的一个工具,就是很自然地,我开始把自己扔到了这样一个领域。

第一次发表文章记不太清了,印象中大概是初中的时候,是一篇关于《老人与海》的读后感,那时的心情……好像很平静的样子。

许多余:当年你是怎么知道“新概念”的?你当初参加比赛时报着怎样的心态?

你觉得自己一定能获奖吗?你觉得“新概念”给你带来了什么(以及带来了哪些改变)?

孙佳妮:因为家里人工作的关系,家里的杂志很多,那时适合我看的大概也就是《萌芽》、《海上文坛》一类,就很自然地看到了“新概念”的投稿启事。我也就是很简单地把我计算机里自己写的小说打印出来,然后放进信封写上地址,投入信箱里。其实现在想来,是很奇怪的,因为我一直很排斥作文比赛这种东西,但是当时,因为看到那则启事,什么都不限,感觉上是个蛮不一般的比赛,加上自己也常常窝在房间里写东西,就试试看吧。其实那个过程好像都是注定的一样。我没有想过关于获不获奖的问题,一直到来了通知去复试,家里人才知道我参加了这个比赛。

要说“新概念”给我带来了什么,我想它让我在文学的方面上给予了自己一些肯定。也许是因为从小到大,我的成绩一直都很好,总是年级里的头几名,也常常参加一些数学竞赛之类的,然后钢琴成绩也很好,英语成绩也很好,可以说样样都很突出,因为在我的家庭里,读书好是很应该的事,大人们对我的家教也很严,所以我从小就得到了很多的掌声和鲜花,也很习惯。“新概念”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没有想过“新概念”会在当时引起那么大的反响,那时我才十六七岁,也一直被家庭保护着,比较内向,很不擅社交,可以说“新概念”让我出名了,从高中开始,一直到我进了厦门大学,这个光环一直陪伴着我,但是因为很少跟外界接触,也许会被别人误认为很清高什么的,但其实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就这样,不管得没得奖,不管得什么奖,我都不认为我的生活会被改变。我想它并不一定说带给我什么,或者带给我改变,但一定程度上,它是我少年时代的一个肯定自己的闪光点,但是我一直很清楚的,没有认为我在文学上会有很高的造诣或者什么从此走上文学道路,我是个很全面的人,或者换个角度说,我不是个很钻研文学创作的人,我喜欢很丰富的人生,我享受创造自己很精彩的人生经历,写作是我生活中的一个部分,就像小时候我对音乐的热爱,就像我对唱歌、跳舞的热爱,现在就像研究时尚、研究市场学、研究语言学等等一样,我还是想写就写,不想写就不写,跟我十六岁的时候一样。

许多余:有没有想过,假若当初没能获奖,你现在会是什么样?会不会走上另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孙佳妮:我想我现在也没有走上所谓的文学道路,其实得奖后可以说,我的文学创作越来越少,也许是因为“新概念”让我看到了很多出色的同龄人,他们的思想,他们在文学方面的认知要比我深很多,我纯粹像个玩票性质。所以,我很肯定地说,当初如果没有得奖,我今天还是这样,还是一样出国念另一个学科,穿梭在不同的领域,去制造我丰富的人生经历,偶尔写一写东西。

许多余:你觉得当年你们那一届的参赛作者当中,谁的作品是最优秀的?谁是最帅气的?谁是最漂亮的?你们当时在比赛的时候,相互之间有没有什么交流,以后多少成为好朋友,并且长期保持着联系?

孙佳妮:很惭愧地说,那一届的参赛作者我好像都是很模糊的印象,大概地记得韩寒、刘嘉俊、许人杰,没有读全过所有人的作品,至于谁是最帅气的、最漂亮的,实在很难说,因为都没有什么印象。可能是因为当时我还在读高二的缘故,而大部分的关注高三的获奖学生多一些,因为他们有免试入大学的机会,可能大家共同话题比较多,我本身也是个慢热的人,那时年纪小,也比较不擅长社交,所以,我只是记得得了奖,我依然在学校天天上课,偶尔做些报告,参加一些“新概念”后续的活动,然后接着为我的高三升学做准备。基本那一届的获奖者,我都失去了联系。

许多余:你觉得自己当年能够获奖的最大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自己平时大量的阅读积累,还是因为自己的创造性“新思维”?

孙佳妮:最大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文字情感的真诚吧,只感觉那时的写作是一种很自然的流露,年纪轻,家庭教育比较严格正统,没有太多的生活经历,没有很丰富的人生,就是一个很规矩的中学生。会写作可能真的要感谢于家庭的严格管教,我基本很少和同学出去玩儿,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印象,大多数都是在我的房间里看电影,看小说,听音乐,写小说,其实我是个很叛逆的人,很有主见,很有想法,很独立,所以那时的写作纯粹是一个家里的乖乖女的内心世界的抒发吧,应该还是有赖于中学时代的阅读积累,那时我很爱看世界名著,特别是初中的时候,那时对中外小说特别有追求,常常跑图书馆借书。

许多余:你当年在中学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状态?

孙佳妮:就是一个好好读书的状态,我基本都是属于一放学就回家型,但高中的生活就丰富一些,我从小到大都是宣传委员,负责出黑板报,我也喜欢画画,为了研究出黑板报,我还特地跟一个老师讨教过画粉笔画,我是个悟性很高的人,很多东西一学就会,而我的成绩一直都不错,其实我几门课中,最好的成绩是数学,而且我最爱上的课也是数学课。我虽然成绩好,但一直是蛮让老师头疼的学生,因为比如我也是学校的反叛分子之一,但还是属于比较低调的那种,比如会改短校服的裙子,偶尔逃个课之类的,对于学校里一些很无聊的教条常常都不遵守。

许多余:你认为中国当今的语文教育存在哪些问题?

孙佳妮:我离开中国教育这个东西有几年了,我想跟我那时应该有很不同的地方了,等我的孩子们上了学时我再来回答吧,真的不好说,因为完全不了解。不过我觉得,家庭教育重要过一切学校里的教育。

许多余:你是怎样进入大学的?现在回忆起来,大学的生活如何?你觉得自己读大学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孙佳妮:我是免试直接升入大学的,这要感谢厦门大学的林丹娅教授和高波主任。当然,去外地念书一直是我的梦想,我想很少有上海女孩子愿意到外地去念书,一方面是因为我觉得不能再被家庭束缚,我需要自己的生活了;另一方面是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要趁年纪轻,到处走走看看,不能一直只在自己的地盘上待着。我的大学生活非常丰富,丰富到几乎所有人都对我跌破眼镜,也许他们都认为我应该是那种中文系很传统的女生,我反而不是。我觉得我的大学带给我的最大收获就是认识了很多好朋友,这些朋友不仅有同学、校友,还有一些教授和老师。还有我独自生活在厦门的四年让我也领悟了人生中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我在厦门的四年跟我在上海的十八年比起来要丰富很多,就像一只飞出笼的小鸟,天空是多么高,多么宽广,她可以飞出多少种不同的姿态。我一直把这种状态保持到现在,其实这些年来,我再也没有看过我以前写的东西,从来不翻,也许是因为我长大了,我认为十六岁的文字就让她们留在我的十六岁,我需要一直向前走,不断地完善自己,充实自己,才能写出更有力量的文字。

许多余:从获奖到现在,你觉得自己与当年相比,有什么不同?有哪些改变?

孙佳妮:自然是成长了,也成熟了。毕竟十年了,不再是十七八岁的小女生了。我觉得人每到了一个阶段都必须有一定的积累,有一定的成长,这个成长就是改变,它应该表现在你的为人处世,你的思想,你的价值观。经过十年的岁月我想我们大家都改变了,当年读我文字的小读者们也在一起成长,包括我的文字也在成长。我想我自己,应该是变得更沉稳了,我经历过很浮躁的年代,自己的年代,但是现在经过这些年的历练,可以说我之后的经历远比我获得“新概念”时来得丰富,我感谢这几年,这几年中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包括我所遇见的每一个人,我成熟了。

许多余:这么多年来,你一直都坚持文学创作吗?都取得了哪些自我感觉比较骄傲的成绩?你觉得文学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孙佳妮:我没有坚持所谓的文学创作,毕业前,因为林丹娅教授编写一套关于各地女孩子的书,我有幸参与编写其中一本,但是现在看来,这是一本写得很孩子气的书,当然对于我的朋友们来说,她一直到今天都是我送给友人很不一般的礼物。文学对于我来说,意味着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可能现在更喜欢写我的博客,记录我的生活,我写博客也有好几年了,我觉得这是个很棒的平台,你会发现,人人都可以成为很好的文学创作者。现在,我又开始写小说,之所以当年没有再接着写下去,是因为我觉得自己的文字太过单薄,写来写去也跳不出自己的框框,所以我努力地去追求生活,去不断挖掘新鲜事物,这也是我的个性,我喜欢接受挑战,比较难以忍受一成不变的生活,因为我觉得年轻就是要把握时间,所以,现在我相信这些年的经历带给我的一切,是时候让我静下心来再继续写作了,因为文字感染人的力量是很不可思议的。它现在对于我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小女孩抒发内心世界的工具了,我可能更需要用文字来沉淀我的思想,可能不由自主地会有一种莫名的使命感,希望每个看到的人都可以被触动,我也很希望可以和大家用这样的方式交流。

许多余:都说写作是需要天赋的,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你觉得自己能有今天,是因为天赋,还是因为自己的勤奋?

孙佳妮:写作是需要天赋的。我也相信每个人所走的路都是因为先有了天赋,才会去朝这个方向去走。比如,我喜欢艺术,我就去追求,有人喜欢理科,就去追求。因为我相信天赋不单单是指你有的聪明才智,应该来说,天赋是你所拥有的一切,包括你周围的,你的家庭,你的生长环境,这些都预定了你所要走的路,你所定的目标也一定是在这些基础上可行的,再加上后天的勤奋,努力朝着目标去走。但是确实很难,因为现实生活给我们太多的压力,但是即使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失去了目标和盼望。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社会中,人很难做到的就是认识自己,首先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其次不知道自己缺什么,到最后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许多余:你比较喜欢中国的哪些作家?国外的呢?其中哪些作家对你的影响比较大?孙佳妮:张爱玲,也可以说她是唯一一位我几乎看过她所有作品的作家,而其他的印象深刻的,巴金的《家》、《春》、《秋》也是让我看完很震撼的,现代的看得比较多的像王安忆的小说,中学时也常看琼瑶的书,她早期的小说都写得很美,最近我也会常常看安意如写的书,我喜欢很美的东西,美是一种感觉,说不出来。我有一段时间很喜欢日本文学,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村上春树都是我很喜欢的作家,其他国外的我印象比较深的都是一些作品,对于作者反而没有太了解,最喜欢的小说应该还是《飘》,《一个艺妓的回忆》也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作品,不过现在空闲时会看一些比较政治,或者说不那么文学性很强的书,如乔治·奥威尔等。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应该还是张爱玲。

许多余:一般来说,一个写作者在写作的初期总会模仿一些人,你有过这样的模仿阶段吗?但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让自己区别于其他人,这就是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你觉得自己现在已经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了吗?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你以后的写作风格和写作方向还会有变化吗?

孙佳妮:小时候写的时候一定会,因为没什么生活经历,所以编的故事、生活的体验也大多数是从别人那里看来的,不过现在已经不太会了,但是所谓风格,还是要别人来评定的吧?对于我来说,我只要在灵感来时,把我所想的以我的方式写出来就可以了。以后的写作风格和方向肯定会变化,就像我现在写的和十年前的也完完全全不一样了,关注的焦点、思维的方式都不一样了。

许多余:在你这么多年的写作生涯当中,你是否遇到过一些什么困难(内心的或者现实的)?你觉得能够让自己坚持文学梦想的最大动力和最充分的理由是什么?

孙佳妮:困难就是,十年前得奖之后曾经觉得自己是不是该往这方面发展?后来发现自己的文字实在单薄,一篇文章很容易打动人,两篇也可以,但是多了之后,我自己越来越发现单薄,就是很弱的那种感觉,自己会很明显地感觉到,我相信这和我的成长经历有关,没有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甚至没有遇见过困难,一直都很平顺地生活,我觉得我的文学之路如果从那时开始走,一定会很有局限,甚至担心会在媒体公众的关注下失去自我,所以,我没有继续写,或者说,专门为了出版发表来写东西。

谈不上坚持文学梦想,就像我一直说自己,文学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感谢上天给我的天赋,而我要用它来记录我的人生,记录我看到的,听到的,我所想的,如果我的文字记录能感染更多人,让更多人感动,那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我并没有刻意地追求文学路上的梦想,写东西对于我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就像吃饭喝水。

许多余:你觉得自己为什么而写?

孙佳妮:为了感谢上帝对我的厚爱,记录下自己美好人生中的感悟,文字是很美妙的,也有超乎人想象的力量,若在这些文字中能给他人带来快乐,带来感动,带来思考,那于我,是又一种安慰。

许多余:你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为自己定下什么计划和目标?你觉得自己在10年之内是否可以超越心目中的偶像(假若你有偶像的话)?

孙佳妮:我没有定下过任何计划和目标,文学是艺术的一种,艺术在我看来是很复杂的,很难用计划目标来看待,因为首先需要灵感,其次需要市场,这些都不是可控制的。而对于我来说,如果有了灵感要写,那我的目标就很简单,就是把它完成,不一定要给自己设一个deadline(有期限、界限之意),但是要完成,短的也许只是今天的博客记录,长的也许是我找到灵感要写一篇很长的小说,不管怎么样,我只希望抓紧把它们完成,因为灵感总是稍纵即逝的。我不知道10年后会怎么样,我只希望踏实地走好当下的每一步路。

许多余:你给文学是如何定义的?你觉得文学是什么?相对于科学或其他学科,你认为文学与他们相比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孙佳妮:文学是很奥秘的,因为它千变万化,每个时代都会不同,因为人们的思想在改变,是跟着世界在改变的。相对于科学,或者说理科,也许它们的理论一旦被人们发现,只要是正确的,就永远不会改变,会改变只因为人们还没有找到正确的那个道理,还要不断探索研究,但总有一个正确的在那里。而文学的独特魅力就在于一百人解读,会有一百种结论,写的人的心境不同,同一个题材(不同的人来写)会不同,读书的人(由于)心境不同,(就算读)同一本书(感觉)也会不同。

许多余:你是否已经做好了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文学的准备?

孙佳妮:我不知道是不是指以文学谋生?如果是这个,那就没有,但如果说我的一生需要文学,不能失去文学,那是必需的。

许多余:如果让你给自己的下半生做一个预测,你将有一个什么样的预言?孙佳妮:下半生吗?会自由,会喜乐,会幸福。

许多余:迄今为止,你最满意的作品是哪篇(部)?当时创作的时候有什么背景?

主要取材于真实的生活还是虚构?你在这部作品中寄托着怎样的思想?

孙佳妮:满意?没有。以我现在的思想,我过去所有的作品可能都会被我否定,所以我不去看它们,因为我确切地知道那个年轻的时段我自己一定是满意了才会拿出来,但是我现在不会再去看,因为我知道我一定不会满意,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如果说满意的话,我大概只能告诉你,永远是下一部吧。

许多余:你在开始写作的时候曾经遇到过哪些问题?你对一个刚刚开始的写作者有什么忠告?

孙佳妮:问题倒是没有遇到过,因为我想写的时候,很快就可以写完一篇,或者一节,是很自然地流露,基本连修改的地方都很少。刚刚开始的写作者,想到写什么就写吧,不用去思考情节是不是够复杂,人物是不是描绘得够清楚,甚至笼统地说是不是一篇好文章,那都是之后别人要告诉你的,先写给自己看,能过了自己这一关就行。

许多余:你如何看待“文学市场化”?

孙佳妮:这是个市场化的社会,文学也一样需要市场化,能卖座的书一定是因为市场需要什么,人们才会去议论去关注。但往往可惜的是,文学就像其他艺术品一样,不一定是刚出版的才有市场,也许是几十年前的,也仍然有市场。作家是艺术家中的一种,当然他也可以成为一个考虑市场需求的商人,如果他能在不把艺术界和商业界混淆的情况下,在这两个业界轻松游走,这就是本事。市场化也有市场化的好处,至少你能从大家的需求中看出大多数人活着的状态是什么。

许多余:你觉得如今文学过度地商业化对于一位作家来说是否有一定的伤害?你自己在创作的时候是否遇到过出版商与自己的协作初衷相违背的情况?你是如何处理这个矛盾的?

孙佳妮:我在文学这条路上还没有专业到跟出版商交涉的地步,但也碰到过市场化的需求与自己创作相违背的情况,处理这个矛盾的方法那就是我写我的,给不给发表那是另一回事,我写了,那是我的财富,这个市场一定有让我们很无奈的一面,有时不能简单地看做是某一出版商,或者某一编辑的问题,这是这个社会的问题。

许多余:你评判一部作品“好”与“坏”的标准是什么?

孙佳妮:“好”的作品,不管是什么故事,一定有真实的情感,能让人感动。“坏”

的作品中充斥着造作的情感。我很看重贯穿全文或者全书的情感流露,一部作品能不能打动人,情感是很敏感的因素,这完全在创作的过程中就已经奠定了整部作品的基调,你甚至能看出作者是不是用心在写。

许多余:你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着哪些问题?如何才能让这些问题得到一定的改善?

孙佳妮:很惭愧,我对中国当代文学没有什么研究,还是那句话,不管在哪个时代,写书的人要真诚地写作,要有真实的情感,这样出来的作品才组成了每一个时代的“文学”。

许多余:中国的文学“诺贝尔”梦一直没有实现,目前只有高行健一个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他还不是中国国籍,许多汉学家说中国文学与西方及亚洲的日本、印度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你是否认同此种论断?你觉得这种所谓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孙佳妮:我想是因为我们缺少“爱”。

许多余:除了写作,你平常都有一些什么爱好?

孙佳妮:很多,看电影,看话剧,唱歌,弹钢琴,逛街,拍照,旅游,喝咖啡,运动,聚会派对……

许多余:你目前的生活状态如何?是靠写作来养活自己还是另有职业?你觉得工作和写作之间有冲突吗?

孙佳妮:很普通的生活状态,上班和下班。没有靠写作来养活自己的念头,另有固定的职业,目前还没有感觉到冲突。工作的时候就是工作,写作的时候就是写作。

许多余:谈谈你的家庭情况,包括父母、爱人等,你们之间是否有代沟呢?你认为作为一个作家,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你理想的爱人?或者说合适的、称职的伴侣。

孙佳妮:我有一儿一女。代沟是一定有的,尤其是我们这一代和上一代,因为我们周遭的环境变化太大,但我相信我们这一代跟下一代的代沟其实并不会像我们跟上一代这样大,因为我们的上一代跟我们,很多东西是他们在跟我们同时一起学习,一起接受,不管是新鲜事物,还是思想,当然最主要的是思想,所以我们会和上一代有很大的矛盾,因为我们经历的时代真的完全不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已经找不到化解矛盾的办法了,只能接受、忍耐、包容,彼此都是。而我们的环境跟下一代的,其实相差不会太远了,我们的思想也要远比我们的上一代来得开放,容易接受新思想,也因为中国的发展不会再像前一百年这样的飞速,已经进入了一个平稳发展的时期,但我们的上一代,我们不能要求他们都能接受新事物,都有开放的思想,以前我想不明白,但是现在我不会再想“为什么这样”之类的问题了,只要接受、忍耐、包容就可以了。

不管是不是作为一个作家,只要是人,都应该学会爱人,我说的是爱身边的每个人,这样会成为一个可爱的人。如果社会中这样的人多了起来,我们的社会就会变得很温暖,当然这样的人也一定会成为别人合适的、称职的伴侣。但要学会这样的爱其实是极大的自我挑战,因为它包含了太多太多,感恩、宽容、良知、正直、信实、自我反省……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成为这样的人。

许多余:你对80后同龄人的写作情况了解多少?你觉得哪些80后作家最值得期待?你觉得80后还需要过多久才能挑起中国文学的“大梁”?

孙佳妮:不了解。我不知道为什么是80后要挑“大梁”,进入互联网的时代,也许十几岁到几十岁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挑起“大梁”。我不知道挑“大梁”这应不应该是一代人的问题。

许多余:你对于“炒作”这个问题怎么看?

孙佳妮:因为有需要,任何东西都是因为需要才存在,比如我写作,是因为我需要抒发,需要记录。“炒作”也一样是有人需要,可能是金钱的驱使,名誉的诱惑,都有可能。但这都是正常现象,大家都习惯了也麻木了,平静地旁观一下就是了,这几百年的例子,会流芳百世的作品、人物一定会流芳百世,至于“炒”出来的出名是不是真的会发光,时间一定会告诉我们,所以不用愤慨,微笑地面对就是了。

许多余: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在乎别人的评价吗?

孙佳妮:就是个很普通的你在大街上会看到的人。不是很在乎,只在乎我在乎的人的评价,作为我自己,现在我越来越懂得对不了解的事、不了解的人不做评价、不做论断,因为有时你不知道自己的片面之词什么时候会伤害到别人。所以了解我的人,我相信他们的评价是真正值得我思考的。

许多余:你希望自己的读者是哪些人?或者说,你写作的目标人群是什么?当你的一个铁杆读者遇到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向你求助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当你的一个铁杆读者对你说非你不嫁(或娶)的时候,你将如何对待他(她)?

孙佳妮:我好像没有挑选读者的资格,我相信我写的东西应该是所有人都可以看的,我也希望我所写的东西不管读者在哪个年龄段,都能感染他们。如果遇到有困难的读者需要我的帮助,我会尽我所能帮助,非我不娶吗?希望他找到一个非他不嫁的女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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