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藏茶马古道是走出来的商道、文化之道、民族团结之道。
行走于古道之上，收集一些历史碎片，复述那些断壁残垣的故事，一定会引发人们内心那种欲说还休、复杂的情愫，这些古老的情愫，也就是我们很长的历史中沉淀下来的家园情感。
这条朝圣之路便是通往宁静与和谐、超然与脱俗的天国之路。
在川藏线上的成都、雅安和康定，听到最多的话题是关于茶马古道的。
茶马古道是一部史诗，它的肚子里装满了沧桑的故事，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启迪。带着一颗朝圣之心，像收藏者一样沿着茶马古道去寻觅，我寻觅到了一块净土，选择了一个观察历史、观察世界、观察人生的最佳角度。神秘的茶马古道成了我表达情感的载体——在历史的遗迹里圆自己的梦。
在中华几千年的历史上，成都、雅安和康定是古代的几个大驿站和物流中心。从这里出发，茶叶、丝绸、棉花、香料、葡萄、苜蓿、胭脂、胡萝卜、辣椒、烟草、红薯、玉米、马铃薯……同时，西域各民族地区的土特产、马匹也从古道输入中原。“茶马互市”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存在，曾对国家的财政、军事、经济、文化和民族团结产生过十分重要的作用。想古代先人们有了行走的双脚，从东走到西、从内走到外。关于行走，尤其是茶马古道上的行走，其意义远比现实大得多。
拿成都来说，“天竺邛杖、蜀布路线”就是东到盐乡自贡和重庆、西到藏族同胞居住地、北连长安、南通云南的古商道。同时，它又借助茶马古道，可以抵达印度、尼泊尔和缅甸，甚至可以抵达波斯。川滇茶马古道因势而兴，直到建国后，随着公路铁路的修建，才逐渐衰落并消失。据考证，川滇茶马古道比丝绸之路还要早，古代的成都是中原进入西南边夷的最大关塞，中原与西南各民族的交流，都以它为中心。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月氏，十三年后，周游西域列国的张骞回到长安。他向汉武帝汇报了此行的所见所闻，在汇报中，张骞向皇帝说出自己的见识：“我猜测，大夏离我国一万两千多里，在西南边。天竺国又在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地的物品，应该离蜀地不远……如果从蜀地过去，既方便，又安全。”
于是，汉武帝派张骞带着礼物从蜀地犍为郡出发，去结交天竺。历史上，犍为郡是汉代时期的大郡，即今天的宜宾。张骞从汉代国都长安出发，朝西南走，到达成都后，沿着岷江经过今天的乐山到达宜宾，之后以便逆金沙江而上，到达今天的攀枝花，最后沿着茶马古道到达昆明，到达缅甸、泰国。
张骞的此次出行有收获也有遗憾。遗憾的是他没有走到天竺；收获的是，这次出行结交了西南地区的滇国等国家，使汉代与这些西南边夷国家联系了起来。
张骞的出使报告写进了《史记》。
张骞向汉武帝汇报后，司马迁记写下了汉武帝的想法：“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
张骞是汉代的信使，他不是商人，但他却在汉代与西域之间发现了巨大的商机。他设问，大夏为什么会有蜀地的产物？大夏在今天的阿富汗北部，大夏的蜀地产物是从今天的印度来的，那么印度的蜀物是从何而来的？于是他得出一个判断，毫无疑问这些蜀物是从茶马古道进入缅甸和印度的。
茶马古道以云南最为著名，但那只是古道的下游主干，这条古道的中游无疑就是四川，上游起点非长安莫属。事实上也是如此，古道从长安到成都后，路分两条：一条经雅安、汉源过大渡河、西昌、会理然后从攀枝花拉鲊渡金沙江上云贵高原，经永仁、大姚、祥云至大理，与云南通过缅甸茶马古道相连；另一条是从成都经乐山、宜宾跨金沙江进入贵州的赫章，再到云南宣威、曲靖、昆明、楚雄至大理。这两条路线为茶马古道的“天竺邛杖、蜀布路线”。
而蜀地的茶马古道并不仅仅只有通往印度这两条，还有一条路，就是我们现在最为关注的“川藏茶马古道”。
川藏茶马古道从成都到雅安，翻过二郎山到达康定（打箭炉），然后到达理塘、巴塘、德格、昌都、林芝、拉萨，最后到达江孜、亚东，通往尼泊尔、印度。川藏茶马古道山高路远，地形和气候条件十分恶劣，如果把物产直接运抵尼泊尔和印度，困难太大。所以，这条路更多地充当着四川与西藏之间的物流路线。中原战事需要与西藏交换马匹，藏地同胞则需要用马匹换回生活必需的茶叶、盐巴、棉麻丝绸等物产。
《史记·西南夷传》说：“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筰马是指筰都的马；僰僮是指僰人奴婢；髦牛即牦牛。这段记载向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早在汉代初年，四川人已经开始用当地物产和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特产作交换了。事实上，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司马相如已经为他开辟了道路。当时，朝廷派司马相如治理西南夷，他做得很成功，“邛、筰、冉、斯愉之君，皆请为内臣”，促进了民族大融合，被写进了后来的《华阳国志·蜀志》：“夷人冬则避寒入蜀。”
成都平原与藏区民间的物流、贸易、文化沟通一直存在，司马相如让它更为通畅。利用这条古道，把成都平原所产的茶叶、盐巴以及其他物产运往康定，再由康定的马帮驮运到藏地各区，换回军队所需的马匹；同时，藏商也会把当地的土特产输入内地。
张骞出使从犍为出发时，司马相如已过天命之年，这时的蜀地周边，汉藏物流、贸易、文化已经交流得如火如荼，正是得益于川藏茶马古道建立得最早、运输量最大、保持得最为悠长。甚至在今天，我们还可以在雅安、天全、汉源一带的山上寻找到蜿蜒曲折的古道，古道石板上依稀可辨那些背夫们用丁字拐砸出的坑洞。
川藏茶马古道是走出来的通商之道。背夫们一滴汗珠摔八瓣，背负着和自己体重差不多的茶包，一步一个脚印，谱写出可歌可泣的汉藏贸易、文化交流史。那些隐身于历史灌木丛中的羊肠小道，如镌刻于历史丰碑上的画面，见证了汉藏交流的全过程。今天，行走于古道之上，收集一些历史碎片，复述那些断壁残垣的故事，一定会引发人们内心那种欲说还休、复杂的情愫，这些古老的情愫，也就是我们很长的历史中沉淀下来的家园情感。
四川古称“天府之国”，是中国茶的原产地。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四川人已经将茶作为商品进行贸易。当时，蜀地的商人常以茶叶、盐巴和其他物产与大渡河以外的少数民族部落交换牦牛、骡马等特产。这一时期进行商品交换的道路古称“牦牛道”，也可算做最早的“茶马古道”。这条古道是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崃）、雅安、严道（荥经），逾大相岭，至旄牛县（汉源），然后过飞越岭、化林坪至沈村，过大渡河，经磨西至木雅草原（新渡桥、塔公草原）的旄牛王部落中心。沈村是进行交易的口岸。由于这个时期饮茶习惯还未普遍形成，茶叶在内地被视为药品使用，价高量小、尚不可能被藏地大量使用，输入藏地的茶数量有限。
到了唐代，吐蕃王朝兴起于青藏高原后，大力汲取周边地区的先进文化，认识到茶叶在汉藏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实行榷茶制，限定互换的物资，内地为茶叶，边疆为马匹。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颁布实行茶法的朝代。这种以茶易马的贸易形式，就是史学界所称的“茶马互市”。
唐宋时期的茶马古道主要为“青藏道”，即通常所说的“唐蕃古道”。唐蕃古道在前期主要是一条政治交往之路，后期则成为汉藏贸易进行茶马互市的主要通道。这条路东起长安，经青海、从四川西北角的邓玛（原邓柯县），过金沙江，经昌都地区、那曲地区至拉萨（逻些）。唐时期，茶马互市还未限定口岸。到了宋朝，朝廷则在熙、河、兰、湟、庆等州设置专门的茶马互市的市场，实行茶叶专卖的“引岸”制度，并在四川的黎（汉源）、雅（雅安）设立茶马互市口岸，专门供应康区茶叶。
到了元代，为了发展内地与西藏之间的交通，政府在藏区大兴驿站，从而使四川西部与西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大大延伸。
明朝政府特别重视茶叶在安定藏区、促进国家统一中的作用，制定了关于藏区用茶的生产、销售、贩运、税收、价格、质量、监察的一系列法规和制度，限制入藏茶叶的数量，抑制茶商投机行为。由于朝廷对朝贡者不仅厚赏崇封，赏赐“食茶”，还允许朝贡者在内地采购限额外的茶叶，从而使藏区宗教上层、地方首领纷纷朝贡求封，有的干脆直接奏称“今来进贡，专讨食茶”，返回时总是“茶驮成群，络绎于道”。为了加强与长河西、朵干思各部的关系，缩短运距，方便运茶，明太祖命四川官府劈山开道，开辟了自碉门（天全）经昂州（岩州，今泸定岚安镇）与大渡河至长河西（康定）的“碉门路”茶道，并于昂州设卫，驻军以保护茶道畅通。成化六年（1476年），又规定乌思藏、朵干思各部朝贡必须从“四川路”来京。于是，四川不仅成为边茶的主要生产地，而且成为了“茶马互市”的主要贸易区，形成了黎、雅、碉门、岩州、松潘五大茶市口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