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是中文，他没听懂。“什么？”他问。我又说了一遍。他叫来小彭。小彭不敢翻译，也不知怎么翻译，他刚来一年。我就自己用日语解释了。我已经在日本这么久了，老日本了，你欺负小彭这样的人可以，别想欺负我。小彭紧张地瞅桧木，他大概也看到了桧木的脸从红转到了白。我达到了目的。桧木爆发了。
“こんなやろう（你这个混蛋）！”他嚎叫一声，就要冲过来。
我也不示弱，迎过去。小彭慌了，跳到中间来，面朝我，拦我。我真气他，太窝囊了！我把他搡到一边去。“こんなやろう！”我也骂。
桧木倒愣了一下。日本人就是欺软怕硬。我反而更冲了过去。厨房里的日本人赶紧围过来劝阻，叫：“王さん，王さん，别这样！”
其中一个还说：“王さん，你怎么了？你是老师……”
我曾经在跟他们闲聊时，说自己在国内是当教师的。我知道日本人很尊敬教师，当初也有抬高自己地位的用意。可实际上，我作为教师，仍然被他们奴役。反而因为我有了这个空洞的地位，被束缚住了。他们经常会说：你是教师，就是有修养啊！教师怎么样？教师就该死？我是教师，你们多给我一分钱吗？我本来想说出来，但是这下，我不能说，说了显得我是要钱的了。他们提起我的教师身份，倒提醒了我的尊严。我说：
“我是教师！你们以为有钱就能雇教师吗？”
我瞧见桧木嘴巴在动，要说什么。我抢先说：“你要说什么？クビ？哈，我先クビ你！”
我也把手切到他的脖子底下。他缩了缩。我哈哈大笑了起来。“老子不干了，老子先炒你们的鱿鱼！”
我扭身就往外走，也忘了换下工作服。我瞧见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地站在哪里，谁都不会动了。小彭也愣在哪里。他大概也没想到我会这样吧？我平时太温和了，太窝囊了。我听见桧木在我身后说：
“好，你走，你不要再来了！”
他以为能吓住我？“当然不来了！”我应。桧木叫：“你把制服换下来！”
换就换，我还稀罕你这破衣服了？送我穿我还不穿呢！我换下了制服，感觉一身轻爽。我走了出去，忽然听到小彭叫：“王老师，你不要工资啦？”
是啊，我怎么把这给忘了？那是我的应有所得。但是我已经走到了门口，让我再回讨钱，显得小气。我正犹豫着，不知道桧木听懂了小彭的话，还是怎么了，他叫道：
“你被开除了！”
他是想夺回主动权，夺回面子？我不甘愿了。我回应：“是我开除你！”
桧木道：“那好，那你就是擅自离职！”
他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想吞我的工资？我记起来，他们本来还应多给我一个月工资的。我不能便宜了他！我回头了。我戳着桧木的眉心。他一定以为我要打他，退了退。我说：
“按劳动法，你应多给我一个月工钱！”
知道我不是要打他，他又猖狂了。他叫：“你是擅自离职，又被开除的，你也懂得劳动法吗？”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连本月的工钱都拿不到。是我违约的，然后又被开除。不是吗？日本人真阴险！也许他本就揣着这险恶用心了。我简直怒不可遏，冲过去揍他。边上的人马上为了过来，把我押住。这下他们有所准备了。有人在挂电话叫警察。我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我是一个黑户，警察来了，一查我身份，我就得被抓回去。我的心凉了。我拼命挣脱。桧木还在骂，我已经没有心思反击了。我终于挣脱了，逃到离他们远远的地方。我又回头道：
“我要告你！”
我发现桧木嘴巴一咧，笑了一下。“那你快去吧！快快回到中国去，你这个难民！偷渡客！难民！”
日本人总是这么说中国人。因为“六·四”后曾经有偷渡者伪装难民，倒成了他们的笑柄。在他们心目中，那些人勿宁真是难民，中国出来的难民，所以他们经常把偷渡客和难民混为一谈。我很惊愕。他怎么知道我的身份？我来这店找工时，他并没有让我出示身份证明，他怎么知道的？也许所有日本人心中都对中国人有着怀疑。他又喊了一句：
“快滚吧！警察快来啦！”
我几乎是逃着离开的。我想我逃时，一定完全暴露了我的怯弱了。这都是为了留在日本？这个鬼地方，我仍然还要留在这鬼地方！更大的屈辱袭击而来。
我被遣送回去倒没什么，可是我的女儿还在这里，我一走，她更完了。我都是为了她。我受屈受辱，也是为了她。可是她一点也不领情。我回到了家，她仍然对我不理不睬。我把发生的事对她说，我不能不对她说，我只有对她说。她忽然兴奋起来，说：
“爸，咱们不怕他！”
我望着她。莫不是我女儿懂事了？她又说：“爸，咱们完全可以拿起法律告他！”
我摇头。“怎么告？自己都是黑户，黑漆漆了！”
女儿说：“非法滞留的人，权益也受保护！”
“权益？”我笑，“什么是权益？权益是他们制定的，他们怎么可能保护我们？你不懂！”
女儿说：“我懂！即使我不懂，达ちゃん也懂，他是学法律出身的……”
“你别来提他！”我猛地跳了起来。怪不得你一下子兴奋了呢！你有机可乘了？你有心计了。可没有了良心。你父亲在外面为你受苦受冤，你却一个心思想着自己。都怪我从小给你太多了，让你太幸福了，你根本不知道体谅父母的苦心。你体谅过你爸的心情吗？“我还以为你懂事了呢！我要去求他？我要去求日本人？”我叫。
14
现在想来，我是太脆弱了。像一个长久焦虑的病人，经不起一点刺激。不，也许应该说，是我原来太自满了。我从小在学校，都是数一数二的好学生，和另一个同学轮流占着第一二名，总是被夸奖，这使得我们自负，之后遇到不如意，总是采用抵触的姿态，难以接受现实，也造成了脆弱。那个跟我竞争第一的同学，大学没考好，后来疯了，后来自杀了。
其实我也一直有着要发疯的倾向。妻子有时候会骂我：“神经病！”其实我的这个国家，整个民族不都是这样吗？近乎敏感的自尊心和争强好胜心，乃至崇尚野蛮。那句著名的“物竟天择，适者生存”，就是出自我家乡人之口的。他叫严复。也许他只是译介，那是西方的社会达尔文学说，但是他所翻译的书并不是宣扬丛林法则，而恰恰是批判它。但是对一个贫弱的民族，丛林法则恰恰是一剂强心针。儒家文化缺乏现实与理想的紧张感，也因此没有调节它们的平衡杠杆。儒家伦理缺乏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紧张状态，缺乏自然与神、伦理要求与人性弱点、世俗行为与超俗的补偿以及宗教责任和社会现实的紧张，使得我们没有可能培养出克服外界的精神力量。
即使遵循丛林法则，也许我也应该听从女儿的意见。佐佐木对我是有用的。但是我不能拿女儿去交换。拿什么交换都可以，就是不能拿女儿交换。就连动一下这念头都是对我女儿的玷污。但是女儿她却还在坚持，自己送出去让人玷污。她又要再说，我叫：
“你怎么这么贱啊！”
女儿叫：“什么贱啊！我只不过说，佐佐木可以帮我们。好啦你不愿意，就算我没说，又不关我的事……”
她居然这么说。这是第一次。原来她只是不听话，即使只是抵赖，现在她把我开除出局了。我只是局外人。这只是我的事？我是因为谁才有了这事？要是没有你，我怎么都自由自在！她一甩手坐到自己的铺位上，冷漠得让我寒心。
“不关你的事？是我的事？你可以分清我的你的了，是不是？你可以独立了是不是？”
我摔了她一巴掌。她没有躲开。这下她只是把头埋下了，埋在臂弯里。这显示了她的坚硬，这是她坚硬的反抗。看你反抗！看你反抗！“好啊你有靠山了！有人支持了，有新靠山了！这靠山是谁？谁支持了你？是谁？是谁？”
我明知故问。我当然知道那是谁。不仅是佐佐木，还有他背后的整个背景。那是比一个人远要强大的，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它可以随便不给你工钱，可以随便贱卖你，它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它有绝对的势力。其实那天佐佐木敢跑来见我，不就是仗着这个势力吗？你是个中国人，我是个日本人，还摆不平你吗？所以女儿完全被摆平了，被魅惑了。这是残酷的现实，我当然知道，但我希望从她嘴里说出来，这样就更加残酷了，就会更刺激我，我要制造突破口发泄。
但是她不说。我就再打。“你说！你说！”
她突然抬起头来了，头发乱乱地抓花了她的脸，头发全湿了，她满脸是泪。但是她昂扬道：
“说就说！就是佐佐木！”
好啊，还如此猖狂！我爆发了。我伸手去撕她的嘴，看你还敢说！还敢说！她躲闪，埋头。我就摁住她的头，一手抄下去，寻她的嘴。我看不见她的嘴，我只寻窟窿，有窟窿就插进去，惩罚她，让我发泄，让我畅快。我迫不及待得像个强奸者。
她挣扎，摇头，咦咦咦地叫。我抓到了湿湿的东西，那是她的眼泪吧。我抓到了粘滑滑的东西，和眼泪搅在一起。我终于碰到了更多的水，立刻有摸到了一个洞。可是她立刻又摆脱开了，留下我满手又湿又粘，又脏又臭。我从来没有觉得女儿这么脏。
我无能为力了。这么脏的东西，不要也罢！我何必这么费劲？我可以把你整个丢出去，丢掉！我把她整个抱起来，端出去。门一开，外面已经满是人了。见我这架式，纷纷劝阻。水仙嫂直接从我手上把女儿抢走，她是个粗壮的女人，我的力气还不如她大。她也把我女儿端着，进了她的隔间。女儿这才趴在她身上哭了起来。
水仙嫂把布帘拉上。听见水仙嫂在叹息：“你也是，就为了那个日本人？”
女儿应：“日本人又怎么了？”
“日本人有什么好？”
“有什么不好？”
“我说不好就是不好！”我叫。
水仙嫂道：“你爸说的有道理。日本人有什么好？大男子主义，没心肝，嫁给日本人，要倒霉的！还是听大人的话，不会错。说白了，日本人就钱好，有钱，但是我们既然已经出来了，我们也会有钱的，犯不着去贪他这个……”
“我又不是贪他钱！”女儿冤枉地叫。
“那你贪他什么？”我问。
没有声音。她一定要说，爱他，但她说不出口。“他对我好！”她终于找到了一种替代说辞。
“好个屁！”我叫，“你懂什么？他凭什么对你好？他凭什么要你？”我当然也知道佐佐木为什么要我女儿，这是我忌讳的。但我想戳自己的痛处。我叫：“就因为你漂亮？操！”
我第一次把“操”用在女儿身上。“就因为你的脸蛋、身体！”身体！我一阵颤栗。我又感觉到那粘粘糊糊的又脏又臭的身体了，那身体里还有对佐佐木的爱汁，简直猥亵！我又畏缩地转移话题：“但是再怎么样，你都是难民的女儿！”
我说“难民”，是为了更直接。这词更直接代表了下贱。
女儿瞪大了眼睛。我很满足。她叫：
“我不是难民的女儿！你也不是难民！”
我确实不是难民。但我连难民都不如。想想当初多少人渴望当难民，假装越南难民啊！难民被关在集中营里，还有滞留资格，还不怕警察抓，还有种种权利。我没有。“我连难民都不如，你就是连难民都不如的人的女儿，也比难民更下贱，这个身体不仅肮脏，还下贱。不如死了好！”
我又冲过去，拽她，让她去死。她不死。大家又慌忙阻拦。我嚎：
“你们别拦我！别拦我！她是我女儿，让我把她杀了算了，就当我当初没生！”
但是他们人多势众，还是把我控制住了。
晚上水仙嫂不让我女儿回来，说就跟她一起睡。我也乐得轻松，反正就当我没有生这么个孩子。我撂下一句话：“你就永远别回来了！”关门睡觉了。
半夜里，被敲门声吵醒。是水仙嫂的声音。声音很惊慌。她叫我女儿不见了。
我噌地跳起来。
到走廊找，没有。到厕所找，也没有。我的心发毛了，该不会真去死了？
大家也跑出来了。“怎么了？又跑了？”大家说“又跑了”，倒让我心安了，想到几天前她跑了一回。但就能说明这次也只是逃跑吗？没有任何迹象证明。大家又把楼里各个角落都找了遍，又跑下楼去，在楼的周围找，还特别细心查了所有的电线杆，外侧，内侧。仍然没有。
老蔡说：“快去查查她东西，还在不在？”
我被提醒，跑进屋，才发现她的包不见了。怎么可能？难道她走前偷偷溜进来过？她有钥匙。锁是圆锁。说明她是逃跑了，要是去死，还用得着带东西吗？
没有留下任何联络线索。她有一个小本子，记着电话和地址，但是没找到。王国民叫：“还用找？肯定是去那日本人那里了！”
我一愣。我居然没想到？我真是昏了。
王国民又道：“肯定是被那日本人拐走的！”他不愿意说是我女儿自己投奔去的，我知道，他总是要护着她，好像他比我跟我女儿更亲似的。可我是她爸，正因为我是爸，我不严把死守，谁来严把死守？
我说：“根本就没见那小子来！”
他说：“不可以打电话？”
水仙嫂说：“电话？我没电话，她也没电话。再说，电话响了我还不知道吗？”
王国民仍然道：“说不定白天就已经串通好了呢！日本人狡猾得很，矮子就是狡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