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中国历史上，长安、洛阳、南京、北京大概是最著名的古都城市，但这几个城市又有区别，在长安、洛阳、北京这几个城市建都的朝代大都统一了全国，或者具有向南统一全国的意图，而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在南京建都的多数朝代偏安江南一隅，最终为北方的王朝所吞并。究其原因，不仅与“地利”有关，也与各种政治因素有关。
【事典】
刘邦称帝后，定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东北），并没有打算迁都。5月，陇西的一个名叫娄敬的戍卒，因事路过洛阳，前往拜见乡人虞将军，说：“臣有事要面谒陛下，请将军引见。”虞将军见其穿戴不整，欲给他换上一身新衣。娄敬说：“臣穿帛衣，就穿帛衣去见，穿褐衣，就穿褐衣去见，不敢换衣。”虞将军听后，也只得作罢，便带他去见刘邦。
当时，西汉政权刚刚建立，刘邦正欲寻求贤才，经虞将军引见，刘邦立即传令入见。娄敬被召，就从容步入，见到刘邦，施过君臣大礼，起身立起。刘邦见他虽然褐衣草履，但气宇不凡，就说：“你远道而来，恐怕已经饿了，你先下去吃饭，然后再来见我。”说着派人引娄敬就食。
娄敬吃过饭，再见刘邦，刘邦这才问他来意。娄敬说：“陛下定都洛阳，想必是仿效周室吧？”刘邦见他说中了自己的心思，对他渐起敬意，便鼓励他继续说下去。娄敬说：“陛下取得天下，与周室不同。周族始祖后稷封邰，积德累善数百年，直至武王伐纣，才得天下。成王嗣位，周公为相，才营都洛阳。这是因为洛地地处中州，四处诸侯，纳贡述职，路程远近相同。但有德可以称王，无德可以灭亡。周公以德治国抚民，所以诸侯四夷皆服，但传到后世，王室衰微，天下莫朝。这除了后王德薄之外，也是因为形势过弱，才致此弊。现在，陛下起自沛县，封蜀汉，定三秦，与项羽战于荥阳，经大战七十、小战四十，累得天下人民肝脑涂地，哭声不绝，死者暴尸野外，伤者自此不起，这种状况，岂能和周初相比？陛下试想，关中之地，是何等险固！负山带河，四面可守，即使猝然有变，百万人都可立集，所以秦地素称天府，号为雄国。为陛下考虑，建都洛阳，不如移都关中，万一山东有乱，秦地总可自全。俗话说：‘与人斗，只有扼其喉，拊其背，才能获全胜。’如陛下迁都关中，正是扼天下之喉，拊天下之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刘邦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然而，迁都是一件大事，仓促之间不能立定，于是命娄敬暂且退下，等商议后再定。刘邦为此征求大臣们的意见，众臣多是山东人，不愿再入关中，多数劝刘邦说：“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山、渑池，背靠黄河，面向伊河、洛河，其险足恃，何必再迁都关中？”刘邦听后，仍不能决定，于是去征求谋士张良的意见。张良说：“洛阳虽有险可守，但地域太小，方圆不过数百里，而且田地瘠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地。而关中左有崤山、函谷关，右有陇、蜀两地，沃野千里，三面据险，一面东临诸侯。诸侯安定，可由黄河、渭北运输，西供京师；诸侯有变，可顺流而下，征伐便利。昔人所谓金城千里，诚不是妄言！所以，娄敬所说，实有远见，愿陛下按计施行。”
刘邦对张良历来是言听计从的，他听了张良的话，才下决心迁都。不久，刘邦下令迁都长安。因娄敬献策有功，特赐姓刘氏，并拜为郎中，号奉春君。
与刘邦相反的例子是魏文帝拓跋宏，他没有到长安建都，而是选择了洛阳。魏文帝拓跋宏，是一个有宏图大略的皇帝，他想使魏国进一步发展，长期称霸中原。魏都先在盛乐，后来迁都至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但都是在偏僻的北地，很难有更大的发展。文帝一向仰慕中原文化，喜欢中原的风俗，他提倡祀尧舜、祭周公、尊孔子、兴礼乐、正风俗，仿效中原推行文治。因此，文帝早就筹划迁都洛阳，控制中原，一统天下。然而，迁都是牵动全国的大事，尤其是对于由北方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来说，不仅思想观念上有诸多不合，生活习惯上也会有诸多不适。文帝担心群臣不从，联合起来阻拦，便召集众臣议论，声称要大举南下攻打齐朝。当时，许多大臣都不明白为何要在这个时候伐齐，并不知道文帝以伐齐为借口来实施迁都的策略。
文帝选择了一个吉日，诏令太常卿王谌用龟占卜，预测南伐的吉凶。说来也巧，卜得一个“革”卦，爻辞主变革、革命之义，文帝十分高兴，他说：“爻签大吉，正是汤武革命，顺应天意。”此话一出，群臣肃然，很多人心中并不赞同，但一时无人敢于站出来争辩。唯有尚书任城王拓跋澄走到前面说：“《易经》所称‘革’者，实是指更体改制，应天顺人，商汤、周武之卜，应属吉兆，但陛下已天下称帝，正该发扬光大，又怎能称得上改制？今日计议南伐，反得‘革’的爻象，恐难称做大吉。”文帝龙颜大变，声色俱厉道：“卜辞有‘大人虎变’一语，你为什么说不吉？”拓跋澄答：“陛下登基已久，如何今日才有虎变？这恐怕也难圆满解释。”文帝更加恼怒：“社稷乃朕之社稷，你难道要败坏朕的江山吗？”拓跋澄并不害怕，高声说：“社稷原是陛下所有，但臣乃社稷之臣，怎敢见危不言，不尽愚忠呢？”文帝心意已决，势在必行，他见拓跋澄不解其意，一时难以说服他，感到为难。但文帝仔细思量，也觉得拓跋澄所言并不是全无道理，便缓和了口气，慢慢地说：“各言己志，倒也无妨。”
散朝后，文帝回到宫中，将拓跋澄召来，单独与他密谈，将自己打算迁都的事情告诉了他：“今日在朝中计议伐齐，其实并非朕之本意，朕意在迁都洛阳，伐齐不过是借其名而已。因事关重大，不得不谨慎从事，因此未敢言明。我在朝中辩说‘革’卦的意思，恐众人竞相陈辞，破坏了我的大计，故疾言厉色，令百官震慑，并不是要压制百官，独断专行。”
拓跋澄知道了文帝的打算，心中的不满立刻消散，转而佩服文帝的谋略智计。文帝又说：“朕之国家，起于北地，迁都平城，地域广大，但此地只宜施展武功，不便推行文治，如要移易风俗，成就天下大业，唯有迁都中原。洛阳乃历代帝王之都，最有王者气象，又可连北而控南，最合朕意。今日又卜得一‘革’卦，正是改革征兆，预示着迁都之举可行，不知你意下如何？”
拓跋澄非常赞同，欣然道：“陛下迁都洛阳，入主中原，统御华夏，经略四海，成就不世之业，天下苍生幸甚。”文帝见得到了拓跋澄的支持，十分高兴，但他仍心存忧虑地说：“北人恋土，乍闻南迁，必然相互惊忧，人心动荡，朕对此有所顾虑。”拓跋澄说：“此乃非常之举，远非常人所能理解，只能决断于陛下，不必优柔寡断。”文帝听拓跋澄这样说，十分高兴地说：“汉高祖得谋臣张良而成就大业，卿真是我的张良啊！”随之加封拓跋澄为抚军大将军、太子太保，又兼尚书左仆射。不久，文帝大造河桥，准备大军渡河，又传令各地，调集兵马准备南征。
经过两个多月的部署，筹备停当，文帝终于在平城起兵，要渡河南进，直达洛阳。很多人跪在马前劝阻，尚书李冲叩首说：“南伐之举，臣民不愿，陛下毅然独往，如何能够成事，故臣冒死劝谏。”文帝大怒道：“朕方经营天下，志在统一；卿等不过是书生，不知朕的大计。”又有安定王拓跋休等在马前叩首，泣涕苦劝，文帝道：“此次大举南进，全国震动，若就此班师回朝，无功而返，如何示范后人？今天就是不南伐，也应当向南移都洛阳，以不至于师出无名。机不可失，朕意已决，不必再谏。赞同迁都者立于左侧，否则立右。”安定王拓跋休等相继立于右侧，独南安王拓跋桢进言说：“有圣德者不苟同于俗议，成大功者不迁就于俗众，非常之人方能成就非常之事。现在天下大事最重要的莫过重新选择都城，陛下若能就此停止南伐，迁都中原，拓展王业，实在是臣下所愿，百姓之福。”说罢，又回头示意群臣：与其南伐，宁可迁都。众臣见如不迁都，便要南伐，无可奈何，只得勉强同意迁都，齐声高呼“万岁”。至此，迁都已成公议。文帝见目的已经达到，遂罢兵入城。
后来，文帝留在洛阳，李冲认为洛阳破旧，劝其暂时返归平城，待新都修造完毕再正式迁都，但文帝考虑到将来再来洛阳还是不容易，就没有允许，而是派任城王拓跋澄返回平城，向留守的百官宣布迁都的决定。众臣闻旨，没有想到会如此迅速，都大为惊骇。拓跋澄此时以自己的威望与才学，援引古今事例，晓之以大义，耐心地说服引导，众人这才渐渐地明白了文帝的意图，也为文帝的态度所感动，大都同意迁都。拓跋澄见大功告成，便返回洛阳禀报。
文帝当时已离开洛阳到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北）巡行，听到拓跋澄的报告，十分高兴，称赞说：“今日若非任城王，朕几乎难成大业。”就这样，魏文帝迁都洛阳的计划得以顺利实施。
【评议】
刘邦定都关中的理由是很典型的，可以说，长安之所以为历代王朝所重视，正如娄敬所说：“关中之地，是何等险固！负山带河，四面可守，即使猝然有变，百万人都可立集，所以秦地素称天府，号为雄国。”“关中左有崤山、函谷关，右有陇、蜀两地，沃野千里，三面据险，一面东临诸侯。诸侯安定，可由黄河、渭北运输，西供京师；诸侯有变，可顺流而下，征伐便利。
”在传统的以武立国的社会里，地势的险要是极为重要的，可以说，长安的地理位置将政治、经济、军事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长安是一个攻守兼备的天然的国都，受到历代帝王的青睐，是十分自然的。洛阳虽然也有地利可用，“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山、渑池，背靠黄河，面向伊河、洛河”，但“地域太小，方圆不过数百里，而且田地瘠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地”。洛阳实际上是一个“仁义之都”，就是说是一个以仁义治天下者所选择的国都，这主要是因为它地处中洲，是国家的中心，四方诸侯朝见好像辐辏于中心，也有山河环绕，但它毕竟不是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考虑的最佳选择。至于魏文帝拓跋宏想迁都洛阳，是从他统一全国的策略考虑，当然是有其道理的。如果不是处于创业而是处于守成阶段，洛阳恐怕就不是建都的最佳选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