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巧合。这里的巧合，是指传统社会中政治现象与自然现象的某种对应，按照阴阳家的观点来解释，即所谓的天人感应。在传统社会里，这些巧合由于被附加上了种种神秘的解释而显得扑朔迷离。关于这些，正史杂著记载甚多。但是也有人不信邪，所以平时看起来是不吉的凶兆，也就不是凶兆了。
第一个例子是商王朝的第23位王武丁。武丁是中兴之主，他即位后，在傅说（yuè）的辅佐下，将商王朝再一次带入欣欣向荣。
有一次，武丁在太庙祭祀开国之君成汤，可能是祭祀品太丰盛了，有一只野鸡飞来，停在鼎耳上鸣叫。武丁不知何意，非常恐惧。大臣祖己对他说：“大王不用担忧，重要的是处理政事。”接着，祖己又对武丁讲了一番道理，大意是“上天检查一个人，主要是以道义为标准。若有人不顺从道德，做出错事，等到上天降下旨意纠正他的德行时，那就太晚了。大王你只要以民为重，辅之以正常的祭祀，抛弃那些歪门邪道，就不会有违天意了。”武丁是个英明的君王，听了祖己的话后，安心修德从政，商王朝再次振兴。
关于武丁还有一次化险为夷的记载。
有一次，朝堂之上忽然长出桑树和构树，7天之内就长成两手合围那样粗。武丁召见他的相来问，相说：“我虽然知道这件事，但不能说。”武丁又去问祖己，祖己说：“那桑树构树，是野生的东西，而现在长在朝廷中，意味着王朝要灭亡了！”武丁一听很恐惧，于是小心谨慎地治理国家，修改政治措施，改善操行，于是桑树和构树消失了。3年之后，远方诸侯来朝，他本人享受了百年福分。
关于武丁化解凶兆的说法，西汉的王充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凶兆或祥瑞一旦出现，就如黄河入海一样“不可禁”，“善祥出，国必兴，恶祥出，朝必亡”，是人力无法支配的。所以，桑树和构树在朝廷长出，商朝灭亡的预兆已出现，即使修政改行，也于事无补。
王充的说法今天听起来就是废话，因为商朝最终还是灭亡了，如果把武丁时期的凶兆解释成应验在他子孙身上也说得过去。当然，这种解释纯属附会。商朝的灭亡和任何一个朝代的灭亡一样，都是人的问题而非天作怪。
武丁死后，又传了五代，到了武乙。武乙荒淫无道，他曾自己用木头做了个偶像，把它当做天神，然后叫一个活人在这个“天神”身边出招，陪他赌博。“天神”败了，他便将一个装了血的皮革袋子吊在其头上，自己用箭射皮袋，让血淋在木偶身上，以此羞辱天神。他把这种行为称为“射天”。
也是凑巧，有一次武乙去黄河和渭水之间打猎，遇到雷雨天，被雷劈死。人们认为这是他的品行惹怒了老天。商王朝在他之后又传了3代，到他的曾孙辛（也就是臭名昭著的商纣王）时，商王朝走到了尽头。
相似的例子还有唐太宗李世民。
史书记载：“贞观元年，关中饥；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以玄学的观点来看，这些灾难是实实在在的凶兆，但是对于唐王朝来说并没有给其带来灭顶之灾。唐太宗在这时表现出一个伟大领袖的素质，在他的治理下，老百姓虽然缺吃少穿，背井离乡，但并没有抱怨。到了贞观四年，天下大丰收，背井离乡的百姓都回到了家乡，整年判死刑的才29人。全国各地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灾难反倒拉开了伟大的“贞观之治”的大幕。
到了贞观十一年，因下大雨，致使谷水漫溢冲进洛阳城，洛阳宫中水深五尺，冲毁19座宫庙佛寺，湮没700余户人家。李世民认为是自己德行亏缺，上天降下灾祸，准备吃素，并让大臣们上奏章，指出自己的过失。中书侍郎岑文本上奏章说了一番“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道理后，提出，雨水造成的灾害，只是常见的自然现象，怎么能说是上天谴责？只要皇帝多加思考，不懈怠，那么完美的道德就能与三皇五帝一样高，国家的气运就会跟天地一样长久。即使桑树、构树作怪，龙蛇作孽，野鸡在鼎耳上鸣叫，晋地的石头开口说话，也能变祸害为福气，变灾难为吉祥。
岑文本的话一语道破了“凶兆”和“祥瑞”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