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过埃及、希腊、意大利的人都不得不惊叹那些地方古建筑的悠久历史和完好保存。且不说巍然屹立的金字塔已经经历了三四千年的风霜，就是已有近1900年之久的罗马万神殿，现在仍是一座气势宏伟的大建筑。
反观中国，虽然号称5000年文明，但今天还存在的古建筑却少得可怜，年代也晚得多。先秦的所有建筑早已不复存在，就是绵延万里的秦汉长城、壮丽辉煌的汉唐宫阙，也只留下一道道夯土或一堆堆台基，明朝以前的帝王陵墓都没有留下任何地面建筑。目前所知，最早的石建筑大概要数隋朝李春所建的赵州桥；最早的木结构建筑是梁思成于1937年发现的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建于唐宣宗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著名的山西应县木塔（佛宫寺释迦塔）建于辽清宁二年（公元1056年）。在中国历史上见于文字记载的建筑中，能够保留下来的比例极低，今天依然能够使用的更是屈指可数。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的一大遗憾，自然也是中国古建筑的遗憾。但认真分析一下，出现这样的结果并非偶然。
世界上得以保存至今的古建筑或比较完整的遗迹几乎都是使用石料的，埃及的金字塔、希腊的巴特农神庙、印度的泰姬陵等等。而中国的古建筑基本都是土木或砖木结构，石料仅用于台阶、门槛、柱基、栏杆、局部装饰、雕塑等，连采用石柱的建筑也不多见。木结构建筑易受虫蛀鼠啮，也不耐风雨雷电、霉烂朽变，更难逃祝融之灾。同样遭受天灾人祸，石建筑一般还能保全骨架，容易修复，而土木建筑往往已荡然无存。就是日常维修，土木结构的建筑物也比较麻烦。这不能不说是过于优越的地理环境使我们的祖先失去了选择性，因为在中国早期文明兴起的地方一般都有茂密的森林，或者离森林不远，便于就地取材。在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的平原上，优质石材反而不易取得，而且开凿不易，不如利用木材那么容易。有的地方，如太行山北段也有很好的石料，但在原始森林还大量存在的情况下，使用木材无疑更便利。如十六国时石勒要在襄国（今河北邢台）建宫殿，竟有洪水将太行山上的大批树木冲下。而在河水泛滥的尼罗河三角洲、多山的亚平宁半岛、巴尔干半岛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开采石料显然比采伐木材更方便。
而一旦形成传统，即使地理环境已经改变，人们也会按原来的方式行事。例如，到明清时在北京一带建造或修理宫殿、陵墓、寺庙时，尽管北方已经没有合用的木材可以采伐，还是会不惜代价从四川、云南等处运来巨大的木材，以维持长期沿用的木结构建筑。就是一般的民间建筑，基本的模式也没有改变。土木或砖木结构的建筑解决了全世界最多的人口数千年的居住问题，也使中国这片土地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除了新开发的地区以外，各地的森林都采伐殆尽。另一方面，天灾人祸造成的火灾一次次将建筑物毁灭，项羽焚烧秦朝宫室的3个月大火，南宋杭州城内一次次毁灭性的火灾，只是无数次火灾中显著的例子，就连明清紫禁城中的三大殿也未能幸免。
如果说第一方面的原因是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先民做出的一种不得已的选择，那么第二方面的原因却完全是人为因素，那就是人们对待古建筑的态度，一向是追求“整旧如新”。但这样一次次“整旧如新”的结果，恰恰是对古建筑的一次次破坏。例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就提到，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是“增其旧制”，而不是“复其旧制”或“遵其旧制”。正因为如此，尽管岳阳楼始建于唐开元四年（公元716年），但经过历代一次次“增其旧制”式的重修，现在留下的早已不是原来的古建筑了。
第三方面的原因则是中国建筑观念本身的缺陷，过于重视建筑物礼仪性的、政治性的、公共性的作用，却忽视甚至无视其生活功能。结果是一切富丽堂皇、宽敞舒适的建筑物几乎都属这一类——宫殿、陵墓、衙门、寺庙、祠堂、会馆、楼、台等，而私人住宅，特别是一般平民百姓的住宅就等而下之了。
专制等级制度充分体现于建筑的规格，不同等级和身分的人只能建造或居住于相应规格的住宅中，只有少数贵族、官僚、地方豪强才敢“逾制”，但也要冒很大的风险。而在意大利的庞贝古城废墟中可以看到，这座相当于中国东汉前期的城市中，一般居民都拥有一座独立的住宅，包括三至四间卧室、起居室、浴室，比起同时代的中国平民住宅来要宽敞舒适得多。就是在私人住宅中，用于家庭或家族祭祀、礼仪、接待、聚会的大厅、祠堂（家庙）一般都是建筑的主体，居于核心，标准较高，而卧室等私人空间往往阴暗狭小。正因为如此，有钱有势的人都会设法“逾制”，或者弃旧图新，另建花园、别墅、书屋。就连贵为君主的清朝皇帝、慈禧太后，也更愿意住在承德避暑山庄、圆明园、颐和园。怪不得清朝皇帝修圆明园时要建西式房屋，晚清时上海的官绅无不住新式住宅，民国时在天津和青岛的前清遗老都住洋房别墅，伪满溥仪的“皇宫”也是中西合璧，以西为主。
所以先天不足，再加上后天的“整旧如新”，都使中国古代建筑的保存面临很多问题。我们应该使中国为数不多、年代并不太久远的古建筑能得到有效的保护，才不至于使其消失在建设性、保护性的破坏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