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雷被子弹打穿了大腿，没伤着骨头和动脉，虽然伤势不很严重，可是不能骑马也不能走路。他只好趴在马鞍上行军，那模样真是狼狈极了。
4月30日，突围出来的人们在瓦窑①召开“庆祝反‘围剿’胜利暨追悼烈士大会”。在这里，大家听说冀南四分区也遭到了日军第五十九师团和独立第一混成旅团的围攻，损失很大。四分区司令员杨宏明、政治部主任孙毅民、新四旅副政委陈元龙、十团团长陈子彬、十一团政委桂承志……都牺牲了。新四旅是冀南军区的头号主力，听说他们被打得这么惨，战士们的心里又急又气，当时就有人嚷嚷着：“请首长调大部队来，咱们要报仇！”
冀南的老部队大多是从太行山或者冀中根据地过来的，骑兵团也是如此。因为当初的口号是“背靠太行山，面向大平原”，所以大家都把八路军总部当做自己的靠山。眼下，在平原上吃了亏，战士们自然就指望着太行山里能派人来帮忙。
刘春雷在医院里一边治伤，一边盼望着大部队的到来。可是，等来等去，却等来了一个噩耗——冀中和太行山都遭遇了“五一大‘扫荡’”
的惨败。太行山的损失不小，左权参谋长牺牲了；冀中更惨，部队被打散，根据地全丢了，不仅帮不了冀南，反而还需要冀南的部队去援救他们……
听见这消息，两三天没人说话，大伙全蔫了。当时就想，这往后的仗还怎么打啊？对战士们而言，打了败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受挫之后发觉自己孤立无援了。
从这以后，冀南区党委、军区、行署机关都换成便衣分散行动，医院解散了，伤病员们也被疏散到各地隐蔽治疗。
伤员疏散转移的时候，刘春雷提出：“我是南宫人，让我回家养伤吧。”地方干部却摇头说：“南宫的关系断了，去不了。”大刘这才知道局势有多么严重——南宫县曾经是冀南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可现在竟然已经成了敌占区。
这是抗日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在这以后的近一年时间里，华北的抗战形势跌入了最低谷。
拿冀南根据地来说，1938年以前，虽然大城镇被日本人占领着，但他们没有精力顾及交通线以外的地方，在许多乡村，既见不到国军也遇不到鬼子兵，成了“真空地带”；1939年，日军把军事“清剿”的重点放到了华北，八路军随即在1940年实施“百团大战”，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到了1941年，虽然日伪军的“扫荡”日益频繁，但抗日军民仍然能与敌人进行抗衡。当时，如果把冀南的地面分成十份的话，那么敌占区占两份，根据地也占两份，其他地方是游击区，白天听鬼子的话，晚上由八路军说了算。
1942年开春的形势还不错，大家都知道美国人也来帮忙打小日本了，上级还传达精神说要准备进行反攻。那时候，儿童团站岗查路条，开口就问“今年是什么年？明年又是什么年”，你要是不懂得回答“今年是准备大反攻的一年，明年消灭小日本”，还真会被当做奸细给抓起来。
可是，“四二九大‘扫荡’”却使得局势急转直下，八路军、游击队以及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群众团体都受到了空前严重的破坏。冀南区党员数量从四万人锐减为两万人，大批区、乡、村机构变质成为资敌政权。除极少数地段外，根据地大部分沦为敌占区或游击区，抗日救国活动陷入停顿，《冀南日报》、《救国》、《群众》等抗日宣传物全部停刊。
人们普遍感到悲观失望，“流血拼命抗日，白白辛苦五年”。大家虽然嘴上不说，可心里确实有点发虚，一些意志薄弱者也因此离开了抗日队伍。
骑兵团的伤员被安排在枣南县，这一带也不安全。四周围，碉堡据点星罗棋布，封锁沟墙纵横交错，用“出门过道沟，抬头见炮楼；夜夜听枪声，天天跑敌情”来形容，真是一点也不夸张。白天，日伪侦缉队、便衣队来来去去，见人就查“良民证”；晚上，公路边的电线杆上都挂着马灯，鬼子发现人影就开枪。从5月份到10月份，敌人连续发动多次“清剿”，挨家挨户地搜捕八路军战士和共产党干部，田野上和道沟里经常可以看到遇难烈士的遗体。
刘春雷养伤的地方在小于庄①，这里属于游击区，除了保（乡）甲（村）长，还有伪维持会。保长、甲长是由当地“推举”产生的，伪维持会的人是日伪政权委派的。他们在表面上替鬼子办事，暗地里也时常帮八路军做工作，所以被称为“革命的两面派”。不过，既然是两面派，就难免有摇摆性，形势好一些，他们就靠拢八路军一些；而如果斗争形势过于严峻，他们就倒向了日伪一边。所以，八路军对待他们，要既利用又提防。
伤员是由“基本户”负责照顾的。这些人家并不一定是党员军属，大多是忠厚老实的普通百姓。那时候，真正的党员干部家属有的被抓，有的被杀，家门口被伪维持会挂上了红灯笼，鬼子、汉奸一天来八趟，根本就没办法收留八路军伤员。
刘春雷住在一户姓舒的人家，这家老小都是善良本分、胆小怕事的人，自从八路军伤员进了门，舒家的老人就没有踏踏实实地睡过觉，成天担惊受怕、疑神疑鬼，稍微遇到一点动静就诚惶诚恐、心神不宁。大刘原本住在舒家的厢房，后来看见他们难受的样子，实在过意不去，就搬到村口的破庙里去了。
大刘很理解舒家老小的心情。在当时，鬼子对待收留八路军的人家，不仅要打要杀，还要烧房子。房子是老百姓的祖业，也是生活的基础，对农村人而言，一是怕没有土地，二是怕没了房子。刘春雷实在不愿意因为自己养伤而害得老百姓家破人亡。
在村子里养伤，实际上是瞒不过村民的，只不过大家心照不宣就是了。大刘住在破庙里，时常会有不知名的群众带着鸡蛋、馍馍到庙门口“烧香”，随便作两个揖，留下供品就走。有不懂事的小孩想拿鸡蛋吃，被大人打得哇哇哭。“那是给菩萨留着的，菩萨吃好了以后保佑我们。”
大刘知道，人民群众是把八路军伤员当菩萨一样看待的。半夜里，伪保长也到庙里来，放一袋粮食在窗台上，悄悄说一句“招待不周，请多恕罪”，人就不见了。
养伤期间，军区的卫生员隔三差五地来换药。在当时，一个卫生员要负责十多个村子的好几十个伤病员，需要穿越封锁化装“巡诊”，风险很大，可医疗用品却很简单。清洗伤口用食盐水，治疗用碳酸，每次换药都把刘春雷疼出一身汗来。大刘说：“干脆你把药留下，我自己慢慢弄，这样你安全，我也少受罪。”可卫生员却说，“不行不行，这是我的任务。”真是没办法。
6月份，新上任的政治处主任赖达元（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也来探望伤员，他要求养伤的同志坚定信念、坚持斗争，并且宣布刘春雷为“政治战士”。
“政治战士”？这可是个新鲜职务。
“四二九”以后，由于环境严酷，条件恶化，有些人对前途失去信心，意志动摇了。在个别地方，出现了基层组织涣散解体、干部战士逃跑的现象，有些休养康复的伤员不肯归队，甚至有人叛变投敌当了汉奸……针对这种情况，八路军加强了政治建设，把连指导员改称为连政委，充实了党支部的力量。这个“政治战士”的岗位是新设的，大致相当于排指导员，任务是鼓励大家“咬紧牙关，渡过黎明前的黑暗”。
赖主任发给“政治战士”一把盒子枪，可刘春雷却不愿意要。因为，他在养伤期间发现，村里的群众虽然诚心诚意地照顾负伤的战士，但却很怕八路军在自己家门口打仗。如果发现伤员的手里有武器，恐怕只会增加老百姓的紧张情绪，对维护军民关系没什么好处。大刘说：“现在这种环境，手枪也起不了多大作用。要不然就给我一颗手榴弹吧，我肯定不当俘虏就是。”
赖主任接受了大刘的建议。临走的时候，他表示要加强对这一带的监护，保证伤员们的安全。赖达元以前是四分区的组织科长，和地下交通站的同志很熟。
第二天，交通员魏二民来了。这是个三十多岁的黑瘦汉子，黑礼帽、黑衣裳，全身的绫罗绸缎。可是，他裤子长了一截，褂子也大了一号，裤腰里掖得鼓鼓囊囊，好好的一套衣服穿在身上就像是偷来的一样，让人见了忍不住笑。刘春雷心说：“八路军里怎么会有这么一路货！”
正捉摸着如何打招呼呢，魏二民先开口了：“兄弟，你以前是当小伙计的吧？”
“是呀，你怎么知道？”
“饭馆的伙计见了我，都和你一个表情。”
这下子，大刘不但说不出话来，还不知道该怎么笑了。
破庙的屋檐下窜出一条野狗，魏二民冲着它喊：“二哥，二哥！”逗得那癞皮狗直摇尾巴。
大刘乐了：“你怎么叫它二哥？”
“嘿！炮楼里的家伙是大哥，这些狗儿当然就是二哥了，”魏二民指着日伪据点的方向说，“干我这一行的，白天听炮楼里的狗叫，晚上听野地里的狗叫。不喊几声大哥、二哥不行呀，哈哈……”
大刘觉得这魏二民真有意思。时间长了，才知道他的古怪打扮其实是个“障眼法”，别人只以为他有好衣服不会穿，却不知他那鼓鼓囊囊的裤腰里时常掩藏着文件、药品之类的“违禁物”。
一天下午，刘春雷正在破庙里睡觉，魏二民跑进来背着他就走，说是日伪军要来抓他了。原来，有个外号叫“文明先生”的家伙，本来长期在青岛做事，前几天回村探亲，不知怎的就知道了八路军伤员的消息。这位“文明先生”是被日本人洗过脑袋的，立刻就去报告了伪维持会。魏二民消息灵通，听说情况后立马就赶过来把大刘转移走。
出村不到两里地，迎面来了一队伪军，老魏赶紧背着大刘躲到道沟里。奇怪的是，那些伪军距离他们只有五十多米，大白天的却像什么也没看见，大摇大摆地就过去了。大刘白紧张了一回，心里直纳闷。魏二民说：“没关系，那些人是自治军一旅的。”
所谓自治军，是一支由土匪、兵痞以及“会道门”武装组成的伪军队伍，总共有四个旅九个团一万多人，全称为“东亚同盟自治军”，军长是王天祥。这路人马成员混杂、心思各异、战斗力有强有弱，军服也是这个旅的和那个旅的不一样。“自治军”里既有铁杆汉奸，也有良心未泯的人，八路军区分对象，开展统战工作，效果还不错。据说，刘志坚主任腿部受伤、宋任穷政委的爱人坐月子，都住在自治军长官的家里（1945年，“自治军”的军长王天祥带着一个团起义投奔八路军，新中国成立后当了河北省体委副主任）。
刘春雷和魏二民遇到的这个“自治军第一旅”就是统战工作比较成功的部队。旅长名叫李成华，曾经是冀南二分区的支队长，1939年整风时从太行山跑回家，脱离了革命队伍。他现在虽然当了伪军，却对鬼子阳奉阴违，私底下帮助八路军，应该算是个“白脸红心”的人物（1943年，李成华在安阳被日军杀害，“文革”后被追认为烈士）。
自治军一旅的人睁只眼闭只眼，到小于庄转了一圈就走了。
魏二民把大刘背到乱坟堆，找了个假坟让他钻进去。
这假坟是给未亡人预先准备的空坟，墓口用土块和砖头堵着，里面其实是空着的，大致上和金庸小说里小龙女的“活死人墓”是一个意思，只不过没那么高档也没那么干净罢了。
空坟里面确实脏，蚂蚁、蝼蛄到处乱爬，稍微一动弹，顶上就掉土。不过，大刘觉得躲在这里还真是挺安全。过了几天，魏二民打算背他回村里去，还告诉他，手枪队头天晚上到了村里，用柴草把那个“文明先生”从地窖里熏出来，拉到村口处决了。刘春雷得知这消息很高兴，但他想了想还是决定继续住在空坟里——不管怎么说，藏在这里心里踏实点。
7月份，鬼子又要来枣南县搞“大清乡”了，交通站着手安排伤员转移。大刘觉得自己的伤好得差不多了，就要求归队。老是躲来躲去的，实在不如回部队打仗痛快。
七个伤愈归队的战士在交通员的带领下踏上了归途。一路上，炮楼林立，公路和封锁沟交织如网，大家只好白天吃饭睡觉，晚上彻夜赶路。
大“扫荡”之后的冀南平原，鬼子炮楼随处可见。这些炮楼小的两三层，大的有四五层高，不用钢筋也不用砖头，全用夯土垒筑，三五天就能建成一座。这样的土楼子当然不结实，一颗炮弹就能够轰垮，可咱们八路军偏偏没有重武器，硬是拿这简易炮楼没办法。
公路也是新修的，比周围的地面高出许多，路旁的电杆上挂着马灯，天一黑就全点亮了，行人一踏上路面就很容易被炮楼发现。公路两侧是路沟，深一丈，宽一丈，人马过不去，把乡村划成了相互不能联系的小块，逼得人们非走公路不可。而公路又在炮楼的视野之内，鬼子再在路口设上关卡，就把交通全部封锁了。
提倡这种歹毒办法的是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铁壁合围”和“蚕食战术”也都是这家伙的发明。
说起冈村宁次，华北军民个个咬牙切齿。抗战胜利后，共产党把冈村宁次列为头号战犯，可蒋介石不但判他无罪，还聘请他担任国民政府的顾问。国共两党为了冈村该不该杀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原因其实很简单——冈村宁次对付八路军有一套办法。在他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期间，华北抗日根据地受到的损失最大。所以共产党恨他，国民党喜欢他。
攻打回隆镇的时候，刘春雷在汉奸程希孟的家里看见过冈村宁次写的一幅中堂——四存。当时在场的八路军谁也弄不明白这两个字是啥意思，只觉得岗村老鬼子还真是挺有学问的①。
冈村这宁次是个“中国通”。从日俄战争到抗日战争，除去在欧洲考察的短暂时间，冈村宁次的军事生涯一直和中国有关。他熟悉中国的文化，也了解中国的政治和军队。
比方说，冈村宁次知道，国共两军相互很少交流军事情报，在战场上的合作也不积极，而八路军只能进行一般性侦察，只知道附近的情况，不清楚远方的动态。于是，他发动“铁壁合围”时就不动用当地兵力，而是从远处调部队来，封锁消息，长途奔袭，夜间集结，黎明攻击，首先“围剿”毫无防备的八路军，再进攻袖手旁观的国民党军，把敌后战场上的两路军队都打得措手不及。
除了“铁壁合围”，冈村也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八路军夜间活动，他也搞夜间袭击；八路军化装行动，他也搞便衣队侦缉；八路军利用“两面政府”开展工作，他也培植汉奸密探，四处侦察，谁家有陌生人说话，谁家夜里烟囱冒烟，都有人悄悄报告。鬼子汉奸们还在抗属和积极分子的家门口挂个红灯笼，整晚上亮着，害得交通员找人联系工作都不敢走正门。
冈村宁次最阴险的一招，就是拉拢人心。咱们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他就说“七分政治，三分军事”，还把政治摆在前头。在他的指使下，日伪政府大力推行“爱护村”，发放“良民证”。对顺从他们的老百姓，不但不打不骂，还带着粮食去“慰问”，往孩子嘴里塞糖果；对不派联络员、不纳粮交税、不向他们通风报信的村庄，鬼子汉奸就一天几次地去骚扰掠夺，搞得老百姓有家难归，庄稼没法种，日子没法过，最后不得不屈从压力，成了“爱护村”。
渐渐地，敌人耳朵灵了，眼睛尖了，反应快了，一些愚昧的群众甚至觉得日本人和伪军也不坏，八路军的活动就愈来愈困难。冈村宁次称这种做法为“蚕食战术”，就像是蚕吃桑叶一样一点一点地吞噬。经常是，今天这地方还是八路军的基本活动区，明天就成了“两面政权”游击区，白天去不得，只有晚上去；再过上几天，晚上也没法去了，那里已完全沦为敌占区……
“蚕食”的破坏之严重，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料。伤愈归队的路上，不仅刘春雷觉得触目惊心，就连熟悉情况的交通员也感到十分意外。
晚上行军，交通员对大伙说：“前面村子是我们的老地盘，到那里就有吃有喝，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刚走到村口，突然听到有人敲锣报警，交通员吃了一惊，连忙喊暗号：“大嫂大嫂，我是丫头。”
“丫”字头上是个倒过来的“八”字，和比画八路的手势一样，懂行的人一听就明白。没想到，听见喊话，对面的锣声越敲越急，“八路来了，八路来了”，一个劲地猛叫唤，附近的炮楼也响了枪。原来，这个村子已经变成“爱护村”了。大家赶紧转身就跑，那交通员一边跑一边伤心地大哭。
局势恶化了，不断有人叛变。但是，要想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还非得找当地群众帮忙不可，八路军离开了老百姓的协助，就像离开了水的鱼儿一样没有办法。夜间行军，不知道要越过多少条封锁线。在情况不明的环境下，每次到村里联系工作，都像是一场前途未卜的生死赌博。
有的村民很好，听说八路军要过道沟，就悄悄把人带到相对隐蔽的地段，扒开沟沿，架上梯子，临走时还握握手；有的就差劲一些，关门闭户，不理不睬，漠不关心，不肯帮忙。
有天夜里，大刘他们经过一个村庄，看见场院里点着长明灯，停放着十多具尸体，这显然是日本鬼子造的孽。大伙心想，受害者的家属一定愿意帮助八路军，于是就上前去联系，谁知道刚一开口就被骂了回来：“滚开，滚开！都是你们招惹日本人，害得我们被打被杀……”一帮老少娘们连哭带号，泼闹得八路军委屈万分。原来，就在前两天，也有一群归队的八路军战士经过这里，因为找不到人带路，转悠了一晚上也过不了封锁线。等到天亮，道沟里藏不住人了，看见老百姓去帮鬼子修炮楼，八路军也混在里面跟着走。走到工地跟前，领头的干部掏出短枪就打，其他战士也抄起铁锹锄头扑了上去。敌人没有防备，五个鬼子兵和一个翻译官当场毙命，八路军小伙捡起枪支弹药就跑了。八路军前脚刚走，日军后脚就来报复，烧了房子，杀了十多个无辜百姓。村民们都被吓坏了，因此现在见到刘春雷他们就骂。
面对群众的指责，大刘和战友们并不还嘴。“扛枪打仗，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活下去，做不到这一点，咱们当兵的还有啥话好说！要打要骂都得忍着，有什么委屈只有去找鬼子拼命。”骂到最后，乡亲们的气消了。当天晚上，八路军在群众的帮助下接连越过三道封锁线，到了卫河边上。
夏天，水大浪急，卫河边的船只被鬼子拖走了。大刘的腿伤还没好利索，不能游泳，岸边的群众就找来高粱秆，扎成几个大捆子，让八路军趴在上面，由水性好的老乡推着，把战士们都送过了河。
① 瓦窑：今河北冀县窑镇。
① 小于庄：今河北故城县于庄。
① “四存”是清代学者颜元的主张，包括存学、存性、存治、存人。其中存治也叫做王道，核心思想为复井田、复封建、兴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