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是意译
翻译都是要懂外语的，然而，在翻译的早期，也是有不懂外语的翻译的，这个人就是林纾。
林纾，字琴南，号畏庐、冷红生，生于1852年，福建人。他不但是我国著名古文家，也是以古文翻译外国小说的第一人，其译作有184种之多，其中世界文学名著有40余种左右。
林纾自幼嗜书如命，五岁时在私塾当一名旁听生，受塾师薛则柯的影响，深爱中国传统文学，从此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但由于家境贫寒、且遇乱世，他不得不为生计终日奔波。闲时他也不忘苦读诗书，13岁至20岁期间校阅残烂古籍不下两千余卷。
1882年对于林纾来说是关键而又具转折性意义的一年——从一个穷秀才一跃成为江南赫赫有名的举人。在摆脱贫困窘境的同时，他广结师友、饱读诗书。爱国心切的他，虽已过而立之年，却不辞辛苦，七次上京参加礼部会试。原本一心报效祖国的林纾屡试屡败，因而从此绝意于仕途，专心致志地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1897年春，林纾的夫人不幸去世，林纾哀痛极深，家人劝他到朋友魏瀚处散心。在魏瀚家中，林纾结识了留法归来的王寿昌。王寿昌不但精通法语，中文造诣也很高。为让林纾从悲痛中解脱出来，王寿昌向林纾介绍了小仲马的名著《茶花女》，并建议与林合译这部名著。林纾与王寿昌来到石鼓山，王寿昌手捧法文原著，逐字逐句绘声绘色口译，林则铺纸于几，边听边译。当然这“译”，并非是机械地记下王寿昌的口译，而是运笔写出“信、达、雅”的文言文。由于译文妙语连珠，富于情感，这部译品出版后洛阳纸贵，一时被梁启超誉为“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茶花女》得到国人相当的认可，激励着林纾沿着翻译文学作品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在之后短暂的27 年生命里，他不仅用一腔爱国热血挥就了百余篇针砭时弊的文章；用犀利、恰切的文笔完成了《畏庐文集》《讽喻新乐府》《巾帼阳秋》等40余部书，成功地勾勒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人生百态；而且在不谙外文的特殊情况下，与魏翰、陈家麟等曾留学海外的才子们合作翻译了180余部西洋小说，其中有许多出自外国名家之手。如英国作家狄更斯著的《大卫·科波菲尔德》、英国哈葛德的《天女离魂记》、俄国托尔斯泰著的《恨缕情丝》、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法国森彼得的《离恨天》、英国司哥特著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笛符著的《鲁滨逊漂流记》等。
林纾译小说在20世纪初能引起巨大影响，一是中国读者通过他的译作开始接触外国文学，再则是他成功运用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的结果。尽管他不懂外文，有误译、漏译，但他以非凡的古文功底，传达了原作的风格。这些西洋小说向中国民众展示了丰富的西方文化，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它们牢固地确立了林纾作为中国新文化先驱及译界之王的地位。至此，林纾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文坛的开山祖师及译界的泰斗，并留下了“译才并世数严林”的佳话。
林纾非常聪明，听到口译就立刻能悟出原著的情感和魅力，并用优美的汉语表达出来。由于林纾的中文译作流畅、通俗，顿时“洛阳纸贵”，风行海内。反倒胜过那些懂双语的翻译家。也许真正的翻译家由于拘泥于忠实原著，读来晦涩、难懂，倒比不过这个“冒牌”的翻译家。可见翻译实在是难事，好的翻译家不但要精通外文，对本国的文字和文化也应当有足够的掌握。
“格言”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以实际工作论，翻译比临画难，翻译工作要做得好，必须一改再改三改四改。
——傅雷一名警察费尽周折，终于将一名说西班牙语的抢劫犯缉拿归案。
为了从抢劫犯口中得知他把抢来的钱放到哪儿去了，他找来一名翻译公司的西班牙语翻译。
警察：“快老实交待，钱放哪儿去了？”
翻译如实对抢劫犯翻译了。抢劫犯：“死我也不说！”
翻译一字不漏地转达。
警察大怒，拔出手枪对着抢劫犯吼道：“你如果不说，我就一枪毙了你！“翻译面无表情地对抢劫犯翻译着。
抢劫犯大惊，忙说道：“我说，你千万别开枪。钱全部都放在住宅外面的那辆汽车里面。”
翻译面不改色地对警察译道：“你打死我吧，不管怎样我都不会告诉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