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冉学国是我1982年在重庆河运学校读书时的同班同学。他的老家是原来的万县，在重庆直辖以前属四川省万县市，直辖以后改为重庆市万州区。至于冉学国在原来的万县市现在的万州区下面的具体哪个县、哪个乡及至哪个村，在学校时我好像听他说起过，但最终没有记住。毫无疑问，他与我以及班上绝大数同学一样，是地道的农家子弟，但有别于我们的是，他的身材、长相以及在班上的组织能力、号召能力完全不像是农家子弟。我记得他的身高竟然有一米八二，身材修长匀称，双腿结实有力，显眼的胸大肌让全班同学都感到相形见绌、自叹弗如。他周身的皮肤白皙细腻，线条细密柔和，就像是用一整块冰冷沉稳的汉白玉精雕细琢而成。他天生一头微微的卷发，鼻梁笔直高挺，嘴唇绵薄圆润，一双又细又长的眼睛始终给人以聪慧和信赖的感觉。在他纵情欢笑时，除了浅浅露出两排细密整齐的牙齿，两边白里透红的脸庞上竟留有两个深深的酒窝，让人感觉他的周身不仅充满男人的阳刚之气，同时饱含着女人般丰富细腻的情感和羞涩。就入学时的高考成绩而言，他在我们这些湖北同学面前完全不值一提，因为双方至少有近一百分的差距，但是，就学习成绩以外的才艺而言，他让我们在敬佩之余又充满了嫉妒。比如，他会演奏二胡、口琴和手风琴等乐器。特别是在进校之初举行的全校演讲比赛中，经过过五关斩六将般的多轮激烈淘汰赛，他最终以其高亢、沉稳和催人奋进的男中音普通话，力压多名高年级同学，一举拔得全校演讲比赛的头筹。俗话说四川人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说普通话。从这一骄人成绩的取得，完全可以看得出他这个农家子弟不仅与众不同，而且出类拔萃。
不知是班主任莫笔健老师出于四川人老乡情结，还是冉学国原本就特别优秀，经莫老师的推荐，冉学国众望所归成了班上的团支部书记，而我因为在高考中语文成绩不错，也当上了班里的宣传委员。由于工作上相互配合的机会较多，再加之情投意合，我们俩自然而然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枯燥但又充满激情的三年河校生活结束时，由于各方面表现均较为突出和优秀，冉学国如其所愿分配到重庆港航监督局，由一个农家子弟最终成为一个端着铁饭碗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算是彻底跳出了农门。我呢？由于不屑于留校当一名呆板机械的教书匠，最后别无选择地被分配回武汉，成了长江轮船公司“江汉”轮上一名普通的船舶驾驶员。老话说，好女不嫁开船郎。这句话无非是说船员生活的艰辛和无奈，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船员的待遇还是许多行业望尘莫及的。比如，除了工资待遇较一般的行业高出一大截以外，平时还经常发一些诸如香肠、麻油、罐头等食品，要知道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这些食品可以算得上是让许多人眼红的奢侈品了。所以，虽然长期的漂泊生活让我的精神十分颓丧，但是充足的物质生活仍让我在有些同学面前趾高气扬。我的这种心态在冉学国的面前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因为我们“江汉号”每次从武汉抵达重庆朝天门码头时，只要没有特殊情况，冉学国肯定会到我们船上找我。当然，他找我的目的绝不是叙叙同学友情，也不是天南海北地摆摆“龙门阵”，而是为了从我那儿弄一些只有船上才有的奢侈品。即使事隔多年，我仍记得他进到我房间里的模样：自跨进房间的门槛以后，他的目光就贪婪地扫视着挂在舱壁上那只属于我的巨大食品柜，此刻，对于我对他所说的一切话他要么根本没有听到，要么根本就充耳不闻。他似乎从来不需征得我的同意，径直将我摆放在食品柜上一切能够食用的物品像一位认真负责的清洁工一样，全部扫进他随身带来的那只特大号塑料袋里。那些食品价格高的有香肠、罐头和麻油什么的，价格低的则有面条、味精、方便面甚至泡菜什么的，只要能够吃，他一样都不会留下，全装进那只塑料袋里。末了，他甚至将食品柜下端的抽屉也一个个拉开检查一遍，那样子好像生怕我对他打了什么埋伏似的。还有，每逢春节、国庆节等大的节假日，他回老家休假，都处心积虑地算计好时间乘我们船往返，这样既节省了购买船票的费用，同时在船上还有我向他提供免费吃喝。
看来冉学国虽然在让人羡慕的机关工作，但生活仍然拮据。有几次我曾问他为什么将自己搞得如此狼狈，他红润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羞涩，却并不告诉我直接的原因，而是变着法子将话题岔开。看他的表情，肯定有难言之隐，我也就懒得将这些事情问个清楚。
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四年以后，到了1988年下半年，冉学国却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再到我们船上来。开始我以为他是工作忙或者是到外地学习、开会去了，也就没在意，但是到了这年的年底，仍没见他的踪迹。于是利用一次船抵达重庆停靠三码头的机会，我决定到他们机关去探个究竟。好在他上班的地方就在朝天门那道长长的梯坎上面，从船上步行到他的办公室也就半小时不到的时间。那是一个傍晚时分，紫红色的晚霞将山城的天空装饰得如梦如幻。他的办公室同时也是他的宿舍，一间不大的房间靠窗处摆着一张油漆斑驳的办公桌，桌上放着一块玻璃写字板，玻璃下面压着他不同时期的照片。办公室的门后则摆放着一张单人床，床下放着脸盆、开水瓶等生活用品。床上收拾得非常整洁，枕头旁边摆着一本那个时期的年轻人都爱看的《读者文摘》。
我进到他的办公室兼卧室时，他正弯着身子在办公桌上摆弄着一台十八英寸的彩色电视机。一看那电视机的模样，我就知道是地道的日本货，因为我们船上为接待外宾的需要，前一阵子就在二等舱摆了两台这样的电视机。我有点感叹他们单位的待遇竟然好到如此程度，连这样高档的电视机也给他们这些单身汉配上了。他却一脸得意地告诉我，说这电视机不是单位配的，是他自己花钱买的。
“你自己买的？你哪儿弄来这么多的钱？”此刻我还真的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不相信吗？还有那玩意儿，也是我自己花钱买的。”他没有回答我的疑问，边说边用手指了指办公桌后面的空档处。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发现那儿竟然摆放着一辆崭新的三洋牌摩托车。
“够气派吧？”他走过去，拍了拍摩托车黑色的真皮坐垫。
“确实气派。”我发自内心地附和道。我没有说假话，那个时候若能买上一辆国产的嘉陵摩托车四下里兜风，对于年轻人来讲那可是一件再风光不过的事情。更何况眼下这辆进口的日本车呢。但旋即我拍了拍冉学国的肩膀，说：“你可不能乱来哟。”
“啥子乱来？”他没有听懂我话中的意思，扭过头，两眼不解地看着我。
“你那点工资能够买得起这些高档东西吗？除非你贪污受贿，弄了一些违法的钱财。”我欠了欠身子，斜坐到办公桌上，关切地看着他。我说这话是出于好心，我们这些农家子弟能够跳出农门就是天大的幸事了，要十万分地珍惜，不能做那些邪门歪道的事，更不能通过违法手段赚取那些不义之财。
不知是仍没听懂我的话，还是在有意捉弄我，他咧着嘴，似笑非笑地盯着我看，那神情仿佛我的脸上长出了个什么怪物，或者他压根就不认识我。在我明显感觉到不自在的时候，他却突然放声大笑起来，笑得那样欢畅、那样放肆，并且不停地拍打着摩托车的坐垫，以至于那摩托车在他的拍打下仿佛突然有了生命，忍俊不禁地欢跳起来似的。
“你笑什么？”我对他莫名的笑声感到恼怒。
“笑你过虑了。”他好不容易才止住了自己的笑声，边擦眼角渗出的眼泪，边说，“放心吧，我的好同学。我冉学国再蠢再傻，也不会做那样的糊涂事。”
“那你哪儿来的钱买这些东西？”我一脸不信。
“实话告诉你，是我爷爷给我的钱。”他在我的面前脆脆地打了个响指，一脸抑制不住的幸福和得意。
“你爷爷？”这下我确实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因为我只知道他们家像我们家一样穷得丁当响，从没有听他说过有什么有钱的亲戚，更没有听他说过有这么个有钱的爷爷。
“可不是，我爷爷，才从台湾回来的。”
“真的吗？”我努力从他的表情上印证他所说的话，但始终看不出一丝的虚假。随即我在他的肩膀上使劲擂了一拳，“你小子太不地道，这样的好消息怎不告诉我一声呢？”
“顾不上了，确实顾不上了。下次你们船到时请你喝酒。”他连连解释。
“不能改天，就今天。”我不依不饶。
“不行，我今天有个重要的约会，得马上出去。”他看了看手腕上新买的手表，做着鬼脸，一口回绝了我的要求。
我正准备伸出手去揪他的领口时，门口突然传来一位姑娘的声音：“学国，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我扭头一看，办公室的门口不知什么时候站着一位年轻的姑娘。毕竟是唐突间见到，所以我不敢放肆地仔细打量，但是我敢对天发誓，除了电影里见到的那些漂亮姑娘，眼前这个姑娘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最为漂亮的。至于具体漂亮到什么程度，我只能说因为那是一种朦胧的印象和感觉，所以没办法描述得具体或者生动。对了，在这里不妨说明白一点，在看过的所有的电影里，自有青春期的萌动以后，能够始终刻在我脑子里的姑娘只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电影里那个女主角丽达。既可以说这个丽达是我的梦中情人，也可以说这个丽达是我判断所有见到的姑娘是否漂亮的唯一标准。而眼前这个姑娘与那个丽达太像了，微微卷曲的短发，乌黑发亮的眼睛，长长的眼睫毛，笔直挺拔的鼻梁，小巧迷人的嘴唇，及至右唇下那颗充满灵性的肉痣，简直就是电影中那个丽达的真实翻版。当然，眼前这个姑娘在穿着上却充满了时代气息，一身紫色的轻衫将其健康的身材笼罩在梦幻般的色彩之中，而那件浅白色的紧身牛仔裤却将她活脱脱地展现在目瞪口呆的我的面前。
在我还没有从惊诧中回过神来时，冉学国笑着推了我一把：“对不起了，老同学。”
不知什么时候冉学国已经将那辆摩托车推出了房间。那姑娘礼貌地对我笑了笑，抬手打了下招呼，右手轻扶冉学国的肩膀，左腿轻提，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似的，非常优雅地跨到摩托车的后座上，然后双手轻轻扣在冉学国的腰间，下巴也若即若离地撂在冉学国的肩膀上。
冉学国口里对我喊了声拜拜，脚下一踩油门，摩托车低吼一声，风驰电掣地冲了出去……
二
没曾想再次见到冉学国已是四年之后了。这四年就我而言发生了太多的变故，先是娶妻生子，找到了一个四处漂泊、四处碰壁后能够悄然疗伤的归宿，也就是我常说的“根据地”。任何发展都必须先有个立足之地，只有站稳脚跟后，才能进一步四处发展。老话说，人生的奋斗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个步骤，对于其中的“齐家”，我的简单理解就是找个自己爱的并且也爱自己的老婆，生一个子女，建立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根据地”。然后，我从船上调到岸上，鬼使神差般地竟成为湖北省一个不大不小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其实从船上调到岸上我也是万般无奈。就我的最初理想而言，就是当一个果敢有力、威风凛凛的船长，但因视力太差，最终导致我的理想成了一个无法实现的肥皂泡。这一切变故使我在这四年中无法再去重庆，也就无法在这四年中再次见到冉学国。当然，通过各种渠道，我也知晓一点冉学国的行踪和动态，比如听说他在重庆南坪买了房子，已经从人人羡慕的原单位辞职，开了一家台胞接待中心，等等。从这些片言只语里，我知道冉学国那位从台湾突然回来的爷爷，彻底改变了他的生命历程，让他的人生轨迹沿着一条我们谁也料想不到的方式进行着。还有一件发生在冉学国身上的事情更是让我不敢相信。那是那次在办公室里见到他以后的第二年冬天，在武汉飞往广州的飞机上，从《南方周末》上我竟然看到一条与冉学国有关的新闻。新闻的标题是“大陆男首娶台湾女”，内容非常简单，说重庆有一位名叫冉学国的年轻小伙子近日迎娶了一位台湾姑娘，并强调这是1949年大陆与台湾隔绝以来，首次大陆男子迎娶台湾女子。至于冉学国是通过什么方式最终娶得台湾女子，两人从事什么职业，在哪儿成婚，新闻里均没有介绍。虽然我从没有通过其他渠道听说过我的那位冉学国同学已经娶了一位台湾姑娘，但我当时绝对敢肯定，《南方周末》上登载的那个冉学国就是我的那位冉学国同学。世事难料，人生难测呀，想当年那个穷得丁当响的班团支部书记，如今竟然癞蛤蟆变白马王子了。坐在飞机上，我一直感慨不已。
四年后我因出差再次回到熟悉的重庆。心情烦躁地住在朝天门旁边的白象宾馆里，我最终通过各种办法联系到了冉学国。我之所以心情烦躁，是因为在之前的几天里，我始终找不到冉学国的行踪，若再一无所获地待上一两天，我就得返回武汉了。说实在话，这次来重庆，除了办公事，我最想实现的一件事就是见到冉学国，毕竟这家伙这四年中巨大的变化与其说是让我感到好奇，还不如说是让我感到担心。好奇的原因在于是什么因素促使向来稳重的冉学国突然辞去原来的工作，以及他又是凭什么开办了那家台胞接待中心。至于担心，更多是出于同学之间的互相帮助和互相关心，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经济下，他那种犹如破釜沉舟的行为能够为他换得家庭和事业上的双丰收吗？
下午五点多钟，冉学国开了一辆外形稀奇古怪的吉普车来宾馆接我。如果仔细看车的铭牌，那就是一辆简单的北京产“切诺基”，但是若看车体外那些图案和文字，霎那间你还真不敢确定眼前这辆车就是“切诺基”。这辆车的底色应该是红色，一幅巨大的呈金黄色的台湾岛的整体图形非常夸张地从右边车门呈斜势翻过车顶篷一直延伸到车子的左后部，图形的周边点缀着大大小小的粉红色心形图案和隐约可见的和平鸽线条。车的右边车体上用繁体字写着“欢迎回家”四个深蓝色大字，左边车体上同样用繁体字写着“血浓于水”四个深蓝色大字。而车尾则用草绿色画着一幅展翅翱翔的和平鸽。就车上的图案搭配而言，显得有点杂乱无章和生搬硬套，但是就这些图案想表达的内涵而言却显得异常鲜明、异常明了，那就是本车的车主竭诚为回大陆探亲的台胞提供各方面服务。毫无疑问，冉学国别出心裁地将他的车当作宣传自己业务的流动道具了。而这主意也只有他冉学国想得出来。
四年未见，冉学国不仅瘦了许多，也黑了许多，但却比以前显得更加精神。他开车将我径直带到南坪闹市区一个叫水车屋的咖啡馆。咖啡馆是一个简单的五层楼建筑，通体漆成了鲜红色，在临街的那面墙上悬挂着一个巨大的水车，车轮随着城市的喧闹缓缓地旋转着，轮叶带起的水花在夕阳的照射下散发出五彩斑斓的光点。就我对冉学国的了解，这水车肯定是他的创意。
果不其然，在铺着蓝白相间方格子台布的咖啡桌前坐定后，冉学国告诉我，不仅这水车是他的创意，而且这整幢咖啡馆也是他投资修建的。对于我惊诧于他的巨大变化，冉学国的脸上却显得非常平静，好像对于自己人生的巨大变化，既觉得偶然，又觉得必然。他淡淡地笑了笑，说：“这都是托了我爷爷的福。”
“你真的娶了一位台湾老婆？”然而此刻我更想印证的是《南方周末》上的那篇报道。
“是的。等会儿你就可以见到我那位台湾老婆了。”冉学国肯定地回答道。
“那你是怎样娶到这位台湾老婆的？”我确实有太多的事情想向冉学国问个明白。
冉学国犹豫了一下，最后说：“这个过程有点复杂。这样吧，吃完晚饭后，我再细细地讲给你听。”
在咖啡厅里闲聊了十多分钟，冉学国将我带到他位于五楼的家里。屋子面积不是十分大，装修得非常精致也非常有韵味，带着少有的浓浓的古典气息。
刚进屋，冉学国就扯着嗓子喊起来：“嘉怡，杨凡同学到了。”
随着冉学国的喊声，厨房门口现出一个身材高挑、匀称的女人身影，她一头略显稀少的头发用一根橡皮筋简单地扎在脑后，身上系着一件带有熊猫图案的围裙，粗一看还以为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只见她双手自然下垂，优雅地朝我弓了弓身子，用那种我始终认为有点酸溜溜的台湾普通话对我说：“杨同学好！”
“嫂子好！”我在机械地回答她的问好时，脑子里却在想着她那似曾相识的弓腰动作。没错，在那些反映日本或者韩国生活题材的电影里，那些穿着和服或者韩服的日本女人或者韩国女人，问候人时都是这个动作。眼前这个嫂子，可以说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台湾女人，没想到她的动作竟然与日本女人或者韩国女人完全一样。都说日本女人和韩国女人是世界上最贤惠的女人，从刚才我所见到的动作来判断，眼前这个嫂子肯定不会差。
下酒菜虽然不像重庆人请客那样尽是大鱼大肉，但仍十分丰盛，并且每道菜都像工艺品一样做得异常精致，色香味俱全。有生鱼片、溜溜肉、寿司、生煎牛排、大肠包小肠和沙拉什么的，稀奇古怪的名目很多，都用巴掌大的碟子盛着，不说吃，单就用眼看着，就让人禁不住直吞口水。显然，这些菜都是冉学国这位台湾老婆的手艺。至于酒，是那个时期在大陆如雷贯耳的六十度金门高粱酒，也不知冉学国是通过什么办法弄到的。
几年不见原本就有点兴奋，加之受高粱酒的强烈刺激，我与冉学国之间的谈话就显得海阔天空、无遮无拦了。当然，我们谈得更多的是发生在河校时的那些让人回味无穷的故事，比如猜拳喝酒、推划子大冬天掉江里以及谁因失恋哭了好几天等等。不是自我吹嘘，表面上看我五大三粗，确实是个天马行空、放荡不羁的船员，但内心里我还是非常细腻的，这不，在胡吹乱侃的同时，我还时不时将我们那时的笑话解释给一直不说话的冉学国的台湾老婆听。在解释的过程中，我细细地打量了一下冉学国的这位台湾老婆。平心而论，就长相而言，冉学国的这位台湾老婆只能算得一般。我始终认为判断一个女人是否漂亮应该以自己的记忆作为标准，历经多年都不会忘记的要么是特漂亮，要么是特一般，至于那些头天见过一面，第二天就没有一点儿印象的，那肯定是长相一般的了。比如四年前在冉学国的办公室里见着的那位酷似《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电影中的丽达的冉学国的女朋友，那肯定是特漂亮了。而眼下坐在我正对面的冉学国的这位台湾老婆，即使事隔十年、二十年，抑或三十年，她那略显稀疏的头发、细长的眉毛以及缺乏光泽的皮肤仍会鲜活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但这记忆绝对与漂亮无关。在此我必须强调的是，我在这里所说的这些话并不含丁点儿夸张的成分，更不含有丝毫贬损的意味，一切都是根据我自己的审美标准客观评判，并且更多只是基于外表。
就冉学国的条件怎找了这样一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老婆哟。心底下我暗暗为冉学国叫屈，同时失落的情绪也多多少少影响了我当天的谈兴。所以，在喝完酒后，我找了各种理由和借口坚决要回酒店。冉学国好像意犹未尽，不停地用诸如不够朋友、不讲同学情谊之类的话刺激我，以求达到挽留我的目的，但我仍不为所动。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冉学国突然使劲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瞪着微微发红的眼睛厉声说道：“你给我听好，杨凡。我今天请你喝酒只是借口，目的是求你帮我做一件事。知道不，不是请，是求！”
我不知道冉学国会有什么事情求到我的名下，但看他那充满希望的眼神，我只得留了下来。
在楼下咖啡厅柔和的橘黄色灯光下，冉学国从一只表皮斑驳，已经分不清底色的小皮箱里依次掏出一大堆零碎的东西。有一双手工做的黑色布鞋，一只油漆几乎掉光并且中间部位留有核桃大小一个孔洞的水壶，一块指甲大小的沾满黄色锈斑的铁片，五块形态各异、锈迹斑斑的奖章，一大摞用细麻绳简单扎着的信件……不用问，这些东西的年代肯定非常久远了，因为它们不仅已经失去了其应有的本色，而且散发着淡淡的霉味。
冉学国表情凝重地告诉我，这些东西全部是他爷爷留给他的，老人家没有告诉他将这些东西留给他的原因，只是说在将台湾的仅有的丁点儿家产全部变卖以后，能够带回家的也就是这些破烂了。
“老人家在哪儿？”我问。
“在我的万县老家。年纪大了，再加之一身病痛，估计在世上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冉学国表情忧郁地说。
“落叶归根也算一件好事。”我说。
“你说得没错，但是为了落叶归根这一看似再简单不过的事，老人家可是历尽了千辛万苦，九死一生哟！并且为了实现回家这一看似简单的目的，老人家在人生的长河中竟然走了整整五十年！”冉学国感叹道，眼睛里竟然涌出了晶莹剔透的泪水。
我不敢正视冉学国凝重的表情，在沉默了一刻后，问道：“那你刚才说求我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为了眼前这堆东西。”冉学国说，“我想将爷爷的故事讲给你听听，看你能不能将老人家这一辈子的故事归纳一下。眼前这些零碎的东西，应该是我爷爷坎坷人生中关键节点的证物。”
“不就是这些东西吗？”我有点奇怪，“你自己不能归纳吗？”
“你知道我的写作能力比你差远了。”冉学国自谦地笑了笑。
“你的意思是？”我突然似乎明白了什么，睁大眼睛看着冉学国。
“没错，我的意思就是求你帮我将爷爷的故事写成小说。”冉学国期待地看着我。
“你别开玩笑了。”我惊恐得一下站了起来，“你应该知道我那两刷子的。”
“你可以试一下嘛。”冉学国直视着我，“我不强求你，趁在重庆的这几天，我可以将我爷爷的人生经历简单讲给你听听。如果能够写，就帮我写出来。如果确实没办法写，也不值得写，那我也不勉强。”
冉学国竟然连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我也就没有再拒绝的理由。不怕大家见笑的话，写写小说，成为一个人人敬仰的作家，是我青年时的梦想。即使上船工作以及在现在这个机关工作，这个梦想始终没有从我的脑子里消失过。这些年来，虽然在报纸以及地方刊物上发表过一些文章，但这些文章充其量只是雕虫小技，与一个真正作家的要求和造诣相差太远。
就这样，我接受了冉学国这一有点强人所难的委托。但是在后来几天听了冉学国断断续续的讲述以后，我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说实在话，我原本就是一个不容易动感情的人，但是，从那双针脚已经变得模糊的黑色布鞋上，从那一页页发黄变脆的信纸里，从那一个个工整规范的小楷字的行间，从那一阵阵散发着淡淡霉味的气息中，我不仅看见了一位中国军人浴血奋战、九死一生的战斗历程，同时也看见了一颗饱蘸思乡之情的心灵在颠沛流离中的屈辱和无奈，更看到中华民族在万劫不复的磨难中的百折不挠和坚贞不屈。那种无可言状的感觉，仿佛开了闸的洪水，纵使你有万般的理由、万般的能耐，也无法控制、无法约束。
在听完冉学国的讲述以后，我慎重地问他：“我现在有个问题，不知道这个故事是用第一人称写好，还是用第三人称写好？”
冉学国想了一下，说：“第一人称好，亲切，自然。”
我又问冉学国：“我不知道得写多长时间。”
冉学国笑了笑：“不要紧，一年写不完写两年，两年写不完写三年，八年十年都不要紧，关键是要写下来。老人家回家这条路走了一辈子，作为后人，我们必须永远记住。”
就这样，我几乎有点不自量力地用自己笨拙的笔触，将下面这个漫长的故事呈现在大家的面前。不为其他，只是为了大家能够记住曾经有这么一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中国军人，在五十年回家之路上的艰难跋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