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就有它的秘密。
秘密是每一个人的第二性。
“伊人酒吧”的秘密，是除了秦岑和一个男人，再就只有她的干爸干妈知道的事了。但他们一向避讳和她谈及此事。
那秘密便是——其实秦岑并非“伊人酒吧”的真正老板。尽管营业执照上标明着她是法人代表；尽管和工商税务以及一切监督部门打交道，每次都是秦岑出面。
但那个男人本身却不是什么秘密。
他公开得一览无余。
因为他就是乔祺。
他才是“伊人酒吧”幕后的主人。
秦岑起初是他的雇佣者。就像秦岑以酒吧经理的身份雇佣了小俊和小婉等几个她很信任的农家姑娘。秦岑后来，不，应该说是现在，已分享了酒吧百分之三十的股份。那么也可以说，她和乔祺已是股东和控股方的关系了。
乔祺每次到“伊人酒吧”来时，和别的客人一样，先在门口站几秒钟，四下望望，选择自己愿意坐的地方。除了“台”上那一把椅子，酒吧并没再为他保留什么专座。他选好了座位，走过去坐下后，便吸一支烟。而且，一向只吸一支。吸罢，无声地以手势招过来服务员姑娘，要半杯法国红葡萄酒或白兰地。一向，也只饮半杯。他若不以手势招，服务员姑娘不会主动走过去，任凭他独自坐在那里发会儿呆。如果是冬季，饮罢酒，他就会脱棉衣，摘围脖，都搭在椅背上，然后走上“台”去，坐在那把“专椅”上。这时，又会有服务员姑娘走到“台”前，小声问他：“什么？”每一名服务员姑娘都这么问，仿佛是他和她们之间的一种默契，根本无须多问一字，多问一句则显得她们说废话似的。
“大提琴。”
他每次的回答都是如此简单明白。
或者：“萨克斯。”
“箫。”
“手风琴。”
“口琴。”
仅回答乐器的名称，多一个字也不回答。仿佛多回答了一个字，则纯粹是一种语言表达能力的欠缺似的。
于是，他所要的乐器片刻就送到他手中了。
以上乐器，每一种他都演奏得很好。也许，说演奏得很好，有夸张之嫌。那么就说每一种乐器他都演奏得挺好吧。经常光顾“伊人酒吧”的人士中，很有几位是具有乐器演奏方面的专业欣赏水平的人。连他们也都说“挺好”，大约就真的是挺好了。
他一开始了，就会连续演奏一个多小时。一个多小时内，至少变换一次乐器。有时，几种乐器轮番变换一遍。而这又往往是他来之前就决定了的。既然来之前就决定了，当服务员姑娘问他“什么？”时，他则肯定回答的是：“都要”。还是多一个字也不说。古今中外的乐曲他都演奏，有些是客人们熟悉的名曲，有些则是连那些具有专业水平的人也不曾听过的。现而今，在中国，不，不仅仅是在中国，在全世界的一切舞台上，已经很少有人再拉手风琴或吹口琴了。小青年们中，已不太有人听过这两样乐器的乐声了。拉手风琴或吹口琴，似乎已成老电影中的历史情节了。至于吹箫，太古代了！在打击乐电子乐流行的这个年代，简直会给人以恍若隔世的感觉。然而在“伊人酒吧”，却深受欢迎。到这儿来的人士，不知为什么，都挺怀旧的……
乔祺演奏的过程，酒吧里鸦雀无声。低声卿卿我我着的男女，也都停止了甜言蜜语。那过程中也没有掌声。倘有新客不合时宜地鼓掌，别人就会轻嘘那个人。久而久之，客人们之间就都达成了一种默契——待他站起身来，一总报以掌声。只要他起身一站，那就意味着“演出到此结束”。倘有人还没听够，请求他再接着演奏，他则会循声望着请求者清清楚楚地说出两个字：“下次。”
倘请求者继续请求：“那么再演奏一曲，就一曲！”
他说的还是那两个字：“下次。”
他望着对方的目光，流露着对人家的请求的无比尊重。甚至，包含着几分感谢的意味。但他那两字之答的语气，却又是那么断然。
他每次都亲自将最后一件乐器放入盒中，接着一步迈下演奏“台”，径直走到坐过的座位那儿，先围上围脖，然后一边穿棉衣一边往外走。如果不是在冬季，坐过的座位那儿没有什么衣物，那么他便直接往门外走……
说他演奏乐器那地方是“台”，也夸张了。那不过是一处砌成圆形的，高出地面一尺左右的地方。所不同的是，酒吧的地面是大理石的，那个“台”上却铺了块纯毛地毯。“台”上唯一的一把椅子，才是专供他坐的。无论酒吧的服务员姑娘，还是客人，谁都知道那把椅子是专供他坐的，从没人擅自坐过它。倘竟有人不知道这一点，比如第一次到“伊人酒吧”来的人，见没有椅子可坐了，想要搬那一把椅子的话，服务员小俊或小婉就会阻止道：“对不起，您不能坐这一把椅子。请稍等，我们立刻给您安排一把椅子。”
酒吧的服务员姑娘们，没有一个和他多说过什么别的话。她们背地里都认为他是一个怪人。并且因为他怪，都有几分怕他。她们并不崇拜他，因为他毕竟不是“星”级和“腕”级的人物。既非“星”，也非“腕”，会演奏再多种乐器，那也是白会！“说到底还是水平低！水平要是高点儿，会一种也能成大师，起码成为演奏家！”——她们曾如此这般地议论过他。言下之意是，就他那水平，还差得远哪！在她们看来，他和她们是同一类人，都是老板娘花钱雇的嘛。只不过他比她们从老板娘那儿挣得多罢了。究竟多多少，她们就不清楚了。不知道也好，就那么个让人难以接近的怪人，隔三差五地来酒吧演奏上那么一个多小时，要是每月从老板娘那儿挣的钱是自己的好几倍，自己内心里还会不平衡呢！——她们都如是想。
而他，也从不和她们中谁多搭讪，更从不跟她们中谁拉近乎。
老板娘秦岑对他的态度相当冷淡。他来了，她若正巧看见了，也从不打招呼。仅仅是看见了一眼而已。随之立刻将目光转移向别处，该亲自招待谁接着亲自招待谁。他演奏完了，要走了，她也不太关注他，任他自去。在他演奏时，她就谁都不亲自招待了。她会斜靠着吧台的柱子，一条手臂平伸在吧台上，连每一根手指都伸直着，微微仰起下颏，就那种样子全神贯注地听。像他全神贯注地演奏一样。那时有空座位她也不坐，会一直站着听完。仿佛宁愿站着听。仿佛听乐器演奏这一件事，本就是应该站着听到底的事。一个多小时内，她依柱而立的姿势从不改变。只有平伸在吧台上的那条手臂，会放下来，背在身后片刻。那时，即使有熟客进门，即使她看见了，也是从不打招呼的，更不会迎上前去……
“咱们老板娘也有点儿怪，既然那么喜欢听他演奏，为什么又对他挺冷淡的呢？为什么偏不对他亲热点儿呢？……”
服务员姑娘中，有人曾大惑不解。
客人们也都觉得他有点儿怪。但他们同时又认为，一个人竟会演奏那么多种乐器，怎么要求也应该算是一个有音乐才华的人了。其实，在乐器欣赏方面，一般人的耳朵，与具有专业欣赏水平的人的耳朵，是并没有太悬殊的差异的。前一种耳朵听起来很糟，后一种耳朵听起来却好得不得了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太多的。前一种耳朵听起来挺好，后一种耳朵听起来也好，才是较普遍的情况。客人们对他的演奏水平的评价，基本属于后一种情况。却没有一位客人当面对他的演奏水平进行过评价。他们都感觉他肯定不愿意当面听到，哪怕是称赞之词。客人们中的某些毕竟都不是一般百姓，即使命运落魄，也毕竟曾是文艺那个界的人士。故他们看一个人，就和那些服务员姑娘大不一样。他们不但公认他是有音乐才华的人，而且认为他是一个怀才不遇的人。一个人既有才华又怀才不遇，那么他的怪，就不但是可以理解的，而且简直是必然的了。不怪倒是怪事了。他们每次对他的演奏报以的掌声，不无同情的成分。他们以为他每次来去匆匆，是因为还要到别的地方去赶场，在同一个夜晚多挣一笔钱……
“哎，秦岑，你怎么雇到的他呀？”曾有客人这么问。
秦岑被问得一愣，但那一愣只是瞬间的事，她随即郑重地回答：“网上。”
“真的？”
“嗯。”
“不管你怎么雇到的他，千万拴住他。对他这样的人，应该舍得花钱。‘伊人’的生意一天比一天红火，他功不可没！”
“明白。”
问的人，显然并不太信秦岑的话，却又没有什么怀疑的根据。
而秦岑当时的回答，竟简短得那么像他。一反她一向说话的方式。
是的，正是他，才是“伊人酒吧”真正的老板，拥有酒吧百分之七十的股份。而作为法人代表的秦岑，只不过拥有百分之三十。
但这还不是关于“伊人酒吧”的秘密的全部。
一个月中少说有十天，老板娘秦岑睡在他的床上；或反过来，他睡在她的床上——同床共枕。
此点才是那秘密构成为秘密的核心秘密。
对于睡在一张床上的一对男女而言，脱下衣服之前说的话，脱下衣服之后说的话；做爱之前说的话，做爱之后说的话；你困我还兴奋着时说的话，同时醒来或先后醒来时说的话，几乎都是人类语言中最“套话”的话。那时一对男女的语言能力普遍表现得低于正常水平。一般而言，大抵只相当于三四岁儿童的水平。即使白天说起话来言隽语俏，句句珠玑的男人和女人，包括是天才演说家的男人和女人，一旦上了夫妻床；或虽不是夫妻，这个上了那个的床，或反过来那个上了这个的床，语言水平也都没有不下降的。而这乃是因为，床对于人类的意识早已成为一种象征。一种要么和睡觉有关，要么和不言而喻的运动有关的象征。它使人的意识在临上床之际就受到它的象征性的强烈诱导，于是语言神经中枢疲软，别的神经中枢亢奋。一个男人牵引一个女人的身体向床接近，或反过来，或不由自主地同时向床接近，成年男女应该都知道的，那不是因为那时他们都有好多好多话要跟对方说，而是因为别的。
有五年以上含五年夫妻关系的男女，他们在以上情况下通常都说些什么话，这里就不费笔墨了，反正都是些根本不必开口一说也罢的话就是了。一切尽在不言中。五个三百六十多天，足以使一概话多而又成了丈夫或妻子的人，脱衣上床之后语言神经系统自行封闭。即使封闭不严，仍留着的一道缝隙，也只不过能勉强挤出些处在语言神经系统边边角角的顶没质量的“话”而已。
乔祺和秦岑虽然不是夫妻，但同床共枕的次数早已相当频繁。一个月内至少有十天他俩晚上睡在一起。有时他睡在她的床上，有时她睡在他床上。歌舞团当年也就是实行房改前给秦岑分配过一套两居室的普通楼房。她去年将它卖了，在近郊以按揭方式买了一套大三居的住房，一百二十几平方米，仅装修费就花了五六万元。在这一座北方城市里，要算是比较高级的装修了。除了乔祺和她的干爸干妈，再没有一个认识她的人知道。而乔祺，在市郊的另一端，也买了一套商品房，比秦岑买的还大，一百四十多平方米。是他自己设计自己选料装修的，效果也足以令人啧啧称赞，却比秦岑少花了一半装修费。秦岑不管什么时候想起来，话里话外的总是对乔祺大有怨词。她觉得乔祺一点儿也不替她心疼她的钱。
而乔祺却这么说：“你不是一再提醒我，你的事是你的事，我的事是我的事吗？”
“那你也得区别是什么事啊！我攒笔钱容易吗？能省几百我也高兴啊！”
而乔祺据理力争：“但你从来也没具体告诉过我，哪些你的事，我绝不可以当成我的事过问；而哪些你的事，我一定要比关心我自己的事还关心是不是？”
秦岑说不过他，就只有生气的份儿。
见她真生气了，乔祺就好言相哄：“别耿耿于怀的嘛，到了年底，如果咱们的‘伊人’收入可观，你那笔装修费我从我的股红中全额补给你行不行？”
于是秦岑才高兴起来。
秦岑不太愿意在乔祺那儿过夜。按她的解释是因为——睡在一个不是她丈夫的男人的床上，她会产生一种不够安全的心理。
乔祺困惑，曾追问为什么？
秦岑认真想了想，竟不眨眼地死盯着乔祺的脸反问：“你这里如果来了人，你将怎么向别人介绍我呢？”
乔祺当时被问得一愣，接着有点儿激动地说：“你怎么到现在还顾虑这一点呢？我已经向你保证过多少次了，啊？那么我再保证一次：第一，我不是这一座城市的人，一年多以来，也没在这一座城市交下什么朋友，除了你根本就不会有第二个人晚上了还敲我这套房子的门。第二，即使我给某人开了门，你在这儿，我也不会允许那个人进屋。”
秦岑又认真想了想，专执一念地继续问：“如果谁非要进屋呢？”
乔祺更不耐烦了，叫嚷起来：“凭什么呀？”
“别犯急。别犯急。我问你，假如是派出所来人了呢？”
秦岑的眼睛终于眨了一下。眨过后，瞪得更大了。仿佛调了一下焦距，因而能用双眼将乔祺的内心活动更加清楚地拍照下来似的。
轮到乔祺生气了。他一生她的气，就不想理睬她了，于是吸烟。
“说呀。”
秦岑问得倒是心平气和，口吻像一位小学老师问一名犯了错误却还不明白自己错误在哪儿的学生。
“我是安分守法的一个公民，派出所的晚上来我这儿干吗？”
乔祺恨不得扇她一耳光。
“我相信你是一个安分守法的公民，但那派出所的也有可能敲开你这儿的门，进屋来问你点什么例行公务的事呀。”
秦岑不禁微微一笑。不是由于自己的一问再问而觉得自己可笑，是因为乔祺那种生气的样子笑了的。在她看来，他越生气，越证明他企图竭力回避什么，越证明她真是问到了点子上。
“那他们也得在门外问！”
乔祺的声调都变了。
“可他们是派出所的。”
秦岑仍心平气和着。
“派出所的怎么了？要是物业的，我也许倒让进。是派出所的，我偏偏不让进！如今讲法制，除非他们带了搜查证来！”
乔祺脸红了，脖子也粗了。说时，夹烟的手挥来舞去的，弄得哪哪儿都是烟灰。
秦岑的双眼，此刻变得脉脉含情了。她从乔祺手中夺下烟，替他按灭在烟灰缸里，然后站起身，将乔祺的头一下子搂抱在自己温柔的怀里，轻轻抚摸着说：“噢，我的大宝贝，是我不好，不该把你气成这样！噢，我大宝贝气得身子都发抖了，我再不问了，一句也不问了！……”
于是她双手捧起他的脸，俯下自己的头，开始一往情深地吻他。吻啊吻的，直至吻得他气恼全消，孩子似的将头依偎在她怀里，反复只说一句话：“我们睡吧，我们睡吧……”那时刻，乔祺这一个大男人的样子，像一个困极了的孩子乞怜着大人拍哄入眠……
按说，他们即使不结婚，光明正大地同居在一起，那也是谁都无权干涉谁都管不着的。因为秦岑是已经离婚的女子，乔祺是单身汉。现今，连男女大学生校外租间房子私下里同居，校方和社会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闻不问，佯装不知。谁还干涉得着他俩吗？只要不搞出私生子来，人们尚且默认那是一种自由。两个一方无夫一方无妻的成年男女的同居，多与时俱进啊！
秦岑是这样一个女子，虽然十七岁就身在文艺界了，虽然从少女时就是个美人儿，但却一直洁身自爱。在男女之事方面，从没被人背后议论过。是初中生时，也不知究竟有多少男同学为她害过青春期单相思。有的男同学甚至因她而终日心猿意马，学业荒废，补考留级。但那都是他们单方面的事，没她什么责任的。她从不和男同学多来往，和女同学倒是挺善于打成一片。连某些嫉妒心很强的女同学，也从不太流露她们对她的嫉妒。如果她们起先对她的嫉妒有十分那么强，她在和她们的交往过程中，总是会有一套办法将她们对自己那一种嫉妒削弱到只剩三四分。除了好容貌和好身材，其实她就再没有什么足以引起同龄人嫉妒的方面，甚至连令人羡慕的方面也再没有。她学习成绩平平，居中下名次而已。虽然她家住在闹市区的一幢楼房里，但那是一幢已经老旧得楼体外表黑黝黝的一幢楼房，被挡在几幢体面的楼房的后面。解放前，那幢楼里住的几乎全是妓女和将家产挥霍光了的大烟鬼们。解放后，妓女和大烟鬼们经过一番改造都被遣送到农村原籍去了，那幢楼成了本市一家糕点厂工人们的福利性宿舍楼。每家一屋一厨，面积相等。住屋十四平方米，厨房四平方米。孩子多的，厂里出工出料给在屋中打了吊铺。一家三代五口以上的，也有分到两套的。好在那是一幢俄式的楼，每层举架较高。家家的孩子们在吊铺上玩耍，也并不感觉多么压抑。
秦岑的父亲是糕点厂的老师傅，对厂里贡献颇大。他结婚后不久，厂里的领导问他有什么要求没有？他说我媳妇怀孕了，孩子一出生，就多一口人了，能不能给我家也打层吊铺啊？厂里的领导说这没问题，费不了厂里多少工多少料的。老师傅嘛，这点儿不过分的要求理应得到满足，于是也给他家打了层吊铺。所谓吊铺，不过就是用木板将屋子的高度一分为二，旁边架小梯子，上层可以睡觉，人口少的人家，屋子下层只摆家具不必摆床了，显得宽敞。在这一座城市里，在五十年代以前，在某些住解放前老旧楼房的人家里，吊铺是司空见惯的。
秦岑的母亲比秦岑的父亲年龄小很多，怀她那一年和她现在的年龄一样，三十六岁。她原本是农村的一位团支部书记，一九五八年国家号召农村青年支援工业大跃进时进的城，还是一个二十六岁的晚婚大姑娘。在城里人眼中是一个大姑娘，在农村却已被看成是老姑娘了。秦岑她母亲当年也挺漂亮。漂亮而又当过农村的团支部书记，并且已经身在城市了，脱离了周围人将自己视为老姑娘的农村环境了，心理就丝毫也不存在自己已是“老姑娘”的危机感了。她最初在铁路上做卸煤工，那是又脏又累的力气活儿，让年轻漂亮的女子干那种活儿，即使她是农村来的女子，也近乎是一种惩罚，甚至可以说近乎是一种虐待。但那是大跃进的年代啊，将农村青年号召到城市里来，就是因为有些又脏又累挣钱又少的活儿，城里人都躲得远远的，没人肯干啊！何况在当年，煤是城市里唯一的能源。偌大一座城市，没人在铁路沿线卸煤还了得？那城市就瘫痪了呀。还幸亏当年有秦岑她母亲那一批几百名农村青年不怕脏不怕累，每月为了二十几元工资辛苦地在铁路沿线卸煤。当年秦岑的母亲曾是那几百名农村男女青年的总指挥。名曰总指挥，其实就是一个劳动召集人和带头人罢了。每个人的一生都难以避免地要犯几次想法天真的错误。由农村的团支部书记而成为“城市劳动者”们的总指挥，秦岑的母亲头脑里当年产生了极其天真的想法。她不明白，对于城市，他们那一批农村青年，只不过是它急需的几百名临时劳动力罢了。都没有城市户口，就都不是真正的“城市劳动者”。而她头脑里的想法天真就天真在——我这么能干，又这么肯干，不惜将自己一个年轻女子的汗水和力气统统贡献给城市，到时候城市还会不赏赐给我一份户口吗？然而当年的城市有城市的原则。那原则当年在城市里体现得冷酷无情。两年后，也就是一九六〇年，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头一年，城市又要求所有响应号召支援城市大跃进的农村青年必须统统回到农村去了。他们当然都是不肯的。在城市里毕竟还能每月挣二十几元钱，除了保证自己吃上一日三餐的钱，每月还能往家里寄十几元钱。在当年，每月十几元钱对于农户人家意义有多么重大，没谁比他们更清楚。回到农村去，陪家人一起挨饿呀？农民们，已被饿得拖家带口地纷纷到城市里来讨饭了，他们看在眼里，更加对返乡心存恐惧了。于是城市停止发给他们每月的粮票了，也停止发给他们工资了。于是他们也陷入了挨饿的境地。却仍不肯返乡。觉得城市不讲道理，集体去到市政府门前，吵吵嚷嚷要见市长。他们认为，市长该是这一座城市里最讲道理的人了。他们都根本不知道，他们的行为在当年被视为“示威”，而那是一种政治性质的罪。在当年，罪名一旦和政治连在一起，便都接近着十恶不赦了。有天深夜，军队配合公安部门，包围了他们的住地。一声哨响，冲入各个工棚，将他们从被窝里从睡梦中拖起。他们被监视着穿上衣服，被逼迫着登上了几节“闷罐”列车也就是封闭式运货列车的车厢。稍有违抗者，即遭五花大绑。已经是二十八岁了的农村的团支部书记，他们的总指挥，因为是女人，也因为身份与他们多少有点儿区别，单独睡在车站存货仓库边一幢小小的木板房里。骚乱声惊醒了她。毕竟曾是团支部书记，她立刻就明白发生的是什么事了。她害怕极了，不清楚她的部下们包括十几个与她同村的青年，将被带到哪里去，进行怎样的处置。一想到前一天她劝阻不成，自己也身不由己地跟着他们去到过市政府门前，顿觉问题严峻极了。慌慌张张地用头巾包起了些属于自己的小东小西，只身逃离，成了漏网之鱼……
那件事发生在冬季。
发生在冬季的一个雪夜。
糕点厂的烘烤师秦宗兴第二天早晨上班时，推家门推不开。使劲推开了，迈出家门，见门旁躺着一个姑娘，正是那“漏网之鱼”姚兰兰。幸亏秦宗兴家门旁有几片暖气片儿，使她能够得以靠着暖气过了一夜。否则，她会被冻僵的。虽然并没被冻僵，但一夜惊悸，又加上饿，她还是昏迷过去了。
秦宗兴将她架进屋里，弄到了自己床上。接着，扶她喝了一大碗红糖水。她缓缓睁开双眼，看到的是一张黑扎扎的瘦削的老男人的脸。秦宗兴已经三四天没刮他那茂盛的络腮胡子了。其实他当年还不算老，起码年龄上还不算老，四十七岁。
她嘴唇微动，说出一句话是：“我不是坏人。”
而他说：“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呢？……想起来了，报上宣传过你的事迹，还登过你的一张小照片。你是铁路上卸煤那伙农村人的头儿，对不？”
她说：“我不是……”
他却说：“你不要不承认，是就是嘛！我记性好得很，认不错你。再说我有证据，你不信我找出来给你看。”
不待她再说什么，他已去找。本市最有名的糕点厂的烘烤师傅，平常也没什么爱好。不吸烟、不饮酒、不下棋，连扑克也没摸过，更不惯与人闲聊；订了份晚报，买了台小收音机，下班后听听广播，看看报，每天晚八点半准时关灯上床。他是个按时睡按时起的单身男人，生活规律得不能再规律。唯一的爱好，就是将报上的人物报道性文章剪下来，一一贴在从厂里要的硬皮账簿内。闲时，看小说似的重看。他识字不多，跳词跃句地，大约也是可以读本什么小说的。却从没读过，认为小说编的成分太大。
“这些文章就不一样了，真人真事。看看别人们遇事怎么想的，怎么做的，自己也学学，有好处。”他常对徒弟们这么说，希望他们和自己有同样的爱好……
他给姚兰兰看的“证据”，无非就是几册账簿子中的一册。他走回到床边，翻了翻，指着问：“这难道报道的不是你吗？这难道不是你的小照片吗？”
确是。
那是半年前城市对姚兰兰的表扬。
她双手一捂脸，哭了。
“你怎么会在我门外呢？”
她不惯撒谎，实话实说。
“你不愿回农村了？”
她摇头。随即补充了一句：“回去连团支书也当不成了，我走后另选别人了。”
“家里还有什么人？”
“父母都去世了……我到城里以后，连一间半小草房也被叔叔家占去了……就算把我押送回去了，我又该往哪儿住呢？……”
秦宗兴沉吟片刻，低声又问：“那你男人呢？他怎么偏偏在你这时候不管你了呢？”
姚兰兰就抽泣着说她还没结婚呢！
从前那个年代，即使在城市里，二十八岁了还没嫁过的女子，虽然按年龄方面仍可视为小女子，但从女子人生的阶段来划分，那也是会被直接划到“老姑娘”一堆去的。
寒冬腊月，只穿了件薄薄的贴身小袄，一夜东躲西藏，四处逃窜，惊魂飞去，余悸未消，又加之走投无路，内心绝望，正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头发乱糟糟的，脸儿脏兮兮的，再好看个小女子，那时那刻，也好看不到哪去了呀！
秦宗兴端详着她，不禁心生出恻隐来。
他什么话也不再问，从墙角拎起一只篮子，转身到屋外去了。那篮子里有五六个鸡蛋。饥荒年代，鸡蛋是稀罕的、宝贵的。十三级以上的干部，每月才由国家配给。糕点厂已不做糕点，只生产饼干了，叫“大众饼干”，按户供应给市民。每户每月三斤，要凭票买的。“大众饼干”也是饼干啊！怎么也得多少有点儿鸡蛋的成分啊！所以糕点厂是储有鸡蛋的单位。糕点厂离不开秦宗兴这一烘烤师傅。那年月烘烤饼干用的还不是电火，而是煤火。若烤焦了一炉饼干那是事故。火候全靠秦师傅掌控着。厂领导倚重他，他身体又不太好，有胃病，所以每月照顾给他三个鸡蛋。每月，三个。他平时舍不得吃，攒着。谁家小孩或老人病了，送几个过去。舍不得多送，顶多只送三个。
秦宗兴在厨房里用两个鸡蛋做成了一碗蛋花，满满一大碗。漂着碎葱叶，还点了几滴香油。他双手端着从厨房里出来时，有好几户人家的人，也都在厨房忙忙碌碌地开始做早饭了。
一个女人问他：“秦师傅，今天是自己生日啊？”
他说不是。
女人又问：“那怎么舍得为自己做了一大碗蛋花呢？”
他说家里来亲戚了。
女人奇怪，因为从没听说过他有什么亲戚，忍不住接着问：“是你什么人啊？”
他犹豫了一下，说是侄女。随即补充了三个字：“表侄女。”
姚兰兰捧起那一大碗鸡蛋花喝时，丝毫没有显出不好意思的样子。她实在是饿极了，连声谢谢也没顾上说，也不管烫不烫的了。喝光了，把碗放在桌上了，才觉不好意思起来。同时内心里也充满了感激。
她双膝一屈，就想跪下给秦宗兴磕头。
他慌忙拦住她，比她更不好意思，红着脸说：“姑娘，你可别这样，别这样，只不过两个鸡蛋嘛！……”
她说：“大叔，日后我一定来报答你！”说罢，要走。
秦师傅横身拦她，问她去哪儿？
这一问，姚兰兰眼泪又夺眶而出了。她将头一低，小声说出三个字是：“不知道……”
秦宗兴轻轻替她叹了口气。
上班时，他将她带厂里去了，安排她洗完热水澡，又把她带到烘烤车间去了。还这儿那儿找到了几块昨天剩下的饼干塞给她。
洗罢澡的姚兰兰，身上穿的虽然还是那一件旧了的小袄，脸儿却毕竟显出好看的模样来了。
秦宗兴看着她，觉得喜欢。但也就是喜欢而已，另外没什么复杂的念头。人家秦师傅是特正派的男人。
他问：“别人都说我是个好人，我自己也这么认为，姑娘你信吗？”
姚兰兰点点头。
他又问：“那，你愿意留在我那儿吗？”
她抬头看他，见他一脸善良，还是只点头，不开口。
“你也看到了，我那儿就一间屋子。晚上和我住一间屋子，你不怕我？”
秦宗兴问得直来直去。
姚兰兰终于开口道：“我看出你不是个会欺负我的男人。”
秦宗兴张了张嘴，自己一时倒没说出话来。
之后，他全心全意尽他烘烤师傅的职责。她一边吃饼干，一边看。一会儿就看出门道来了，帮得上点儿忙了。她显出了勤快的天性，找到一块抹布，将案子，将窗台，将烤炉的前后左右都仔细擦了一遍，连案子的所有的腿儿都擦到了。秦宗兴默默看在眼里，暗想自己同情她这么一位姑娘，那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的道德准则的。
中午，他找了几名厂里的徒工，嘱咐他们趁午休，替自己去办一件事。
他带她到食堂去吃的饭，向人人介绍她是自己的表侄女。饭后他又带她见厂领导，问可不可以给自己的表侄女在厂里安排点儿活，每月挣点儿钱。厂领导一听她是农村姑娘，皆摇头说爱莫能助。也确实是那样，当年厂里有规定，绝对不许擅自雇佣没有城市户口的人。农村人在城市里一分钱都甭想挣到，连捡破烂都不允许，所以也就根本无法在城市里生存。“大跃进”一过去，城市对农村人的面孔立刻就变了。
有一位厂领导看着秦宗兴和姚兰兰失望的样子，想了想说，如果不嫌挣钱太少，她可以为厂里糊饼干盒子。一个二分，十个两角。一天糊三十个的话，就挣到了六角钱。那么，一个月就能挣到十八元，和徒工的月薪相等。
秦宗兴没表态。他看姚兰兰。他觉得他没权力替她表什么态。左邻右舍一些厂里的家属，也有糊过的。一天糊二十个，就腰酸臂疼的了。
姚兰兰却喜出望外，连说：“我干！我干！挣得再少我也干！……”
当年城市人买饼干，商店里是不给用饼干盒子装的。用张糙纸一包就给你了。你觉得没太包住，再讨要一张纸，还会遭售货员的白眼哪！
那为什么又要糊饼干盒子呢？而且需要量很大呢？
糕点厂每季度还有援外生产任务。
援助越南。
援助朝鲜。
援助柬埔寨、古巴、老挝……
援外饼干嘛，怎么也得装在个盒子里不是？
连个盒子都没有的话，“中国援助”四个字，那可往哪儿印呢？
……
下午，秦宗兴见姚兰兰有点儿困得撑不住了，就将钥匙给了她。
他说：“你回家去睡一觉吧！”
就这样，姚兰兰遇上好人秦宗兴，一夜四处逃窜之后，竟然又否极泰来地有了个“家”。正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她回到家里，见家里多了张俄式长沙发。很旧了，却哪儿都没破。
早年间流亡在这一座中国城市里的俄国人，和中国人一样赶上了饥饿年代。饿得无计可施了，也顾不上多想想回到红色苏联自己的命运究竟会怎么样了，总之是但凡能回得去，就破釜沉舟地回去了。所以旧货市场上的俄式东西特多，特便宜。那么一张沙发，也就五六元钱。
秦宗兴在厂里的工资最高，每月六十几元。为姚兰兰往家里买一件他自己一个人生活其实不必要的旧沙发，他不在乎花那五六元钱。他这人平时花钱很仔细，然而却颇乐于为别人慷慨解囊。只要是个正经人向他借钱，他是没有过封对方口的时候的。还得晚，他从不催讨。不还，他也不提。因为他常这么想，自己一个独身男人，什么时候能讨上个媳妇真正组成个家庭还不一定。也许到死那一天仍是个光棍，身后留下些钱又是所为何人呢？还莫如活着的时候对人大方点儿，死后也多几个念自己好的人。
姚兰兰开了秦宗兴那间屋子的门，第一眼就发现了那件多出来的沙发。她看出了那是为自己预备的一张“床”，和秦宗兴的铁架子单人硬板床之间隔着旧方桌。她还没见过沙发，不知那叫沙发。往上坐了坐，软，且有弹性。接着躺下，长短正够自己睡，感觉很舒服。
幸亏有她带领着些个农村青壮年曾在铁道线上卸煤，那一年城市的储煤量非常充足，所以有暖气的楼里，暖气烧得都挺热，房间里已很温暖。
躺在沙发上的姚兰兰，心里默想着秦宗兴的那一句话——“你回家去睡一觉吧！”被一种不找自回的安全感所抚慰，且被一种幸运感所沉浸，不知不觉枕着手臂进入了梦乡。在梦里她还带着些男人们卸煤哪！
秦宗兴回来的时候她都没醒。
他下班后去了一趟寄卖店，也就是解放前的当铺，单的棉的，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头巾到鞋袜，为她买回了女人一应俱全的衣物，就差没买乳罩和短裤了。他一个男人，怎么好意思替她买那些呢？依他的本愿，是想都给她买新的来着，但他做不到。当年人身上穿戴的，除了口罩，几乎样样要布票，连布面的棉帽子、棉手套也要。他一个单身汉，不比人口多的人家，缺的正是布票。
秦宗兴想得很周到，他在房间里拉了一道塑料帘子。并且，为了姚兰兰方便，在她睡的沙发旁接出了一条灯绳。
姚兰兰很快就与秦宗兴的左邻右舍们熟悉起来了，他们也很快就喜欢起秦师傅的“表侄女”来了。他们喜欢她的勤快。她不但使秦师傅的家有了女人味儿，而且使公共楼道每天都干干净净的了。秦宗兴也是个勤快的人，也是个干净人。他的房间作为一个单身汉的家，以前那也是一切都摆放得有条不紊的，但仅仅是有条不紊而已。自从家里有了个“表侄女”后，窗台上就多了花呀草呀的。床单、沙发罩也换成有图案的了，用鸡蛋换的。虽旧，好看。而且呢，墙上贴了些剪纸。姚兰兰手巧，剪什么像什么。她手也快，一天糊三十个饼干盒，竟玩儿似的。秦宗兴每天下班前，她已将三十个饼干盒交到厂里去了。取来时是一打打压出了折口的纸板，送去时三十个饼干盒一个套一个，所以每天取取送送，对于她倒也不成个问题。等秦师傅下班回来出现在楼道了，姚兰兰已将公共楼道扫了一遍又拖了一遍，在小厨房里扎着围裙做着饭了。秦宗兴再也不必自己为自己做晚饭了。他成了一个一回到家里洗洗手往饭桌旁一坐，干的稀的咸的淡的可以吃现成的男人了。他脸上开始经常浮现着享福之人那一种心满意足的笑容了。
邻居们都说类似的话：嘿秦师傅，你呀，单身的日子总算熬出头了！……
起初，秦宗兴听了只是笑。后来听多了，某种化学反应就在他头脑中起作用了。它渐渐解构糕点厂烘烤师傅头脑之中原先关于“善”的朴素的民间理念，像盐使冰渐渐融化；并在他头脑之中产生另外的足以令他躁动不安的东西，像光合作用使糖分在一只果子的体内一天比一天变浓……
而左邻右舍说的那些话，其实都只不过是日常话。所谓日常话，即一些每天总是会不厌其烦重复的话。说的人不以为是多余的话，听的人也不会觉得听腻了。好比“早啊！”“吃了吗？”“去上班啊？”“还没睡呀！”之类的话。
人靠了经常重复的话语增强良好的关系，如同蚂蚁们要靠不断发出化学性的信息达到沟通的目的。然而糕点厂烘烤师傅的头脑尽管不是人类中一个特别高级的头脑，那还是要比一只蚂蚁的头脑原理复杂得多也先进得多的。
凡复杂的东西就必然产生复杂的现象。
凡先进的事物则总是会对原始的事物——比如人性，这么古老的事物体现出挑战性的。
于是从某一天夜里开始，塑料帘子那一边，糕点厂烘烤师傅辗转反侧，长吁短叹连续不止了。
而塑料帘子的另一边，睡在沙发上的姚兰兰，侧耳听着秦师傅的长吁短叹，屏息敛气着也难以成眠了。
终于她忍不住轻声问：“秦师傅，您咋的了呀？”背人之时，她仍不惯叫他“表叔”，而称他“秦师傅”且“您”不离口，极为尊敬。
他说：“没咋的，偶尔失眠罢了。”
隔会儿，她又轻声问：“您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他说：“没有。”停顿了一下，又说，“我一个单身汉，又能有啥睡不着觉的心事呢？”
一阵沉默后，她再问：“是不是……因为我，使您发什么愁了呢？”
她的声音更轻了。
与他那一种自己对自己无可奈何，想要尽量掩饰内心苦楚都掩饰不了的语调相比，她的语调听来略显不安，然而却柔情似水。
他说：“兰兰，不关你什么事。你睡你的……如果我扰得你睡不着，我出去走走……”
他这话，就露出了破绽。证明他还是有心事的。而且，此地无银三百两，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心事多少还是和她有些关系的。
姚兰兰就又陷入了屏息敛气的沉默。
她不愿在这种时候表现她的聪明，以免使他和自己都觉得尴尬。
她宁肯装糊涂。
经久，她试探地说：“我在农村那些年，跟一位老中医学过按摩，谁家有人头疼脑热，腰酸腿麻，受寒中风的，我给按摩按摩，就会轻点儿。对失眠的人，也管用。要不……”
但听他在塑料帘子那一边否决地说：“使不得使不得，深更半夜的，又不是两口子！你一个大姑娘家，我哪能让你……这怎么行呢！……”
她就又只有屏息敛气地沉默着。
忽然，她又听到了他的一声长叹。
之后他说：“我怎么就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呢？……如果你学的那套，对失眠的人真的也管用……那你就为我按摩按摩。又困，又睡不着，这滋味儿怪折磨人的呢！……”
“也只能说是试试吧……”
于是她缓缓坐起，悄没声儿地离开了沙发，悄没声儿地走到塑料帘子前，将它一挑——并不彻底的黑暗之中，她看出他的身子仰躺着，而头正侧向着她这一边，在看她，在期待……
于是她心房里涌起一股激动又温暖的情愫。
……
一个月后，左邻右舍都说，她明显地胖了，脸儿丰满了，白皙了，眼睛也变得更加闪亮了。而且呢，不知为什么，动辄容易害羞起来了……
又都说，是托了秦师傅的福，尽管在困难的年头，也不至于挨饿。在困难的年头竟不至于挨饿，那还不是托福吗？
她听了，就微微红了脸，承认地低头一笑。
秦宗兴则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似乎很有成就感。
三个月后，左邻右舍看姚兰兰的目光，就不那么寻常了。因为，她的身子，分明地是发生着一些显然的特殊的变化了，非一个“胖”字所能概括的了。她自己在人前的模样，也每每显得不那么自然了。秦师傅也是。
这使左邻右舍看见他俩在一起时，往往不知该说些什么话好了。以前常说的那类寻常话，是不太可以再说了。再说，性质就相反了，不寻常了。寻常话既变得如此这般了，谁还会说听来比寻常话不寻常的话呢？于是都集体下意识地少说为佳了。
而邻居们跟他们话少了，这使他们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有天夜里，姚兰兰在秦宗兴怀中，也不禁地长吁短叹了。
而他安慰她：“别怕，天塌下来有我顶着呢。如果我秦宗兴对不起你，我不是人！”
第二天，他出现在厂领导们的办公室里。
他们都在，仿佛不约而同地是在等他。
他向他们宣布，他要结婚了。
领导们你看我，我看你，都倍觉意外的样子。转瞬又都显出替他高兴的样子。都说，好哇，好哇！秦师傅要结婚了，这可是全厂的大新闻，一定得出面为他好好操办操办。
他说，可是要做自己媳妇的那个女子，她没有城市户口。
领导们面面相觑，一时又都显出爱莫能助的样子。都说秦师傅你这个人究竟是怎么了呢？以前我们都关心过你，为你介绍过的吧？你呢，却总是推三拒四，好像你自己多么喜欢单身汉的生活似的！你说你除了个子长得矮点儿，相貌一般了点儿，另外方方面面的条件，不是挺不错的嘛！你工资挺高，你有房子。你找个什么样的女子不行，为什么非找个没有城市户口的呢？
秦宗兴就红了脸小女子似的扭捏了，犹犹豫豫吞吞吐吐地说出了姚兰兰的名字。
领导们听罢，又都我看你，你看我。
秦宗兴声明地说：“我不是来求你们帮着我解决她的户口的。她的户口问题，我也知道那是你们根本帮不上忙解决的事。我只不过是通告你们一下，我要和她结婚了……”
“可……秦师傅，她是你表侄女呀！这就叫我们没法儿替你操办了呀！……”领导中有一位，终于憋出了一句必须代表另几位领导立场的话。
“她并不是……”
于是秦宗兴就将姚兰兰究竟何许人，又怎么成了他“表侄女”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和盘托出。
另一位领导替他忧虑了，说将来有了孩子怎么办呢？母亲没有城市户口，孩子也注定了没有啊！这是城市的死规定，秦师傅你清楚的呀！
秦宗兴说他当然清楚。说自己也是个正常男人啊，沾火就着的时刻，哪儿还顾得上思考那么多呢？说现在她都怀上孩子了，那也只好生下来，顾不上管什么户口不户口的了。
最后他提出了他对厂领导们的唯一的要求。他说他的婚事，是不打算操办的，但是左邻右舍应该知道真相，否则大家会以为姚兰兰她真的是他的“表侄女”呢！但他自己也没资格为自己召开一次说明情况的邻居大会和全厂职工大会呀！所以，他请求厂领导替他对两方面的人们说明说明……而厂领导们回答他研究研究。
又几天后，他在厂里发开了喜糖。
当天，他下班回家时，身后跟随了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名曰副主任，其实也就是个老科员。因为糕点厂才是科级单位，办公室的副主任才是副科级。
那位副主任跟随秦宗兴到了楼里，正赶上家家户户有人在做晚饭。省事，也不用挨门挨户通知了，“说明情况”的一次会，就在楼道里进行了。
秦宗兴却已进了自己的家，与姚兰兰并坐在沙发上。他搂着她的肩，二人安安静静而且处之泰然地听着那位副主任在走廊里大声说明。
一会儿，走廊里悄无声息了。
那位副主任推门进来了。
他说：“秦师傅，厂领导交代的事儿，你希望的事儿，我替你完成了。”
秦宗兴问：“大家伙儿，怎么个态度？”
副主任回答：“也看不大出各个都是种什么态度。我一解释完，默默地都散开了。”副主任言罢，留下一只装在盒子里的瓷花瓶，说是几位厂领导包括他自己的一份儿心意。
人家走后，秦宗兴对姚兰兰安慰道：“你对我好，我对你好，这点最重要，至于别人们对咱俩怎么个看法，咱俩何必理会，随他们便吧！”姚兰兰一声不响地点了一下头，表示完全同意。
然而出乎他们所料的是，八点半后，二人就要安寝之时，有一位邻居敲开了他们的家门。人家是给他们贺喜来的，还送来了一份小礼物。这第一位贺喜者正欲起身告辞，第二位邻居也来了。于是接二连三，顷刻来了一屋子人。这一拨前脚刚走，下一拨后脚到了。不管是糕点厂的或不是糕点厂的，楼里的人家差不多全派代表来贺喜了。有那没来的，托来的人捎话，说一时没什么贺礼可送，不好意思空手来，贺意后补。
那时刻，姚兰兰真正感到，秦宗兴那一间屋子，以后名副其实也是她自己的家了。当年，即使一对城市里男女结婚，能有那么一间屋子，亦会心满意足了。
那时刻，好人秦宗兴一向待人处世的好，在民间，获得到了超值的回报。起码，秦宗兴是这么认为的。他比姚兰兰更心满意足。
不久，厂里派木工来给他们搭吊铺。那天秦宗兴不在家，也不在厂里，而是在陪同市里的领导们接待外宾。接待外宾又怎么会轮到糕点厂的烘烤师呢？因为来的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他们也正在困难时期，我们当然知道这情况。所以他们一住下，我们就赠给了他们每人一盒中国糕点，是作为国礼正儿八经地赠给的。在当年，那是精包装的一种，那是一份不薄的中国国礼。他们自然都是喜上眉梢，说在他们本国见过这一种高级的中国糕点，在专卖店里，也凭票。他们临行前，请求见一见中国这一家老字号的糕点厂的工人兄弟，合影留念，回国也是个谈资的意思。厂里就决定将秦师傅隆重推出。厂里破天荒第一次有接待外宾的任务，尽管不是来厂参观，只不过是选择一个人，但那领导们也倍觉光荣啊！困难时期，几乎没什么光荣之事了，于是便将秦宗兴也像糕点似的认真包装了一番。秦宗兴活了半世，第一次被那么精包装。西服、领带、皮鞋，都是借的。一时没处借，就向话剧团求援。话剧团的人在服装箱里翻了翻，给凑齐了一套，算是解了糕点厂的急。
来秦宗兴家搭吊铺的厂里的木工们，都对姚兰兰夸秦宗兴，说他穿上一套西装人一下子变得多么有派，说厂里有多少人如何如何羡慕他，怎样怎样地与他分享光荣。
姚兰兰听了自然高兴。一高兴就不想袖手旁观了，就忍不住也要帮着干点儿力所能及的事了。递块木板啦，接根方子啦。也是乐极生悲，一个不慎，被一根方子砸在腰上……
秦宗兴那边，接待任务刚一结束，就有厂里的人等在宾馆的外边，满怀悲痛地向他报告不幸的消息了。
他穿着那套从话剧团借来的演出服出现在姚兰兰面前时，她已流产了。
医生说，像她这样的年龄，头胎就因击伤流产了，最好两三年内先别怀孕了，从生理到心理各方面都需要恢复恢复。
姚兰兰伤心哭泣，感到罪孽深重似的。
幸而秦宗兴很想得开。
他说：“兰兰，只要你平安着，那对于我秦宗兴就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困难年月，孩子没出生就去了，也罢。真要是出生了，落不上户口，也没粮票，没布票，没一概副食票……估计也是孩子自己并不愿在困难的年月来到世上……”
姚兰兰从医院回到家中的第一个晚上，被窝里，秦宗兴将她搂在怀中又温存地安慰道：“我把你当个孩子爱还没爱够呢，就让我把你当个孩子宝贝几年吧！……”在姚兰兰听来，他的话像情诗的诗句。
吊铺是搭上了，人口却没有增加。他们的家，成为整幢楼里最宽敞的家。姚兰兰当床睡的那一张沙发，从此也真正起到了沙发的作用。秦宗兴呢，也真像自己说的那样，比以前更加宝贝地爱姚兰兰了。姚兰兰流产的心理阴影，被秦宗兴的爱渐渐熨平了。有时她想，自己因为没户口而没口粮，如果再添一个孩子也没户口也没口粮，那不是太成为她“老秦”的压力了吗？自己毕竟还不到三十岁，等年光好些了再要孩子也不迟啊！能这么一想，也就情绪好转了。
情绪好了的姚兰兰又开始糊糕点盒子。所挣的钱，除了用于在黑市上买粮票，其余全交给秦宗兴。
秦宗兴起初反对她继续糊糕点盒子，怕她累着。多次大丈夫气概地说，自己完全养得了一个没户口没口粮的妻子。后来见姚兰兰挣了钱特别高兴，也就由她去了。家里多了一层空间，糊糕点盒不像以前那么占地方了。吃罢晚饭，有时他也帮她糊。
夫妻二人相敬如宾，你恩我爱地又过了好几年。
有天夜里，在吊铺上，姚兰兰拉过秦宗兴一只手按在自己小腹上，悄声说：“你摸摸。”
秦宗兴问：“怎么了？”
姚兰兰嗔道：“你个傻老秦，我又有了呗！”
光阴似箭，那一年，已经是一九六八年了。
秦宗兴不禁叹道：“没想到天灾过去了，人祸又开始了。咱们这一个孩子，逢上的也不是什么好年头啊！”
姚兰兰就严肃提醒：“老秦你可得给我记住，刚才的话在家外边千万不能乱说。”
又道：“不管现在是什么年头，这个孩子咱们无论如何要吧，求求你了老秦！”
秦宗兴就搂她在怀，亲了几下之后说：“当然，当然。其实，我也早希望有个孩子了。”
姚兰兰爬起，将一个小小的木匣从吊铺角捧到秦宗兴身边，打开后给他看，并显摆地说：“有这些粮票在，孩子出生第一年，我保证一家三口谁也饿不着！”
接着她就数那一匣子粮票。总计一百多斤，都是她平日用糊糕点盒子挣的钱买了，几斤几斤积攒的。
而秦宗兴则找出一份存折给她看，其上存着五百多元钱。
在一九六八年，一百多斤粮票，五百多元钱，是两大笔财富。
而这两大笔财富，使他们对于一个孩子出生后注定了将没有户口没有口粮这一件事，形成了统一的乐观自信的态度。
是年年底，他们的女儿秦小兰呱呱落地。
幸福啊！
糕点厂烘烤师傅的脸，终日被幸福陶醉得神采奕奕。
娇妻爱女，现在他都有了，能不觉得幸福吗？
邻居们常听他高一声低一声“兰兰”“兰兰”地叫，也不知他是在叫娇妻，还是在叫爱女……姚兰兰的脸，也终日被幸福陶醉得神采奕奕。比之于秦宗兴那一种神采奕奕，她脸上还多了种做母亲以后的端庄的妩媚。
幸福啊！
在当年，对于一个农村女子，能在城市里有着一个家，能在那家里有种女主人的地位和身份，而那家又终日由温馨笼罩着，那么对于她，不可能不是一种幸福。
不错，秦宗兴作为一个男人身材未免瘦小了些，给人的最初印象也确实是其貌不扬。但也是一个好人啊！不仅她感到他是一个好人，许许多多认识他的人了解他的人，都交口称赞他是一个好人啊！但他还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啊！人们尊敬他除了他助人为乐一点而外，还因为他为人的正派、正直，以及在他的厂里无人可以取代的工作经验。那经验确保了一家糕点厂的老字号一直不倒啊！何况他还有一份儿令许许多多城市里人羡慕的工资。在当年，除了科以上国家干部，他属于一个“高薪”男人啊！
从城市到农村，处处都在乱。托福于秦宗兴是一个“高薪”男人，再加上姚兰兰糊点心盒子糊得越来越熟练，这一家三口，乱中取静，乱中窃静，乱中享静，悄悄地过着他们避乱生存的小日子。当年，他们悄悄过的可以说是一种甜蜜的小日子。
“幸福”二字在姚兰兰这样一个来自于农村的没有城市户口而又能基本上安居于城市的小女子的意识里，得到了一种最最普通的，也是最最朴素的现实主义的诠释。
她不可能像今天某些女子一样，对于自己的好容貌怀有估价甚高的标准。而这对于她又未尝不是幸事。她因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可不嘛，有那么一个既无怨无悔地养活她又心肝宝贝似的爱她的丈夫；有那么一个小脸儿一天比一天变得漂亮的女儿；有一个在冬天暖气烧得足足的，屋子里温暖如春，并且三口人其乐融融的家，她还能再奢望多要些什么呢？
如果说姚兰兰竟还有什么心事的话，那么仅仅一桩，便是他们的女儿的户口问题。对于自己的城市户口问题，她早已死心，连想也不去想了。
在很久很久以前，人类就开始领教上帝的妒心了。但是许多现象表明，上帝通常只妒那些既幸福得没着没落，又过于显摆他们的幸福，过于春风得意的人。上帝妒心一起，这样的人的人生就出现危机。
然而上帝有时竟也妒小民的寻常幸福。尽管那一种幸福寻常得那么微不足道。没有哪一位神透露给人类这是为什么？所以对于人类这一点至今还是一个谜。上帝想怎样，那谁管得了！
小“兰兰”刚上小学那一年，她的母亲姚兰兰猝死在家中。
那是晚饭后的事，一家三口有两口坐在沙发上，秦宗兴坐在椅子上，正开开心心地打扑克玩。在他们头顶上是吊铺，虽然已经六七年过去了，厚厚的没涂过一刷子油漆的松木板，仍散发着淡淡的松香味儿。
忽然姚兰兰捂着胸口说：“不玩了，哎呀……我不好受……”言罢，一头从沙发上栽倒于地。秦宗兴惊慌失措地将她扶在怀里时，她大瞪双眼看着他，已经张不开嘴说不出话了。她紧抓着他腕子，在他手心写了两个字是——“户口”……而女儿吓得和爸妈抱在一起哇哇大哭……
妻子的死，使秦宗兴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万念俱灰，自己也不想活了。左邻右舍相劝，没用。厂里的领导、工友和徒弟们相劝，也没用。
竟是女儿的几句话，使秦宗兴猛醒了。
有天中午她说：“爸，做饭吃吧，我饿。”
秦宗兴正独自发呆，心烦意乱地呵斥她：“一边老实待着去，我这会儿没心思做饭！”
不料女儿说：“那你就做最后一顿饭。然后你给我钱，我去买包耗子药，全拌在饭里。咱俩一块儿吃，一块儿也死了算了！……”
秦宗兴抬头看着女儿愣了半天，一下子将女儿拉入怀中，紧紧搂抱住。而女儿哇地哭了……
第二天，秦宗兴起早为女儿做好了早饭，唤醒她，帮她穿衣服，催促她刷牙洗脸，为她梳头扎小辫儿，送她去上学。一如姚兰兰所做的那么周到。
那一年已经是一九七五年，然而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知道中国究竟还会乱到几时？仿佛，要一直到世纪末似的……
秦小兰那时已知道自己是一个和别的城里孩子不一样的孩子了。
她内心里暗暗明白着，对谁也不说，更不问父亲什么。秦宗兴最怕她明白她与别的城里孩子不一样，而她同样怕她的父亲明白她早已明白了这一点。为了使她能像别人家的孩子一样有学可上，秦宗兴四处求爷爷告奶奶。连这一点，秦小兰也明白着了。小女孩一切都清楚，却像善于装糊涂的大人一样时时处处不露破绽地装糊涂。
她的老师开始喜爱她这一个一向文文静静不声不响，总用一双探究的大眼睛默默观察周遭之人和事的女孩儿了。
有一天老师对秦宗兴说：“秦师傅啊，我看得出你对女儿挺上心的。可是现在，你就是把她送到学校里来了，她又能学到什么呢？”
秦宗兴叹道：“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是个要按时上班的人，也不能整天陪着女儿待在家里啊！”
老师就点拨他，说省军区司令员的夫人，在部队大院办了一个少年文艺班。怕些个军人家庭的小儿女们散漫在社会上了，学坏了，将他们组织起来，不但教他们唱歌跳舞，也教他们文化课。
秦宗兴说：“我一天军装没穿过，我女儿哪儿有资格啊！”
老师就说，她认识那位司令员的夫人，也许行。又说，她是觉得小兰各方面条件好，漂亮，懂事，不忍心看着她埋没在一个动乱的年代。
于是不久，小兰就真的成了部队大院里的少年文艺班中的一员。八九十名学员分两个班。两个班中仅有十来个孩子不是军人家庭的小儿女。而这十来个孩子中，除了小兰，其他都是政治上正得势着的干部家庭的小儿女。
偏偏那位司令员的夫人，也特别喜欢小兰。正是她给小兰改名叫秦岑的。
司令员的夫人对糕点厂烘烤师傅的女儿说：“小兰啊，回家后跟你爸爸说一下，从今天起，我给你改名叫秦岑了。这个名字好，更适合你。”
糕点厂烘烤师傅的女儿就点了一下头。
“秦岑，岑……小而高的山……寂寞……多好的名字啊！……”司令员的夫人自言自语，接着问，“你自己喜欢吗？”
秦小兰说：“喜欢。”
司令员的夫人又问：“为什么喜欢？”
秦小兰说：“只要是您给我改的名字，我都喜欢。”
司令员的夫人不禁伸手摸了她的脸蛋一下，夸道：“好会说话的一张小嘴儿，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女孩儿。”
小兰回到家里，对父亲一说改名之事，秦宗兴皱起了眉头。
他说：“秦岑，这算什么名字？叫着多拗口呢！还是秦小兰叫着顺口嘛！……你自己喜欢她给你改的名字？”
“不喜欢。”
女儿摇了摇头。
“不喜欢你自己当时为什么不明说呢？”
女儿就低下头，吧嗒吧嗒掉起了眼泪。
“别哭，告诉爸——‘岑’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女儿从书包里找出自己的小学生字典，默默往父亲面前一放，小脸蛋上挂着泪珠爬上吊铺去了。
秦宗兴查到了那个“岑”字，看了几遍注解，沉思默想片刻，冲吊铺上大声说：“好吧，既然人家一位司令员夫人给你改的名字，那也是看得起咱们。小而高的山，意思也不错。那女儿你以后就叫秦岑吧。明天见到了人家，别忘了替爸爸谢谢她。就说我很高兴她给你改了一个好名字！”
于是，秦小兰就是秦岑了。
许多人的人生中，确乎是会遇到贵人或被小人纠缠的。而所谓贵人，乃是那些以推助别人之人生为一种快乐的人。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事。也是一般人体会不到的快乐。因为大多数人即使有能力也不那么做。因为大多数人不以那一种快乐为快乐。
对于秦岑而言，那一位司令员的夫人，便是她命中的第一位贵人了。
她关爱糕点厂烘烤师傅的女儿，能使她感觉自己仿佛是命运之神。
她不是一位无所沽求的贵人。只不过她沽求的是一种良好的自我感觉。
但对于秦岑而言，没什么实际区别的。总之她的命运由而发生改变，那么对方毕竟还是她的命中贵人。
糕点厂烘烤师傅的女儿，在省军区的禁区大院内度过了她的全部小学阶段。比之于一般的小学，那里教给了她更多的东西。在傲慢的环境中，她比所有她那一代的中国孩子都更早也更深切地领略了什么是“人际关系”。后来这一点成为了她的处世经验，使她受益匪浅，也使她自束茧中。
当她正式在一所中学里上学时，她各方面都显得比同学们优秀了。
当她高一时，已经开始作为业余青年演员登台演出了。
当她高二时，已是八十年代中期了。
她高三一毕业，就顺顺利利地考入省歌舞团。那时她已经拥有了城市户口，是那一位省军区司令员的夫人给办下来的。
秦岑这个名字首次印在省歌舞团正式演出的节目单上时，她十八岁。那一年是一九八六年。
糕点厂退休了的烘烤师傅坐在剧场第三排居中的一个位置上，怀捧一束他一枝枝亲自挑选了搭配在一起的廉价的塑料花，想要演出一结束上前送给他的女儿。是的，他是不会登上台去的。尽管他如果那样，在别人看来完全是正常的举动。但是他自己觉得那是不正常的。舞台使他感到恐惧。女儿站在舞台上也还是不可能削减他对舞台的恐惧。所以他决定演出结束了也不起身，稳坐在那儿等待女儿走到他跟前；然后把塑料花送给女儿拿着；然后说一句夸她唱得好的话；然后让女儿挽着自己，去某家小饭店吃夜宵——这是他们父女俩合计好了的事。
大幕一落，秦岑立刻奔往后台，匆匆卸妆。
待她从侧门走到剧场，见除了父亲仍坐在三排居中的那个座位上，已别无他人。
秦宗兴的头歪着，而且低垂着，一束塑料花掉在地上。
秦岑以为父亲在打瞌睡，轻轻走过去坐在旁边的座位上，捡起塑料花，看着父亲，不忍推醒他。十八岁的女儿那一天发现，业已退休的父亲，已是一个老人了。
她耐心地等啊，等啊，怎么也没想到，她的父亲再也醒不过来了。
秦宗兴死因不明。却也死得“自然”，死得安详。虽然不算寿终正寝，却也可以说是无疾而终。
后来秦岑在舞台上红了几年。
红在舞台上的她，又正值芳龄，追求者众。她被他们“围剿”得不知如何是好了，于是选择了团长的助理不张不扬地结婚了。丈夫是个外强中干的男人。床笫间事，“一分钟小说”而已。秦岑倒也从无怨言，更没有觉得上当吃亏过。那个年代中国人在性方面的观念仍很传统。关系再亲密的女性朋友之间也是不怎么谈性事体验的。而在非夫妻关系的男女之间，性仍是忌讳的话题。性玩笑仍被视为洪水猛兽。所以秦岑以为性本就是她和她丈夫之间那样的一种事而已。一种不做不太像夫妻，为了像夫妻而做有点儿意思但意思不大的事。久而久之，她对性事渐渐缺乏情绪，冷淡了。
一九九六年秦岑二十八岁，她和丈夫悄没声儿地离婚了。没有孩子。除了歌舞团分配给二人的一小套两居室的住房，再没有什么所谓“共同财产”，离婚离得就像两名长途列车的乘客在某站分开的过程那么简单。一个下到了“站台”上，改变人生路线被另一个女人诱惑到了香港；另一个继续留在“列车”上，也就是那一小套两居室住房里。那一年歌舞团还没实行房改，那一小套两居室住房还不是他们买下了产权的“共同财产”而是团里的公有财产，所以其居住权也只能转在秦岑名下。她当初在众多追求者中选择了团长助理做自己的丈夫，也有一个很实际的考虑那就是——结了婚立刻就有房子。丈夫被别的女人勾引走了，房子归在了自己名下，也算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离婚后的秦岑，渐渐地，身边又多起了追求者。然而她已实难分清，哪些男人是真心想和她结婚的男人，而哪些男人只不过想和她玩一场感情的游戏。已婚的男人和未婚的男人，年龄小她好几岁，和大她十几岁二十几岁的男人混在一起，三教九流，形形色色，品相芜杂。对于她来说，搞清楚不是那么容易的。后来她被他们纠缠烦了，也不打算费时间费精力费心思搞清楚了，于是心生一计，放出一个假口风说自己患了肝炎，并煞有介事地经常出现在医院里，在传染科窗口前排队挂号，这才巧妙地使自己从他们的围剿之中成功地突围出来……
那之后她过了几年清静的孤身女子的生活。登舞台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演出费也越来越少了。虽然曾经在舞台上很红过，但因为不是院校出身，文艺级别才评到二级。整个团经济效益不好，没有什么演出任务的月份，七扣八扣，二级演员拿到手里的工资才六七百元。好在还有人热情高涨地拖着她去大宾馆里唱唱，每个月也能挣三四百元。起先她不怎么愿去，觉得跌份儿。后来切身感受到，每月多三四百元或少三四百元，一个人的生活还真是过得不太一样。一经想通，也就不在乎什么跌份儿不跌份儿了……
日子就这么样像水一般无声地从身边流淌而过。平淡得不能再平淡。仿佛同一棵树上的叶子。仿佛每一个日子都是前一个日子的一成不变的重复。在寂寞与平淡之中，她觉得什么都留不住，也根本不企图留住什么。没有什么值得再去追求偶尔还想再追求点什么却又不知如何去追求的女人，大抵也就是没有什么可在乎的女人了。唯一还使她在乎的，仅仅是她的容貌和身材而已。爱男人她已没了积极性，爱金钱她又觉得何必水中捞月望洋兴叹，爱出名的她年纪轻轻的时候已出过了，对出名已没什么兴趣了。
于是只剩下了爱自己还值得下功夫一爱。爱自己的身体，爱自己的身材，爱自己的容貌。于是渐渐积累了一套秘而不宣的养颜术，以及保持良好身段的宝贵经验。只有当别人惊叹她容颜不变时，她才骄傲于自己是一个不比寻常的女人。而正是在那种时候，她心里喜忧参半。没有一个孤身女人的心灵深处是没有忧伤的。
直到二〇〇〇年她遇到乔祺以后，人生才开始了另一个场次。
那是秋末的一天，树叶乍黄，在夕阳下一派富丽辉煌的金色，在轻微的秋风中沙沙作响。
她从公园里散步出来，驻足在后来是“伊人酒吧”的那一排房子前。经营者们都已搬走了，商店已不再是商店。所有窗子的玻璃上，皆用白漆刷写着“租”字。她站在那儿，看去似乎是在想心事，其实不是。而是在端详映在玻璃上的自己。她穿一件自己喜欢穿的咖啡色呢大衣，围一条白色纱巾，风韵十足。然而那时她内心里隐隐约约地忧伤着，对于自己以后的人生也隐隐约约地觉得迷惘。
“如果有人把这一排房子租下来，他应该干一番什么事情呢？”
她一回头，看见了身后的乔祺。离她三四步远的距离，所以他的身影没有映在窄长的俄式窗玻璃上。
他冲她笑了笑。那意思是——我在问您呢女士，请不吝赐教……
她低头想了想，回答道：“如果开酒吧，生意肯定会不错。”
他又问：“那，五万元，够吗？”
她摇头。
“如果……是美元呢？……”
她打量着他说：“差不多，也许还用不了。这排房子基础不错，在原有的俄式风格上改造改造，装修装修，开酒吧最适合不过了。多好的位置啊，估计一年就能回本……”
她说完，转身欲走。
“请等一下！”
乔祺叫住了她。
他不好意思地，有几分请求似的说：“那，您……能不能帮我？……我人生地不熟，不懂怎么开始……”
“你为什么要信赖我呢？”
她眉梢一扬，满脸诧异。
他说：“我觉得您完全值得信赖。”其言郑重。
而她却说：“我又为什么要信赖你呢？”
他缓缓转身，像她刚才一样端详着窗玻璃上的自己。
而她的目光也投向了另一扇窄长的俄式窗，想走开，又想听听他怎么回答。
他扭头问道：“我的样子，有什么不值得您信赖的地方吗？”
他的样子和他的话，使她忍不住扑哧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