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叫查尔斯·海威[1]，或许你觉得这个名字和我本人毫无共同之处。因为那是一个让人想起又高又瘦、经常旅行、去过好多地方、老二挺大的家伙的名字。可是瞧瞧我，跟这些玩意儿一点儿都不沾边。我从九岁起就戴眼镜，中等身材，腰细，屁股小，走路外八字，肋骨就像搓衣板儿。这诸多特点加起来，把能让你泰然自若的任何一点自信心都驱赶得无影无踪。（顺便说一句，我这副与众不同的模样绝对不会混同于那些虽然精瘦但动作敏捷的颇为时髦的同龄人。他们跟我有很大的不同。我还记得，因为瘦，我的裤腰带几乎可以系两圈儿。原本就是大人穿的衬衣能把我坐的椅子都盖上。不过，我现在更注意衣着了，倒不是因为有什么审美情趣，而是因为对生活有了洞察力。）虽然如此，我说话拿腔拿调，是时下流行的那种又尖又细、带着鼻音、听起来不无讽刺意味的声音。老年人听了就皱眉头。我想我的脸上有种让人望而却步的东西。这张脸有棱有角，但不乏优雅，鼻子细而长，嘴唇薄而阔。眼睛呢，睫毛很长，深褐色的眼珠闪闪发光……啊，这副尊容真是难以用语言描绘。
最主要的是，我十九岁。明天就二十岁了。
二十岁当然是个转折点。十六，十八，二十一：这些都是人生道路上约定俗成的里程碑。到了这个年纪你就可以因赖账而被捕，有资格结婚，能搞同性恋，也可以被判死刑，等等。这当然都是表面上的事儿。人们都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那些毫无意义的说教——“心年轻，人就年轻”。毫无疑问，那么多修饰得干净整洁的五十多岁的人会因为信奉这种逻辑而身着运动服倒地而亡。形容憔悴的嬉皮士被查出过量吸毒；凶蛮的搭顺风车之流会揪下生活动荡不安的同性恋者的帽子、花冠，又十分凶残地踩在脚底。二十岁也许还没有成熟，但是，公平地说，青年时代已然结束。
为了能立刻就显得与众不同，能保持一种时间上的匀称与对等，我选择午夜时分降临人世。事实上，母亲生孩子太啰唆，而且一般来说，形象也不雅。大约现在这个点儿（二十年前，十二月五号傍晚七点）她被送进产房，一直到半夜十二点才出来。折腾的结果是，一个湿漉漉的、四磅重的小东西被送进医院保温箱里，在那里又度过两个星期，等待成熟。父亲本来打算——天知道为什么见证全过程，可是只待了几个小时便拂袖而去。我一直认为轶事背后一定有某种重大意义，但是我从未能顺藤摸瓜追寻下去。也许二十年前，我吸第一口空气的时候就该找到答案。
我承认，这个夜晚我已经等待了好几个月。半个小时前，雷切尔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想，她要毁了这一切，可是她及时走开了。我需要很有礼貌地、温文尔雅地迎接人生之路的转变，还要再体验一下青春的尾巴。因为我身上肯定发生了某种变化，我急于知道到底是什么变化。比方说，如果回想一下过去三个月的过往，如果清理一下我的早熟和幼稚，想一想自己中学六年级时的聪明，五年级时的窝囊，想一想所有那些自我意识，自我厌恶，自我迷恋，自我这个，自我那个……随你去说，也许就能看到自己悲剧性的弱点，看到自己将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也许看不到，但不管怎么说，应该很好玩儿。
现在，让我看看，刚刚七点。再有五个小时，十九岁就成为过去。五个小时。然后我就步入吵吵闹闹的“大人国”——孩子们眼里的成人世界。
我打开我那个很小的黑箱子，倒放在床上。资料夹、笔记本、文件、鼓胀胀的牛皮纸信封、用细绳捆着的一卷卷纸、信、复写纸、日记，还有小时候玩过的小玩意儿，全都散落在拼布床单上。我把自己写的那些材料摞到一起，心里想，应该按时间、年代排列？按“科目”去分门别类，还是按主题？显然，今天夜里得做点“文秘”工作了。我随便拿起一个日记本，走到屋子那边，靠在嘎吱作响的书橱上，一边呷着葡萄酒，一边翻看起来。
九月第二个周末。再在家里熬几天，我就要去伦敦了。星期四，父亲好多年以来第一次喝白酒。他说，他纳闷我为什么不“试试”牛津大学。我朝他点点头，心里想，是呀，为什么不呢？不管怎么说，离上大学还有一年的时间。英语老师一直觉得我这个人非常聪明。我也没有别的特别想去的地方。去牛津也就顺理成章了。
第二天，妈妈忙乎了一上午（敲定所有事情）。吃午饭的时候，她觉得昏昏沉沉，说下午要美美地睡上一觉。我问她还有什么事情要做，她迷迷糊糊，答非所问，好一阵子才像玩拼图游戏一样，让你“听”出点眉目。原来她忙了一上午，只是成功地告诉姐姐，我要去待几天，（当然可想而知，）还会像平常一样，唠叨上半个小时，大谈绝经期来得晚会冒多大风险，或者女人其他那些拿不到台面儿上的事情。
“那么，”我说，“我就得给牛津大学招生处、中央高校招生委，还有导师打电话了。”
妈妈一只手摸着额头，另外一只手悬在身后，走出厨房。“打吧，亲爱的，”她大声说。
电话足足打了一个小时，效率之低令人惊讶。大学教务处那些官僚作风十足的女职员和我啰唆了半天才终于接通导师的电话。一位挺狡猾的老糊涂告诉我，这事儿不是他个人说了算。不过有一点，他十分肯定，他们会安排我入学的。于是，我意识到面前还会有些难以逾越的障碍，比方入学时间。但是不管怎么说，事情有了一定的进展。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去牛津大学。考牛津大学得付出更多，但这不成其为问题，无非会有更多的考试。再说一遍，我这个人喜欢目标明确，能预知碰到的困难，心里急也能急到点子上。也许因为我是一个愿意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的人，我心里想着自己二十岁的生日，为过生日前的几个月做了周密的计划。还有几件十八九岁的年轻人需要做的事情：找一件卑微但足以体现平等主义的活儿干；初恋，或者至少和一位“老女人”睡一觉；信手涂鸦，写几句经不起推敲的诗。这样便完成了我“青春期的内心独白”的系列事情，也恰好可以整理下我的童年。
还有一个不太能称得上理由的理由。我们家离牛津很近，所以如果我去那儿念书，就能经常待在家里。除此而外，我不喜欢那座城市。对不起，那里有太多的新潮人物、高级婊子，以及当地那些脑满肠肥的小混混。而且那里的街道也很狭窄。
我们海威家的传统是，星期日下午四点到五点之间，任何一个家庭成员都可以走进长辈称之为书房的那个房间，商量事情、请求帮助，或者鸣冤叫屈。只需敲敲门，进去就是了。
父亲个子不高，看起来疲惫不堪。他道了一声“哈罗”，问能帮我做点什么？然后俯身把那个容量为两品脱的罐子里的橘汁都倒了出来。那是他的“口粮”，通常上午十一点之前喝完。当我告诉他什么都敲定了时，他瞪着一双眼睛，在变色眼镜后面警惕地看着我。片刻沉默间，我觉得他大概把我上学的事情都忘了。但他很快就恢复常态，怀着一种敌意淡淡地说：
“很好。我明天早晨开车送你。只要不把你那些破烂玩意儿都带上，就不会给我添多大麻烦。别为牛津大学的事儿担心，这不过是蛋糕上面那层酥皮。”
“对不起，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那不过是身外之物。”
“哦，没错儿。谢谢你的美意。不过我想，还是坐火车去吧。晚饭见。”
我到厨房给自己弄了杯咖啡，浏览了一遍星期日的报纸。妈妈还没来得及用这些报纸盖满客厅沙发上堆得像小山似的杂物。我脸上挂着一丝颇为倦意的傻笑。你想怎么样呢？我心里想。窗外，暮色朦胧，天空变成鲭鱼的颜色。还得多长时间天就完全黑下来呢？我决定趁着还有点时间，马上去伦敦。
我觉得，真的应该解释解释这些事儿了。
事情是这样的。我是那个悲哀的、越来越小的少数群体的一分子——一个完整家庭的孩子。从十一岁上文法学校起，我就背负了这样的负担。我认识的同学里没有一天没有人发现自己是被抱养的或者是私生子；没有一天没有传言说谁的老妈跟哪个男人跑了；或者谁的老爹死了，老妈又给他找了个卑劣的继父。他们的日子过得忙忙碌碌，总有理由去自省，去接纳正义的对抗和崇高的忠诚，让我羡慕嫉妒恨。
去年，还上高中六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们跑到学校咖啡厅喝咖啡（别人都在上课）。有位朋友冷冷地责备我，不该恨我的父亲。他说他人不坏，也不专横跋扈，只不过不大容易亲近罢了。我的朋友很平静地指出，他对他的父亲“恨不起来”，尽管他（他的父亲）显然大多数时候都举起一只拳头打老婆，伸出另外一只手摸寄宿在他家的女学生的屁股。没错儿，我心里想，翘起椅子腿儿，靠墙坐着（这个星期刚看过D·H·劳伦斯[2]的散文选，不免有点心高气傲），咬文嚼字地说道：
“不对，皮特，你这话说得不得要领。仇恨只是对枯燥无味的家庭环境做出的情绪上的反应。那也许是一种有害的……痛苦的情绪。但是，如果我想让这个家庭在想象中、本能的意识中，而不是在内心深处还有几分活力的话，就不能否认这种感情。”
天哪，我想。他们也一定这样想。皮特闷闷不乐而又不无尊敬地看着我，就像一个在成功的降神会[3]上的怀疑论者。我当时一定是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从道德层面上看一定是可以理解的。
在我看来，并非没有足够的理由恨他，只是他那么平庸，从来也做不出什么让你特别不快的事情。现如今，一个小伙子总得有点什么东西激发他的热情，哪怕物质上可能十分匮乏。而那份激情就像夜贼溜进我们家，推了推每一扇房门，发现只有我那扇没有上锁，事实上一直敞开着：因为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此时我跪在那儿，从床上拿起最大的一叠纸，呈扇形摆在地板上。
说来很怪，尽管在我的“文件”里，父亲的资料应该最为齐全，可没有一个本子专门记他，更别说为他设立一个“文件夹”。母亲当然有个“文件夹”，兄弟姐妹每个人也都有关于他们自己的四开大的“小册子”（尽管那个不着调的萨曼莎只有三页长的一个“备忘录”）。为什么父亲什么也没有呢？难道只是为了报复他吗？
在以他为主角而记录的每一页的左上角，我都写了一个F。
父亲一共生了六个孩子。我经常想，他生了这么多孩子只是显示了他博爱的秉性，支撑他作为一个宽容的家长的形象，向世人传递一个信息：他膝下多子。事实上我们家有四个男孩，他给我们取了很时髦的名字：马克（二十六岁），查尔斯（我自己，即将二十岁），塞巴斯蒂安（十五岁），瓦伦丁（九岁）。还有两个女孩。有时候我真希望自己也是个女孩儿，这样就平衡了。
在父亲身上最没有魅力的事情，或者说最没有魅力的事情之一是年纪越大身体保养得越好。他刚开始发财（那是一个很神秘的过程，可以追溯到八九年前），就开始对保养身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每星期都到赫灵汉姆俱乐部打三次壁球，周末打一次网球。他戒了烟，不喝威士忌和别的对身体有害的饮料。而今我更不可免俗地认为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延年益寿的事。几个月之前，我还看见老头在他自己的房间里做俯卧撑。
他看起来大汗淋漓。毫无疑问，由于“延迟性休克”，财源滚滚而来的时候，他的头发开始脱落。有一段时间，他把一缕缕海草似的乱发从脖颈后面往前梳，盘在头顶，就像戴了一顶帽子。可是倘若突然动一下，“帽子”就会披散下来，露出枯黄的头皮。可最终，他意识到这样梳没用，就听其自然，让头发耷拉下来，宛如鸟儿灰色的翅膀覆盖已然毛发全无的两侧。这样一梳倒有很大的改进，很抱歉我得说和他的尖下巴、大脸盘、两条短腿儿配合起来活像性感十足的雪貂。
十三岁那年，哥哥告诉我，好长时间以来，“老雪貂”那点好处都给他的情妇了。马克在这种乌七八糟的事儿上成熟得早，听到我尖声细气、对父亲此举表示出来的一惊一乍的轻蔑，不以为然。戈登·海威，他解释说，还是一个健壮、充满活力的男人。可是他的妻子，唉……你自个儿看去吧。
我便去看了。哦，瞧那模样儿！皱皱巴巴的皮肤贴在头颅骨上，突显了她的下巴和宛若两摊浑水似的眼睛；乳房早就抛弃美好的家园，软绵绵耷拉在肚脐两边；穿紧身弹力裤时，两个屁股蛋儿像弹簧吊球一样上下乱颤。而她每天看的那些充满名言警句的书让她越发不修边幅。她头发越来越少，穿牛仔裤、套头衫的时候越来越多。她穿着工作服在花园里干活儿的时候，多少还有点女人味儿。尽管她精力充沛，可只有干农活儿的时候才让人觉得是把好手。
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让我大为愤怒。我想，主要是因为我讨厌哥哥说这件事情时那种油滑的腔调、放浪不羁的神色。此外，我从来没有想过父亲多么健壮、母亲多么没有吸引力。也没有想过他们之间除了相敬如宾，淡泊宁静，婚姻无性之外，还能出别的什么事情。我还小，不想从所谓性的角度看他们。
你瞧，即使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也没能在我们家造成什么矛盾冲突，也没有谁胆敢找茬，做出影响家里安宁的事来。
海威家的厨房，九点。每个星期一早晨都是这样：
“你要走了吗？亲爱的。”
父亲把葡萄柚推到一边，用餐巾擦了擦嘴。“一会儿就走。”
“我要是有事找你，是把电话打到公寓，还是打到肯辛顿[4]的那个号码？”
“哦，今天晚上打到公寓，”他眯缝着一双眼睛说，“我想，星期三也得打到那儿。星期二，也许还有……”他摸了摸脑门儿，“还有星期四。如果有什么事儿，往办公室打电话就是了。”
我总是尽量躲开不听他们这种对话，有时候碰巧听到，就有一种尿裤子的感觉。但是平心而论，这不是那种你能插手的事儿。妈妈要是能多留意点就好了。我觉得，毫无疑问她一定想过，为什么爸爸不是星期五晚上回来，而是星期六早晨到家？为什么爸爸不是星期一早上去单位，而是星期日晚上就走？为什么周末他本该和家人待在一起，却常常突然之间、义无反顾地去陪别的孩子。
我收拾好行装——几本好看的少年读物，廉价的平装畅销书，还有几件衣服。然后环顾四周，和家人道别。
母亲还在睡觉，萨曼莎到她的一位朋友家睡去了。书房里没人。我从昏暗的走廊走过，喊爸爸。塞巴斯蒂安十五岁，此刻也许正躺在床上和屋顶眉目传情呢！还有一个弟弟。
瓦伦丁在阁楼上面的游戏室里全神贯注地掷骰子玩赛车模型游戏。我对他说，我要走了，让他代我向家人告别。但是他听也没听，我只得在门厅小桌上留了一个字条，然后走出家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