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回到庙下，与他的出走整整相隔了十年。
至今人们还喜欢把老虎当时回来的情景当笑话讲。说老虎回到庙下，竟让许多人不认识了，穿着四个兜的干部服，扮相说话都是干部模样。他把自己的儿子叫爹当成是叫别人，惊得红着脸甩手摇头。秀好好伺候着都不中，竟然独自把铺盖卷搬到了打麦场上的场房屋里去住。
人们经常看到光光的打麦场上，孤独的老虎背着手若有所思地来回走动。他经常心事重重地背着手走路，一语不发地在街巷里独来独往，即使有人打招呼，也从来不愿意侧目一顾。这在老百姓眼里很滑稽，像个无所事事又自认清高的闲汉，人们背后都叫他假斯文。
秀一天三顿让三个孩子按时送饭去场房屋，大大小小的三个孩子拉拉扯扯晃晃荡荡地提着饭罐，一路走过街道去给他送饭，像一道抢眼的风景。人们早已接受了秀的存在，可秀怎么对老虎人们却不是很明白的——就这样地熬了十年，毫不抱怨地披个名儿当媳妇，如今把人等回来了，却还要受冷落？人们对他的行为很不解，对他这多年的经历十分地好奇，纷纷猜测，他在外面都干了些什么呢？他扑朔迷离的经历成了庙下人探究他这个人的津津乐道的话题。
孙老大曾经捋着花白的大胡子去打麦场里问过他：“孩子，你一去十年不见面，说回来突然就回来了，也不说说这十年都是咋过的？是有啥说不出口的？”
老虎很惆怅地叹息了一声，摇着头告诉孙老大：“一言难尽，又觉得无话可说。”
孙老大觉得这个已经步入壮年的孩子，心里肯定装着不可示人的苦衷。告诉他：“想说就说，不想说不说，既然人都回来了，日子还得正经过。”
老虎说：“俺知道。”
孙老大扫了一眼场房屋，和善地说：“你住在这里，就是不知道。”
老虎说：“俺知道了。”
孙老大说：“不听老人言，必定受艰难。”
老虎说：“俺知道了。”
孙老大皱着眉头看了看他，脸上陡然就挂上了威严，说：“你知道啥呀？知道自己有家吗？”说完，撅着胡子背着手气呼呼地走了。不大一会，过来几个小伙子，说是大爷让来的，不由分说将铺盖收拾收拾，连拉带扯把他送回了清真寺。
老虎进了家，秀看见，扑哧一声笑了，好像老虎离开的十年就像是一夜。她一边赶紧去接着铺盖，一边招呼着叫孩子们快点把老虎拉住，还诙谐地说：“快拉紧你们的爹，拉不住又跑了。”在孩子们高兴地扑向老虎的时候，秀也忍不住咯咯地笑，幸福好像一下子就扫去了这个女人的辛酸。
夜深人静的时候，秀盘住他逗引着非要问问这个一走十年不照面，回到家连个囫囵话也不说的男人，十年时间究竟都干了些什么。
老虎不耐烦地说：“你就别问了。”
秀纠缠着说：“不说能挡得住脑子不去想？说出来了就不想了。”
老虎气呼呼地问：“俺带你回来的时候是俩孩子，这咋变成仨了？”
秀捂着嘴笑，说：“还不是当年你种下的，咋，过十年回来就认不得长出的苗了？”
老虎心里咯噔一下，脑子里顿时一片苍白，无语地陷落在黑夜中。
秀说：“你一走十年，不回来也无音讯，是出门忘记带良心了吧？”
老虎说：“谁承想是这样嘞，你还真把这儿当家了。”
秀说：“你想得美，俺前边带着两个没爹的，肚子里再装着个有爹跟没爹一样的，叫俺上哪儿去？俺是狗皮膏药，贴上就甭想揭掉。”
老虎流泪了，这个温存的女人给了他热扑扑的感觉！当初走的时候，对秀的记恨全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了。他说：“俺当初一直认为是被你逼走的，你咋就没有给俺作证呢？你就顺嘴说句含糊话，俺也不会那样匆匆离开家呀。但现在俺已经明白了，想证明自己很难，说假话的包袱压在俺一个人身上，总比压在咱两个人身上强。”
自古以来庙下就是个商道上的集镇，走东去西、南来北往的各色人等都见惯了，可就是没有见过诗人，甚至没有听说过。老虎的“诗人生涯”出现在这里，不能不让人见怪。老虎有一个军用挎包，挎包里装着手绢、笔和纸，还有几本他需要常常翻开仔细琢磨的杂志。他常常嘴噙着笔杆坐在已经渐渐荒废的寨墙上，很多时候也掂着个纸本本徜徉在村子外的田垄上，这在习惯了忙碌的农人们看来很刺眼。
开始还有人问他：“老虎，你这是在忙吗？”
老虎说：“不忙啊。”
“那你这是干什么啊？”
老虎说：“我是诗人。”
由于老虎特殊的出身，人们开始是把他口中所谓的诗人当做神汉巫婆来看的。男人们狐疑地注意着他，担心他是迷上了什么邪气；而女人们更实际，开始把有病的孩子带到他面前请他诊视。每逢这样的时候，他都会尴尬地指着自己解释：“我是诗人，是写诗歌的。”
他抱怨：离开了洛阳，咋连诗人怎么当都不会了呀？城里的诗人可以聚在一起研讨自己创作的诗歌，可以在许多庄重的场合大声地朗诵，可以受到众多人的尊重。在这里，他模仿来的创作习惯竟然都成了怪诞的行为。他把这一切归结为愚昧，嘴边常常不满地叹息：愚昧的人啊！
他觉得自己有责任让人们了解他也了解诗歌。他放弃了许多游手好闲的时间，守在大街上那个乡政府安装在一根杨木电杆上的喇叭下，每每听到大喇叭里传出诗歌的朗诵，就会惊喜地告诉人们：“听，听，听呀，这就是诗歌，多美妙的韵律呀！”他把大喇叭下的一个小饭场子当做向人们普及诗歌教育的课堂，也当成自己学习诗歌的课堂。
后来人们渐渐明白诗人是什么了，就是写顺口溜的，跟说大鼓书和唱酸曲儿的都差不多！长辈们开始端着脸训斥他，孙老大虽然现在是富农身份，但在回民中的乡老地位是没人敢取代的。他把老虎叫到家里问：“那诗歌有你写的吗？”他示意外面正哇啦哇啦叫着的大喇叭。
老虎有些惭愧地说：“那都是大诗人写的诗歌，我写的还没有达到那样的水平。”
孙老大说：“俺可不想让人看咱回民家的笑话，咱回民除了庄稼就是生意，你的诗歌是当吃当喝？”
老虎辩白说：“我是为咱回民写诗歌，写咱回民老辈儿从哪里来，是干什么的。”
孙老大不耐烦地说：“这还用你写，看看咱的地，看看咱的生意，上辈儿还不都是居家过日子过来的。你这样儿，叫老人们操心！”
老虎有些生气了，质问孙老大，“你的身份是什么，解放了，你富农还要对我一个革命干部指手画脚？我回来就是要写诗歌的！”
孙老大想发火，拐杖已经举起来了，但一听革命干部四个字，一下子像是泄气的皮球，绵软地笑着，转身回屋去了。
老虎对和孙老大发火还是有点含糊的，权衡了一下，就去找了上中农身份的孙老八。他说：“八大，我是诗人，大伯为什么阻止我写诗歌，难道我一个革命干部还需要富农来管吗？”
孙老八跟老虎是比较亲近的，他迷瞪着眼问老虎：“孩子，谁是革命干部？”
老虎说：“我呀。”
孙老八问：“那你怎么回来了？”
老虎不愿意多解释，梗着脖子说：“想回来安静地写诗歌，我举意了，要为咱回民写一部史诗。”
孙老八圆滑地说：“那你就写吧，大伯也是为你好，怕你变得不像咱回民，你别再说富农这俩字，替不了长辈儿担惊，就别叫长辈儿受怕。”
老虎决定跟孙老八谈谈，至少得让大家理解自己，只有嘲讽少了尊重的日子他受不了！那天下午，他沉稳地在孙老八家里坐着，一边喝茶，一边回忆，把自己被孙老八撇到洛阳城后所有的经历和盘托出。他自认为，说出这些经历可以让孙老八体会和理解他所要做的一切；更希望孙老八是他和庙下人沟通的一座桥。
孙老八感慨地说：“孩子呀，你说这是怨谁呢？不想让你跟着出门，你跟着去了；没有人硬说你没杀鬼子，你又走了；照你说的，部队也能想走就走，当干部了想走还能走，你说说你怎么那么执拗呢，别人的脚难道都是在肩膀上扛着吗？”
老虎说：“我这一回走，是要当诗人。”
孙老八纠正他说：“你哪一回都是有自己的想法，可你走的时候知道别人的想法吗？再说了，诗人是干什么的，就是吃饱了什么也不干，皱着眉头苦着脸到处乱转的二流子吗？”
老虎被捅到了痛处，捂着脸流出泪水。他也对自己当诗人的追求十分心虚，诗歌总不该是自己写来给自己看的吧！能把自己写的诗歌变成书和杂志上的铅字，难道是十分遥远的事儿吗？
他无时不在考虑这个问题，甚至被这个问题折磨的焦虑不堪。他受大喇叭中的播送所启发，突然急于要写出一些像以前投稿时候那样的诗歌，要关注一下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生活。在一个晴朗的上午，他坐上一天一班的公共汽车，去往临汝县城里的广播站，把誊写得十分工整的诗稿恭恭敬敬地递到编辑手里。
广播站的编辑看着他的诗稿直皱眉头，问他：“可曾发表过？”
他想，再不撒谎，自己就没有一点脸面了！鼓足勇气告诉编辑说：“在洛阳城的诗人圈子里，我的诗歌还是很有人赏识的。我就是文化馆里管文艺创作的干部，经常有诗歌在洛阳广播站播出。”顺口还说出了洛阳广播站编辑的名字，说是他的好朋友。
编辑的眉头舒展了，说：“你的风格很好，很适合人民群众。”
他装出一副很风度的样子说：“尽快发表吧，我在家待不了多长时间。”
编辑客气地让他坐在自己的对面，一起很热烈地聊了些洛阳城里的事情。因为临汝县和洛阳县同属于洛阳专区管辖，编辑对洛阳城里的文化圈子还是很感兴趣的。对洛阳城的文化圈子老虎不陌生，谈起来甚至是津津乐道，临走的时候编辑竟然约他多投些稿件来。
回到庙下的老虎成了大喇叭下一块长着耳朵的石头，当他真的听到开始播送自己的诗歌时，竟然高叫着蹦起来，惊得围着大喇叭吃饭的人都差点把饭碗扔了。他得意地指着大喇叭问：“听见了吗，都听见了吗，马老虎，我！”
老虎的名字能从大喇叭里传出来，这无疑让人们对他肃然起敬。他也一改常态，和气地见谁都想打招呼。这是多大的变化呀，满足的老虎更加沉醉地投入到他的诗歌创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