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大学思想的归纳可惜只止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其实还有很多思维点可以继续发散开去，收益同样良多，譬如说关于高深学问的想法等。我在此略作引申，试图归纳出几条大学校长的基本原则，这里谈第二点：通识教育与高深研究。
高深研究是蔡先生一进北大就提出来的，他在出长北大第一天就在演说中开宗明义：“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学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可以说，蔡元培对于大学的基本要义的把握是非常准确而有洞察力的。在当时的背景下，提出大学以研究高深学问为宗旨，是不但要具备“学理之高等常识”，更要有“决断之高超见识”的。因为当时北大在人们心目中，不过是“一个培养官僚的腐朽机构”而已，一变而为“全国许多进步青年仰望的学府”，除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度气象之外，强调“高深学问”，树立大学之为“求学”场所，亦非常重要。蔡氏此举，奠定的是作为现代大学的一个基本任务：高深研究。
虽然在我看来，教授的职责意义大致不外乎：延续学术传统、追求高深学术、参与大学管理、保持人间情怀（典范意义）诸端。但就根本点而言，仍然是前两者，即教书育人与高深研究。高深研究确立了教授作为学人的知识基础和思想先进，而教书育人则既意味着教授可以承担延续学统之责任，同时师生间的质问辩难也可将学术发展推向深入。所以在强调高深研究之外，不可不注意到另一翼，即教书育人的重要性和措施。
我倾向于将“教书育人”的目的通过“通识教育”的方法来实现。通识教育（generaleducation）其实是美国人提出的一种概念。即在当前社会不断信息化、知识高度密集化和专门化的前提下，对学生应该进行一种复合型、各科知识综合的教育。其实我此处取“通识教育”之名，一方面是考虑到西方的因素，更多的是取国人传统的“通人”概念。但“通人”对个体要求太高，可以作为一种理想去追求，但作为教育家本身，不应以培养“通人”为大学培养之任务和目的。故此，取通识教育之名。确实，当前大学进校之前就分系甚至分专业，方向明确，与其它学科甚至专业“老死不相往来”，就知识而论，专则专矣，却缺乏基本的“涉猎面”，更谈不上“博”与“通”。“通识教育”的要点则在于“通”，在我看来，大学教育其实不一定要造就专门人才，关键是要养成人格，专门人才自有职业学院、专科学院去培养。养成人格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不断接受新知，不断与自己进行驳问辩难的过程，而此中要点则在于能不断接触到新知，能生发自己的思考和疑问，并进而逐步形成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逐渐养成人格。就这个意义上而言，“通识教育”首先不是一种课程的分布，而是一种方法论的认识；“通识教育”不是简单的开设出多少门课程，文科该选几门理科的课，理科要选多少门文科的课的理解，而是一种思想上的变革，校长主张这样的方针是为了养成学生人格，作育人才于长远，而不计一时之得失；教授支持这样的做法，是为了使学生能够建立更宽泛的知识基础，学会获得知识、敢于创新、养成人格的方法；学生更要去理解何谓“通识教育”，要能在出主入奴的前提下，以“养成自我人格”为中心，结合自身之特点，去选择课程、参与讨论、阅读书目、尝试实践。教育本身，决不意味着仅仅是上课而已，讲座、讨论、读书、出游、社会实践，都是“通识教育”的不同实现方式，“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关键是怎样以主人的态度去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罢了。
所以，我这里强调大学校长的第二条重要原则，应当善于将“高深研究”与“通识教育”相结合。高深研究是大学立足的基础，没有对学理的不懈追求和教授的孜孜努力，大学绝不可能从容发展，甚至要走倒退之路；而不能培养出独立人才的大学，也失去了大学的意义，研究高深学理，终究是为了有益于世道人心，如果一所堂堂大学，首先不能形成一种道德学问的风气，以影响在此象牙塔中求学求道的莘莘学子，那么这个大学所讲求的“高深学问”其实必然值得好好反思。在这个意义上，“高深研究”与“通识教育”本就息息相通，不可或有偏废。作为校长，其职责尤其重大，职责所在，在一个“通”字。教授治学，高深研究是其分内事，不用多言；养成人格是学生入学最根本的任务，故此进行“通识教育”首先是其自身的修炼过程，亦不必越俎代庖。所需费心者，则在如何将这以教授为主体的“高深研究”和以学生为主体的“通识教育”之间进行沟通。其实，在我看来，此亦非难事，大学之根本，仍在“学”字，以学问为内容，以学统传递为引线，则教授与学生之间、“高深研究”与“通识教育”之沟通是水到渠成事，所谓大学之中，教授如大鱼，学子如小鱼，大鱼游而小鱼随，可谓得之。相吸相引，原来就在一个“学”字。故此，为校长者，原可举重若轻，贵在把握大学发展之恒定规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