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非，本名董飞，1990年春天生于河南夏邑县，现就读于河南某高校。15岁开始写诗，并一度离家出走到台州看海。2006年开始公开发表作品，散见于《诗选刊》、《山西文学》、《河南作家》等纯文学期刊。2007年到2008年间主持发起“后80诗歌运动”。其人与作品曾受到海内外诗坛前辈好评。
许多余：请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文学的？是因为家庭的熏陶吗？第一次发表文章是在什么时候，那一刻心情如何？
董非：准确地说，是在读初三时（15岁），我总是会买一些文学类的书来读，尤其是诗集。是的，是因为家庭的熏陶，我的爸爸就是大学中文系毕业，而且他也非常热爱文学，家里面也收藏一些书，所以无形中也给了我一些熏陶吧。第一次发表作品是在我们县城的一份由文化局主办的报纸上，是一首题为《童年》的短诗，我清晰地记得那是2005年冬天，读高一时，当时真的很激动、高兴，而我也一直称当时那位编发我习作的前辈为恩师，正是因为他对我写作最初的鼓励，才让我走到了现在。
许多余：你是如何走上诗歌道路的？你觉得在自己的生命中，谁对你的影响最大？董非：也是在读初三时，有一天我在家中无意间看到了一本徐志摩的诗集，可能是爸爸读大学时买的，还是线装的那种。我随便翻了翻，当读到《沙扬娜拉》那首短诗时，我的心里突然涌现出一阵强烈的愉悦感，后来我才知道这首诗是徐志摩的代表诗作，也是中国新诗的名作之一。后来我就把这本诗集带到了学校，经常诵读，慢慢也就开始有了想写诗的冲动。刚开始，写的一些零散句子总是放在课桌抽屉的最里面，怕被同学看见笑话。到了高中时相继发表了一些习作，也就慢慢坚定了这条路子。
我觉得对我各个方面产生影响的人很多，如果非要说影响最大的，那应该是我的爸爸，无论是性格还是早年的文学熏陶，他都是我的启蒙老师。
许多余：你最不喜欢哪些作家？
董非：这个问题很尖锐啊，说实话我真的很讨厌郭敬明，他越来越娱乐化了，把自己包装得像娱乐明星一样，这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我更愿把他看作一位出版商。真想不明白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无知的中学生在读他的滥情小说。我知道，我说这些话可能会引起他的读者的反对、声讨，我会为我的言论负责，仅此而已。
许多余：80后作家中你比较欣赏哪些？
董非：80后作家我比较欣赏张悦然、许多余、胡钺、苏瓷瓷。我也比较欣赏一些80后诗人，80后诗人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化象征无疑是优秀的，如丁成、郑小琼、王东东、唐不遇、李浩、蒙晦、王向威等，他们的作品在80后文学作品中已经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与80后青春作家相比之下，他们更具实力，更彰显出一代人的精神文化特征。
许多余：你当年在中学的时候，是怎样一个状态？
董非：呵呵，这个问题勾起了我中学时代的回忆，说实话，我在读初中时成绩很差，好多功课经常不及格，尤其是理科，真的很反感。有时候我们不得不相信，一些东西就是先天的，从小我就不喜欢数学。这也导致了我的学习严重偏科，到现在也是这样。现在回想起中学时代，我真的算不上一名合格的学生，经常会旷课，违纪等。甚至曾在2005年读初三时离家出走到浙江台州看海，现在回想起来是那么的可爱、幼稚。
而我对整个中学时代的印象简直是灰蒙蒙的，真的。每天要像一个机器一样上课，写作业，真的太可怕了，我记得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到学校上早自习，说是自习，其实就是班主任或其他任课老师监督着你早读，老师像是狱警一样监视着每一个同学，看到谁偷懒了，马上就会训斥你。每天上午、下午各四节课，晚上还有两节自习。每天午后、晚上还有大量的课后作业，毫不夸张地说，每天每个同学各门功课的作业加起来要耗掉一本50页的练习本，这还是保守数字，如果谁不按时交作业，那你就等着老师的炮火洗礼吧，最后还要罚重做两到三遍，有时还会通知家长，那你就更惨了，回家又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尤其是高中时，一些封闭式学校无非就是监狱式管理，而我读的就是一所封闭式学校，校园的围墙最初是1.5米铁栅栏，后来有些学生经常翻阅外出逃学，校方就拆了铁栅栏垒砌2米多的砖墙，可是依然如故，校方就加高至3米，这不免让人望而恐惧啊，颇似监狱高墙。最可怕的是上课期间，每节课你都要认认真真、端端正正地听课，学习。因为，班主任以及学校的纪律巡视员随时都会隐身在你的班级窗外，或后门监视你的一切行为，如果你被记上名字，那可就倒霉了。课后，任课老师加班主任将会对你轮番轰炸，让你无条件投降，彻底崩溃。每天早起5点开始自习，至深夜10点，过度疲劳，毫无学习效果，一天昏昏暗暗就过去了。也极少有节假日，每月放假一次，但只有两天。这无非就是监狱生活啊，两天假期全当放风了。当然了老师也有他们的理由，说是为了让你取得好成绩，考上一所名牌大学。而他们也显得有功劳，拿奖金。这应该就是我们中国应试教育下导致的不良结果，中国中学教育的畸形。
怪不得那么多同学进入大学后说，我们突然想飞，但翅膀却已在高中折断。殊不知，高中就像是一座“青春墓园”，埋葬了一代代人的青春。而校方依然看重的是升学率，成绩“GDP”。
许多余：你认为中国当今的语文教育存在哪些问题？
董非：就从中学说吧，我在读初中、高中时，每周都会有两节的作文课，一般情况下都是老师给个命题，让大家写。我是很反感这种写作方式的，首先我认为写作是自由的，在命题下写作不就是“带着镣铐舞蹈”吗，古今中外流传下来那么多经典名著，我想几乎没有命题之作吧？“那是春天，树木飞向他们的鸟”（《逆光》），这是著名德语诗人保罗·策兰的名作，这句诗如果我们在作文课上写出，那么我们的语文老师将会说“语句不通顺”，说句寒心的话，我真的不知道一些语文老师在课堂上扼杀了多少作家、诗人？
我记得在读高一时，作文课上一位同学写了一篇散文诗，后来被语文老师批阅“不是文章，重做”，我先不谈论这位老师的文学素养、水平，我只记得那位同学后来从没交过作文本，这位老师是否伤害了他幼小的崇尚文学的心灵呢？
高中时的每次语文考试作文都会注明“题材不限，诗歌除外”，我实在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而我每次都会写诗歌交卷，只是我比较幸运，批改我试卷的老师每次都给了我适当的分数，但在后面批阅“下不为例”。
许多余：你是怎样进入大学的？现在觉得大学的生活如何？
董非：我只读到高二就休学了，因为实在无法承受高考前的重压，爸爸妈妈当时对我很失望。幸运的是，后来我免试（破格）进入了当地的一所师范学院，就是我现在就读的学校。而我现在很热爱身边的生活，每天上课，泡图书馆。我喜欢一个人的生活，我觉得这样才会给我独立的思考空间，这对我的写作来说很重要。
许多余：你觉得自己这么多年来有哪些改变？
董非：随着年龄的增长，各方面都会逐渐改变。我认为改变最大的就是我变得成熟了，没有之前那么叛逆了。而诗歌还在忠贞如初地爱着我。我也对诗变得越来越虔诚。
许多余：这么多年来，你一直都坚持诗歌创作吗？你觉得诗歌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董非：是的，从2005年开始写诗算起，已整整五年了。读诗写诗已是我现在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看到桃花我就会写出她的盛开；看到青草、麦田、村庄，我就会写下我的第二十个春天。诗是命，诗将是我内心永远的春天。诗已成为我的一种信仰。
许多余：都说写作是需要天赋的，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你觉得自己能有今天，是因为天赋，还是因为自己的勤奋？
董非：是的，写作确实需要某些天赋，也就是灵感，而我认为灵感就是当内心世界与外界环境产生共鸣后的一种想要写作的某种冲动。写到今天不仅仅是依靠天赋，还有后天的阅读、经验积累。
许多余：你比较喜欢中国的哪些诗人？国外的呢？其中哪些诗人对你的影响比较大？
董非：中国古代的比较喜欢杜甫、李商隐等诗人，杜甫的诗忧国忧民，李商隐凄美、迷离。就当代而言，我比较喜欢北岛、多多、海子、王家新、萧开愚、王寅等，北岛的冷峻、对历史的天空的回答与质询，多多的晦涩、新奇与历史的疼痛，海子天生的纯美、神怡，王家新落日般的恢弘，萧开愚诗艺的精湛以及他《北站》式的人文主义关怀，王寅的《想起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让我看到了语言的鲜活、纯净与灵动。
国外的诗人我比较喜欢法国的兰波；波兰的切·米沃什、亚当·扎加耶夫斯基；爱尔兰诗人叶芝、西默斯·希尼；英国艾略特；德语诗人里尔克、特拉克尔、保罗·策兰；俄国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帕斯捷纳克；西班牙诗人洛尔迦，等。其中特拉克尔、保罗·策兰、帕斯捷纳克，目前正在影响着我。
许多余：一般来说，一个写作者在写作的初期总会模仿一些人，你有过这样的模仿阶段吗？但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让自己区别于其他人，这就是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你觉得自己现在已经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了吗？你以后的写作风格和写作方向还会有变化吗？
董非：我刚学写诗的时候经常读台湾女诗人席慕容的作品，曾受过她的一些影响，但很快就走出来了。具体我是什么风格我也不清楚，别人或许能看到吧，我是个不怎么爱回头的人，所以暂时很少看到身后的脚印。以后的风格、方向随着年龄的增长，经验的积累，也就顺其自然地变化了。
许多余：在你这么多年的写作生涯当中，你是否遇到过一些什么困难（内心的或者现实的）？
董非：其实我现在回答这个问题还有些早，因为我还在读书，还没有进入现实社会，梦想与现实抵触的切身感受我还没有。困难只是仅写作而言，对自己诗作的不满。
许多余：你觉得自己为什么而写？
董非：第一动力就是莫名的热爱，写作给我带来的愉悦感。每写下一首诗我就好像完成了一次痛苦又幸福的飞翔，它能给我一种解脱。或者仅仅是出于某种使命、责任而写。
许多余：你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为自己定下什么计划和目标？你觉得自己在10年之内是否可以超越心目中的偶像（假若你有偶像的话）？或者已经超越了？
董非：写作是一个漫长、孤独而又无休止的过程，我觉得真正的写作是没有任何目标、功利的，它更像是完成一段风景，我们也不可能超越什么，每天我们只不过是在试着超越自己而已。
许多余：你是否已经做好了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文学的准备？
董非：我记得2008年春天诗人丁成在赠我的先锋诗刊《活塞》（5）的扉页上写下：“董非，诗是命，天意如此”，是啊，天意如此，诗确实已进入我们的命运，这是我们无法逃避的，更是一种沉重的承担，我们义不容辞啊！真可谓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许多余：如果让你给自己的下半生做一个预测，你将有一个什么样的预言？
董非：呵呵，这个很难预言，等我先把这匆匆的青春用诗记录下来再说吧。
许多余：迄今为止，你最满意的作品是那些？当时创作的时候有什么背景？主要取材于真实的生活还是虚构？你在这部作品中寄托着怎样的思想？
董非：不能说最满意的，《火车穿过北方的麦田》、《在这个城市我听见一只斑鸠在鸣叫》、《栗园路》这几首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写《火车穿过北方的麦田》的时候是在火车上，当时我正拥挤在开封至商丘的火车上，由于是五月末，麦子快成熟，要收割了。大批的农民工从城里正返乡，满车厢内都是农民工，我看到他们是那么的亲切，这让我想到了童年的乡下生活。我被拥挤在列车餐厅内，正是从开封至商丘这短短的路程让我思考了太多。所以我才写道“我想起了瘦弱的故乡/想起了更多的村庄与农民/我发现自己/突然爱上了车厢里的那股陌生”。
这首诗是直接从现实生活取材的，所谓寄托的思想就是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对底层生活的关注。
许多余：你如何看待“文学市场化”？你觉得如今文学过度地商业化对于一位作家来说是否有一定的伤害？
董非：在物欲横流的今天，人们都在追求着市场经济，而“文学市场化”也是新世纪经济浪潮侵袭的必然结果，文学被商业化这本身对文学就是一种伤害，我们到书店看看，琳琅满目，那么多书被夸大宣传、炒作，而阅读价值却是“空空如也”。这不得不说是对大众读者的一种伤害啊！
许多余：你评判一部作品“好”与“坏”的标准是什么？
董非：其实这是个最难回答的问题，就诗歌而言，到底什么样的诗才算是好诗？这是没有具体的标准的，一首诗又不可能用尺子计量，我认为一首优秀的诗歌最起码是要能打动读者，让我感动，给我一种阅读的快感，或它的词句能愉悦我。
许多余：你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着哪些问题？如何才能让这些问题得到一定的改善？
董非：我个人认为，中国当代作家太过于急功近利了，一个作家也许一生只需要写一部小说就行了，比如曹雪芹的《红楼梦》，苏联作家、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的创作都历经十年之久，可见他们的良苦用心，甚至是血与泪之作，所以它们获得了永恒。而我们当代的一些作家一年都生产几部长篇，还吹嘘着高产。这实在让人寒酸啊。当然了，我同时也相信一些潜隐的作家正在默默地进行着他们的创作。
再者，当下的文学刊物编辑们不是老眼昏花，就是戴着有色眼镜，我在此试问一下那些编辑大人们，现在还有几个接受投稿的，“投稿”这个词好像已被这个时代遗弃，大多文学期刊发的东西简直惨不忍睹，不堪入目。竟还有好多刊物以发表作品进行权钱交易。
这就是当今物欲社会的侵袭，以致他们对文学这方净土的不虔诚，甚至亵渎。
许多余：中国的文学“诺贝尔”梦一直没有实现，目前只有高行健一个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他还不是中国国籍，许多汉学家说中国文学与西方及亚洲的日本、印度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你是否认同此种论断？
董非：我非常不同意这种论断，我想这所谓的“差距”应该是误读，中国一个文学大国那么多优秀的作家诗人，怎么可能没有一个能达到“诺”奖标准的呢？而“诺”奖无非是对中国文学有明显的偏见。我认为中国好多作家的作品都要比那些“诺”奖获得者的作品优秀。同时我也赞成一些批评家的意见，中国文学作品向外翻译得很局限，而且作品质量受到了一定影响。
许多余：除了写作，你平常都有一些什么爱好？
董非：我除了写作之外，就是旅行，一定要坐火车，我喜欢火车给我的某种焦虑感，旅行也许真的是超越现实的途径。平时还喜欢和朋友一起去打台球，其实我的爱好很少。
许多余：在诗歌（写作）和生活之间你是怎么平衡自己的？你身边的人支持你的写作吗？
董非：诗歌占据了我的大多数时间，但我并没有厌倦，尤其是最近每天夜里我都在读诗写诗，诗歌太具有魔力了，有的时候我真的无法控制自己。我想以后我会把生活与诗歌合理安排的。
有人支持，也有人不太赞同。但我依旧会写诗。只要我还活着，还有思想，我就会把真实的自己流露出来，给周围的世界。
许多余：谈谈你的生活，包括父母等，你们之间是否有代沟呢？
董非：很是矛盾，我大多数时间是迷失的，我不是害怕自己的路线是否错误，而是担心自己面对许多青春的十字路口无法选择。但我一直“相信未来”。每天的生活还算开心。因为我的爸爸、妈妈等好多亲人朋友都在爱着我，我没有理由不快乐、幸福。代沟还是有的，主要是年龄之间的隔膜。
许多余：你对于“炒作”这个问题怎么看？
董非：这是个“娱乐至死”的时代，这也是我们处在网络时代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我认为“炒作”也分为“积极”与“消极”两种，只要不损坏社会公德，不损坏他人，一些积极的炒作是有必要的。
许多余：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在乎别人的评价吗？
董非：我是一个很随意的人。别人的评价是建立在误读之上的，真的，他们不可能对你的内心完全了解，所以有时间是不必要在乎一些或褒或非议的言论的。我们不是小孩子了，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和价值取向。
许多余：你在写作上遇到过困惑吗？
董非：这个当然遇到过，只要写作就会有不断的困惑围绕着我们。比如最近，我越来越发现，自己的诗歌表达已经失效了，我有些厌倦、暴躁，总有些东西在中伤着我。也许这就是写作的过程，短时间内的小情绪，需要自我调节一下，也就很快转变过来了。
许多余：你希望自己的读者是哪些人？或者说，你写作的目标人群是什么？董非：新诗在当今的读者很少，只要喜欢诗歌就好，我没什么苛求。
许多余：接下来，你有哪些计划？
董非：坚持读书，写作，继续青春，继续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