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总的来说是处于比较艰难，并且逐步恶化的情况。大概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社会主义阵营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分裂为两大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政治上敌视中国，他们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支持台湾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经济上，资本主义国家封锁和遏制中国，不同我们进行经济往来；在军事上，美国积极构建亚太战略区，在军事上包围中国，他们派舰队在台湾海峡巡逻，并且借朝鲜战争之机，妄图把战火燃烧到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义无反顾地投入了社会主义阵营。当时的中国外交战略叫做“一边倒”，只和社会主义国家来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快速和中国建交。1950年《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订，苏联在经济上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助中国大型建设项目156个。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和中国有着政治和经济往来。
第二个阶段，社会主义阵营破裂时期。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苏联和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出现裂痕。1958年，中苏分歧加重，苏联在中印边界争端中，公开支持印度。1960年，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撕毁三百多个协定和合同，废除二百多个科技合作项目。中苏关系恶化。1966年，中苏两党断绝关系。之后，苏联陈兵中国边界，边界事件不断发生。1969年，中苏边界爆发战争。此时的中国，在国际上受到两个超级大国的排挤和打压，国际环境恶劣到极点，国内经常处于备战状态。
1946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特朗谈话时，首次提到了“中间地带”理论。他认为，在美国和苏联之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亚、非、欧三洲许多的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在这里，毛泽东初次敏锐地把亚、非、欧很多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也看做是自己可以利用的一道屏障。之后，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更加成熟。
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爆发（美国和英法争夺埃及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在这里，毛泽东看到了“三种力量和两类矛盾”。他说：“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和英国、美国和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埃及和美英法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国家英、法，第三种是被压迫民族”的国家。在这里，毛泽东在国际矛盾和国际关系的斗争中又细化出一种力量、一种矛盾，即二等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他们同美国的矛盾。于是，“中间地带”理论进一步发展为两个中间地带。亚非拉是第一中间地带，日本、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1963年，美法矛盾尖锐化，法国总统戴高乐宣称建立自己独立的核力量。1964年，中法建交。这是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说明毛泽东理论分析的正确。“中间地带”理论为中国运用国际矛盾，打破封锁，寻找外交空间，壮大国际声援找到了方法，为我国的国际外交提供了指导。
“三个世界”的理论是毛泽东在1974年提出来的。当时，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都出现了变化。资本主义阵营内部，西欧和日本迅速强大，对美国盟主地位提出了挑战，社会主义阵营已经解体，而战后迅速独立的大批民族国家，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国家关系出现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针对这种新形势，毛泽东为中国的国际外交指明了新的方向。他认为美苏是第一世界，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非拉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都是第三世界。“三个世界”理论突破了过去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衡量外交的标准。它深刻揭露了美苏的霸权主义特征，而且揭示了第二世界同第一世界既联系又冲突的特征，加强了反霸力量。更主要的是它指出了第三世界的国际地位，把中国列入了同自己国家利益相符的战略地位，成为国际上反霸的主要力量。这一理论，再一次为中国的外交战略定位，使中国在国际外交上占据重要地位。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正是由于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理论，以及“三个世界”理论的正确指导，中国在国际上逐渐打破孤立，先后同包括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100多个国家建交，并且迎来了1971年在联合国恢复席位和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样的国际声誉和大国地位。
“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理论是毛泽东外交理论的两块基石，为正确指导中国外交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大国地位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王建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