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鬼怕恶人”，意思是说恶人蛮横无理，连鬼都不愿与其纠缠，更不用说一般的人了，这当然是对恶人的贬斥，同时也表现出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但是，如果我们从另一个侧面来理解这个问题，也许会受到有益的启发。试想，一个人如果坚持不懈地追求一个目的，不屈地坚持一个原则，恐怕鬼神也要退避三舍。我们可以看两个皇帝也怕硬汉的例子。
【事典】
东汉初期，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丧夫守节，刘秀特别爱怜她，赏赐她很多财物，对她也特别宽容，因此，湖阳公主养了许多家奴，常有横行不法的事出现。一次，湖阳公主的一个老奴竟然白天杀人，犯罪后逃到了湖阳公主的家里躲了起来，地方官不敢到她家里捕人，以至成为悬案。
洛阳令董宣是个非常正直的人，他一时也无法抓到那个犯人，他总不能跑到公主的家里去抓人吧。于是，他想出了一个笨办法：一直守在湖阳公主的家门外，等候那杀人的苍头出来。
果然，过了些日子，那苍头替湖阳公主驾车，神气扬扬地随公主出来闲逛。董宣立刻上前截住公主的车马，不让前行，并要公主交出杀人的凶犯。湖阳公主怒叱董宣，董宣毫不畏惧，拔出佩剑，划地有声，说公主藏匿罪犯，按律当受连坐。董宣责令苍头下车，苍头无奈，只得下车谢罪。没想到董宣恐怕苍头走脱，再难抓获，当即劈死了苍头，然后向公主谢罪请行。
公主见苍头已死，争执也已无用，便气冲冲地驰回宫中，向刘秀哭诉了一番。
刘秀果然大怒，立即宣召董宣进宫，责备他冲撞了公主，让左右的执法人员用木棍处罚董宣。董宣向刘秀叩头说：“愿陛下容我说一句话，然后处死。”刘秀怒道：“你还有什么话要说？”董宣说：“陛下圣德，中兴汉朝，却让湖阳公主纵家奴杀人，陛下如何治天下呢？我不需要你用棍棒相加，让我自杀好了！”说完，以头撞柱，血流满面。刘秀觉得董宣说的也有道理，便让小黄门扶住董宣，不让他再撞，然后让他向公主叩头谢罪了事。
但董宣认为自己没有罪过，不肯谢罪，刘秀就让小黄门揪住董宣的头硬往下按。董宣两只手撑在地上，始终不肯叩头谢罪。湖阳公主见此情景，对刘秀说：“你为布衣平民的时候，家里藏了罪犯，官吏都不敢去搜捕，现在当了天子，难道连一个洛阳令都管不了吗？”刘秀笑着说：“天子和平民不一样。”刘秀见董宣始终不肯就范，也觉无法，只好对董宣说：“你的脖子可真硬啊！强项令出去吧！”董宣终于没有输给刘秀。
从此，“强项令”的美名就不胫而走，董宣因此赢得了很大的声誉。
张释之是汉朝初年的一个十分著名的人物，他虽然没有什么显赫的功绩，但由于他的执法公正、不畏权势，使他流芳后世。
张释之，字季，南阳堵阳（今河南方城东）人。文帝时因向国家捐献粮食钱财被拜为郎，但十年不得升迁。中郎将袁盎知其贤，荐为专门为朝廷迎来送往的谒者。后来，他向汉文帝奏说秦汉兴盛之事，文帝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就拜为谒者仆射，迁为公车令。太子、梁王二人一起乘车过司马门而不下，他就强迫他们停下来，文帝知道后，觉得他是个十分有胆略的人物，就拜他为中大夫，不久又升为中郎将，后为廷尉。因他持法公平，天下知之。景帝时，出为淮南相，后寿终正寝。
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张释之被拜为廷尉，他不仅办理平民的案件时能够量刑适当，就是对皇帝也是一样。
一次，文帝出巡，车驾通过长安城北，行到中渭桥头的时候，忽然，桥下蹿出一人来。御马受惊，顿时放足狂奔，文帝大骇，急呼救驾。驭者及侍从费了很大的力气将惊马制住，文帝受惊，勃然大怒，下令将桥下之人拿住，交付廷尉严办。
张释之接到案犯，立即升堂审理。张释之问：“你是何人，胆敢惊扰圣驾？”那人道：“我是长安县人，行到中渭桥时，忽见銮驾过桥，当时由于事情紧急，无处回避，只得躲在桥下。已经过了好长时间，我以为车驾已过，这才从桥下走出。不想，銮驾并未过完，就想急跑回避，岂知吓惊了御马！”释之弄清了案情，令将此人暂时关押，自己往见文帝。
张释之见到文帝，当即奏道：“臣已理清案情。此人惊扰圣驾，纯属无意，按照汉律，应处罚金。”文帝听后拍案怒道：“此人惊吓御马，多亏朕的马柔和，若换成别的马，岂不伤了朕！罪应当诛，怎能罚金了事？”张释之当时没有说什么，他沉思了片刻，待文帝情绪平定下来，这才继续说道：“法律是天子与百姓所共同遵守的。今如按陛下之言，将此人处死，那么法律还如何取信于民？且陛下要处此人于死罪，岂不捕到后就立即诛杀，为何还要将其交付廷尉？廷尉者，天下公平之所，略一倾斜，用法就会轻重不分，百姓就会不知所措，还望陛下深思！”文帝毕竟还是个比较开明的皇帝，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沉思良久，说：“廷尉所言有理，就照此办理吧！”
张释之还处理过一件有关皇帝的案子，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很著名的。
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有人将高帝庙座前的玉环盗去，这在以前是没有发生过的事。文帝知道以后，既尴尬又愤怒。数日后，盗贼被捕获。文帝令交付廷尉张释之审理。张释之经过调查和审讯，根据汉律，盗窃宗祖服饰器物者，当弃市，就是杀死以后把尸体抛弃于街市上。张释之判处盗贼死刑，并上报文帝。
文帝闻报，勃然大怒，对张释之说：“贼盗我先帝法物，罪大恶极。我将此案交付廷尉，就是要诛其全族，否则，又叫我如何躬宗庙？”张释之见文帝发怒，忙免冠顿首道：“依汉律，臣只能如此判决。若盗玉环者诛杀全族，如有人妄取长陵一抔土，请问陛下又将如何治罪？”张释之的这一推理实在是非常巧妙，文帝一时被问得张口结舌，心想：“长陵之土，座中玉环，均属宗法之物，若将盗玉环者族之，取长陵土者的罪过就更严重，那时可就无法量刑了。这样量刑，未免过重。”于是，令张释之暂且退下，自己前往后宫，禀明太后。薄太后听后，觉得张释之所言有理，判决得当，遂让文帝就依张释之所断。
张释之不仅敢于秉公执法，在审理案情上也十分慎重。公元前180年，吕后死后，吕姓诸王被诛，文帝即位，绛侯周勃为丞相，因为他在诛灭吕后家族的过程中很有功劳，后来逐渐位高权重，为帝所疑，又因为他得罪了人，遭人陷害，于汉文帝公元前177年被免相去国。
周勃回到绛县（今山西侯马市东北），总是不免心存戒意，每遇河东（治所在今山西夏县西北）守尉巡视绛县，都感到内心不安，唯恐被害，往往披甲迎见，家丁持械相护，以防不测。守尉每见如此，都感惊疑，其中有一个人，认为周勃心存反意，于是上书告发。文帝对周勃本有防范之意，见书后没有经过调查，就相信了这件事，他立即诏令廷尉，将周勃捉拿入都，下狱候审。
周勃原无反意，被冤入狱，心中十分恼怒，不料，狱吏还常来勒索钱财。起初，周勃不肯出钱，但不断遭到狱吏的虐待，吃的是粗食淡饭，听的是冷嘲热讽。周勃心想，我曾贵为丞相，不想今日被狱吏所欺。无奈，只得拿出千金，分贿众吏。狱吏得到重金，马上改变面目，处处小心侍候。
廷尉张释之受命审理此案，但周勃不善言辞，每次审问，都不能为自己辩解清楚。张释之没有因此而对他施行肉刑，知道他受冤入狱，但又一时找不出合适的理由为他洗清冤屈，就不急于定案，采取拖延的方式。狱吏们得了周勃重金，见他不善申辩，就在送给周勃的文牍的背后写了五个字，寻机出示给周勃。周勃仔细一看，见是“以公主为证”五字，马上心有所悟。
原来，周勃有数子，长子名胜之，娶的是文帝之女。此次周勃获罪被押解来都，胜之与公主因怕出意外，也随后入都设法相救。周勃经狱吏提醒，待家人入狱探视，遂令速转公主，向薄太后求救。
公主本为文帝之女、太后之孙女，原有心相救，见公公又向自己亲求，于是就向文帝及太后求情，为周勃辩白。此时，太后之弟薄昭，因周勃曾让封邑于己，也来到太后面前为周勃申冤。薄太后已得公主泣诉，已欲过问此事，又听薄昭一番陈述，于是立召文帝入见。
文帝知道她是为了周勃的事，但只好进谒。太后一见文帝，立即取下头巾，向文帝掷去，怒道：“绛侯握皇帝玺，统率北军，那时要反，你能控制住他吗？当时不反，今居一小县，反要造反吗？哪里有这样的道理？你听了何人谗言，欲加害功臣？”文帝听了太后的这一番话，的确恍然大悟，又见太后发怒，忙道：“儿臣也是这样想，但有人上书，不得不问，待我问过廷尉，定当释放。”说完，辞别太后，立即召见张释之，释之本觉周勃冤枉，经过几次审问，也没得到周勃欲反证据。于是张释之就向文帝直言此事，极力为周勃辩护，并将周勃供词呈上。文帝见查无实据，下令将周勃释放。
然而，话又说回来了。“张释之任廷尉，天下没有冤枉的人；于定国任廷尉，人们自称不冤屈。”这是汉史称赞二人的话。两人任廷尉一职都是十几年，到底如何呢？汉代的史官认为，周勃被诬告下狱，吏卒对其横加侮辱，周勃只好用钱买通了狱吏，并让汉文帝的女儿（周勃的儿媳）做证，说动了太后，太后才认为周勃没有造反的事，所以周勃被赦免无罪。张释之这时正当廷尉，却不能救周勃，只问了犯跸、盗环等一二件小事搪塞而已。但这样的小事被记入正史以后，使得他名垂千古，这难道是正常的吗？
【评议】
鬼怕恶人，皇帝也怕硬汉，这虽然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但其“恶”与“硬”在精神的强度上却是相通的。我们当然不提倡“恶”的精神，但应该以“恶”的精神强度来推行“硬”的精神内涵。如果能这样，我们也许更容易取得成功。至于汉代的史官对于张释之的评价，应该说是过于苛求了。代表文化理想的史官总是容易走向完美主义，如果用完美主义的观点来要求现实中的优秀分子，不仅不能对其有所助益，恐怕还会将其扼杀。因此，对于上述的“硬汉”，我们应当给予现实的、客观的评价，对他们的要求也应该限定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