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海交大2005年排行榜的法国大学名次为中心
具有新闻效应的大学排行榜，虽能一时吸引住大众的眼球，但却很难作为学术评价的绝对标准。尽管如此，因有媒体的推波助澜，再加社会舆论的追捧与亲近，大学排行榜仍不难博得广泛的关注目光。有时，甚至连学校本身也不敢太过清高而不闻不问。最有名的，当然是英国泰晤士报的排行榜单。随着中国在世界地位的日益重要，由国人主办的排行榜之也逐渐浮出水面。尽管这一工作，并非由官方出面，但由于操作者的擅长其事，取得的国际影响确实不小。2005年，上海交通大学连续第三年发表了世界大学500强排行榜，继续获得各国及被其评估大学的关注。
虽然不太清楚排行榜的具体操作细节，但显然以量化的指标作为统计原则。由此而得出的这个榜单的排名，名列前茅的仍然是美国大学。仅前10名中有8名为美国大学，第1位仍是哈佛大学。其实，在美国大学排行榜上，那些小型的院校，如加州理工学院，排名都相当靠前。英国大学则似乎可以居到第二的位置，剑桥与牛津大学虽然分别列于第2位和第10位，但仍遥遥领先于他国。其实，在英国国内大学的排行榜上，帝国理工学院、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乃至亚非学院等都表现相当出色。德国自己的大学排行榜一般是分类的，各类大学因其擅长学科不一，而名次很不一样。往往是那些曾名声远扬的大学，如柏林自由大学、洪堡大学、海德堡大学，有名落孙山的可能；而像比勒菲尔德大学、科隆大学等反而会有名列前茅的机会。所以大学排行榜这种东西，参考可以，当真可就不必了。
在现代性进程的长期接力赛中，远还没有行到终点或接近终点。我们如果只是因了美国的暂时强大，而将美国大学同样捧为值得“亦步亦趋”的效仿典范，那将是非常不智的。充分关注现代世界演进过程中的若干重要大国，尤其是具有文化昌明与思想原创性的欧洲诸国，如法、德、英，是极为必要的。其大学构建与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具有极为密切的关联，更是值得深加开掘。这一思路，不但符合我们“博采众长”的一贯思路，同时也暗合人类文明进程中各家“核心文明”的百花齐放现实。
对于法、德大学的评价，就明明白白地显示出我们的“无知”。在我看来，20世纪的原创性思想，基本都诞生自欧陆，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法国与德国。而在这张排行榜上，仅有22所法国大学名列其中，其中又只有4所大学进入百强。这些学校是：巴黎六大（第46位）、巴黎十一大（第61位）、斯特拉斯堡一大（第92位）、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第93位）。与上海交大2003年第一次公布的大学排行榜相比，法国大学位置略有提前（在2003年排行榜中巴黎六大列第65位，巴黎十一大列第72位），但总体表现相当一般。
通过这个排名，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即综合性大学相对获得较好名次，而被法国人自己引为骄傲的大学校，却战绩欠佳，即便是在努力之后，巴黎高师也不过勉强挤入了百强之列，而巴黎理工（巴黎综合理工学校）则被甩到200位之后，事实真是如此吗？有趣的是，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亦公布了2005年全球200最佳大学排行榜，同一所学校（巴黎综合理工学校）列在第10位，是美（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伯克利、耶鲁、加州理工、普林斯顿）、英（剑桥、牛津）大学之外的唯一入前10名者。那么，我们不妨来看一看，这是两所怎样的学校？
这是法国知识界/学术界最具有精英意义的机构，分别代表了科学与人文领域的最高学府。凡我们所熟悉的法国学人/文人等一流知识精英的名字，莫不与巴黎高师相关，如罗曼·罗兰、萨特、阿隆、福柯、布迪厄、德里达等等，都是此校的学生。与之相反，科学精英则多半出自巴黎理工。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成功，资产阶级革命议会获得了绝对的统治权，随即颁布“公共教育组织法”（LoisurL'organizationpublique，又称“达鲁法案”，P。C。F。Daunau），其中最重要的决定是：关闭和取消现存的中世纪大学，建立各种专门学院；对现存的部分综合性学院和军事学院则予以改造；此外，再设置某些专门研究机构。当时，在巴黎及其他地区设立了十几所专门学院，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大学校”（Lesgrandesécoles）。1794年，“大学校”的集大成者——巴黎综合理工学校建立。这是作为精英学校的大学校在理科方面最顶尖的学校，所谓“最初真正体现近代科学内容的高等教育机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综合理工学校”。这两个学校的特点，都是“短小精悍”，即规模极小，而声誉极大。如果比规模，那么像浙江大学、四川大学、吉林大学乃至扬州大学这样的“超级大学”早就可进入世界一流，还有什么可比的？但加州理工这样的“甲壳虫”，却接连蝉联世界大学排行榜的高端位置。
当然，法国的教育管理者与学者之间的态度并不完全一样。2003年，上海交大高教所第一个大学排行榜公布后在欧洲教育界引起了颇为激烈的反应，各家媒体进行了很多报道。很多大学界人士纷纷发表意见。法国学界指责排行榜的评估标准不科学，排名方法有失公正客观。法国综合性大学且不说，法国人引以为傲的巴黎高师、巴黎理工都屈尊人后甚至名落孙山，说明排行榜过于偏重英美，特别是美国高校，如此偏颇会对法国高校的国际声誉带来负面影响，甚至法国教育部也为此正式向中国驻法使馆教育处致电了解情况。相比之下，2005年排行榜公布后法国学界及媒体相对平和、甚至略带反思地看待这一结果。
一方面，他们认为，量化排名的方法肯定有其局限性，但它确实能够影响外国学生对知名学校的选择（法国大学校长委员会第一副主席YannickVallée教授）。另一方面，他们更多地从法国高教政策层面来反思这一结果。诸如缺乏专门科研支持政策而导致法国大学的竞争力削弱（斯特拉斯堡一大校长、法国大学校长委员会负责科研的BernardCarriere教授），法国大学资源力量分散（如巴黎就有十七所综合性大学，大学校的数量更多，其他城市也是这样。巴黎十一大校长AnitaBersellini教授），法国大学名称复杂又无统一称呼（如里昂一大在国际性学术出版物中出现了44种不同叫法等），甚至包括制度层面的综合性大学不能遴选入学学生、国家对大学经费投入不足等等。这些都导致了法国大学在国际上的竞争力的削弱，以及知名度的提高。其实，综观法国人自己的分析，问题的实质是两个方面，一是客观的影响，即由于技术层面的原因导致法国大学国际知名度的欠缺，即“名实不符”；二是主观的欠缺，即确实是由于各种原因而导致的法国大学国际竞争力的削弱，以及实际地位的颓落。
就中国学界的高等教育研究水平而言，北大、清华、厦大、华中科技大其实都不逊色，上海交大因其思路新颖并操作得当，而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相当影响。但这种日益受到世界关注的排行榜，更多借助的是中国崛起的声威，而非教育评估机构本身的“技艺高超”。这从法国第四大学校长亲笔致信中国驻法大使就可以看出，在他们眼中，这似乎代表的是中国的价值判断。
而且就学术认知而言，无论是强调“质的研究”，还是主张“教育叙事”，比较前卫的教育学学者都已经意识到单纯“量化研究”的不足与局限，并努力尝试从“质的层面”去深入问题的底里。但其中的关键，仍在于如何调试彼此间的张力维度，过于忽略统计的意义，固然不足取；以技术化的“数字管理”来阐释世界，更可能误入歧途。人文学者其实都不太可能没有教育情怀，他们的认知方式与思考进路，也应该得到充分的关注。如此，庶几使得在国际上被理解作“中国的世界大学排行榜”的交大版本更具公信力与权威性。即便做不到这一点，也希望能有媒体或机构从另一个角度来操作，至少比较全面地展现我们对外国大学的学术认知，而不能仅仅是以冰冷的数据来说话。就这个意义而言，对于西方其他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瑞典的著名大学；东方其他国家，如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的大学，也都应该予以学术层面的关注，并将其纳入排行考核的指标因子之中。这样不仅可以使大学排行榜本身更具公信力，也可以推动中国学界对世界大学的学术认知与研究进程。
总体而言，上海交大的大学排行榜的出现与世界影响的获得，是一件值得高兴之事。这一方面得益于他们的操作手法与新颖思路，另一方面更取决于中国的世界影响与日俱增。换言之，上海交大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中国崛起”的客观事实，而将自己在事实上置换为大学评价的中国主体代表的位置上。但仅满足于此是绝对不够的，我们要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正如别人给我们提出问题那样：“中国真正需要什么？我们知道吗？中国知道吗？每个伟大的文明国家都会给世界带来一种理念。中国将带来什么样的理念？”我们应当给世界带去自家的理念，这才是中国文明贡献给人类的灼灼大礼。这也就涉及另一个事关全局的根本问题：中国怎样才能作为一种伟大的文明崛起于世界？如果在注视改革二十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时，我们会遗憾地发现，在文化学术领域的创造似乎不太成比例。当教育界、学术界津津然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自期的时候，当我们的“创新成果”在数码时代的统计下飞速增长的时候，我们贡献给时代与人类文明的究竟是怎样的精神财富？这是相当大的命题了，但无论如何，产生原创性的知识与思想，应是我们发展的一条基本原则。具体到这里的“一件小事”——大学排名，也同样希望谋事者能更多地思考，如何在知识推进的意义上，进行和完善我们的“大学排名”，使之成为真正具有前沿意义的“质的累积”和“量的计算”的中国品牌。具体言之，必须加入对各大学学术认知层面的考量。除了一般意义上都会统计的各种数字类指标之外，还应考量隐秘流传的、无法用具体统计数字衡量的诸如大学精神、大学故事等。附带说一句，对外国教育史的研究，乃是不可再薄弱下去的基本环节，没有对外国大学发展史及其社会历史的充分认知，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理想，只能是“镜花水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妨由此开端。中国教育研究何其庞大的研究队伍，但可以贡献出来的“史”的成果，却真的有待“更上层楼”。话说回来，这也与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百年来，外国学的整体建设薄弱有很大关系（此处不赘）。如此主张，当然纯属理想境界的“纸上谈兵”，具体的操作性问题（诸如主事者与媒体，乃至包括各人文学科在内的众多教育研究者的良性合作与积极沟通等），不在考虑之列。只是想当然地认定，一个正在崛起于世界的现代中国，应当具备代表其泱泱大国身份的“国际话语水准”以及背后所体现的“学术认知层次”。
同样，中国大学进入《泰晤士报》排行榜者的增多，似乎亦大大增加了国人的自豪感。2005年，大陆有5所大学入选（北大第15位、清华第66位、复旦第72位、中国科大第93位、南大第150位）。如果仅以此评价为标准，北大早已迈入世界一流。事实上，这主要表明的，恐怕还是中国的世界影响，而非具体学校的实际水准。对这一点，我们对自己要有清醒的认知，而非人云亦云。中国威胁论是以多种形式呈现的，正如当年黄祸论也包括了中国的文化与商品；“捧杀”，向来是很厉害的武器。套一句毛主席的老话，“骄傲使人自满，谦虚使人进步”，对正在发展进程中的我们来说，脚踏实地，走自己的路，比什么都重要。对于面临和平崛起与和谐社会建构双重任务的中国来说，更是任重道远，而就最高端的学术思想方面而言，一流大学仍在很大程度上担负起“灯塔”之责，所以，如何在功利化如此甚嚣尘上的全球化与现代性大潮里，尽可能保持些寂寞，冷静些行路，这既是历史带来的巨大挑战，也是时代赋予的重大使命。就此而言，教授个体如何坚守书斋的位置，校长集体如何引领大学的方向，也就非仅关乎一人一校而已，在如此喧哗的年代里，是否还能依稀见得先贤影踪风仪？不过，有蔡元培、郭秉文、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等人的踵迹在先，也就不能说我们的时代，就走不出一条血脉贯通的现代民族之路，现代大学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