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俾斯麦被视为欧洲最伟大的日子里，有一位美国人去访问柏林。由于急切想听首相的演说，匆忙搞到了两张进入国会来宾的票，雇了一个翻译陪她去国会大厦。幸运的很，他们赶到时，俾斯麦还未介入那次关于一件社会立法事务的辩论。不一会，俾斯麦开始说话了，这位美国人为了不漏掉每一个词，拼命地靠近她的翻译。但尽管俾斯麦讲得很有气势，并说了很多，但她的翻译却闭口不言。她用臂肘轻轻推了他好几次，他还是没有反应。实在忍不住了，她终于脱口而出：“他在说些什么？”“不要急，夫人！”翻译答道，“我在等，他的动词还没出来。”
（一）
无疑，德语的结构是以拉丁语为基础的，间接用语时有严格的规则，在叠床架屋中追求优美的表达；总是使外国访问者束手无策，起无名火。史达尔夫人在她就德国一题而写的著名论文里，抱怨说，在那个国家里无法进行有意思的会话，因为德语的语法结构总是把句子的意思放在句末，从而无法产生“插话所能起的愉快作用，而这种插话方式在法国就能使讨论活跃起来。”
实际上，德语属于印欧语系中的日耳曼语族，与丹麦语、挪威语和瑞典语、荷兰语及佛兰德语一样和英语为亲属语言。德语语法较难掌握，句型为“框形结构”，动词（谓语）放在句首或句尾，其他句子成份放在句中。德语还根据人称和时间的不同，动词要变位和变时态，名词要变格，而且名词还有性属之分。虽然德语的语法比较难，但它的单词却相对容易书写和记忆，一般来说，只要发音准确，就能正确地书写。
根据海涅所写的《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一书，他认为德语的创造者应是马丁·路德。在德语发展的历史上，共同标准语的形成的确可以追溯到马丁·路德的《圣经》翻译。路德被誉为德国历史上罕见的语言天才大师，正是他统一了德意志人的语言，促进了德语的发展。当时路德翻译《圣经·新约》，主要为了给所有的德国基督教徒提供一部不分地域、不分阶层人人都能看得懂的《圣经》，以实践他的“平信徒皆为祭司”、“因信称义”的信条。路德所采用的语言并非路德自己所创，在德国的东方，几个世纪以来，德国的诸侯们一直在进行殖民扩张。为此，殖民者从德国本土大量招募移民来殖民地定居。这些来自不同方言区的移民说着不同的方言，为了便于沟通和交流，他们在交谈中尽量减少使用各自方言中其他地区人难懂的方言，同时这些方言也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融合，逐渐形成了一种建立在德国南部和中部方言特点上的通用语，即“普通德语”（das gemeine Deusch）。后来，便形成了萨克森邦政府机关主要使用的公文用语。路德在翻译《圣经》时采用就是这种用语。从此，这种公文体语言在德国开始流传。但是路德在使用的时候并不是简单地套用这种语言，而是在使用过程中，把它的语法和音位同口语的词汇和句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它更规范，更能为一般的民众所接受。
宗教改革之后，德国北部和南方文化间的差别进一步扩大，显露出更为清晰的轮廓。德语发展到6——7世纪时，曾经在南部和中部发生了一次音变（Lautvbrschiebung），产生了高地德语（Hochdeutsch），造成了德国北部与中、南部在语音上的差别。因此，德国北部，由于没有经过音变的影响，同南部和中部高地德语之间的区别较大，在中世纪时自成一体，汉萨城市使用的低地德语在商业中流传甚广，而且也相当生动，独具特色，路德的译本流入低地德语区时，不得不再译成低地德语。但是16世纪末汉萨城市开始衰落，逐渐失去了商业上的优势，低地德语的社会地位也大大降低，于是路德的译本的语言在北方长驱直入，逐渐占领了北德地区，成为北德通用的书面语，北德方言的地位降为日常口语。
到了17世纪，随着英国戏剧和意大利歌剧的引入，一方面丰富了德国文化，促进了德国文化的革新和发展，但另一方面也抑制了本土文化的活力，限制了民族文化的发展。为了提升德语的地位，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比较富裕的市民开始关注这个文化现象，发出了拯救德语的呼声。其中主要代表人物有马丁·奥皮兹（Martin Opitz），他首先从语言史入手，把德语等日耳曼语言视为“元语言”（Urspache）。所谓“元语言”，就是不但是历史悠久的古老语言，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语言同本民族的根密切相联。就德语而言，德语的词汇除了外来之外，它的固有词在德语产生之初，同日耳曼语有着明显的血缘关系，顺着词的变化，去掉各种前缀、后缀、词形变化，可以寻找词汇的源头。同样起源的有着天然联系的语言不应是低级的语言，其地位应该得到提升和重视。他认为，当时在欧洲历史舞台上大放光彩的各种罗曼语则是从拉丁语中蜕变出来的，认为德语应享有同希腊语和拉丁语等文明语言同等的地位。针对当时祟尚法国之风盛行、上流社会以说法语为荣的趋势，奥皮兹也有意贬低法语的地位，认为法语不过是拉丁语的一个变种，其中掺杂了许多其他语言的成分，是退化了的拉丁语。另外，奥皮兹还从诗学理论入手，企图以此证明德语同样具有丰富的表现力，也是一种诗的语言。为此，他于1624年出版《德国诗学》一书。在他以前，诸如此类的论文并不鲜见。奥皮兹的这本小书循着古希腊罗马人和德国人文主义者的路径走，其新意在于把德国诗放到一个新的视角下来考察，给德国诗规定了韵律的基础，认为重读音节和非重读音节的交替乃是德国诗的命脉。17世纪第一部德语语法书产生，作者是尤利乌斯·格奥尔格·绍特尔（Julius Georg Schottel）。
拯救德语的运动表明德意志民族的觉醒。除了学者和知识分子之外，德国社会中上至大小宫廷、王公贵族，下至市民阶层，都有拯救德语、弘扬民族文化的呼声。德国诸侯不想在欧洲的文化舞台上长期扮演蛮子的角色，德语地位的提升也可以增强他们的地位和自信。在路德维希·封·安哈尔特—克腾公爵的倡导下，一个名为“丰收学会”（Fruchtbringende Gesellscllaft）的语言协会于1617年在魏玛成立。这个协会的宗旨是共同行动，促进德语的完善和发展，把外国语言的势力从德国驱逐出去。这个协会是一个贵族组织，但是也吸收了部分市民阶层出身的文人。这在当时等级制度严森社会，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制度的藩篱居然能为了语言问题而网开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语言问题及与其相关的文化问题在当时的德国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丰收学会”在当时声望极高，德国许多城市里都有市民人士以此为模式，成立了许多语言促进会，促进了德语语法的发展，出现了第一批早期的德语语法书热。
在促进语言的问题上，德国的作家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他们大力引进国外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另一方面，他们也创造了大量新的词汇。他们通过文学创作极力丰富和扩大德语的表现力，力求把德语发展成一种文学语言。当时十分盛行的宫廷文化正需要精制的语言，作家文人的作为与宫廷文化的需求一拍即合。但一直到马丁·路德的德语改良运动时，此活动才达到高潮。然而，要改良或提升一种语言并非一日之功。17世纪上叶和中叶，繁荣的法国文学给世界文学提供了莫里哀等伟大作家及诸多鸿篇巨制，语言在其中所达到的完美程度至今仍令人叹为观止，而这个时期的德语在修辞上的完善性还远远不可与之同日而语。一个世纪后的18世纪中叶，通过启蒙运动的努力，德语才获得了类似100年前法语的表现力。拯救德语的呼声和大量语言协会的成立，同时也标志着德国在文化上的民族主义开始显露端倪。
（二）
到现在，德国的方言仍很多，人们可以从绝大多数德国人的方言和口音上辨别出他来自何处。方言具有明显的区别：如果一个梅克伦堡人和一个巴伐利亚人用自己纯粹的方言交谈，那么，他们就会很难彼此听懂。在德国有这么一个传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队正与法国军队开战，在一个连队里，来自普鲁士和巴伐利亚的士兵都只会说方言，不会说标准语，因而无法沟通，情急之际，在“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不得不说法语，借助敌人的语言进行交流和沟通。实际上在德国，北方人一般讲标准德语，如汉堡人讲的德语声音清脆宏亮易懂。最不好懂的是南德人讲的施瓦本德语，就象中国的北方人听广东人说话一样，很难听得懂他讲什么。
在德国之外，将德语作为母语的还有奥地利、列支敦士登、瑞士的绝大部分地区、南蒂罗尔（意大利北部）、北石勒苏益格（丹麦）和比利时的小部分地区、法国（阿尔萨斯）以及卢森堡沿德国边境的地区。在波兰、罗马尼亚和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的少数民族也部分地将德语保存了下来。德语是1亿多人的母语。世界上出版的每10本书中，就有1本是用德语写的。作为被翻译的文字，德语仅次于英文和法文，居第3位。而在将别种文字译成德语方面，德语则占首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