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1898～1958），字警民，又字铎民，号西谛，又写作C·T·，笔名有郭源新、陈敬夫等多种，其藏书题识常署纫秋居士、幽芳阁主、友荒、幼舫、幽芳居士、玄览居士等，祖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温州。他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又是一位大文献家，对于我国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在历史、木刻、版画、版本图籍、文物鉴定、考古发掘、绘画艺术、古典文学和戏曲，还有现代文学等领域都有杰出业绩。建国后曾任中央文物局局长，中科院考古所、文研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著有《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俄国文学史略》、《郑振铎文集》等。
郑振铎年轻时即嗜好藏书，每遇异书不惜典衣购之，必得之而后快。其在《西谛书话》中尝云：“予素志恬谈，于人世间名利，视之蔑如。独于书则每具患得患失之心。得之往往大喜数日，如大将之克名城；失之，则每形之梦寐，耿耿不忘者数月数年。”又云：“余聚书二十余载，所得近万种。搜访所至，近自沪滨，远逮巴黎、伦敦、爱丁堡。凡书一出，为余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无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节食也不顾也。故囊无一文，而积书盈室充栋。”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他三十四岁时，藏书已达二万余册。后首遭“一·二八事变”，复遭“八一三战争”，丧失殆尽。其后，“虽收书之兴为之顿减”，但为抢救祖国文献，仍收藏不缀。他收藏的目的是完全为了自己研究的方便，常常人弃我取，偏重于文学著作，好戏曲、小说、弹词、宝卷、版画、书目及清人文集，多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书。其藏书处为纫秋山馆、幽芳阁、玄览堂；藏书印有“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长乐郑氏藏书之印”、“长乐郑振铎藏书”、“纫秋山馆”等。最后所藏达一万七千余种，近十万册，捐于北京图书馆。
抗战时期，郑振铎与宁波籍藏书家张寿镛等抢救祖国珍本古籍的事也必须一提。上海沦陷，郑振铎蛰居沪上。当时东南各省著名藏书家所藏古代版本图籍大半散入上海旧书市。驻上海的美国“哈佛燕京学社”、伪满的“华北交通公司”、北方汉奸梁鸿志、南方汉奸陈群都在纷纷收购。郑振铎认为：“兵燹之余的古籍，如果全都落入美国人和日本人手里去，将来总有一天，研究中国古文学的人，也要到外国去留学。”因此与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商务印务馆董事长张元济、上海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考古学家和版本收藏家张凤举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从事古籍的抢救工作，仅两年时间就购买善本古籍三千八百余种，其中宋、元刊本三百余种，和当时北图所藏善本数相当，功莫大焉。其事迹在《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中有详细反映。
郑振铎作为一位藏书家、文献家，对天一阁也是十分关注的。民国二十年（1931）夏，赵万里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偶遇郑振铎，无意中言及天一阁，即兴决定同赴天一阁。他们住在天一阁附近马廉家，其时作为北京大学教授的马廉正休假在家。三人虽然去天一阁两次，限于范氏族规，终未如愿登阁。于是他们就谋访鄞地的其他藏书家，尽数日之力，遍访冯孟颛、朱别宥、孙蜗庐诸氏所藏，得以睹三家收藏之精华。特别是孙氏蜗寄庐平时于书深藏秘锢，而对他们则尽出其所藏之佳品。而最为他们所惊心动魄、相视莫逆于心的则是发现一部天一阁旧藏明蓝格抄本钟嗣成原本《录鬼簿》和贾仲名《续录鬼簿》。此为研究元明间文学史最重要的未曾发现过的史料。三人对其他书遂无心相赏。蒙孙氏见允，“立携书归，竭三人之力，于灯下一夕抄毕”。三人夜抄《录鬼簿》成为艺林佳话。抄录的副本后由北京大学影印出版。孙氏所藏此书后散出流入沪上，郑振铎见之，举债以六十万金购之。同时他又从林集虚大酉山房访得姚燮之《今乐考证》。因此他自认为“此行所获良多，归装固不俭也”。而郑振铎的登阁心愿直至1951年4月才实现。当时郑振铎以文化部文物局局长身份来阁视察工作，并邀请宁波文化界人士进行座谈，对修理天一阁楼房、充实设备、加强管理等工作进行研究，并作了指示。其时尊经阁和天一阁楼下均陈列有古物陈列所的孔庙礼、乐之器，郑振铎指出天一阁楼下不宜搞其他陈列，应恢复原貌。此一指示以后一直得到执行。
郑振铎还于同年10月10日出版的《文物参考资料》二卷八期上发表了《关于“天一阁”藏书的数字统计》的文章，再次显示了他对天一阁的关心。其文不甚长，却详细说明了天一阁藏书变化的情况，不妨移录：
相传天一阁藏书原有七万余卷（不是“部”），经过明末之乱，颇有散佚。到了阮元在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代为编目时，实存四千零九十四部，五万三千余卷。这是最早的一个可靠的数字。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薛福成又代编了一部《现存书目》，计存二千一百五十三部，较阮目已少了一千九百四十一部。此后，阁藏屡经盗窃，散佚更多。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冯贞群编了一部《天一阁劫余书目》，则所存不过一千五百九十一部。一万三千零三十八卷，较之薛目，又少了五百六十二部（较阮目少了二千五百零三部）。加上清代续加的《图书集成》等书二百二十七部，一万一千五百九十五卷；再加上《范氏家著》三十六部，一百十九卷，总共所藏总数为一千八百五十四部，二万四千七百五十二卷。倭乱之后，所失不多。据范氏后裔告诉我，只失去了“方志”两部。故天一阁现存的书实为一千八百五十二部。在这一千多部书里，最重要的是明版方志三百多部，明版登科录、乡试录等三百多部。其他，也还有一百多部的外间不见流传的书。这七百多部，确是“人间孤本”，必须加以保存的。
在文中，郑振铎不仅比较了天一阁历史上最有学术价值的三部书目所载阁藏书数量的变化，而且指出了解放初期阁藏书的确切数字，比惯用的、笼统地称“至解放时只剩一万三千卷”的说法科学得多。遗憾的是这种笼统的说法至今尚在延用，实有作适当的文字注解的必要。郑振铎又强调了地方志和科举录的价值，也为天一阁今后文献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指明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