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会意字所表名词处于认知的基本层次范畴的上位层次时，对它们进行义界，往往采用处于基本层次范畴上的它们的下位概念加上修饰限制概念来进行。也就是说，对于具有一定抽象、概括性的集体名词的理解，先民常常用从属于这一集体名词的具有类典型特征的个体名词来表征。例如：
牡，畜父也。从牛，土聲。（《说文·牛部》）
牝，畜母也。从牛，匕聲。《易》曰：“畜牝牛，吉。”（《说文·牛部》）
按：许言“牡”、“牝”为形声。商承祚、郭沫若据甲骨文字，皆谓所从之“土”、“匕”实牡器、牝器之象形。参商承祚《甲骨文字研究》；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祖妣》。则“牡”、“牝”实会意字，分别表示公畜、母畜。“畜”是其类名，“土”、“匕”为种差。然而由于“畜”从认知的角度来说较为抽象，不属于基本层次范畴，因而在甲骨时代，先民曾先后为马、牛、羊、犬、豕、鹿等动物的雌雄体分别造字，这反映了早期先民思维重分析的特点；但这种做法太琐碎，不经济，因而到小篆时期，逐渐过渡到以畜类中具有代表性的“牛”符为典型范畴，来表示所有的“畜父”、“畜母”。
兵，械也。从廾持斤，并力之皃。（《说文·部》）
按：段注：“械者，器之总名。”则“兵”为兵器的总名。总名为集合名词，比较抽象，原始思维的特点是具象而直接，因而可以想见，在原始先民的思维中，集合名词“兵”可能并不在认知的基本层次范畴内，说到“兵”，在他们大脑中首先想到的可能是一件件具体的兵器：刀、斧、戈、矛、弓、矢等。“斤”为古代砍物的工具，最初多用于砍木，与斧相似，比斧小而刃横，也用于作为兵器。周纬《中国兵器史稿·周代劈砍长兵（斧、钺、戚、斤）》：“斧之用为直劈，斤之用则为横断也。”“斤”出现很早，在甲骨文中就有很多“斤”字，从斤之字，“斧”、“斨”与“斤”相似，也是一种兵器；“斫”、“斬”、“折”、“斯”、“斲”、“斷”等皆为攻击性很强的动作。可以推想，“斤”在先民的意识中，是一种十分典型的攻击型兵器，因此在表示兵器的总名“兵”时，就选择最具典型性的种名“斤”加上双手握持的动作“廾”来表示。
寶，珍也。从宀从王从貝，缶聲。（《说文·宀部》）
按：“缶”亦表意。李孝定谓“缶所以贮贝玉者”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第七。。《汉语大字典·寶》认为“缶即缽本字。最初为人所宝重，故宝古字作‘’，是会意兼形声字”。“寶”之类名抽象，故例举其典型范畴“玉”、“貝”、“缶”以表之。与上面“牡”、“牝”不同的是，“寶”中充当类名的“个体名词”有多个，具有例举的性质。
之所以会出现以个体名词代替类名的现象，是因为作为类名的释词一般应为解释者和接受者共有知识经验中的基本层次范畴概念（此类概念容易为更多的人所认知），当被释词的类名超出基本层次范畴时，解释者就会倾向于从基本层次范畴中搜索一个或多个具有类的代表性的个体概念来临时代替，这就是类典型概念。认知语言学认为，语义范畴呈现出放射性链状结构，其核心成员较非核心成员具有更强的类典型性，参杨忠、张绍杰《认知语言学中的类典型论》，载《外语教学与研究》1998年2期。因而也就具有更强的代表资格（如“牝”、“牡”中的“牛”，“兵”中的“斤”，“寶”中的“玉”、“貝”、“缶”）。当然这些类典型概念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在不同的文化中是有所区别的。
《说文》中这种类型表名词的会意字仅有6个，说明这种释义方式只是一种变通的方式，使用得并不普遍。
4.1.5所表名词＝相关概念＋修饰限制概念
《说文》中属于这种取象—表词模式的会意字有42个，约占表名词会意字总数的8.62%。
这儿所谓的“相关概念”是指在上位、同位、下位关系之外，与会意字所表名词处于同一认知模型并具有替代功能的概念，如整体与部分、材料与成品、同类事物之间以及文化上具有相关性的事物之间等。例如：
杓，枓柄也。从木从勺。（《说文·木部》）
按：段注：“枓柄者，勺柄也。勺谓之枓，勺柄谓之杓。”勺柄为勺的一部分，会意字“杓”以字素“勺”与表质料的修饰性字素“木”组合表示勺柄，是以整体指代其组成部分。
禾成秀也，人所以收。从爪、禾。（《说文·禾部》）
按：“”即“穗”，为禾本科植物花或果实聚生在茎的顶端部分。在“”中，以其整体“禾”指代部分。加“爪”，是为了表示会意字所表之词为“人所以收”。
枰，平也。从木从平，平亦聲。（《说文·木部》）
按：段注曰：“谓木器之平偁枰，如今言棋枰是也。”“枰”指棋枰、棋盘，因多为木制，故以材料“木”指代其制成品棋枰。字素“平”则表示棋枰的外观特点，是修饰限制概念。
笱，曲竹捕魚笱也。从竹从句，句亦聲。（《说文·句部》）
按：“笱”为篾制的捕鱼笼子。因难以找到一个简单的常见字素表示其上位概念，所以选择一个基本层次范畴中表材料的概念“竹”作为核心概念。由于“笱”的特点是口大颈小，颈部装有倒须，腹大而长，鱼入而不能出，从外形上看是一个弯曲的器具，所以用表弯曲义的“句”作为修饰限制概念。《说文·句部》：“句，曲也。”
墨，書墨也。从土从黑，黑亦聲。（《说文·土部》）
按：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古者，漆书之后，皆用石墨以书，《大戴礼》所谓‘石墨相著则黑’是也。汉以后，松烟、桐煤既盛，故石墨遂湮废，并其名人亦罕知之。”可知“墨”本指石墨。石与土为同类事物，故以“土”代“石”作为构形字素。字素“黑”则从颜色上加以限制。
醢，肉也。从酉、。（《说文·酉部》）
按：“醢”为肉酱。《说文·酉部》：“，鹽也。从肉从酉。酒以和也。爿聲。”则酒（酉）与醢为类属于饮食的同类事物。而“”则为盛醢之瓯器（徐铉说）。
神，天神，引出萬物者也。从示、申。（《说文·示部》）
按：高田忠周以为“神与電盖亦同意。電训阴阳激燿也，从雨申声，其古文唯当作申”高田忠周《古籀篇》九。；马叙伦谓“申为電之初文。春则電发，而物生于春。初民以電为阴阳激燿，不可测度，而物随電发以生，故以为神。始即借申为神，后乃加示旁为神鬼之本字”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卷一。。则古人关于天神的概念来源于神秘的雷电（申）现象，是为文化上之相关。
祖，始廟也。从示，且聲。（《说文·示部》）
按：许氏以“祖”为形声，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它是会意兼声字。甲金皆以“且”为“祖”。郭沫若以为“祖妣者，牡牝之初字也……是则‘且’实牡器之象形”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祖妣》。；杨联升谓“祖妣（且匕）二字，本与生殖器（灵根）崇拜有关”杨联升《古史札记两条》，载《中国文字》新卷十二期。。则“祖”之本义为祖先，“始庙”乃引申义。“灵根”与“祖先”在文化上相关。
以上，“杓”、“”二字属于整体代部分，“枰”、“笱”二字属于材料代成品，“墨”、“醢”为同类事物之间的指代，“神”、“祖”则是文化上具有相关性的事物之间的指代，总之，这些会意字都是以所表名词的相关概念作为构形字素来加以指代。这和修辞上所讲的“前面来了个红领巾”之类的所谓“借代”是一个道理。不过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说，所谓“借代”，不仅仅是一种特殊的修辞手段，它更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思维形式，即用同一认知模型中的一个范畴激活、映射到另一个范畴，认知语言学赋予这种现象一个新的名称——转喻（metonymy）。它一般是用一个基本层次范畴中的概念激活同一认知模型中的非基本层次范畴概念，以达到认知的目的，如以基本层次范畴概念“勺”、“禾”、“木”、“竹”、“土”、“酉”、“申”、“且”激活同一认知模型中的非基本层次范畴“杓”、“”、“枰”、“笱”、“墨”、“醢”、“神”、“祖”。通过这类映射，再辅之以代表修饰限制概念的字素，可以导引人们认知的路径，引发大脑中相关知识点的联结。转喻产生的动因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接近联想（在时间或空间上同在或相继的事物间的联想）”参许嘉璐《论同步引申》，载《中国语文》1987年1期。。当然，这里除了时空上的接近外，还应补充意念上的接近关系。
4.1.6所表名词＝同质概念的组合（修饰限制概念缺省）
《说文》中属于这类取象—表词模式的会意字有23个，约占表名词会意字总数的4.72%。
这儿所说的“同质概念”是指所有构形字素都与会意字所表名词性质相同的概念，包括会意字所表名词的上位概念和下位概念这儿我们不提同位概念，因为相同同位概念字素的组合，如“余—”、“某—”那样的，一般看作繁简体的重文，不当作会意字来处理。。构形字素中缺省修饰限制性概念。
这类会意字一般由多个相同的表示其上位概念或下位概念的字素重叠而成，只有一个会意字是由不同字素组合成的。
先来说说构形字素是会意字上位概念的情况。《说文》中这类会意字一共有14个：玨、雔、屾、豩、沝、灥、、斦，茻、雥、林，毳、焱。我们可以将它们分成三组：
前8个字为第一组，它们重叠的构形字素数量实指。如：
玨，二玉相合爲一玨。（《说文·玨部》）
雔，雙鳥也。从二隹。（《说文·雔部》）
灥，三泉也。闕。（《说文·灥部》）
中间4个字为第二组，它们重叠的构形字素数量虚指，都表示数量多。如：
林，平土有叢木曰林。从二木。（《说文·林部》）
雥，羣鳥也。从三隹。（《说文·雥部》）
最后2个字为第三组，它们所表的词与构形字素的数量没有直接的关联：
毳，獸細毛也。从三毛。（《说文·毳部》）
焱，火華也。从三火。（《说文·焱部》）
以上三组字，构形字素皆属认知的基本层次范畴（如“玨”中的“玉”，“毳”中的“毛”），为会意字所表名词的上位概念；会意字所表名词则是基本层次范畴的下位概念（如“玨”、“毳”）。实际上，它们采取的也是“属＋种差”的认知模式，只不过它们的种差不是通过起到修饰限制作用的专门字素直接充当的（如“仨”、“駟”中的“三”、“四”），而是采用字素重叠的方式间接达成的。这体现了认知上的数量象似性。它们通过字素在空间排列上重叠的方式，反映了先民的数量观念由具象到抽象的演进过程。二“玉”、双“鸟”、三“泉”在人类原初意识中是以物象在空间上的重叠图像形式而非“数词＋名词”的语言形式再现的，“玨”、“雔”、“灥”就是对这种原初意识再现形式的真实摹写。《道德经》中所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反映了华夏先民对数量关系的一种看法，数量的重叠会在认知上产生数量众多的感觉，这就是“林”、“雥”、“”等字通过字素重叠方式表示事物数量众多的心理基础（释词中的“丛”、“群”、“众”皆表多之词）。“毳”、“焱”二字所表之词表面上看与字素的重叠没有直接的关联，然而如果从心理层面上观察，它们之间还是有着间接的联系的：毛细则密，密则多也，故表之以三“毛”；火盛则火花明显，表现火盛，莫过于字素“火”的重叠。
接着我们来谈构形字素是会意字下位概念的情形。“”、“蟲”、“卉”、“賏”、“艸”、“絲”裘锡圭认为“‘艸’和‘絲’跟它们的偏旁是繁简体的关系，应该看作象物字”，而不应该作为会意字。（参裘锡圭《文字学概要》，133页）我们认为，在甲、金等古文字系统中，这种论断可能是正确的；但在小篆系统中，由于“屮”、“糸”被赋予了不同的读音，意义上也有了一定的区别，也就是说，所表已非同词了，因此我们仍然将它们当作会意字。只有像“余—”、“某—”、“—”这样音义全同、所表同词的重文，我们才看作繁简体的关系。等会意字所表示的是某些事物的类名、总称，而其构形字素则是这一类名的下位概念。如：
蟲，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从三虫。（《说文·蟲部》）
按：“”、“蟲”皆类名。《尔雅·释蟲》：“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邢昺疏：“此对文尔，散文则无足亦曰蟲。《月令》：‘春日，其蟲鳞。’郑注云：‘龙蛇之属是也。”则“”、“蟲”可泛称所有动物。又《说文·虫部》：“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臥形。物之微細，或行，或毛，或蠃，或介，或鱗，以虫爲象。”“虫”取象于蝮，甲文正象蛇形。许慎的说解说明“虫”在表意上有泛化倾向，行、毛、蠃、介、鳞皆可表。为表“蟲之总名”，“”、“蟲”两个会意字取象于具有类典型性特征的下位概念——表蝮蛇的“虫”——为构形字素，并通过重叠的方式强化自己类名的意味。
卉，艸之緫名也。从艸、屮。（《说文·艸部》）
按：《说文·屮部》：“屮，艸木初生也。象丨出形，有枝莖也。古文或以爲艸字。”又商承祚《〈说文〉中之古文考》：“屮、艸本一字。初生为屮，蔓延为艸。”则“屮”为初生之“艸”。要表“艸”之总名“卉”，就取象于处于基本层次范畴概念上的下位概念“屮”并重叠之。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三屮亦众多意。”以数量之众多表示总名。
賏，頸飾也。从二貝。（《说文·貝部》）
按：徐锴《说文解字系传》：“賏，蛮夷连贝为缨络是也。”段注：“骈贝为饰也。”虽颈饰不必定为贝制，然贝制者为较原始且具典型性特征者，故“賏”取其下位概念“貝”重叠之，表颈饰之概称。
由上可以看出，由于表示类名、总称的上位概念相对较为抽象，先民往往采用其具有类典型特征的处于基本层次范畴上的某一下位概念的重叠形式来表示。重叠形式由数量的实指到一般的表示数量众多再到表示抽象的类名，符合人们对于事物特征由具体到抽象的一般认知发展过程。总之，基本层次范畴作为认知的起点，起到了解释其上位和下位概念的中介的作用。
这里，我们还有必要补充说明一个特殊的、不以重叠形式而以例举下位概念形式表示的表类名的会意字“”（戎）：
戈，兵也。从戈从甲。（《说文·戈部》）
按：“兵”指兵器。古之兵器众多，“”（戎）乃其总名。《礼记·月令》：“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郑玄注：“五戎谓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这一总名是在各种具体兵器的基础上抽象出来的，对它进行义界，常常使用例举法，造字者于是取象“戈”、“甲”段注：“《金部》曰：‘鎧者，甲也。’甲亦兵之类，故从戈、甲会意。”段将“甲”理解成铠甲。徐中舒则将“甲”理解成盾牌（参《甲骨文字典》卷十）。不管是“铠甲”还是“盾牌”，都是防御性武器。这两种最常见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兵器作为代表：戈用于进攻，甲用于防御。从认知的角度来说，人们对于某一类名的了解，是建立在具体可感的具有类典型特征的个体的基础之上的。与上面“蟲”、“卉”利用下位概念重叠形式表示类名不同的是，“”列举了两个不同的下位概念来表示其类名，二者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4.1.7所表名词＝修饰限制概念的组合（同质概念缺省）
《说文》中属于这类取象—表词模式的会意字有110个，约占表名词会意字总数的22.59％。
同质概念和修饰限制概念共同组成了释词的语义框架。其中，同质概念是主干，修饰限制概念是依附于主干的辅助成分。但在下面两种情况下，表名词会意字的语义框架会缺省表示同质概念的主干成分，而完全由多个修饰限制概念组合的辅助成分作为构形字素：
（1）当所表名词的同质概念不属于认知的基本层次范畴时，会意字会缺省其同质概念，选择修饰限制概念的组合来造字。这儿的“同质概念”主要指上位概念，因为人们认识事物的一般思维模式是先将其纳入一定的类属范畴（上位概念）中。当其类属范畴超出了认知的基本层次范畴，亦即不属于常用词时，它就失去了作为释词的资格。这时造字者常常会选择与所表名词属于同一认知语义框架下常用的修饰限制概念组合来造字。例如：
艸，糞也。从艸，胃省。（《说文·艸部》）
按：“”即“屎”。《玉篇·艸部》：“，粪也。亦作‘矢’，俗为‘屎’。”其实“屎”字在甲骨文中就出现了，作“”，为人（尸）遗屎形，那是象形的同位字素加上修饰限制性字素造的字。“”字则不同于这种写实的直接表现法，它通过迂回的描写间接表意。“从艸，胃省”，意即胃中的草，它经过胃的消化以后即变为粪便排出体外。“胃中的草”是“屎”的来源，来源和结果处于同一认知框架中，这是以来源表示结果的例子。
初，始也。从刀从衣。裁衣之始也。（《说文·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