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争议颇大的人物。作为辛亥革命的领导人物之一，他在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主共和国的问题上主张采用责任内阁制，倡导议会政治。长期以来，他被无端地指责是个“议会迷”，陶醉于西方那一套议会民主、多党选举制度，不了解中国国情等，蒙受了不白之冤。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宋教仁是清末民初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和政治活动家。他对推翻帝制、创立共和以及力图实现政党内阁有着特殊的贡献。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支持民主，还是反对民主的人，都绕不开宋教仁这个名字。他在20世纪初那个昙花一现的瞬间所掀起的民主旋风，至今仍是中国民主宪政史上一道最壮丽的风景线。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民国建立后面临的问题很多，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确保这个新生国家的正常运行。当时世界各国的建国经验给中华民国的建国者提供了范例：无一不是立法，施行宪政。所以，早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前，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们就开始酝酿国家宪法。而宋教仁是最好的人选，因为他是真正懂得宪政的人。于是，宋教仁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着手起草各类法律。在民主立宪方面，宋教仁主张实行法国式的内阁负责制。然而，宋教仁的这一主张随即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但后来的历史证明，宋教仁是非常有政治远见的。内阁负责制具有独立权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总统的权力，使一个昏庸的统治者不能为所欲为。对后来袁世凯这个“不学无术，其品更恶劣可鄙”的人，就更有必要用可靠的制度来限制他的权力，使他不至于脱离共和的轨道。从长远来看，一旦宋教仁的政党内阁组成，袁世凯想走他的“洪宪帝制”之路是不可能的。不料，宋教仁遭到其他党人反对不说，还被误解为争权夺利，想当总理。
宋教仁组建国民党，主张政党内阁，矛头直指袁世凯，袁世凯也是洞若观火。为摆脱日益困窘的境地，袁世凯使出了惯用的撒手锏――收买。他先是许愿，要让宋教仁当总理，孰料宋教仁坚辞不就。当然，为了孜孜以求的民主政治，宋教仁并非不愿任职，只是总理之位，必须通过堂堂正正的竞争选举，组成纯粹的政党内阁，名正言顺地得之。封官许愿不成，袁世凯又施以物质金钱腐蚀，特地召见宋教仁，赠送价值3000元的貂皮外套一件，后又托人赠送高达50万元可随意支取的存折一份。对此，宋教仁表现得光明磊落，全部退回不受。宋教仁是一个有自己的政治人格和操守的人，袁世凯的金钱无法收买他。他是个有热烈理想的政治家，不是为了追求高官厚禄。袁世凯那一套制人术在宋教仁这里失去了作用，于是袁世凯心中遂萌生了杀宋之意。
当北京第一次国会举行选举时，国民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所得的议席占了绝对的多数。年轻有为的政治家宋教仁坚持中华民国的法制，又不为袁世凯所诱，他奔赴长江流域各省进行宣传，为成立“政党内阁”积极准备舆论，从而遭到了袁世凯的嫉恨。1913年3月20日，在袁世凯授意下，赵秉钧、洪述祖派遣特务武士英在上海沪宁车站枪杀了正要北返的宋教仁，发生了震动全国的“宋案”。宋教仁被刺后，革命党人的幻想破灭了，他们被迫于仓促之中起来和袁世凯斗争。
由此，从宋教仁及其主张政党内阁的历史中可以引发如下结论：
第一，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相对于封建专制主义来说，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是，政党内阁的实现，必须有资产阶级专政作为依托。政党内阁是一种政体，必须适应国体的需要，而不能互相冲突。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建立了民国，但中国依然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掌握着政权、军权和财权，又有帝国主义国家当后台老板。要想靠空洞的说教让他“立地成佛”，靠议会竞选让他自动放弃专制实行民主，完全是空想。宋教仁正是想让北洋军阀自动地让出一部分权力，和平地走上议会政治的道路，驱赶着北洋军阀弃恶从善、改邪归正。结果袁世凯一反扑，赤手空拳的资产阶级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历史证明，中国必须用武装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用强大的军队夺取政权，也用强大的军队巩固政权。只有具备强大的资产阶级政权做保证，政党政治才可以正常、有序地运作。
第二，宋教仁及其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可以推进民主进程，但没有能力完成救国救民的历史重任。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的确缺乏实行政党内阁的社会基础。而革命者应当创造条件，而不能消极等待。宋教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力图实行政党内阁的努力，应当受到世人的肯定。不能因为政党内阁的尝试失败了，就断定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宋教仁勇于为宪政流血，献出了年仅32岁的宝贵生命，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先天不足、后天软弱、带有两面性的阶级。他们反帝反封建、救亡图存的精神是可歌可泣的。然而，他们不能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也不能建立并巩固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局限，不必过多地追究某个人的责任。宋教仁的悲剧再次暴露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同时也宣告了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幻想的破灭。
今天，我们未必认同宋教仁当年的思想，但他对自己所追求的思想的执著，他为自己的理想不惜献出生命的崇高精神，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政治责任感，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人格，这一切即使过了多少年都是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的。
（邱秀华杨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