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太嫩，我们公司经过十年的顺利发展没有经历过挫折，不经过挫折，就不知道如何走向正确道路。磨难是一笔财富，而我们没有经过磨难，这是我们最大的弱点。
——任正非《华为的冬天》2001年
发生在中国股市的激烈辩论以及蓝田、中科创业式的丑闻，在今后的几年里还将此起彼伏地上演，一直到2004年的夏天才会有一个阶段性的了结。【事实上，从2001开始，以吕梁崩盘为标志，资本市场上的庄家们已经陷入苦战，三年后倒塌的中国“最大民营企业”德隆集团董事长唐万新后来承认，“2001年之后，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处理危机。”企业界对流行了多年的“资本经营”也开始提出质疑，因一连串成功并购而当选2001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的华润集团总裁宁高宁在获奖演说中出人意料地说道，“中国企业界在过去制造了很多很有害的词，资本运营这个词是其中之最。你在所有的成功企业特别是西方的成功企业辞典里，找不到资本运营这个词。”】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宏大的时代叙述中。天才的英国女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曾经讲过一句很神秘的话，她说：“1910年的12月，或在此前后，人性发生了变化。”西方文学史家据此而将这一年份视为现代主义文学时代的肇始。在当代史上，2001年便是一个发生了“本质变化”的年份。
在后来的很多年里，当历史学家开始叙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往往会以2001年9月11日作为起点。这几乎是一个没有预兆的日子，美国时间上午8点45，一架波音767在飞离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不久后就被劫持，撞毁在纽约曼哈顿的标志性建筑――世贸中心的北楼，18分钟后，第二架飞机撞毁在南楼，曾经是“世界第一高楼”的世贸中心在浓雾中轰然倒塌，9点45，接着又有飞机被劫持后撞向五角大楼一角，此次连环袭击造成3646人死亡。“9·11事件”让美国陷入了极度恐慌，同时也引起了全世界的空前震惊。来自阿富汗的恐怖主义组织“基地组织”和它的领导人本·拉登宣布对这一事件负责。一个月后，美国随即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到2005年，美国再次以反对恐怖主义为由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9·11”彻底改变了人们，特别是美国人对世界的基本判断。《新闻周刊》把“9·11”看作是一个纯真年代结束的标志。在过去的10年里，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诸国的变色，人们已经从“冷战”铁幕中走出，一个新的以全球商业主义为核心、以经济发展为主旋律的国际秩序开始形成。每个国家都在适应这个新的现实，一些过去为自身古代文明而骄傲的国家现在争当“新兴市场”，过去超级大国的峰会甚至联合国大会的风光都让位给每年在瑞士举办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推动历史的力量似乎不再是战争、意识形态和权力政治，而是经济、资本和技术。然而，“9·11”的发生突然打断了这一切，本·拉登以极端的方式宣告了一种新战争形式的诞生——恐怖战，恐怖组织成为一支非国家、却对国际安全产生重大影响的力量。全球的政治格局重陷混乱，至今混沌未解。世界银行在本年度《世界发展报告》中说，“当意识形态的战争刚刚告一段落之后，东西方再次以宗教见解的分歧展开了对峙，这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将是更为深远的。”
如果说，“9·11”改变了美国对世界的态度的话，那么，也是在2001年发生的安然事件和世界通讯公司丑闻则让人们对美国公司的监管制度产生了质疑。安然是全球最大的能源公司，在《财富》杂志公布的2000年世界500强排名中名列第七，全年销售额超过1000亿美元，这家公司一直是华尔街竞相追捧的宠儿，它连续4年获得“美国最具创新精神的公司”称号，安然股票是所有的证券评级机构都强力推荐的绩优股，股价高达70多美元并且仍然呈上升之势。可是，就在今年初，它被发现存在财务报告作假的嫌疑，它的高管层一直在悄悄地抛出手中的股票套现，而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公司也深度参与到作假事件之中。到8月份，猜测被证实，安然股价大跌，到12月2日，安然不得不申请破产保护，安达信受牵累被迫放弃在美国的全部审计业务，并最终被肢解。与安然事件几乎同时发作的还有美国世通公司MCI的财务丑闻，这家全美第二大长途电信公司被发现在过去的两年里通过虚构营业收入、夸大利润等手法欺骗投资人。到2002年7月，深陷造假帐风波的世通公司以不堪负债300亿美元而申请破产保护，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宗公司破产案。
这就是2001年的美国。“9·11”事件、安然和世通丑闻以及余波荡漾的纳斯达克股灾，让这个全球第一大国的外交政治及国内经济突然变得动荡不已。也就在同时，在遥远的中国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一番景象。【在今年的美国商业界，唯一值得骄傲的事件是苹果公司的乔布斯推出了举世惊艳的iPod网络音乐播放器，它很快成为继日本索尼的walkman之后最受媒体垂青的新产品之一，在之后的6年时间里为公司股东增加了900亿美元财富】这里也正发生着几件重大的、影响长远的事情，不过却要喜庆和光亮得多。
今年7月13日，北京时间22点整，万众瞩目的2008年奥运会举办城市终于在莫斯科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中揭晓。中国的北京，加拿大的多伦多，法国的巴黎和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进入了最后的角逐。在一片寂静之中，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最终的当选城市，他只用雄浑的声音说了一个词：BEIJING!千里之外的华夏大地顿时四海沸腾、烟花满天。北京宣布计划投入2800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和场馆建设，中国社科院预测，在今后几年内奥运经济将使中国的GDP增加0·5％，一直到2008年，奥运会一直是中国宏观景气持续上扬的重要投资拉动和心理期盼因素之一。
10月7日，中国男子足球队在沈阳五里河球场以1：0战胜阿曼队，历史性地冲进了世界杯决赛圈。那又是一个无比欢腾的不眠之夜，足球是“中国第一体育运动”，男足出线实现了呐喊多年的“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梦想，它被认为是中国崛起的象征性事件之一。
11月10日，又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这天下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办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与会国家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代表中国政府在议定书上签字。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世贸组织总干事穆尔对新华社记者说，中国入世，是我一生最荣耀的时刻。
申奥成功、男足出线、加入世贸，这一连串的大喜事齐齐挤到了2001年，令中国人在新世纪的一开始就赫然有一种“大起”的感觉，一种前所未有的兴奋、幸福和满足感。也正因为如此，“2001是中国年”的说法不胫而走。
就在中国加入世贸的前后，预言中国的未来与走向成为全球经济圈最热门的话题。日本通产省在一份白皮书中首次提到，中国已成为“世界的工厂”，在彩电、洗衣机、冰箱、空调、微波炉、摩托车等产品中，“中国制造”均已在世界市场份额中名列第一。经济学家进而认为，中国公司将象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一样，开始征服全球的旅程。与此相关，“中国威胁论”也油然而生。
当然，跟上述观点完全不同的声音也出现了。一些学者预测，随着市场的日渐开放和跨国资本的席卷而来，早已摇摇欲坠的国营经济体制将不堪一击，那些老迈和缺乏活力的国营企业将很快被逐出市场，这将影响中国经济的宏观稳定和持续发展。一个名叫章家敦的美国华裔律师还出版了《中国即将崩溃》一书，声称中国经济繁荣是虚假的，在加入WTO后的强劲冲击下，中国的现行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坚持5年。投资银行所罗门美邦则预言，中国加入WTO的前5年将会出现4000万人失业，严重的就业压力将迟早把这个国家压垮。与此近似的论点还认为，中国以高投入、低产出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和巨大的能源消耗基础上的发展模式，正在步入死胡同，中国保持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长将难以为继。
若干年后的事实将证明，上述的所有预言都没有“自我实现”，中国的经济和企业成长，仍在按自己的逻辑曲折前行，而与那些过于乐观或悲观的猜想无关。自1991年费正清去世之后，西方主流世界再没有出现第二个客观而清醒地了解中国的经典观察家。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主编张力奋写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经济活力的一个标志是，几乎每隔几年，中外经济学家们就不得不换一套思路，采用新的语言或概念，来描述分析中国新的经济现象。中国经济的命运，正是在这些框架与概念的转换中，慢慢脱胎换骨，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共同语言日益投机，渐而接轨上路。”今年秋季，《纽约时报》采访《不确定的年代》作者、曾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约翰·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请他谈谈未来的中美关系，94岁的加氏刚刚从另一个正在崛起的东方国家印度归来，他用敬畏的口吻说，“在那里，我一半的知识是错的，另一半是没有用的。”对于中国，他说，“我们对中国的很多预言都仅仅是一已的猜想。”
WTO对中国的影响是一个持续而近乎漫长的过程，在渐进式变革的中国，从来没有一种变化是旦夕生成的。事实上，开始于1998年的“国退民进”便是应对这一变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国有资本集团的进退及重组无一不是根据WTO的市场开放时间表来制订的。对于另外一个利益集团――跨国公司而言，中国加入WTO也同样意味着战略的重大调整。在三个层面上发生的变化是显著的。
一是跨国公司的行业选择出现了微妙的转变，它们开始从竞争性领域进入到垄断或准垄断领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曾经发现了一个很独特的“中国特例”，一般而言，跨国公司进入发展中国家，往往会选择资源性的、与政府关联紧密、资本投入较大的领域，如能源、金融、电信等等，然而它们在中国的战略却全然不同，在改革开放的前、中期，进入中国的跨国企业绝大多数是在完全竞争市场领域，获得最大成功的是生产饮料和洗发水的可口可乐、宝洁，以及家电业的日本公司。很多欧美经济学家对此颇为不解。黄的解释是，跨国公司在一开始都从人口的数量上来想象中国市场，而国内企业又都不堪一击，其次，则是这些外国人还不知道如何跟计划体制中的政府官员建立关系，也不知道如何通过影响中央政策来博取利益。十多年之后，情形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2002年之后，黄发现的这个“规律”便失效了，在消费品领域跟中国新兴公司杀得难分难解的跨国企业――譬如在家电领域，如果不是本土企业犯下致命的错误，跨国品牌很可能全军覆没――开始转入到资源性行业，它们获得了优先的投资合作权；
二是跨国公司的金融性投资大大增加。2001年之前，在中国获得成功并广为人知的全是实业投资型企业，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被称为“门口野蛮人”的国际金融资本开始跃跃欲试，然而，由于中国汇率制度的独立性，它们很难找到切入的机会，1998年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对香港的狙击被证明是一次失败的试验。中国加入世贸之后，金融市场的开放被排上了时间表，各大跨国金融机构明显加快对中国的业务布局。就在2001年前后，汇丰、花旗、友邦、渣打等银行相继把地区总部从新加坡或香港迁到了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