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人历来讲究“修齐治平”，以修身为核心，然后顺势外推，就有了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就在今天看来，这种思想也并不是过时的，甚至我们今天所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种思想。以己推人，从小到大，由内圣到外王，原是任何朝代、任何时期都适用的治国治民的方式。
【事典】
河内温县人石奋在汉高祖刘邦时为中涓，后来徙居长安，历事数朝，官至太子太傅。石奋有子四人，即建、甲、乙、庆，汉景帝时皆官至二千石。一家之中能有这么多人做官，也是十分难得的，因此，遂赐号为万石君。
石奋为官勤慎，至年老归家，仍食上大夫俸禄。每到年节，必定入朝庆贺，守礼如前，就是平日外出，路过宫门，也都要下车步行而过。
石奋是一个忠诚笃实的人，不仅忠于职守，而且家规也非常严肃。子孙们外出为吏，归家时石奋必穿朝服相见，如有过失，石奋从不明责，只是居于侧室，不饮不食，直到子孙肉袒谢罪，才饮食如常。因此石家以孝闻名全郡。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因有感于石奋忠孝治家，武帝特拜石建为郎中令，石庆为内史。这时，儿子石建已经年老，须发皆白，但石奋尚强健无恙。每到五日休沐，石建必回家省亲，到家后，在各室将老父衣物找出，亲为洗净，悄悄交付仆役，不使其父得知。如此已成常例。
不久，石奋迁居陵里。一次，少子石庆醉后忘情，归家经过里门，竟不下车，一直驰入家中。正巧被石奋望见，于是又不饮不食。石庆闻知，酒都吓醒了，慌忙跪于父前，磕头谢罪，但石奋只是摇首不言。当时石建也在家，见老父如此，忙招集全家，一齐跪于石奋面前，代弟求情。石奋这才说道：“好一个朝廷内史，真是当今贵人，经过闾里，长老都要回避，你却安坐车中，神态自若，这应该吗？”石庆听后，忙顿首说下次不敢。石奋这才恢复如初。
疏广、疏受叔侄二人是东海兰陵（今山东苍山县西南兰陵镇）人。疏广通经术，以博士进身；疏受亦博学，以贤良应选。两人都是十分有道德的人。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四月，宣帝立长子为太子，选疏广为太傅，疏受为少傅，叔侄二人并为太子之师，谨慎小心，清正廉明，常受宣帝褒扬，群臣也多赞誉之辞。
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四月，叔侄二人已在任职五年。当时太子年已十二，能通《论语》、《孝经》，二人已经尽到了责任，他们如果再待下去，就要多生嫌疑了。疏广对疏受说：“我听说，知足不辱，知业不殆，功成身退，方合天道。今你我叔侄已官至二千石，应该知足了，此时不去，必有后悔！何不同归乡里，以享天年！”疏受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当即跪拜道：“愿从叔命！”
于是，疏广疏受联名上奏，托病告假。宣帝准假三月，期满后，二人又上书，自称病笃，请归故里。宣帝见二人年纪已大，便下诏准奏，赐黄金二十斤，太子也赠金五十斤。二人受金拜谢，整装出都。朝中的公卿大夫以及故人挚友听说了这个消息，就设宴东城门外，为其饯行。当时送行的车辆达数百辆之多。围观的人见此，都称赞二人是贤才！
疏广回到故里，并不置备产业，为自己准备什么家产，而是日日设宴，遍邀同族近邻，日日欢饮。时间一久，所赐的黄金用去不少，疏广仍不停息，令卖金设宴，没有一点儿吝惜的样子。一年过后，子孙眼见黄金即将耗尽，心中暗暗着急，就私下找到同族父表说：“子孙都希望多治些产业，如此天天欢饮，黄金将要耗尽，请代劝家父，多买些宅为好！”
别人受托，就劝广节省，替子孙置办产业。疏广闻言，说：“我岂是昏老，不念子孙吗？只是我家本有薄产，令子孙勤力耕作，足以自存，同百姓一样。今如添置产业，使有盈余，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子孙若贤，财多会损其志；如果子孙不贤，财多会骄奢淫逸，自招危亡。且富贵者，会遭众人之怨。我既无以教化子孙，又何必增其过而受其怨！况此金为皇上所赐，无非是怜惜老臣，我既受金而归，乐得与亲朋欢饮，共受皇恩，又有什么吝惜的呢？”
别人听后，也无词可驳，遂转告疏广子孙。子孙无奈，只得勤劳苦作，简朴谋生。疏广与疏受渐将赐金用完，不久，先后去世。其子孙也终未因多财而招致祸端。
【评议】
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正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然而，这似乎是古人理想的家国模式，对于今人来讲，似乎不合时宜，只有健全法制，才能保障人的社会行为。实际上，道德与法制不可偏废，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缺乏合理性的，没有法律保障的道德是不可靠的，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其间的分际必须掌握恰当，否则，便会出现偏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