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国华”《三笑》中的唐伯虎，本来是预备让吕玉堃上，吕玉堃唱歌老爱跑调，这才从香港请来了奶油小生白云。张石川在报纸的娱乐版撰文介绍说：起先，是“新华”的大佬张善琨跑到香港去物色演员。他看来看去只瞄准了两个演员：女的是陈云裳，男的就是白云。当时，陈云裳在香港的演艺圈已经颇有名气了，张善琨对于陈云裳提出的待遇条件百依百顺，而与白云的拍摄合约则未达成协议。张石川在讲到这里时，不忘损了张善琨一句：我们都知道我们可爱的张总在关键时刻容易犯“重色轻才”的毛病，这一回，张总也不能免俗。因此，许幸之导演辗转又把白云介绍给了张石川。张石川说：自己当时只闭起一只眼瞄了白云一下。干！这是一个难得的电影人才嘛，立马就跟白云签订了合约！
张石川在讲起这样的拍摄花絮时，从来都是有鼻子有眼的一本正经，观众的胃口立即被张大导吊起来了。因此有电影发烧友，上午看过“艺华”的李丽华，下午也乐颠颠地跑去揣摩“国华”的周璇，有影迷告诉张石川：“金嗓子”周璇的嗓音比李丽华好，就是白云的唐伯虎也比“艺华”的严化（姜大卫之父）帅气多了。张石川高兴得咧开大嘴而笑。但是，实际的竞争结果是，“国华”、“艺华”的老板均数钞票数到手酸软，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此后，国华影业即根据周璇人美歌甜特色，又为周璇量身定做了《孟姜女》、《李三娘》、《董小宛》等一系列的古装歌唱片。
其时，柳中浩为了追求一种花时轻寒的惊艳效果，不惜重金请到了当年上海滩上最好的词曲作家，像盛名于时的黎锦光、严华、聂耳、贺绿汀、李厚襄、刘雪庵、黄自、赵元任、严工上、严折西、许如辉、陈蝶衣、陈歌辛等人，均曾经为周璇填词作曲。当年的周璇，能够在一个短短的时间内迅速蹿红，“国华”影业可谓是费尽心机。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上海日报》举办了一次“电影皇后”的评选活动，周璇被影迷们选举为第三届“电影皇后”。
上海滩第一届电影皇后评选，是由《新世界》杂志于1926年举办的，当选者为张织云。不过，此人成名于早期的默片时代，因此知道的人不多。第二届影后评选是由陈蝶衣《明星日报》主办的，胡蝶以绝对优势当选。第三届评选，观众把影后的桂冠投给周璇，实在也是一种名至实归。
可是，《上海日报》公布选举结果的次日，周璇却在其他报纸上发表了一则启事：“顷阅报载，某报主办之1941年电影皇后选举揭晓广告内，附列贱名。周璇性情淡泊，不尚荣华，平日除了公司拍片外，业余唯以读书消遣，对于外界情形，极少接触，自问学识技能均极有限，对于影后名称，绝难接受，并祈勿将影后二字涉及贱名，则不胜感荷，敬希亮察。此启。”
后世的电影评论家分析，当时周璇坚辞“电影皇后”的缘由有三：一是与严华的感情破裂，情绪十分低落。二是受到玉佛寺铁嘴刘半仙的警言提醒，认为“满招损，谦受益”，周璇实在是怕做一只出头鸟。三是前面两届影后的运气不太好，周璇就不愿意蹚这一滩浑水了。
其实，不管周璇接不接受那“影后”的虚衔儿，周璇的电影成绩都是实实在在地摆在明处，这对于她的声名没有丝毫的影响。周璇在加入“国华”的近三年时间中，先后主演了17部电影，演唱了36首插曲。这些电影几乎是场场爆满，歌曲也是支支走红。周璇迅速成了当时上海滩上最具票房号召力的大明星！这是周璇电影与歌唱事业的一个辉煌时期。
9
1941年底，日本人进入租界。柳中浩关掉了“国华”影业公司，把资金链重新收缩，专心致志地做起了自己的老本行——影戏院的出租经营。
周璇呢，当时，她的灵魂与肉体，均笼罩在一场情感的强烈地震中，无力恢复。相爱一场，她到底还是结束了与严华的婚姻，成为一个伤痕累累的单身女子。纷乱的时局，破碎的心绪，令周璇一时无法平静地思考未来。因此，当柳中浩问起她下一步的打算时，周璇只轻轻地回答了两个字：好累。这样，周璇便找了一个“脚伤”的借口，对外宣称暂时息影。她搬进长乐路留园12号的柳中浩宅院中，俨然于修竹摇影的长巷深院中，过起了一种枯淡无欲的寓居生活。
闲居的日子过得很快。转眼间，周璇即在杏花春雨寂静的柳家大院过了一年。这一天，天下雨。是江南明亮而丰满的雨季。柳家庭院的草木长得很深，院子里开满了各种各样的鲜花。数不清的半开的红色的、或者是白色的花都被雨水浇透了。周璇忽然想起从一本什么书上读过的，沈从文讲过的一句话：“某日某月，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
周璇当时的心底立即惶恐起来。沈从文讲这样的话有什么意思呢？一个肥胖的女人为什么要使沈从文难过？自己这样闲居下去，会不会很快就成了令沈从文难过的肥女人呢？一个女人的好年华有限，艺术的生命也十分有限。到了半夜那雨下来的声音仍在枕畔边沙沙地作响。周璇忽然十分想念从前的演艺生涯。
这个时候，外面演艺界的消息却一点点地传透过来。
1942年4月，在日本方面的压力之下，由张善琨出面将留在上海的“新华”、“艺华”、“华新”、“金星”等十二家影业公司实行合并，成立了一个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中联”）。这个公司的日方代表是川喜多长政，据说是一个政治态度相当温和的跨国电影制片人与进口商。他与张善琨打出“保护上海影人”“保存上海影业”的旗号后，开始在上海滩恢复电影拍摄工作。当时，像陆元亮、张石川、沈天荫、陆洁、严鹤鸣等著名的电影制作人选择留在了张善琨的治下任厂长。另外一些大导演，诸如朱石麟、卜万苍、杨小仲、岳枫、李萍倩、马徐维邦、桑弧等人；大电影明星，诸如李丽华、陈云裳、陈燕燕、梅熹、顾兰君、刘琼、卢碧云、屠光启、顾也鲁、黄河、王丹凤等人亦来到了张善琨的门下。至此，在张善琨的大力张罗之下，当时留在上海沦陷区的各类电影制作人才，基本上被“中联”一网打尽了。
虽然日汪的宣传口舌将上海电影的基调定格为“我们必须把整个电影事业的发展，配合在国家复兴及东亚建设的进展中”，以及“大东亚本位的中国电影”。可是，据说，川喜多长政其人却是一个颇有意思的人。日本电影史学家佐藤忠男，把川喜多长政定位于一个“亲华派”，一个“自由主义者”，由于川喜多长政的大胆冒险，在漆黑的上海沦陷区，竟出现了相对的“中国电影界的创作自由”。因此，处于日本与中国抗战势力间做夹心饼干的“中影”、“中联”，其出品的电影在政治上多数是“具有隐晦性”的作品，或者干脆是彻头彻尾的“娱乐电影”。在这种情形之下，周璇便悄然萌生了复出的心思。
不久，机会就来了。老导演卜万苍在为“中联”制作《渔家女》一片时，戏中的一号女主角叫周琼珠。卜万苍犹豫了很久，仍无法确定出演的人选。后来，卜万苍听说，周璇仍然在上海寓居，便认为周璇的气质条件非常适合扮演戏中的周琼珠。卜万苍就把自己的想法跟“中联”的老板张善琨说了。
张善琨这人政治上的名声虽然不好，做电影却是很讲究手段的。周璇的名声，张善琨早在“新华”、“国华”、“艺华”三足鼎立的时期，就颇为倾慕。可是，张善琨的“新华”，却仅仅只是在1936年，与周璇合作过《狂欢之夜》。那时，周璇还没有崛起，张善琨有眼不识金镶玉，这是张善琨的遗憾。张善琨做不了伯乐，张善琨没有本事发掘那些早期具有优良潜质的好演员。可是，张善琨对于已成名的大牌明星舍得下工夫、投放大本钱，这又是张善琨做电影的一个特点。
卜万苍私下跟周璇接触了一两次，发现周璇有重新出山拍电影的意向，回去就跟张善琨吹得天花乱坠。张善琨也觉得周璇是好的，就跑去跟周璇谈条件。周璇提出了必须自己挑选剧本，不演汉奸戏、按部头戏订合同三大条件，张善琨都满口答应。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条件是，张善琨首先必须付出一笔令人心跳加快的巨额酬金，才能请得动周璇。他先主动替周璇在霞飞路、宛平路附近找了一处住所，因为他知道周璇想搬出柳家，对此他都一概答应下来。据说，张善琨为人颇有气魄，对演员出手大方，常常用高薪支付演员的报酬。对周璇这样的明星，他更是不惜代价了。
张、周把合作的细节敲定之后，1943年盛夏，周璇便从柳家搬了出来，搬到武康路390弄一座楼房的三层居住。开始，周璇相当低调。离婚后单身的周璇只有跟养母叶凤妹住在一起。她们住在三楼，二楼则住着一个姓朱的舞女。一开始，朱舞女见到周璇，老有一点疑惑的面熟。后来，周璇主演的《渔家女》出来了，开始有娱记在弄堂的路口探头探脑，朱舞女这才恍然大悟。
有人讲，因为这件事情，周璇一度与柳中浩的关系弄得有点紧张。可是，从周璇这一段时间与柳家的关系来往情形来看，又似乎是捕风捉影的。日本人占据租界的这一段时期，柳中浩不拍电影了，却玩起了戏剧。1945年7月，金城大戏院老板柳中浩办了一个“国联”剧社，排演由“影坛四姐妹”主打的话剧《四千金》。当时，柳中浩为了增加票房收入，于是灵机一动，还特意邀请了干女儿周璇回“国联”剧社友情演出。这说明周璇仍然是惦记着柳中浩的情分的。
有周璇加盟的《渔家女》，果然是一炮走红！当时，上海的娱乐报刊《华影周刊》、《大众影讯》等，在报道演出的盛况时，曾经用上了夸张的词句：“大光明门口车水马龙，万头攒动，争先恐后地围住售票房，尤其光辉夺目的是《渔家女》明显的广告牌。摄影记者云集，他们的一颗热烈的心对周璇寄予无限的赞美。”
影片中，由周璇亲自演唱的插曲《疯狂的世界》，将沦陷区浮生若梦之普通观众的一种彷徨无依的心绪表现得淋漓尽致：
鸟儿为什么唱？花儿为什么开？你们太奇怪，太奇怪。
什么叫情？什么叫爱？鸟儿从此不许唱，花儿从此不许开。
我不要这疯狂的世界，这疯狂的世界！
这样，周璇继《渔家女》之后，又先后为“华影”公司拍摄出了《鸾凤和鸣》、《红楼梦》、《凤凰于飞》三部影片。
其实，有关周璇在“华影”的这段拍片生涯，我们既无需为周璇忌讳，也不必故意去拔高周璇的光辉灿烂，周璇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为稻粱而已，却也没有做过助纣为虐的文化汉奸。
上海的文化老人金克木当年也没来得及走出上海。他留在上海沦陷区捣弄一份文化气息浓郁的报纸。晚年的金克木有一篇忆旧的文章，为《人·历史·李香兰》。他有一段长长的感慨，写得很有意思：
“看一看抗日战争中敌方的政治与艺术、侵略军与艺术从业者的关系，令人喟叹。那时的侵略者日本方面，自然把夺取战争胜利、贯彻他们的国策即他们的政治路线摆在压倒一切、压杀一切的位置上。生活的一切角落，包括个人的私生活，无不笼罩着战争的阴影，军国主义的阴影，侵略魔爪的阴影。但这些阴影终于不能取代有血有肉的人的全部生活。而我们不能不承认，即使在敌占区，在敌伪机构中，在侵略阵营内部，仍然有着千千万万的活人，千千万万的活人的千姿百态、千奇百怪的生活。这些人并非个个都是战犯，并非个个自己选择了接受占领、接受占领当局。他们在占领当局许可的范围之内，有时候合作、有时候不合作地过自己的日子乃至追求自己的事业。‘敌伪’这一边的人，并非个个都是杨靖宇、赵一曼，也非个个都是汪精卫、周佛海。”
人类的历史，说起来总是弯弯曲曲，充满了磨难的。在这一段长长的历史岁月中，世界上有许多的民族，在烟花的绚丽之后，即默默地衰落、颓废、消失了。也有一些古老、坚韧的民族，她们于战争、毒物、饥饿、天灾的磨砺之下，于死亡与毁坏的熊熊烈焰之中，却生发出了新的希望。中华民族即属于后一种悲壮稀有的民族！但是，即便是这样一个坚忍不拔的民族，在她的充满了杀戮、争夺与蹂躏的历史冲突中，除了一些英雄豪杰走到了危难的绝境，可以拔出刀子来与命运抗争！更多的普通民众，也只能于无言的暗泣中，承受种种不幸的命运罢了。
金克木提出了血与火大历史空间中，普通人生存的两个基本准则：一个是“活着”，另一个是“不作恶”。像周璇这一类为了艺术而生的弱女子，我们谁也不能强求她们生发出英雄豪杰们的威仪棣棣。既然如此，那么，周璇能在那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保持了自己的“不作恶”，即是人生的一份柔劲清和了。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开始调查抗战期间上海的电影状况。吴国桢为抗战后上海的首任市长。当时的审查结论是，所有中国人在沦陷期摄制的影片，只有《春江遗恨》与《万世流芳》是有问题的影片，其他电影则为无大碍的商业片。所以，那些在沦陷时期走红的上海影人，除了两个在军政职有实职的电影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外，包括巨鳄张善琨在内的一些“华影”、“中联”的电影人因为附逆的证据不足，则未受追究。
不过，政府的结论虽然摆在那里，在一般文化人的口碑中，总觉得在沦陷区拍电影的人，在政治上多少有一点的不清不白。因此，当时，在上海沦陷时期活跃过的电影人，有相当一部分选择了出境观察大陆风向变化。1946年，张善琨、童月娟夫妇率先南下去了香港。李丽华则选择去了美国。与张善琨夫妇同样选择羁留香港者还有朱石鳞、卜万仓、岳枫、马徐维邦、费穆、程步高等大导演，陈燕燕、刘琼、王丹凤等知名演员。这些人构成了后来香港电影事业繁荣的基石。
因此，最初的周璇，也是选择了居住于香港，再穿梭于香港、上海两地拍片赚钱的生活方式。这期间，大陆有柳中浩新开张的“国泰”，以及老朋友们组建的“文华”请周璇拍过《忆江南》、《夜店》两部有名的影片。其他的影片，则是在香港的“大中华”、“永华”、“长城”三家影片公司拍成的。其中，周璇在“永华”摄制的《清宫秘史》，新中国一度成为红色中国话题影片。
新中国成立之后，有许多曾经在“中联”、“华影”做过事的电影人，在回到大陆之后，日子都过得不错。其中，便有周璇义父柳中浩的儿媳妇王丹凤。这对于周璇而言，可是一个不小的诱惑。
后来，周璇的心思便像一只容易受惊吓的黄莺鸟，扑腾腾地在大陆与香港的去留之间徘徊。如此，1957年，当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即将兴起之时，周璇却憔悴地死于一种长日悠悠的安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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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讲周璇拍过的电影，那么，我们就无法了解到一个真正的周璇。
现在，电影界把周璇拍过的《马路天使》、《忆江南》、《夜店》和《清宫秘史》四部影片，列为了解民国上海电影的入门必备。由此可见，这四部影片在现代电影人的心目中仍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可是，倘使要谈到周璇电影生涯的得意之作，却必须重提周璇的《马路天使》。
1937年春，明星影业决定组建《马路天使》的拍摄班底。该片的编导是民国电影界的泰斗式人物袁牧之，确定的男主角则为一线小生赵丹。袁牧之想找来一位宛若“新火试新茶”般的清正女子，担纲这影片中的女主角。这令他颇费了一番思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