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夏那天，姐姐从西班牙回到长乐。夜里，天气沉闷，电视上说要下暴雨。机场依旧人群熙攘，天南地北的旅人，身体疲惫地拖着拉杆箱游荡，转动的轮子扬起灰尘，凝滞在黏稠的空气里。
父亲叫了辆车停在机场出口，那车灰扑扑的，也没精神，像头正打瞌睡的虚弱的骆驼。姐姐一上车，探照灯亮起，把前路扫出一道尘光，司机一个回转，车跟人都如梦初醒。
一路上，父母亲不说话，脸一直绷着，像车窗外的天气。姐姐感到难受，开了腔：“去了西班牙，才知道那地儿并不好，没什么盼头。这半年在外面，真不是在过人该过的生活，我实在没法子，才回来的。”
父母亲面色并无任何松动，像硬邦邦的铁皮罐子，看着窗外。
这时我正好给母亲来了一通电话，她接起，语气平和，说接到我姐了，一切都顺利，让我在重庆那边安心工作，不必挂碍家里。
一旁的姐姐这时抽噎起来，“你们就知道说我，我是真的没有办法。这世上有千千万万的人，就有千千万万的活法。你们总不能让我像表哥一样死在西班牙吧……”
母亲听着这话，情绪激动起来，没等挂断我这边的电话，就朝姐姐扔了句：“你在说什么，你也是能跟你表哥比的吗？”
一向沉默的父亲这时从副驾驶位置上转过身来，往后面吼道：“都回来了，还要说什么？！”
这一句下来，几道闪电从远天劈下来，照亮整个夜空。没多一会儿，大雨如注。
两个女人都灭火似地哭起来。
车窗外，雨声湮没所有。
表哥十九岁时离开长乐这座沿海小城，去了西班牙。
印象中，他个子很高，留着略长的头发，长得像言承旭，带着些痞子气。我不太喜欢他。
小学三年级的暑假，我在姨妈家住了一段时间。姨妈很疼我，时不时就夸我懂事乖巧，经常买一大堆雪糕、冰淇淋放在冰箱里给我吃。表哥那时在镇上读初三，正处叛逆期，经常欺负我，虽没对我拳打脚踢，但折磨我的方式也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留下阴影：在我常坐的椅子上涂502胶水，用小刀在我晒于天台的衣服腋窝处划出口子，吃光姨妈在冰箱里为我买的冰淇淋。
记忆最深的是一个夏夜，我们像往常一样搬来小凳子坐在天台纳凉，看不远处长乐机场的飞机一架又一架飞过。日头落下去了，月亮爬上来了。电视上要播放晚上六点时段的剧集，姨父、姨妈都带着凳子下了天台，这时楼顶剩我跟表哥两个人。
他向我斜出一个轻蔑的眼神，随后将我推至天台边缘，我像木偶一样被他晃动着，他在笑，那笑里有得意和灰扑扑的脏。我一会儿朝向天空，一会儿似乎又将坠下高楼，头晕眼花，心里异常恐慌，便大声哭喊。
姨父姨妈闻声立马赶到，表哥此时早已将我放开，自己站在一旁，跟没事人一样，说：“他自己莫名其妙就叫起来了。”我当时瘫坐在天台上，像只孤鸟只管哭。仿佛只有哭声可以喂饱我的恐惧和哀伤。
就这样，长大后，我成了一个恐高的人，更对天台有了敌意，感觉表哥时刻就站在那里等着我。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表哥从西班牙给我来了一通电话。距离我们上次聊天已经是十三年前的事情了。
我第一时间没有认出他在电话里变得沙哑的声音，但他调皮的劲儿仍旧没变。
他一直让我想想“你有哪个亲戚是在西班牙啊”。
随后，我惊讶地喊出他名字，“我表哥石灵！”
他在电话那端笑起来，“哈哈，还好你读书没有读傻。”
十一月，学校图书馆外面的银杏树叶子一夜间颜色由绿转黄，在午后三点阳光照耀下像金色的纸片，有风吹来，便纷纷扬扬。
我跑到楼道里跟表哥说话。他说自己已经不干厨师了，开了家卖首饰品的店，生意很一般，偶尔碰到些黑鬼，一天赚的钱就泡汤了。他说我放暑假的时候可以到西班牙找他玩，食宿他全包。
我问：“西班牙语好学吗？”
他回答：“很容易啊，跟我们汉字拼音很像的。”
随后表哥用自己的名字举起例子。
我一边听，一边看着窗外，银杏树被风摇了一阵又一阵，地面铺了一层疏淡的金黄色，有学生走过，隔着玻璃窗，我似乎也能听见他们鞋底踩到落叶时发出的细微声响。
钟面的时针不知不觉间从“3”指到了“4”，我跟表哥聊了一个小时，但他丝毫没有疲倦，仍在电话那端兴致勃勃说着。他谈到西班牙的话费标准、孩子的教育问题，还有医疗保险等话题。
他说：“这里看病都不需要钱哦。”
我问：“那医生会认真看病吗？”
“肯定不会啊，公家的医院医生没有外快，看病一般都很随意。”表哥继续补充，“有钱人都会去私立医院，很多人都有私人医生。”
我也不清楚为什么那天我们竟然会以医疗问题作为电话结尾，可能是没有太多可聊的内容了。但这已是我接过时间最长的一次通话，也是表哥第一次从国外专门打给我。
可我没有想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跟我聊天，他挂断电话后，就永远不再打来了。
十多天后，姐姐发来信息，告诉我，表哥死了。
当时我正在阳台上抱着盆子，准备收洗衣机将洗完的衣服，看到那一则短信，整个人如受电击，懵了。洗衣机轰隆隆响过之后，我仍木讷地站了很久很久。
之后我缓过神来，咬了下嘴皮，是疼的，显然不是梦。
曾经近在眼前、跟自己朝夕相处、一回头好像又能碰到的人就这么突然离开了，像冬天的一场雪在一个气温上升的清晨，在很多人还在熟睡的时候，消融得干干净净，似乎不曾来过。
但说过的话、碰过的肩、夏日一起吃过的雪糕、晾衣架上刚洗的衣物、掠过天台上空的飞机都还那么熟悉。
我无法接受表哥就此离去，阴阳相隔。我打电话回去，妈妈非常伤心，叹了口气，说是真的，姨父姨妈要去西班牙了，过段日子就会带回骨灰。
表哥三十二岁，死于胃癌晚期。
姐姐说像表哥这样在西班牙因为疾病去世的中国人有很多。水土不服；前期过分用力打拼；就业过程中产生的种种不适和压抑，尤其表现在语言沟通上；对日常生活成本极其节约，经常三餐得不到较好保证，甚至有时都会去菜市场捡拾不新鲜的果蔬鱼肉……这些都是常见的原因。
姐姐在西班牙一家小餐馆打工，她说表哥最初也是在这样的地方工作，洗碗，端盘，拖地，打扫厕所，做的都是薪酬很低也很卑微的事情。
姐姐干了半年，受不了，就回国了，但表哥却在异国他乡度过了他漫长而寂寞的十三个生日。
那天表哥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在西班牙待久了，已经取得国籍，但他还是想着以后能回中国。
在我的故乡长乐，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觉得国外就是天堂，就是花花世界。美国、加拿大、英国、西班牙、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的名字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成千上万像表哥这样的青年，但它们又像一个庞大迷宫，很多人像泥鳅一样滑溜溜钻进去后，就再也出不来了。这些人的人生系在太多的期待与负担上，没有回转的余地，也无停留的码头。
像姐姐这样一去半载就返途的人太少了，她像一条从中国东南海域捞起，被放到遥远海域摆尾的游鱼，狠狠搅动池水后，又利落地消失在那片海水中。她无压力，也无责任感，身无所系，所以能回来。
表哥是个很有担当跟责任感的人，像他这样出国打工的青年，往往并不是为自己而活着。故乡人眼中看到的都是他们表面的风光，而深夜喝过的酒、哭过的泪，他们的舌苔异常清楚。
他们刚出去时，要偿还因出国家里欠下的债务；之后挣钱，也要按时寄回给父母亲人；到了一定年龄，又要拼命赚钱娶妻生子，多半都是家里物色好，觉得人还可以，就立马结婚，带出国打拼，生了孩子，再送回给老家亲人照顾，懂事后再接到国外；很少回国，一回来还要走亲访友，送些钱跟洋货，送得少，还要被人私下里议论和嫌弃。
我实在没有料想到，表哥竟然是以如此轻盈的姿态回来。
我看不见他高大的模样，也听不到他富有磁性的声音，他没有微笑，也不会再欺负我，他只是一盒骨灰了。三十二岁的生命就这样与这世界辞别。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接到的那通电话，是他在我生命中最后留下的足迹。
记得在那个久远的冬日傍晚，长乐机场办理托运的柜台前，表哥把笨重的行李箱放到了输送带上，他身后站着姨父姨妈和我们一家人。那天姨妈的眼睛像蓄满水的池塘，荡着波光。但她始终没让眼泪掉下。
表哥登记好托运信息后，转身，正好看到我，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头，说：“以后没有人会欺负你了，是不是很开心？”
那时我才上小学三年级，非常羞涩，不懂拥抱，也不会说漂亮话，只点了点头。
表哥笑了，瘦削的脸上，皓齿一露便起春风，弯弯的眉眼绽放着光芒。那年他十九岁，就要漂洋过海去远方，一走便是十几载，我们就此隔着千山万水，难再相逢。
长大以后，我才理解了表哥临行时对我说的那句话的意思，其实是在问我，以后会不会想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