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桢（1901-1982），号刚主，别署罗墅湾人，河南安阳人，祖籍江苏常州罗墅湾。民国十四年（1925）秋，以名列旁首的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诸大师研究历史，尤其与梁启超关系密切，其明清史学、目录学深得梁氏指点。民国十六年（1927）夏，谢国桢在清华研究院结业后，馆于天津梁家，担任其子女的家庭教师，同时继续从梁氏问学。梁启超“每饭余茶后，茗碗之间，为桢讲研究历史之方法，及明末清初甲乙之际史迹，桢辄引笔记之。桢之所以略知史部簿录之学，纂辑《晚明史籍考》，研治明季‘奴变’，清初东南沿海迁界，江南园林建筑，以及南明史迹，粗有辑著，皆由先生启迪之也。”谢国桢在《我的治学经历》中也写道：“由于我读过梁先生著的《清代学术概论》、《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及清江藩《汉学师承记》，因之我曾研究过顾炎武、黄宗羲的学术思想。在这个基础上，梁先生又给我讲明末清初的遗事，我之所以喜欢研究明末清初的历史，就导源于此。”名师出高徒。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谢国桢在明清之际阶级关系的研究、明末清初学术文化史的研究、明代经济史的研究、南明史的研究、明清史料史籍和版本目录学的研究、汉碑和汉代社会的研究诸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了《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晚明史籍考》等二十余部著述。
谢国桢又是一位藏书家，有藏书之癖，“于书无不收，尤致力于明清笔记之搜罗。”其藏书达三万余册，其中明清笔记即达二三千种，多属罕见之本。其藏书处为瓜蒂庵、佣书堂、东村寓庐。藏书印有“谢国桢印”、“国桢藏书”、“瓜蒂庵”、“国桢之钵”、“谢国桢读书记”、“刚主述作”等。其藏书后捐赠给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谢国桢一生访书之勤，令人佩服。他曾多次去江苏、浙江、大连、沈阳等地访书，写有《三吴访书记》、《浙江访书记》和《江浙访书记》。他曾三次来天一阁记访书，欣然留言：“见所未见，读书得益。”根据其《纪游·宁波》中所言：“余讲学南京中大时，曾访马隅卿先生于甬上。一九五六年冬，余在南开，校订《鲒埼亭集》，又至甬上，得晤冯孟颛先生，出其所藏，得资抄存。”谢国桢到南京中央大学讲学为民国二十三年，即1934年。第三次登阁为粉碎“四人帮”后的1979年，因编辑《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的需要，和刘重日、武新立同志到江浙看书。谢国桢三次登阁，获益不浅，其著作《江浙访书记》引用、介绍天一阁善本图书达二十九种之多。而他对浙东藏书楼和天一阁也有不少的记载。他第二次登阁后，留下了关于双韭山房、天一阁、蜗寄庐三首诗。其咏全祖望双韭山房云：“先生辞家当还家，双韭山房岁月赊；岂为鸿博轻去浙，端为搜讨到京华。继学遥继蕺山业，修史长存汐社葩；今日登临见真迹，补俎无计愧交加。”所谓“登临见真迹”，当指登天一阁见到全祖望手迹。其咏天一阁云：“访书甬上忆重游，携手同登范氏楼；汉砖魏瓦应无恙，寒梅犹自出墙头。”其咏蜗寄庐则云：“蜗寄庐内书成堆，沿阶苦竹长莓苔；一自郑君搜访后，录鬼一卷未成灰。”后两句指郑振铎、赵万里、马廉三人夜抄《录鬼簿》事，可见《赵万里与天一阁》、《郑振铎与天一阁》文。
谢国桢对天一阁也特别的关注，留有《宁波天一阁藏书小记》专文，在《江浙访书杂感》中也用较大篇幅来记述天一阁。概括起来，有三层意思：一、天一阁是研究历史尤其是明朝历史必须取材之所在。他认为范钦自嘉靖九年开始收藏图书，专门征集明代当时的文献情报，就是那时的近代史资料，包括明朝的实录、邸抄、揭帖、招供、地方志、进士登科录、乡试题名录、名人的传及诗文集等，到今天已成为研究明史的重要图书资料宝库。二、天一阁可建设成为浙东文献图书馆。他认为，浙东是文献之邦，自宋代王应麟、黄震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问，写了不少如《玉海》、《黄氏日抄》等考证典章制度、地理文物的切实有用的书籍，到了明末清初出现了黄宗羲、万斯同等进步的思想家和文史学家，继之以章学诚论史学的方法，全祖望纂辑南宋、南明爱国人士的传记等等。因此他建议把天一阁范氏以后的藏书、浙江名贤的遗著，采访收辑起来，成为浙东文献图书馆。笔者以为，天一阁除做好有明一代史部资料的保藏、出版工作外，就应把天一阁建成浙东地方文献搜集、整理、保藏、研究、出版中心。谢国桢的建议对我们今天来说尚有意义。此外，他还提到天一阁“是在四百多年前我国最早的私家建立的图书馆，恐怕在世界上也是最早建立还保存无恙的图书馆了”。关于前者，已确认无疑，而后者则无从确证。即使是1996年“天一阁及中国藏书文化研讨会”提出的天一阁为现存“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私人图书馆，也是在现在掌握的有限资料的基础上的结论，尚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天一阁在世界图书馆史上地位的真正确立，尚有赖于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类的全球性文化组织的参与、调查、确认。如此，我们只能翘首以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