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亮
夜里，读作家萧乾的《书房史》，一开头便被掳了个囫囵：“我生在贫苦人家。小时睡大炕，摆上个饭桌它就成为‘餐厅’，晚上摆一盏煤油灯，它就是‘书房’了。可是我老早就憧憬有一间书房——一间不放床铺、不摆饭桌、专门供读书写文用的地方，对于读书人或文学工作者，不应说它是个奢侈，那就像木匠的作坊。然而它在我大半生中都曾经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之所以原封不动地摘录这段话，是因为萧老说的，也正是我想说的。当然，硬要区分，只需把这“大半生中”改作“目前为止”。别的，实在一模一样。
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人，耕田种地，节衣缩食，老实巴交的他们给我的教诲可以浓缩成一句话——没有出息就一辈子跟牛屁股。而他们所指的出息，也就是用功读书，将来不再像他们那样日晒雨淋，一年到头田地里累死累活。所以，对于寒苦人家的孩子，书房如同神仙世界，做梦都不敢想。
既然说到了书房，又说到了做梦，还确有人冥想一个理想的读书之所而托于梦境的。元代学者伊士珍在《琅嬛记》里说：“张华游于洞宫，遇一人引至一处，别是天地，每室各有奇书，华历观诸室书，皆汉以前事，多所未闻者，问其地，曰：‘琅嬛福地也。’”这“琅嬛福地”是传说中的神仙洞府，天帝藏书的地方。这样一个世外桃源，读书人自然“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以前，读梁实秋文，说一般的读书人，如果肯要一个书房，还是可以好好布置出一个来的。梁翁的言外之意很明了，读书人有没有自己的“琅嬛福地”全在于自个儿的心。有心，弹丸之地也可匀出一个空间作书房；无心，便是居殿阁也无方寸之地让予书卷。诚然，理是这么个理。于我，却常常有心无力。
十几年前，为了不再复制父辈的宿命，我从湘南到了岭南。最初谋职的时候，寄人篱下，四处碰壁。到了后来，别无所求，只希望有人给活，有人管饭。我的第一份正式的工作是在佛山市区莲花路的一家超市做营业员。那时，住在集体宿舍。巴掌大的地方上上下下挤着十几号人，暗无天日，满是湿气，如同深不可测的山洞。因改不了写写画画的习惯，我会时不时把所思所悟写进日记，而我的“书桌”是两个倒立的水桶，上面盖一块稍显平整的木板。一动笔，便乐在其中了。
身边的人多半在上班与睡觉两种状态下过日子。这使我很容易想起一个词：堕落。作家方方说：“一个人的堕落，是外界的一只手和自己的一只手同时按下去的。”我想，如果这两只手联合，那个人一定被践踏得一败涂地。幸运的是，我的这只手非但没按下去，反而挡住了外界的那只手……也就是从那段日子起，我开始不断地写作，不断地投稿，不断地发表。
往后，住的地方因工作动而动。顺德的陈村，芳村的山村，天河的上社，海珠的赤沙，火炬的海傍，肇庆的大旺……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从一间出租屋到另一间出租屋，尽管空间在不断增大，尽管早上醒来的时候阳光已爬满屋子，尽管家什也一样样添置，可那都不是我的家，更不敢布置所谓的书房。对于一个常年漂泊的人来说，它们都是栖息地，不同的只是停留的时间或长或短。
然而，不管在哪里，与人合租也好，自己独住也罢，我都喜欢买书。书多了，置放和搬家就成了最头疼的事情。桌上、床头、地面……东拿西丢，乱七八糟。于是，将它们装在大大小小的纸箱里，横摆竖摆，或堆或叠。又常常因为要查阅一本书，翻箱倒柜，一片狼藉。有时，感觉工作还算稳定，便去旧货市场淘上一个半新不旧的柜子。买来时，与人从楼下抬到楼上，汗流滚滚；搬家时，与人从楼上抬到楼下，气喘吁吁。每每这时，总有一个声音在呼喊——你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书房啊！
“万个长松覆短墙，碧流深处读书房。”平日里，走亲访友、读书阅报，隔三岔五便见别人的书房。或窗明几净，一尘不染；或文房四宝，井然有致；或汗牛充栋，应有尽有……这个时候，要说不动心，那是自欺欺人，可也仅止于心动。因为，折腾了这么多年，有没有书房早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依然在买书、爱书和读书。局促在几尺宽的走廊一角，只要放得下一张桌子，便可作为一个写作思考的工厂，大量出货。如此，我很知足。
2014年秋，我在中山买了房子，小三房，近百平。买房的时候，就和妻子约定，有一间作为我的书房。妻子求之不得：“好好好，乱你一间房总比乱我们整个房好！”曾一度，我还为我的书房作了构想，我要把它设计成图书馆的样子，四面是书柜，中间放上两排架子……可惜，房子还没有装修，我却拖家带口去了肇庆，一年半后又辗转到了佛山。佛山与中山之间，隔山隔水，和我的书房梦一样迢迢吧？
萧老在《书房史》的最后写道：“这书房就是我的归宿。我将在此度过余生，跑完人生最后一圈。我希望在这里能多出些活儿。然后，等我把丝吐尽时，就坐在这把椅或趴在这张书桌上，悄悄地离去。”萧老是修成正果了。而年轻如我，还在构筑精神的巢穴，梦想心灵的家园，虽不知何时遂愿，好在至少还有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