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来西亚北部的一个州，那里只有一两万华人，而且长期由信奉伊斯兰教义的伊斯兰党执政。全州只有一所华人中学，全州华人的两千子弟都在那个学校上学。走在州府的大街上，几乎看不到一个华人，但是街道两边所有店铺的老板几乎都是华人。
在50年前，马来西亚一些大城市，比如吉隆坡、新山、马六甲等，大片的庄园，整条的街道，大多都是属于华人的。但是这些景况，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因为独立之后马来人掌权，政府便开始长期推行“马来人优先”的政策。
除新加坡之外，东南亚各国的华人，较之该国的主体民族，无论在人口比例上还是在绝对数量上都是名副其实的“少数族裔”。但东南亚华人又不是一个普通的少数群族，而是一个处在十分特殊地位的少数群族。因为，在许多国家，少数群族总是相对贫穷、落后的，在历史上总是会受到多数民族的压迫剥削等。但是，在东南亚，华人却不完全这样。
东南亚华人的人口虽然在所在国占绝对的少数，但他们在所在国的经济生活中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地的主体群族在经济上大多处于劣势地位，无法与华人竞争。华人以其特殊的商业才能和辛勤的劳动，在工商业方面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对所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华人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往往惹来其他民族的嫉妒心理。
长期以来，东南亚当地民族对华人的经济存在和影响力是有一种恐惧感的。新加坡前资政李光耀长期与马来民族打交道，他对于马来人对华人的这种天生的恐惧感有很深的认识，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马来人团结意识很强。我后来发现，那是由于他们觉得受威胁，怕被充满活力、吃苦耐劳的外来民族——华族和印族（印度裔）压倒。”
正是因为华人在东南亚国家所拥有的财富和所取得的经济地位，较之所占人口比例“严重不相称”，让当地的某些主体民族始终有些耿耿于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南亚各国相继独立，通过各种方法，包括选举等，当地主体民族取得了执政权，而这些执政党大多都有相当强的民族主义情绪。为了维护当地人的利益，就开始采取一系列的财富、机会和权利再分配的措施。
他们认为，华人控制了国内的经济，剥削当地人。因此，必须要重新财富分配，削弱华人势力，从而提高当地主体民族的生活水平，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他们对本国人民采用“土著与非土著”二分法，他们认为土著才是这块土地上的主人，把华人族群和其他外来族群当做“外来移民”，采取了限制性的政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层面上保护土著民族的利益，打压华人族群等的发展，并通过修订宪法使之制度化。运用国家政权的强制力量来发展壮大当地民族的经济社会地位，并且规定当地民族在各方面都享有优先权。
1969年，执政的马来西亚巫统出台了三大政策：第一，马来西亚所有土地，归原住民，即马来人所有。第二，巫统执政的目标，是马来人在民间经济中要占到30%。第三，华人和印度人人口之和要降到40%以下。时至今日，这些都做到了。很多原本由华人富商占有的大块地产，都被政府强制以低价收购。而对于马来人，政府又规定，凡是家庭收入低于标准的，可无偿划分一块土地，让其用来谋生。很多华人因此破产，一贫如洗。也有部分华人之后又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把土地再买回来。
实际上，实行这种政策的不仅仅是马来西亚，不少东南亚国家都出台了类似的民族歧视政策。
比如印度尼西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至苏哈托统治时期，该国政府对华人就普遍采取了强制同化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歧视政策。当时反华最激烈的政客为阿沙阿特（Assaat）以及他所领导的阿沙阿特运动。他们认为，印度尼西亚土著是天生的弱者，而华人却是经济上的强者。因此政府必须立法保护弱者，并且不得让华人享有与原住民同等的待遇。而曾经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也表示：“华人对印度尼西亚生活的控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这些铺垫之后，自1959年开始，印度尼西亚签署了一系列法令，规定在印度尼西亚的外侨零售商必须关门，并将其营业权交给当地民族企业。实际上，这些法令基本都是针对华人群体的，因为，这些小零售商80%～90%都是由华人经营的。据称，受到直接打击的华人人数高达30万。另外，印度尼西亚政府还签署了一系列的歧视法令，比如不准华人保留本民族文化语言，禁止华人办教育，禁止华人过春节和其他中国传统节日，禁止使用华文姓名，等等。
当然对华人来说，最糟糕的还是印度尼西亚的国籍法令，它要求每一位外裔公民都必须执有“印度尼西亚公民证”（即国籍证）。而要办理国籍证还必须具备出生证、身份证、结婚证及职业证等一系列证件。并且每办一个证都需要缴纳昂贵的手续费，其数额往往高达1000万～2000万印尼盾，而普通华人的月收入仅有70万盾左右。即使这样，在实际办理过程中印度尼西亚许多政府部门也是大肆刁难。实际上，这一法令主要是针对华人，其他外裔公民则不需要。这造成华人要申请各种证件、营业准字以及护照等都会遭到诸多不便，他们的居民证有特殊标志，在刑事案件审判中华人轻罪重判，而印度尼西亚原住民则重罪轻判，在录用公务员或工人时，原住民优先，排斥华人等。
相对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总体而言，菲律宾则相对比较温和。但是独立后的菲律宾政府还是推出了一系列的针对商业等行业的菲化法案，使得华人发展受到极大影响。比如零售商菲化法案，使一部分华商不得不转向工业领域。
客观上，东南亚华人的确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地位。在各自所在国家当中，华人不但属于外来种族，而且人口比例上通常也都处于少数种族之列。如果是其他少数民族，他们通常在各方面都会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上。但华人却不完全如此。比如在经济实力及所拥有的财富方面，华人都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这样在话语、道义上就很难让自己处在一个让人同情的弱者的地位之上。相反，在舆论中，却常常有人将华人与“作恶”和“不义”等联系起来。
除此之外，部分华人富豪曾经确实为了事业发展的需要，不得不委身听命于部分独裁者和官方要员。于是华人就又被描述为搞阴谋的行家里手，专门在暗地里与当权者搞权钱交易，偷偷摸摸地操纵市场，损害国民的利益。整个华人群体因此被描述为“为富不仁”和“见利忘义”。
这些是典型的民粹主义鼓吹影响下的言论，而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结合体成为华人在东南亚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敌人。比如，对华人富裕的原因，这些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者从不强调华人的勤恳努力，反而强调是华人一直在盘剥当地主体群族，是造成当地“贫富悬殊的罪魁祸首”。而就在印度尼西亚人民生活过得水深火热的时候，媒体却开始不断爆出某些华人富豪的奢侈生活，这更是让民众对华人义愤填膺。从而使华人成为东南亚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者发泄愤怒的牺牲品，甚至继而演变成社会的集体暴力。
发生在东南亚无以计数的大大小小的排华事件，与这种舆论的煽动有很大关系。如我们所知最多的1998年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反华暴乱。那些当地的印度尼西亚人叫喊着聚集在一起，疯狂地打砸抢烧华人的店铺和住所。这是因为，华人作为客族和少数族群，在当地的多数族群眼里，就是侵入者和剥削者，他们的富有是不可容忍的。因此，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暴力下，整个华人群体便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正常的。比如，新加坡《联合早报》2009年7月曾发表一篇文章，称马哈迪打起了种族牌：
直到今天，马来西亚前首相、巫统前领导人马哈迪仍然在撰文称“由于马来人愿意与其他种族分享他们的国家，所以那些更成功，来自更古老，即4000年文明的种族，还要从马来人手中夺去原本就不多的资源”。
尽管马哈迪并未明言，但他所指“拥有4000年文明的种族”，明显是指华族。他较后也点明，这个种族占了马来西亚人口的26%。
他说：“新经济政策的目标，本来是要打造30%的土著股权（虽然他们占了60%的人口比例），其他种族40%，以及外资30%。不过，新经济政策推行39年后，马来人的股权仍停留在20%，而其他种族的人口比例虽然只是26%，但却占了近50%的市场股权。”
他声称，马来人与非马来人在城市的财富差距更加悬殊，前者只占了15%，其他的财富都控制在非马来人的手中。
他表示，非马来人都住豪华的洋房，而绝大部分的马来人却只能住在木屋区。
正因为如此，在文化上，马来西亚巫统政府一直是对华文教育采取歧视政策的。1961年的马来西亚新教育法令把华文中学排除在国家教育主流之外，政府规定国立学校从小学开始，都必须用马来文或者英文授课。如果是华文小学毕业生升初中，要多学习一年马来西亚语及英文。并且，华文学校始终无法得到政府的拨款，因为，当局就是想听任华文学校自生自灭。更有甚者，华文独立中学的文凭也不被政府承认，政府还在公立大学录取指标上规定了不利于华人的固定比例。
但是华人社会历来有重视华文教育的传统，华人社团和社会力量都毫不动摇、全力以赴地支持华文学校的生存和发展。政府不支持，就自己出资，建立华文学校，坚持中文授课，满足各个阶段教育的需要。因此虽然有政府的大力压制，华人学校仍茁壮地成长着，创造了教育的奇迹。
如今，马来西亚的华裔年轻人接受华文教育的已经超过90%。根据2007年马来西亚教育部提供的资料，该国总共有1290所华文小学，在校学生60多万人；华文独立中学61所，在校生6万多人；实际上，华人社区兴建新的独立中学的申请一直都未能获得批准，导致近年来华人社区对独立中学的需求日益增加，独立中学的数量却始终保持在61所的数量上。并且所有独立中学的一砖一瓦都是由华人社团出钱出力兴办的，政府只在每五年大选之前象征性地给予一些拨款，由于资金有限，独立中学的办学举步维艰。除此之外，马来西亚还有3所华文大专院校（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韩江学院），学生1万多人。
比如东马来西亚的沙巴州仅有35万华人，却拥有华文学校80多所，在校学生近5万人。另外，近年来还有一种风潮，不仅是华裔子女进华文学校，还有许多马来人和印度人的子女也纷纷来到华文学校就读。主要是因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且华文学校的校风通常都比较好，学生刻苦认真。这就使那些比较富裕、有条件的马来人和印度人家庭也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华文学校来，接受正统的中华文化教育。目前就读华文独立中学的马来学生约有5000多人，就读华文小学的非华裔学生更是已近7万人。
在印度尼西亚情况更是如此。自从1966年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哈托军事政变上台后，就采取了高压政策。所有华文教育，还有华人社团、华文报刊都被彻底取缔。这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即印度尼西亚的华文教育出现了一个30多年的断层。如今，几乎50岁以下的华人后裔大都不懂中文了。不仅仅如此，印度尼西亚还在教育上对华裔学生采取赤裸裸的歧视政策，规定华裔学生考取国立大学者只能录取10%，并且在报考学校时还需要填写民族成分。
印度尼西亚政府还不许华人保留传统姓名，等于变相强迫华人改名换姓。许多印尼华人不得不取当地印度尼西亚人的姓名。甚至连华人的传统节日、习俗活动也都被禁止，并且，印度尼西亚政府还强迫每一个人都必须有一种宗教信仰，否则就会被当成无神论者而逮捕。为适应这种法令，华人的儒家文化只好无奈地沿着宗教化的方向发展，在印度尼西亚发展成了一种宗教。
如今孔教在印度尼西亚发展迅速，是印尼政府正式承认的六大宗教之一。到1972年统计有300万孔教信徒，占印度尼西亚华人的大半。在印度尼西亚，孔教徒创建了一种类似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宗教制度和礼仪。比如，双方见面打招呼的方法都是双手抱拳。一人先说“惟德动天”，另一个人说“咸有一德”。每次讲话完毕，相互说“善哉”。另外，孔教徒都把曲阜看作“圣地”，很多人都想一辈子至少要去一次。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学会中文，读原版的经书和资料。虽然从1978年开始，印度尼西亚政府又不承认孔教的宗教地位，限制孔教活动，但孔教仍然会采取地下和家庭的方式进行活动。
不管怎么说，包括孔教、传统民俗、祖先崇拜在内的华人宗教成为在那个时期印度尼西亚华人维持民族文化传统的唯一途径。
在苏哈托独裁政权倒台之后，印度尼西亚政府开始对华人和华文教育采取了相对开放的政策，华文正式列入印度尼西亚国民教育体系，华文教育也开始步入复兴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