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城里几乎没什么变化，这并不令我感到吃惊。也许久居深山的缘故，我还是对城里的一切感觉到新鲜，甚至有种亲近。城市是最能集中现代文明要素的地方，有自来水，有电灯，还有汽车，怎么能把这些美好的要素都算到我们敌人的账上呢？谁说城市就应该是敌人的？而山沟才属于工农红色政权？我们革命又是为了什么？还不就是夺取政权？夺取政权的最终样式就是夺取城市，这一点毫无疑义。革命的最终目睥，就是让我们赤贫的工农兄弟，都过上这有自来水、电灯和出门坐汽车的好日子。
刘瑛有点紧张，这我能感觉出来。她不时紧紧地靠在我的肩膀上，后来，干脆就挽起了我的一只臂膀，尽管这样，她的肌肉还是发紧发硬，有时还微微颤抖。的确，几年钻山沟打游击的生活改变了我们。原本，刘瑛也属于城市，属于这人来车往的热闹生活。如果小余带来的消息是真的，我们能顺利地下山接受整编，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呢？完全可以预见的是，党是不会把自己的红色武装力量完全交给国民党处置的，按照交通员小余的说法，中央将会指定一个区域，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集中起来，而国民党决不会对这样的集中视若无睹，他们会拼命阻挠甚至不惜用武力拦截，战斗也许将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我们离开了青竹山，直至奔赴抗日前线，都将经历更险恶的战斗，其困难程度绝不在坚持在青竹山之下。
我不时突然扭头，将嘴伸向刘瑛耳边，似乎与她悄悄耳语，有些耳鬓厮磨的意味。其实，我是利用扭头的瞬间飞快地朝身后投去一瞥。这是我多年前从事地下工作时养成的习惯，以便确定身后是否有跟踪盯梢者。还好，看上去还算安全，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人，这让我稍稍心安。进城前我和刘瑛商量过，她问我要不要去试着找找旧时的地下交通站？比如那个小诊所的医生？我考虑了一下，当然，如果那样要冒相当大的风险。自从与何能手的中心市委再次失去联系后，福州城内的情况越发复杂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急于去过去的联络站接关系显然不是聪明之举。我忽然想起来何能手派往青竹山的巡视员以及给我们的“处分”，便问她是不是打算找到何能手，让他取消我们的“处分”。刘瑛笑道，对了，你不说我倒还真的忘了。
我说，可见那处分并不伤人啊，否则为什么当时耿耿于怀，过后又轻易忘了呢？刘瑛说，那还不是青竹山的恶劣斗争环境给逼的？每天都要考虑第二天的野菜汤还能不能喝得上，甚至要考虑脑袋还会不会长在脖腔上，谁还顾得上什么处分啊。我说，既然这样，就让那处分留着吧，说不定将来倒是一个纪念呢。刘瑛噘起嘴道，那不行，要留你留着，我的可不想留。什么时候与上级组织取得联系，哪怕到了项英、陈毅同志面前，我也要申诉，非撤销这个处分不可！难道你愿意一生背着这个莫须有的处分？好玩还是怎么着？我说，谁没事愿意背个处分啊，反正咱们的处分是一码事，如果一个人的处分能撤销，另一个也就不在话下了。刘瑛说，那好吧，祝咱俩双双走运。说完，她还调皮地伸出右手小拇指，我和拉了拉“勾”，看上去真像个天真无邪的女孩。
福州街头的百姓们很少留意别人，除了那些行色匆匆的，就是悠闲地逛来逛去的人，也大多注意着路边的商店的橱窗里的陈列品，还有人面无表情地看着张贴在路边抵制日货的宣传海报。街上此伏彼起的木屐声盖过了汽车喇叭声。因为临近中午，街上很少有那些像工蜂一样飞来飞去的报童，这让我有了走到泉边却愈发口渴的感觉。我们还不便向行人打听在哪能买到报纸，这样简单的问题最容易暴露身份，我们只能像无所事事闲逛的路人，凭着自己的双眼，去寻找对青竹山红军独立师前途至关重要的报纸。
终于，在一个不起眼的拐角处，找到了一个小报摊。我和刘瑛像焦渴的沙漠旅人，扑向一汪清泉，急不可耐地翻看起那些报纸。我们太专注了，如饥似渴的，把报纸翻得“哗哗”直响，却忽视了卖报人的不满眼神。
“嘿，要都像你们这样白白看报，我们卖报纸的都去喝西北风啊？”
听到声音我还没醒过神来，直到刘瑛用肘子触触我，我才茫然地抬起头来。卖报的是个六十多岁的老汉，他愤怒得脸色通红，那十有八九不是我白看了他的报纸，而是蔑视他的存在。
“对呀，先生，说的就是你，看你斯文的样子，也像是读书识理的人，怎么能这样呢？”老汉没完没了地嘟囔道。
看着我莫名其妙的样子，刘瑛提醒我说：“钱，报纸的钱！”
我这才恍然大悟。急忙从兜里掏出一块光洋丢过去，砸在卖报老汉的手背上，老汉不觉得痛，反倒像捡了个元宝，转怒为喜，乐得嘴都合不上了。我顾不上再翻看报纸，贪婪地从每一摞上抓起一张，从《中央日报》到闽省的各种报纸，无论大小，有一张算一张，总有二十多种的样子，很快就抱起满满的一摞。我像意外地发了一笔横财，朝刘瑛呶呶嘴，示意她快些离开这里。卖报的老汉在身后朝我喊道：
“先生，找你钱……”
我顾不上理他，刘瑛就回头摆摆手：“不用了。”
我们这个样子肯定不行，滑稽得像个送报纸的传达。于是，我们拐进了一家卖“锅边糊”的小店，一人要了一碗“锅边糊”，慢慢品尝着这道福州风味小吃。在等待和吃的过程中，我的头就再也没有抬起来，始终落在报纸上。
工夫不负有心人，这趟福州真没白来。果然，大报小报上有关时局的报道连篇累牍，什么样的消息和评论都有，我心里就踏实了。我先仔细研究起《中央日报》，这份国民党的大报，尽管立场最为反动，但它的消息来源总该比那些小报更大有研究头，消息的空间也大，至少在我看来应该是这样。的确，剔除了那些轻浮甚至带有诬蔑的字眼儿，《中央日报》提供的信息还是比较多的。字里行间，果然有中共中央的给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电令指示，要求下山接受改编的各类消息，还有项英、陈毅同志的行动动向。看到这里，我心中有底了。
三口两口吃完“锅边糊”，刚撂下碗，刘瑛咂咂嘴说：“味道淡了点，好像又放了虾油。”刘瑛对福州人爱吃的虾油总是耿耿于怀。
我抬起头。“什么，淡了？你说什么淡了？”
“锅边糊呗，还能有什么淡了？”刘瑛有些好笑。“咱们还是赶快走吧，我看你有点神不守舍了。”
报纸不能就那么带出城去。我们跟“锅边糊”店主要了根绳子，打成一个包，看上去像用报纸包起了什么。我提着报纸，尽管沉甸甸的，可我并不觉得坠手。
我们雇了一辆黄包车，穿赵城区。
刘瑛一旁小声说：“你看城里敌人的戒备是不是松动了一些？”
我摇摇头说：“看不出来。没那么简单吧？国共一谈判，敌人就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
刘瑛点点头道：“对，小心无大错，但愿山上的同志不要放松警惕。这个时候最容易出事了。”
刘瑛这么一说，我倒更性急了。
出了城门，我们松了一口气，几乎拔腿飞奔了。
回到青竹山上，我们更从容地综合分析研究了报纸上的各类消息，确信联络员小余同志带来的命令的确是来自党中央的声音。龙海山这几年能认一些字了，但要读报纸还很吃力，他对报上的各种消息未置一词，只是听我们的分析。但最后，他有些疑虑地表示，这都是国民党的报纸，能相信吗？国民党的报纸什么时候不是阎王爷的告示，鬼话连篇？应当说，他的担忧不无道理。可是，眼下国共谈判期间，国民党的报纸会造谣诬蔑共产党红军，但基本事实却大抵不会错的。至少，我们应当相信党中央，相信中共南方局的项英、陈毅同志。龙海山见我们这样说，便无话了，只是两眼怔怔地发呆，神情几分沮丧。三年游击战争，环境那样艰苦，我还从没见他如此情绪低落。但他无疑不会同任何人再争论。
自从楚天雷牺牲后，龙海山变化很大，他不再动不动就与人争论，似乎“南龙北楚”少了一半，令他觉得争论的意义全无，就连活着的滋味都淡了许多。他跟我说过几次，他对楚天雷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不是随随便便地怀疑他的革命坚定性，楚天雷何必要冒险去证明自己的清白呢？龙海山越是这样说，我的心里越是不好受。无论南龙还是北楚，都是响当当的青竹山的耿直汉子，他们眼里揉不得沙子，对革命理想坚信不疑，却因为同志间的猜疑而导致了楚天雷的无谓牺牲。这其中的主要责任，应当由我来负才对，怎么有怪龙海山呢？过后，我怎样才能向党组织承担我在楚天雷之死问题上的责任，我已经考虑过了。龙海山的态度更增加了我的自责而已。其实，我知道龙海山的肚子里的小九九，独立师要接受改编，按照项英、陈毅首长的命令，部队要开拔到皖南一带集结。离开青竹山，这是龙海山最难以承受的。要他离开青竹山，就像要一条鱼离开水塘一样无法忍受。他的这种反应，可以理解，但不可以同情。
小余见我们相信了他，很是高兴，他提出要返回去向项英、陈毅首长报告。我再三向他表示了道歉，小余说完全可以理解，他也是没有跟着主力红军长征，留在南方过来的，用不着道歉。
小余走后不久，一位不速之客来到了青竹山。
龙海山先接到哨兵的报告，才叫人来找我。我看到龙海山的脸色就觉得不对。他告诉我，来人自称是国民党派来的联络员，前来联系青竹山独立师下山与国民党方面谈判的事宜。
我松了口气说：“他们终于来人了，这等于承认了我们的合法的地位，在他们眼里，我们不再是‘共匪’了，也是国民革命军的武装力量了，这么多年，真不容易啊！”我忽然发现龙海山的神色不对。“老龙，你怎么了？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