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以裙带关系赢得权力、巩固权力并非现代人的独创。中国自古就存在着“和亲”的传统。
提起“和亲”，话可就长了。中国有一句古老的祝福人结为夫妻的话，叫做“永结秦晋之好”，这“秦晋之好”，就是“和亲”的产物。
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你争我夺，似乎永无宁日，不论是歃血盟誓，还是别的什么办法，都不能保证你不打我，我不打你。在黔驴技穷之际，聪明人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把你的国君的女儿姊妹嫁给我的国君，把我的国君的姊妹女儿嫁给你的国君，大家联络有亲，相互扯紧裙带，大概就不会打架了。尤其到了下一代，那就更妙了，你的国君给我的国君叫姥爷，我的国君给你的国君叫外公，那就更打不起来了。于是，春秋混战之际，秦国和晋国这两个紧挨着的国家就和起亲来，互嫁姊妹女儿，不让对方扩张的野心害自己，要永结“秦晋之好”了。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秦、晋两个国家是春秋时期打得最为激烈的。这下子可就热闹了，国君的妻子成天跟在国君的后头抹眼流泪地哭闹，或是要求放了她的弟弟，或是要求救救她的哥哥。如果要从“秦晋之好”这一成语的事实来想问题，那么，以此来祝福男女好合，简直是无异于诅咒了。
诸侯国之间和亲靠不住，皇帝和大臣“和亲”能否靠得住呢？那就更未必了。在大一统天下的时候，皇帝有许多女儿，但皇帝却只有一个，因此，皇帝的女儿们只有嫁到大臣的家里，皇帝也把女儿当做笼络大臣的一种手段，但是皇帝照样不相信大臣，大臣也照样造反。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中国历史上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功臣被戮，也不会有权臣造反了。看来，裙带毕竟是裙带，以柔弱的裙带去缚那充满欲望的权力之手，是无论如何也缚不牢的。
还有倒过来“和亲”的。春秋时期的齐僖公有个女儿，叫做文姜，文姜长得非常漂亮，又兼通经史，她的异母弟弟诸儿就爱上了她，两个人有了私情。后来，文姜嫁给了鲁桓公，诸儿也继承了君位，就是齐襄公。十五年后，鲁桓公带着文姜前往齐国探望，齐襄公大喜，立刻放下了手头的军国大事，招待文姜。齐襄公给鲁桓公安排了一间房子，就把妹妹文姜带到宫中，住了一宿。直到第二天早上太阳升得老高了，文姜才回来见鲁桓公。鲁桓公早已打听到文姜是跟哥哥齐襄公住在一起，就责骂文姜。文姜反而撒泼使赖，同鲁桓公大吵大闹。鲁桓公因身在齐国，不敢怎样发作，只好准备向齐襄公辞行。
有人把鲁桓公和文姜吵闹的情况告诉了齐襄公，齐襄公便邀鲁桓公上牛山游玩，并设宴灌醉了鲁桓公。于是，齐襄公令大力士公子彭生抱着鲁桓公坐车回去，路上公子彭生一使劲，就挤死了鲁桓公，谎称说是他饮酒过多，中风死了。
齐襄公和文姜的丑闻立刻在齐、鲁两国哄传开来，文姜也无脸回去见两个儿子，但又不能赖在齐国不走，就一步步地挨出齐国，等到了齐鲁边境时，就不再走了。心想，这个地方齐国不管，鲁国也不管，我就在这里住下来吧。文姜的儿子已即位做了鲁庄公，正感到左右为难。不报仇吧，她是杀父仇人，报仇吧，她又是亲生母亲。于是，鲁庄公就派人在齐、鲁边境造了一座房子，让文姜住了下来。
当然，我们并非一味地否定和亲政策。在中国历史上，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都为维护民族间的安定团结、促进民族文化的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所要讨论的是“和亲”这种方式的文化涵义，并不仅仅从政治角度去做简单的评价。
“和亲”之策，既可通过姻亲关系来建立血缘关系，又可增加感情的联络和纽结，此，还有一种物质上的抵押关系，在很多情况下，“和亲”是制造“人质”的一种最为奇妙的方法，有了这种通过血缘遗传关系而制造出的特殊“人质”，国际关系、民族关系以及君臣关系多少会有些改善。
因此，“和亲”之策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封建帝王尤其如此，甚至重视到了如此的地步，实在无法“和亲”时，皇太后委身下嫁，亲自去“和亲”，这在中国历史上，也算得上是一次奇异之举了。
【事典】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清朝雄才大略的开国皇帝皇太极病重，他自建立清朝以来，可谓发扬光大了努尔哈赤的事业，对内改革政治，对外开疆拓土，使满清呈现出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但年仅五十二岁，便一病不起。他深深地知道，满清的基业还不稳固。
在外部，明朝依然十分强大；在内部，皇太子虽然早已册立，但诸王之间仍然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因此，在安排后事方面，皇太极十分重视。
太子的母亲吉特氏（吉特氏全称博尔吉特氏，属蒙古科尔沁部，父名塞桑，其姑是皇太极的正宫皇后，即孝端皇后。吉特氏在其子即位后被尊为皇太后，亦即皇太极的皇后。死后谥为孝庄仁宣诚献恭懿至德纯徽翊天启圣文皇后，一般称为庄妃或孝庄皇后）是皇太极的宠妃。庄妃长得十分美丽，而且精明强干，很有见识，皇太极在许多方面都得助于她，因而在安排后事上对她甚为依重。皇太极在自己不起之时，叫来了庄妃，握着她的手气喘吁吁地说：“我今年五十二岁，即使死了，也不为夭亡，只恨未得统一中原，不能与爱妃共享天下，不免遗恨。我死之后，福临可以即位，但他年幼无知，不能亲理政事，只好由诸亲王摄政了。”于是，皇太极把几个亲王叫到病床之前。
皇太极把济尔哈朗和多尔衮找来，对他二人说：“我已病入膏肓，就要与二王诀别了，所担心的是皇太子福临刚刚六岁，不能理政，一旦即位，还望二王能顾念本族血亲，好好辅佐他。”济尔哈朗和多尔衮听了，连忙跪在地下，对天发誓道：“如背圣谕，皇天不容。”皇太极又指着济尔哈朗说：“他们母子二人，全仗二王，二王不得食言。”就这样，皇太极“托孤”于济尔哈朗和多尔衮二亲王。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九月二十日，皇太极病死于沈阳清宁宫。虽然皇太极临终前已有了安排，但围绕皇位继承问题还是闹了一场不小的风波。少数少壮派贝勒想立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因为豪格年龄较大，在青年贝勒中有一定的影响；代善之孙阿达礼（多尔衮之侄）和其叔硕托亲王想立多尔衮，按当时的情况来看，多尔衮一派力量较为强大一些，尤其是多尔衮本人，既军权在握，又骁勇善战，在军队中颇有威望，性格也刚毅果断，所以才有一些人想拥立他。
但多尔衮考虑到自己若登皇位怕会引起内乱，尤其是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一派的力量更是难以制服，所以，他还是决定立福临为帝。
其实多尔衮立福临为帝的用心大家是看得很清楚的，福临年仅六岁，即位后必然由多尔衮摄政。多尔衮就会一步步地剪除异己，控制局面，在适当的时机再登皇位，因此，一些亲王不愿意同多尔衮合作，阿济格就称病不出，撒手不管。
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稳住人心。于是，他以谋逆罪杀了要拥立自己的阿达礼，以证明自己并不想篡位。他这一举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收拢人心的作用，阿济格也出来视事了，表面上的局势又稳定了下来。
福临即位，是为顺治皇帝。嫡母和生母吉特氏都被尊为皇太后。多尔衮摄政，被尊为皇父。
庄妃心里也十分明白，孤儿寡母秉政，若无人尽心辅佐，必然权位不保，所以对多尔衮就加意笼络。在顺治即位后不久，多尔衮亲自告发并主持审理了阿达礼、硕托叔侄的谋逆案件，杀了阿达礼，并罪及其妻子，以表明自己的心迹。这使得庄妃极为感激，从此对多尔衮更加信赖。
多尔衮也可谓“兢兢业业”，凡事无论大小都一概禀告庄妃，庄妃也让多尔衮随便出入宫廷，便宜行事，不必事事奏告，也不必多避嫌疑。于是，多尔衮随意出入宫禁，有时甚至留宿宫中。
多尔衮其人据说长得一表人才，十分精干挺拔，但却是一位好色之徒，庄妃也正值盛年，时间一久，便有了苟且之事，宫廷内外便有了一些闲言碎语，连顾命大臣济尔哈朗也说三道四。多尔衮知道以后，告诉了庄妃，让她拟了一道圣旨，派济尔哈朗前去攻打山海关，把他远远地支派了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