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开春，刘春雷从武工队回到了骑兵团，上级任命他担任骑兵二连二排长。曾玉良团长问：“你认为怎样才能当好排长？”大刘回答：
“一是打仗多动脑子，二是带头打冲锋。”团长很高兴：“出去学习了一次，效果不错嘛！”
在团部，遇到伤愈归队的李树茂。闲聊的时候问他这是第几次受伤了，李连长说：“快二十次，习惯了。”曾团长就说，受过二十次伤的人，功德圆满，以后子弹都会绕着走。
回到二连，刘春雷先去看自己的战马。可是找来找去没找到，问谁谁也不说，他不由得有些冒火，嗓门也大了起来。指导员张存有赶紧把他拉到一边，叮嘱他不要闹情绪，还说军区保卫部的干事正在搞审查呢！
保卫部的人下连队，通常是来处理违法、叛逃和破坏事件的，骑兵团是红军团队，觉悟高、素质好，以往很少“麻烦”他们。所以大刘听说是“保卫部”就吓了一跳：“指导员，出啥事了？”
演义小说中经常描述“粮草断绝，军心大乱”的故事，其实，八路军若是缺了粮食，事情也难办。
1942年冬天，根据地军民是在饥饿中度过的，人们以糠菜为食，两斤红枣可以换一亩地，十来斤粮食可以换一栋房子，卖儿卖女的现象屡有发生。到了1943年，粮食更加紧张，除松树和柏树以外的树叶子几乎全被吃光，人们只好在野地里挖草根，掏地鼠洞。每天日出之后，饥饿的人群在墙角倚靠而坐，有些人就在昏睡中悄然死去。
1943年初，冀南的日伪军不怎么折腾了，这些把老百姓抢劫一空的坏蛋自己也失去了物资补给的基础。日本兵的米饭改成了高粱面，小鬼子急了，看见谁有猪肉白面就当做“经济犯”抓起来，是不是汉奸都不管了。伪军士兵每个月的定量降为四十斤杂合面，他们也开始饿肚子，也开始为粮食发愁。
粮食，粮食。一时间，粮食成为了各路人马、各级部门最棘手的问题，冀南党委公开强调，“粮食问题是目前一切工作的重点”，“粮食问题是抗敌斗争的关键”。彭德怀副总司令甚至说：“今天，谁有了粮食，谁就会取得胜利。”
八路军没有粮食。由于缺乏营养，各部队都流行起夜盲症，白天眼睛还好好的，一到黄昏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八路军要靠打夜战才能生存，这种疾病对部队战斗力的破坏几乎是致命的。上级领导焦急万分。有人说，用羊肝炖汤能把夜盲症治好，可是，连窝窝头都没有，到哪里去找羊肝？
部队缺粮，步兵难，骑兵更困难。人饿肚子还可以勉强顶着，战马没东西吃，做什么思想工作也没用，塌背、拐腿、患软骨病，病倒了一大批。战士们成天守在马跟前，眼睁睁地看着它们蔫下去。
好容易开春了，粮食虽然没有，但杨树、榆树长出了嫩叶，地里也长出了新草，骑兵们就牵马出去放牧，自己也挖野菜充饥。这时候，老百姓也把新嫩的树叶当成了主要的食粮，各种无毒的野菜、地果都拿来当饭吃。
几天以后，军区政治部下达命令：部队单位不能在村庄附近采摘树叶和野菜，要留给群众。战士们服从了命令，但心里却难过极了。“当兵打仗，到了要和群众抢野菜树叶吃的地步……”于是，当天就有人开了小差。
逃跑最严重的是一连的胡彦明排。有一天出去找食物，走了十几二十里地，旷野里满是挖取野菜的男女老幼，硬是没找到符合上级规定的采摘场地。胡彦明缺乏经验，就把人员分散了，结果，白天出去二十六个，晚上回来十三个，正好跑掉一半。胡排长急得满嘴是泡，找了两天也没把人找回来。要说，骑兵开小差的确是不好找，一是因为单独行动时像通讯员，不容易引起怀疑；二是骑上马跑得快，你上哪里追去！
骑兵团正在开会教育防止开小差，上面突然又来了命令，说是杨得志司令员恢复组建冀鲁豫支队，要从骑兵团抽调七十匹马。一开始，军区来的干部也太随意了一点，直接下连队去号马，看见合意的就系上布带子准备拉走。战士们顿时不干了，有的人拎着马刀坐在马槽里，谁拉他的战马就和谁拼命。四连更是炸了营，韩永正烈士的战马“猛子”也被做了记号，连李树茂都不愿意了，差点和人家打起来。
团领导一边稳住大家的情绪，一边去和上级商议，最后决定，马匹由骑兵团自己选送，军区不插手。于是，骑兵团编成四个连和一个徒步队，刘春雷的战马也就是这时候被调走了。
大刘回部队的头两天，二连出了事。本来，骑兵喂马时，各匹马的缰绳拴的长短应该要一致，因为缰绳拴得长，马的活动范围大，抢吃的食料就多；反之，拴得短的就吃亏了。晚上喂料的时候，有个战士偷偷把自己战马的缰绳放长，被别人发现了。这要在平常，最多也就是拌嘴吵架的事，可这段时间人们的火气太大，结果竟发展到动刀杀人——军区保卫部的干事就是为调查这个事故而来的。
刘春雷这个排长新上任，首要任务就是防止叛逃。晚上，各班长睡觉都把铺位安在门口，房门用绳子拴着，另一头系在自己手上。连长、排长一天要查几次人数，出任务时更是紧张得眼都不眨一下。有个战士偷偷对大刘说：“你让我走吧，我不带枪，不骑马，保证不去当汉奸。回家吃几顿饱饭就回来接着打鬼子。”刘春雷回答：“你讲的这些我都相信，可是如果你敢逃跑，我一样开枪打你……”
就在这紧张的气氛中，又传来了一个让人沮丧的消息：一二○师的骑兵团在大青山解散了，一二九师骑兵团也要下马改成步兵！
这个消息是确切的，因为有领导认为骑兵的消耗太大了，养不起。
的确，养骑兵困难。算一笔账就知道：当时，八路军士兵的口粮已经降到每天六两杂粮；而由于没有草料补充，战马的豆料降到每天三斤（四十八两）就不能再减了。这样一来，一匹马的消耗是一个战士的八倍。解散一个骑兵团，可以供应四五个步兵团（步兵团的人多一些）。
还有个消息说，骑兵解散后，大部分战马都将被宰杀。这更让部队的军心大乱。团领导没办法向下面做工作，只好去找上级提意见，说明“骑兵团从红军时期保留到现在不容易；再说，把马匹都杀了也没有多少肉，解决不了大问题”。战士们也提出：“如果嫌骑兵消耗大，我们宁愿到敌占区去活动。到那里战马可以吃草，我们也能和鬼子拼一下。”
七七八八的意见反映上去，上级领导也犹豫了，正式文件就拖着没有传达下来。
开春了，战士们还穿着去年“五一”反“扫荡”时的军装，冻得直打哆嗦。一天，军区拿出一笔资金，叫骑兵团自己想办法换装。这事情倒是出乎骑兵们的意料之外。
刘春雷参加了军装制作组，在供给处老舒处长的带领下满世界收购布匹，可是转了好些天也没有多少收获，真是愁死人！
根据地的布匹棉花早就送到太行山上去了。当时，冀西和晋南山区不产棉，那些地方连纺车都没有，太行山部队的军服原先是由冀中根据地提供的，“五一大‘扫荡’”之后就要靠冀南军区来完成。冀南根据地的面积只剩下原来的十分之一，物资本来就有限，再加上穿越封锁线运送布匹，十趟中能成功一两趟就不错了。等到把八路军总部的任务完成，自己的布匹棉花也差不多掏空了。
在成安县，听说漳河店有个叫“老严”的布贩子，三教九流都很熟，别人弄不来的东西他都有办法。漳河店是敌占区，老严是个什么背景也不清楚，可大刘他们这时已经是病急乱投医了，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刻就去找他。
漳河店，刘春雷刚参军的时候在这里打过伏击。到了老严家，八路军一亮明身份，他全家人都很紧张。老舒处长说：“老乡别慌，我们一不要东西，二不抓人，是来找老严帮助买棉布的。”对方听了，这才放下心来。
彼此一聊，才知道还是熟人。原来这个老严就是大“扫荡”时参与守备王行杖村的那个伪军中队长，当时他被惨烈的战斗吓坏了，连夜脱了军装跑回老家继续贩布。当他知道刘春雷就是英勇作战的八路军骑兵战士时，他对曾经的对手很是敬佩，一再表示要把事情做好。
老严说：“你们要我买棉布，不知给什么票子？若是银元、老头票就能买到，若是别的钱恐怕不中。”舒处长知道他是去敌占区采购，当即表示钱不成问题，但他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办完事。
老严又问：“每尺布咱们出多少钱？”老舒处长回答：“随行就市，公平交易。你看着办就行了。”老严很高兴：“八路军这么相信我，兄弟我跑路子，一定不让你们吃亏。十五天后各位到我家来取货，那是绝不会失望的。”
过了半个月，老严真的把布匹弄到了漳河店。在他家结账的时候，舒处长又问老严一天给多少佣金，老严说：“我自己就免了。这位老夏，带了十个人，每人算两块，一天二十吧。”
老舒说：“你们很辛苦，一天二十五块。”
那位老夏顿时就和八路军亲热起来了：“早听说八路军公平和气，还真是这样。要是给别的军队买东西，不给钱还要挨骂呢。”
刘春雷、胡彦明就和老夏闲聊天：“你们这是从哪里弄来的棉布呀？”
“从河南辉县。”
据老夏说，日本人在新乡有个会社，既推销他们的工业品，也收购当地的土特产。辉县有一个经营点，很多交易都在那里进行。闲聊中，老夏吹嘘这趟帮八路军贩布买卖合算，原因是日本人要集中资金去抢购粮食，棉布反倒比平时便宜多了。
“那里有粮食吗？”
“当然，鬼子仓库正收着哪……”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胡彦明立刻去找老舒处长。
“老舒处长，有粮食！”
“哪里有？！”
“河南辉县。”
“哦，那里是敌占区。粮食太贵了，我们没有那么多钱。”
“没有钱，咱们还不能抢吗！”
对于到辉县去抢粮食的事，老舒处长和刘春雷都觉得挺玄的。可胡彦明却很上心，回到根据地，他就急着去团部汇报这个情况。况政委说辉县离这里太远，先请示军区吧。
过了两天，陈司令的警卫排长周开树带来了军区首长的命令，说是决定由冀鲁豫军区去打辉县仓库，冀南这边派一个骑兵连配合。周排长传达完命令以后就不走了，留在骑兵团担任四连的副连长。
原来，为减轻根据地的粮食负担，冀南军区的司、政、供、卫机构实行了大规模的精简，卫生部只留下十多个人组成巡回医疗队，供应部则全部撤往太行山，在“四二九‘扫荡’”中曾经和骑兵并肩突围的军区特务团也撤销了。陈再道司令员还解散了自己的警卫部队，把周开树等人派遣到了骑兵团。
周开树外号“周二虎”，在冀南也算是个有名的人物，他十四岁参加红军，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1945年从骑兵团调到二十旅五十八团任营长，1948年在淮海战役中牺牲了。
曾玉良团长带着一连去河南辉县“抢粮”，大家都满怀希望地等待收获。可过了几天，一连回来了，人马没少，却只带回来三袋粮食，垂头丧气的。
原来，辉县那边是敌占区，我们的政权在当地已无法活动。这次，冀鲁豫军区派了四个步兵连出击，骑兵连的任务是掩护。过铁路线的时候，部队被敌人发现了，立刻引来了日军机动部队，步兵部队连忙跳到路西去，骑兵连则按计划在路东骚扰掩护。可是，由于路西是太行山方向，敌人似乎认定了过铁路的是太岳军区的部队，所以不受骑兵的吸引，始终咬着往西面追。骑兵一连只好又绕到路西去接应，除了发现一些被丢弃的大车，没有联系上步兵部队。再往西走就是山地了，那里对骑兵的运动不利。曾团长觉得在摸不清情况的条件下不能盲动，就带着队伍回来了。
回来的路上遇见一个乡公所，骑兵一连顺手就把那里端了，没想到还找到了几袋粮食。胡彦明美滋滋地告诉大刘，那乡公所可能是正在等着招待什么人，准备了三大桌酒席摆在屋里，有鸡有肉，还没有动筷子，结果都便宜了八路军。大刘问：“都有些什么菜？”胡彦明想了半天才说：“不知道，还没看清楚就全进肚子了。”……不过，这已经够羡慕死其他人了——跑了三百里，混了顿好伙食，值得啊！
新军服发下来了。衣服是老百姓帮着染布、缝制的，还絮了层棉花。只是式样不大统一，有的像中山装，有的像道袍，纽扣是布袢袢，看上去有些怪怪的。不管怎样，毕竟是棉袄，穿起来暖和多了。
有一天，冀鲁豫军区四分区的张国华政委（开国中将）到骑兵团来转了一圈，东看西看，笑嘻嘻的。骑兵们也得到消息：骑兵团不解散了，但是要到河南去，加入冀鲁豫四分区。听说能保住部队、保住战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同时也对未来的战斗环境充满了兴奋和好奇。
原来，上次骑兵一连配合四分区到河南辉县抢粮，虽然没成功，但给冀鲁豫军区领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张国华政委就坚决反对将骑兵团解散，他认为：其他根据地都有山地作为战略依托，只有冀南和冀鲁豫完全是平原，在这样的地形开展游击作战，保留骑兵作为机动兵力是十分必要的。张政委还表示，他有办法解决骑兵的供给，如果别人觉得难办，四分区要。
1943年的2月至7月，冀南军区的大批主力部队陆续调到其他根据地。骑兵团和二十一团到冀鲁豫军区，陆军中学和第十团到太行军区，二十团到太岳军区，七七一团到陕北。这些部队都是开辟冀南根据地的功臣，是根据地的骨肉子弟。
军区领导给离开根据地的战友们配发了新军装，补充了缺额人员，让他们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地踏上新征程。而那些留下来坚持游击的部队，每个团只保留三到七个连，区中队只留二十人，县大队也只有五十人……
这是极度困难的形势下的无奈之举。抗日战争期间，冀南根据地在八路军各敌后战场中承受的损失是最大的，全区牺牲旅（地委、专署）以上干部二十七名、团（县）级干部一百二十八名，仅刘春雷的老家南宫县就牺牲了五位县长和县委书记。在惨重的伤亡面前，八路军没有退却。
但是，当大饥荒威胁到群众的生存的时候，人民的军队却必须尽量减少民众的负担。机关精简了，后勤精简了，干部精简了，行政人员精简了…
…最后，除留下基本力量坚守阵地，战斗部队也实施了大分流。
离开驻地时，部队给每个战士分发了两斤玉米，可骑兵们只抓了一把放在兜里，其余的都留下了。根据地的老百姓在路旁含泪相送，一位老人家高举双手哭喊着：“为官不与民争利，贤达呀！军队不和民争食，义士啊！”如果说，通过几年的敌后战争，群众知道了八路军是坚决抗日的队伍；那么，大饥荒中的同舟共济，更使老百姓真正认识到：共产党是爱民的政党，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患难见真情，从这以后，华北民众和共产党人的心彻底紧贴在一起了。
刘春雷是冀南的子弟。当初参军，他只是想着要保卫家园、保护亲人，现在，当他离开故乡的时候，已经是一名成熟的共产党员、一位久经沙场的八路军干部了。他知道，在党领导下的每一个阵营、在八路军抗日的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是自己英勇献身的战场。
他想起前不久告别父母时的情形。当武工队离开刘家的时候，刘春雷已不能像十九岁那样洒脱地说出跩文的“戏词”，只能哽咽地请二老多多保重。刘家老太太照例是哭得说不出话来，刘老先生却说：“去吧，孩子。虽说忠孝不能双全，可我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打鬼子就是最大的孝。该保重的应该是你，打仗的时候处处小心点。孩子呀，不要死在老人的前头。”
“不要死在老人的前头”，这曾经是多么平常的一件事，而如今，却又是多么难以办到的一件事。
离开冀南的时候，刘春雷忽然想到：当年在南宫县一起参加骑兵团的三十五位战友，现在连他在内，只剩下八个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