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并不认为石陀居心不良，只是读书太多读得迂腐了，不了解国内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性紧迫性，不了解中国只有加快现代化建设才能让中华民族强大起来，不了解所谓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其实就是城市化的过程，不了解中国的城市化建设不是过头不是要拆除高楼扒开马路的问题而是才刚刚起步还要加快城市建设还要征用更多土地修路造楼的问题……
市政协马万里主席很爱惜石陀，每年开会都认真阅读他的提案，然后转给有关部门，然后端起茶杯摇头叹息，说石陀呀石陀，你就不能说点别的吗?
但石陀就是一根筋。
其实让马主席操心的不止石陀，还有其他委员。政协不乏迂腐之士。
政协委员多是各界名人，某个领域的权威。他们曾提出不少好的建议，一条建议创造几百万效益或者让老百姓拍手叫好，是很平常的事。但也有些意见不切实际，难以操作。比如有位老诗人就主张学校教育应当恢复私塾制，利用孩子记忆好的特点，多学一些传统文化，比如背诵经、史、子、集，背不会可以打戒尺。一位防治性病专家主张妓女合法化，开个红灯区，持证上岗，别像现在大街小巷都是暗娼还装作不知道，古罗马因性病而亡国，前车可鉴!一位环保专家鉴于大气污染严重，建议造一个巨型玻璃罩，把整个木城罩起来，再安几个大抽风机。
一个小炉匠出身的政协委员，看到郊外炼油厂有个烟囱样的东西日夜喷火，很觉心疼，建议由他主持设计打造一把大茶壶放在上头，烧出的开水免费供应全城。有位社科专家提出，研究“文化大革命”在国外已成显学，咱们也应当把“文化大革命”纳入学术领域，不要下个结论就此完事，应当具体探讨八亿人怎么在一夜之间疯掉的。有人提议木城取消汽车恢复马车，不仅减少污染，而且热喷喷的马粪还增添了生活气息。一位养殖大王要求政府发个红头文件，要求市民每人每天吃三只蝎子，滋阴补阳，以利健康。诸如此类，五花八门。其中不少事关重大，根本无法回答。即使在政协会议上也是大有争议，常常吵得人仰马翻。
马主席通常一言不发，只是捧个茶杯，耐心而宽容地听他们发表各种奇谈怪论，一脸都是快活，有时忍不住哈哈大笑。他真是从心里喜欢他们，他觉得听他们发言是一种享受，这些家伙太有想象力了。
有一天市里开会，市纪委书记铁明提醒马万里：“马老，当心那些宝贝，别惹出什么乱子。”
马万里不明白：“我那里能有什么乱子?”
铁明说：“有人说你那里说话太随便。”
马万里吃一惊：“有人举报?”
铁明点点头。
马万里哈哈大笑。
铁明说：“马老，你笑什么?”
马万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铁明，你那里举报信还是那么多?”
铁明说：“一天少说三蛇皮袋。”
马万里拍拍他的肩：“形势大好!”
铁明无奈地摇摇头。他明白马老说的是反话。在这个问题上，其实铁明和马万里有共同的认识。有一次两人在一起聊天说起这事，铁明有些忧心忡忡，说邮筒里永远塞满举报信，咱们这个民族还是伟大的民族吗?马老说，倡导举报无异疗饥于附子、止渴于鸩毒，会把我们这个民族毁掉的!……
石陀和他的木城出版社在出版大厦的第九十九层。站在窗前，可以鸟瞰整个木城。但真正能看清全貌的时候很少，因为木城上空老是灰蒙蒙的。
走进石陀的总编室，时常看到他的办公桌后头空着，一把精美的皮制沙发椅子闲置在那里无人落座。可是猛一抬头，却发现他正坐在墙角的一架木梯上。
石陀老是坐在那架木梯上。
看书、审稿、打盹。
编辑们叫他有巢氏。
他的宽大的办公室四壁，排放着十几个高大的书橱，上头摆满了木城出版社和兄弟出版社新出的书，以及各种资料书、工具书。要从上头取一本书，必须借助一架木梯。这架木梯是石陀自己动手做的。石陀喜欢自己动手，除了木工，还会修伞、补鞋、修车，也会修理高级手表和相机等等。
他做的这架木梯粗糙而笨重，和办公室豪华的装修配置很不协调，就像当初装修时木工留下的东西。达克几次派人来要把它扔出去，说是给他买一架漂亮的不锈钢的梯子来，但石陀不答应。石陀说我就用这架木梯。石陀对自己的这件作品十分钟爱，经常在办公室搬来搬去，爬上爬下，找到一本书，就势坐在上头翻看。后来就干脆坐在木梯上办公和审阅书稿。
达克就很生气，认为他这是有意找别扭，是藐视他的劳动成果。木城出版社整个装潢都是由达克主持的，可以说富丽堂皇。石陀的总编室有上百平米，地面上铺着漂亮的大理石和贵重的地毯，办公桌大得可以睡两个人，比木城任何一个公司老板的桌子都不差。但石陀对这些似乎全无兴趣。他宁愿坐在木梯上做这做那。除了吃饭、上厕所，一天都不肯下来。别人找他商谈事情，就不得不仰视他。达克认为他连起码的修养和礼貌都没有。此事反映到出版局，局长笑笑说他就那样，你看我那天找他有事，他不也没下梯子吗?达克耸耸肩走了。他感到这些领导的智商都有问题。
好在编辑们没觉得石陀是个傲慢无礼的人。相反，他们感到和他打交道是件有趣而轻松的事，因为你不必用上下级关系或任何世俗的常礼对待他，不管用什么方式，只要你不介意，他是肯定不会介意的。比如你可以站在木梯下和他说话，也可以坐到他的皮椅上再把双脚搭到桌子上和他商讨书稿的事。那时你像个牛皮烘烘的老总，他像个下属。石陀决定事情很快，因为选题都事前报上来经他审阅过，只要看着合适，他马上就批，从不拖泥带水。对于出书，石陀似乎有特殊的嗅觉，他的判断一般都不会错。除了各编辑室上报选题，他还常常直接策划项目，然后派人执行。
石陀在国内出版界被誉为奇才，他策划的书不是赚了大钱，就是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也是出版局特别器重他的原因。当然他们也知道石陀的迂腐，关于他在政协会上老是吵着要拆除高楼扒开马路，在局领导看来，那不过是个好玩的事，说说而已。至于喜欢坐在木梯上办公，根本就不是个什么事，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出版局要的是一个合格的优秀的总编。
石陀当然也有失误。
为柴门出书，就让他栽了跟斗。
柴门只是一个普通的作者，媒体几乎没谈过他，国内各种文学奖更不沾边。但石陀却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石陀极力推崇柴门，缘于他作品中的大地情结。这个叫柴门的作者主要写乡村和旷野，也有些作品写都市。但即便写都市，也能让人感受到大地的气息，对世人向往的都市文明，则充满了批判精神，对拥挤在方寸之地的城里人充满了同情。他们为权为名为利为生存而拼搏而挣扎而相煎而倾轧而痛苦或精疲力竭或得意忘形或幸灾乐祸或绞尽脑汁或蝇营狗苟或不择手段或扭曲变态或逢迎拍马或悲观绝望或整夜失眠或拉帮结派或形单影只或故作清高或酒后失态或窃笑或沮丧或痛不欲生等等所有这些，都属于城市特有的表情。城市把人害惨了，城市是个培育欲望和欲望过剩的地方，城里人没有满足感没有安定感没有安全感没有幸福感没有闲适没有从容没有真正的友谊。所以柴门认为人类在发展史上最大的失误就是建造了城市，那是个罪恶的渊薮。他在一篇文章里说：“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们，离开乡野已经太久了，为什么不重回大地，过一种简单的生活呢?……”
石陀捧读柴门的作品，常常会泪流满面。
他确信自己找到了知音。柴门的作品简直就是他政协提案的最好诠释。他惊异于柴门的与众不同。几乎所有的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作家及芸芸众生，都在歌颂都市文明，称颂都市文明是人类的巨大进步。在众多作家描写乡下人进城的故事里，乡下人几乎都是一个面孔，就是充满对都市生活的憧憬和向往。在都市面前，他们需要仰视，心态是卑微的。为了在城市立住脚跟，他们也许会像仆人一样逆来顺受，也许会像阴谋家一样不择手段，但骨子里还是自感轻贱，追求的永远是认同。但唯独柴门说人类错了，城市错了，从垒上第一块城墙砖就错了。城市是人类最大的败笔，城市是生长在大地上的恶性肿瘤，城市并不是个值得羡慕的地方。
阅读柴门的作品，石陀会感到羞愧。
石陀置身都市并感受着人性的扭曲和种种丑陋，常会产生不可遏止的鄙视和愤怒。而柴门却没有。他用他的作品说：“宽恕他们吧!这不是他们的错，都是城市这个怪物造成的。那里人多，太拥挤，任何人放在那个环境里，都会变形和扭曲。”
和柴门大地般的胸怀相比，石陀知道自己仍然是个俗人。
石陀断然决定为柴门出版文集!
他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作家，了解他的思想，了解他对人类和生命的思考。
但这个决定却在木城出版社引起很多人的反对，特别是社长达克。因为明摆着这是个赔钱的买卖。达克分管行政财务，当然要反对。
木城出版社是个综合性出版社，经济效益一向很好，一年总有上亿元的赢利。按理说偶尔出一本赔钱的书不算什么，比如有时会出一些学术价值很高但经济效益并不好的书。问题是柴门什么都不是，在文学界什么角色都算不上，甚至连柴门是谁都不知道。木城很有一些全国出名的作家，有的还拿过政府“工程”大奖，问起柴门，他们不是茫然摇头，就是矜持地笑笑。像这样一个人连“作家”的名头都没有，还只能在“作者”的层面上，出一本小册子算作扶持提携还说得过去，出一大套文集就是乱来了。
如果问题仅限于此，也还罢了。
最荒唐的是世上有没有柴门这个人还很难说。因为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见过柴门。
据初步了解，这么多年，确有一个署名“柴门”的人，到处发表作品，但就是没人见过他。
可是石陀却坚定不移地对谷子说：“我注意他已经很久了，你必须找到他!”
达克听说后很恼火，找到石陀说：“你疯啦?”
石陀说：“我没疯。”
达克说：“你怎么能为这个人出文集?”
石陀说：“我怎么就不能为这个人出文集?”
达克说：“柴门是个什么东西?”
石陀说：“柴门是个伟大的作家。”
达克说：“荒唐!伟大能是乱用的吗?”
石陀说：“因为他是小人物吗?”
达克说：“柴门是谁大家都不知道啊!”
石陀说：“那是大家的问题，不是柴门的问题。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让大家知道他!”
达克耸耸肩，尽量放缓了语气说：“老石，我是为出版社考虑。老实说，我知道柴门这个作者，也曾经看过他的作品，真的没什么价值，那是个很疯狂很偏执的人，比你还要偏执!”
石陀说：“那太好了。现在缺少的就是偏执，圆滑和面面俱到的人已经太多了。”
达克说：“老石，你能不能从木梯上下来，咱们好好谈谈。”
石陀说：“我现在不上厕所。”
达克摔门而去。
命中注定，谷子要把自己的命运押在那个叫柴门的家伙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