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原借款”是1917年至1918年间由西原龟三经手的日本对华的8项借款，西原借款名为经济借款，实是政治借款。8笔借款，都是由日本内阁策划和指使的。
1917年11月22日，段祺瑞由于武力统一政策遭到直系军阀的反对，被迫再次辞去国务总理职务。这时日本方面看出，要在中国获得更大的利益，非让段祺瑞再上台不可。于是又派西原龟三于1918年3月18日再度来到北京，配合张作霖的奉军进驻北平为段祺瑞声援，并从外交上对冯国璋总统施加压力，终于在3月23日使段祺瑞第三次出任国务院总理。段祺瑞卖国政府不顾人民反对，悍然与日本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使日本获得了在中国境内调动军队的权利。西原给了段政府2000万日元的有线电信借款，作为报酬。
西原协助段祺瑞第三次上台执政以后，想趁机实现他的侵华设想，1918年4月13日与中华汇业银行总经理陆宗舆交换了《两国政府代表关于日华亲善协约措施的备忘录》，内容是：退还贷款，以发展日本最必需的原料——棉花和羊毛；贷款给中国办国营铁厂，向日供给生铁和矿砂；由日中银行家合组“中国铁路公债资本团”，垄断中国铁路投资；改革币制，中国发行与日本货币形状、分量、名称一致的金本位货币，使中国成为日本货币流通圈。
这些措施如贯彻实施，中国必将在经济上变成日本的附庸国，成为日本原料供给地和产品倾销地，连陆宗舆在签字时也战战兢兢。日本寺内首相等对这个备忘录很感兴趣，让西原再去北京促其实现。
西原于5月29日来到北京，但是他发现，段祺瑞因为打内战陷入财政危机，顾不上备忘录的长远计划，只求得到更多的现金。西原趁机提供了两笔借款：一笔是6月18日成立的吉会铁路借款垫款1000万日元，以铁路本身的财产为抵押。这条铁路修通后，可从朝鲜直达吉林省中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日本从清末就提出要中日合办此路，一直没有得逞，现在从段祺瑞手里轻易得到了。另一笔是8月2日成立的吉林黑龙江林矿借款3000万日元，规定今后开办新企业必须借日款，或中日合办，涉及两省林矿的国外借款须得日本同意，须聘用日本技师等，使日本成了两省发展林矿资源的主宰。
西原还企图一举实现他设想的币制改革，私下答应提供8000万日元借款作为发行金券准备。8月10日，段内阁以大总统命令公布金券条例。北京政府这一行动，引起极大震动，在国内受到南方政府、直系军阀和民间商业团体的反对；在国际上受到英、法两国和国际银行团的抗议，连横滨亚金银行也参加了抗议。币制借款造成各种矛盾总爆发，胜田藏相才不得不在8月11日召回西原龟三，停止币制借款的交涉。
日本政府通过西原借款扶持段祺瑞政府，帮助它打内战，搞“武力统一”，变段祺瑞政权为日本的傀儡，通过这个傀儡全面干涉中国内政。在扶持段的过程中，不断向其索要利权，对中国主权进行吞食。
在丧权辱国方面，西原借款比袁世凯政府跟日本政府签订的“二十一条”有过之而无不及。寺内正毅曾洋洋得意地说：
“本人在任期间，借与中国之款，3倍于从前之数，实际扶植日本在中国之权利，何止10倍于二十一条。”
所以，把西原借款称为段祺瑞的“亡国大借款”，并不为过。
日本首相寺内正毅对于西原为借款奔走给予高度评价，并“表示出会心的满意”。外相本野则对西原说：“应该授予你一等勋章。”
段祺瑞政府这一丑恶的外交行径，为日后日本干涉和侵略中国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