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4月13日上午，北京永定门火车站的站台，弥漫着伤感的气息。
据《北华捷报》《泰晤士报》报道，十几个西方国家的驻华使节，清廷勋戚权贵、各部臣僚、总税务司署职员及名流士绅、工商买办等数百人，聚集于此，为清王朝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送行。
人生自古伤离别，包括赫德私人海关乐队在内的五支铜管乐队，反复演奏各国国歌。乐声中没有一个西方人“不含着眼泪道别”。而赫德竟也无语凝噎，他知道自己将一去不返。
专列在呜咽的汽笛声和《友谊地久天长》的终结曲中缓缓启动。赫德因病卸职回国，结束了他对中国近代海关长达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掌控。
登车前，赫德在站台上转过身来，留给中国的不仅是一个苍凉的姿势，也留下了一个庞大的海关帝国。
海关帝国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催生出外籍税务司制度。这种骑着大炮炮管进来的制度，将原本独立自主的中国近代海关异化为一个“怪物”！明明是清政府的行政机关，却处于金发碧眼的洋人管理之下。这具体形硕大、盘根错节，被称作“洋关”的“怪物”就好比海底深处的大章鱼，张牙舞爪，触角伸得很长。它的业务管理包罗万象，已远远超过其主业——征收关税，诸如航政、港务、内债、外债、邮政、同文馆，均被一网打尽。它呼风唤雨，深深地卷入清政府的内政外交，甚至连中国参加海外博览会，也被它一手包办，时人称之为“赫德之赛会”[1]。
这一切，当然要归功于“我们的赫德”。在某种程度上，他就是中国近代海关的代名词。这个中国近代海关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受命担任总税务司时，年仅28岁，从此开始了他把持中国近代海关长达近半个世纪的“赫德时代。”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相对于大清王朝的日薄西山，赫德掌控下的海关帝国大厦却一天天成长。在他卸任之前，羽翼之丰满，臻于极致。
“帝国”的总部是设在北京的总税务司署，堪称清政府里唯一没有贪污腐败的机构。它有一整套脱胎于英国文官制度的管理体系，形成了以英人为主、洋员控制的海关网络，拥有5500名雇员，管辖着46个海关、50处常关[2]，182座灯塔，798座望楼，2800处大小邮商，每年为清政府提供白花花的3000多万两银子！占清政府财政收入的1/3强。
在这个“帝国”供职的洋人来自全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除了非洲的黑人和美洲的印第安红人外，几乎哪一国人都有”，宛如一个小“联合国”，因此“国际官厅”成为它的绰号。
这就是赫德的帝国，在这里，他是说一不二的王。他曾经不徇私情，拒绝给广州的牧师朋友之子安排职位。如今，他把他在中国打下的“江山”交给了妻弟裴式楷（Robert Edward Bredon）。
这是一个在清政府获得最高地位和最大名气的外国人。然而，正如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有人抨击他控制中国近代海关，是不平等条约关系的实践者；有人赞美他以客卿的身份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是清王朝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有人揶揄说，否认罗伯特·赫德先生是一个天使，就是亵渎神明。[3]
赫德的火车渐行渐远，将一切褒贬抛诸脑后。他可不像那个多愁善感的丹麦忧郁王子，这个嗅觉灵敏、行事决断的“国王”很清楚，“赫德时代”随着自己的离去，画上了休止符。
临行前，病榻上的赫德写下了这样一首意味深长的小诗：
你嬉戏已足，
你吃饱喝足，
该是你离去的时候了！
这不是总税务司的原创，而是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创作的讽刺诗，这首原供罗马精英们用于晚会消遣的小诗，寄托了赫德无限凄怆的感触。
其实，四年前他就敏感地意识到，该打道回府了！
那一年，在史称“清末新政”的改革浪潮中，海关的处境已变得十分微妙。它的顶头上司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早已改为外务部，海关行政体制面临一系列不可预知的变化，西方列强再按照旧有模式奴役中国的前景变得渺茫。
所谓撤衙改部，并非清政府的主动行为。由于甲午战争的惨败，洋务运动宣告彻底失败，总理衙门的地位也一落千丈。列强认为总理衙门机构臃肿，已不能有效地处理突发外交事件，因此在签订《辛丑条约》时规定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专门办理与列强的外交。同时，按照列强的要求，清政府陆续增设了商务部、学部、实业部、铁路局、陆军部、海军部等机构来行使原总理衙门的部分职权，从而使各机构更加专业化。外务部也成为名副其实的专业外交机构，这和近代国际惯例已完全一致。如此一来，外务部下属的海关总税务司署，似乎也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任性，不务正业了。
而此时已近古稀之年的赫德已到达权力的顶峰，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多次召见他，并封以“头品顶戴”“太子少保”等头衔，但赫德从无上恩宠的背后似乎嗅到某种危机，他“需要有蛇那样的机智，鸽子那样的温驯”，才能化险为夷。
但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仿佛一剂清醒剂，让他彻底认识到，中国的涉外事务已经不需要他所领导的海关！或许，中国政府也不需要他这个洋客卿来出谋划策了。
在这次世博会上，中国人第一次自行组团前往。时评曰此乃“中国政府正式登上世博会舞台的开端”，而海关洋员完全沦为了配角！
有一个不受清政府待见的人物，同时也是本书第一章的主角，出现在了会场。他就是——孙中山。
最盛之会
1904年4月6日，孙中山由檀香山乘“高丽”号邮轮抵达旧金山码头。八年前的伦敦蒙难不仅使他声名远扬，而且让世人认识了他的伟大事业。《纽约时报》在一篇题为“为新中国而呐喊的孙逸仙博士”的述评文章里这样写道：“孙先生展示了他作为一个东方人的才能，他通过唤起英国公众的同情而使他的政见能传播开来，以便能够从新的鞑靼部落手中拯救中国。”
但现在的孙逸仙博士却无法施展任何才能，因为他一上岸，就被美国海关拘捕，说其所持护照有问题，而且是“中国乱党”。第二天，美国移民局将他转到仙人岛上的一间小木屋里，羁押起来。
小木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但孙中山没有心情在这里做“逸仙”。他实在不知道，伦敦蒙难时的好运气还会不会再次到来。
事情居然与圣路易斯世博会密切相关。
1904年圣路易斯世博会，是美国为隆重纪念“路易斯安娜购地”100周年而举办的。自3年前起，美国就广撒英雄帖，向世界各国频频发出邀请。为此，清政府特派贝子溥伦率团与会，成为中国官方参加世博会的鲜明标志。
正因为溥伦贝子开启世博之旅，将于4月抵美，此时在檀香山宣扬“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的孙中山引起了清保皇势力的担忧。对于孙中山的下一站行踪，他们密切关注。见其离开檀香山前往旧金山，一惧美国本土华侨再受孙氏蛊惑，二怕溥伦贝子参加世博会受到革命党的干扰。于是，保皇势力唆使旧金山海关有意留难，孙中山的人生继英伦蒙难后再遭一劫。
还是在年初，孙中山为发展革命势力，在檀香山加入了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致公堂[4]。这个组织的影响力渗透全美的华人帮派，成为相助孙中山的贵人。
旧金山致公堂大佬黄三德获知孙氏有难后，当即展开营救行动。黄帮主先是具保将孙中山保出，又花重金聘请美国律师，并伪造孙出生于檀香山的证书，迫使美国工商部裁定其享有居留美国之权利。终于，孙中山在4月28日获准入境。
孙中山获释那天，黄三德专门组织致公堂成员到码头列队迎接，敲锣打鼓，舞狮游龙，令孙中山好不感动。接着，孙中山在黄三德的陪同下，到全美各埠继续宣传革命，心情大好之下，于8月18日乘兴来到正在举办世博会的圣路易斯。
这届世博会气象恢宏，中国东方式的建筑和传统文化尤其受到欢迎。这一切强烈震撼着孙中山的感官，他不由得发出“此会为新球开辟以来的一大会。为世界最盛之会”的慨叹！
孙中山眼里的“最盛之会”，在赫德看来，毋宁是海关最后的绝唱。
在接到圣路易斯世博会的赴会邀请后，清政府便任命溥伦为中国代表团正监督（团长），外务部同时札行赫德，曰本次参会拟派正监督一员、副监督两员，“惟副监督二员内应用税务司一员派充此任，尤以美国人为合宜”[5]。接到札文后，赫德明白，由海关全权代表参会的日子一去不返。虽心有不甘，但他还是平静地奉令行事，在全海关美国籍税务司中遴选出柯尔乐（F.A.Carl）来担任副监督一职。
毕竟，在副职中尚有一席之地。
平心而论，赫德对这届世博会还是一如既往地尽心尽力，他按照惯例要求各海关口岸协助柯尔乐收集展品。谁知，柯尔乐费尽心机弄来的所谓极具中华特色、中国情调的展品却引起非议。原来，中国展馆里除了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古董瓷器、琴棋书画、笔墨纸砚外，还标新立异地建起了一座城隍庙，里面不但有凶神恶煞，还有各种刑具、杀人刀具、刑场照片等。各种栩栩如生的雕像也陈列在内，计有小脚女人、妓女、烟鬼、犯人、乞丐，等等，不一而足。或许在海关洋员眼里，三寸金莲具有某些东方情调。
对此，国内的有识之士多有烦言，不少大臣也上奏说以后应由商部派遣熟悉商情的官员，会同驻该国的使臣办理。
尴尬的清政府痛下决心，趁势将承办世博会这项职能从海关全部收回。
“赫德之赛会”，演出到此结束。
赫德之死
赫德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这个在中国生活了54年的老人，已是风中残烛，似乎已经很难分辨自己到底是中国人还是英国人了。不过他在执掌海关帝国的时候，可一点也不含糊。
清朝外交官郭嵩焘曾经问赫德：“君自问帮中国，抑帮英国？”
赫德回答：“我与此都不敢偏袒。譬如骑马，偏东偏西便坐不住，我只是两边调停。”
但郭嵩焘打破砂锅问到底，继续逼问：“无事可以中立，有事不能中立，将奈何？”
赫德无奈，终于含蓄地支吾道：“我固英国人也！”
这区区六个字，正是他的本能，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身体力行的。但是，尽管他使出浑身解数，对英国忠心耿耿；尽管他找寻一切机会，让英国人民了解他的“海关成就”，可他得到的，却远远没有期望的那么多。
不是吗？“通过他为中国的服务，通过他为文明世界的服务，他将荣誉与好处带给了英国”，可是，他的祖国却视而不见，“迟迟不愿承认他的价值和工作”，直到他担任总税务司长达16年之久，“直接和间接地为英国的利益做出大量的工作，这才获得圣迈克尔和圣乔治英国文官勋章。10年之后，他才被授予大十字勋章，过了4年，被封为男爵”。
其实更加准确的称谓应该是“从男爵”，地位还要在“男爵”之下，虽说可以世袭，却并不属于贵族！聊以自慰的是，他终于实现了少年时代获封一个爵位的梦想，人们从此可以在他的大名前面冠以爵士（Sir）的尊称了。
相较之下，清朝似乎更加慷慨，待他不薄。从1864年被授三品按察使，1869年被授二品布政使，直到被授“享有殊荣的一品红顶顶戴，一品二等花翎双龙宝星，赏三代一品封典”，不仅他本人，连他的父辈祖辈都捎带上了。尤其是慈禧太后，各种恩宠、厚赏不断，甚至封他为太子少保。
“外人加宫保衔，于此为创典矣！”而维多利亚女王授予他的从男爵，怎么看都像是不得已给点甜头，要不实在对不住他的劳苦功高。同为“女王”，王与王之间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赫德是知道感恩的，要不他也不会在获封从男爵后进行新纹章设计时如此行文，“因我是一个大十字高级勋位爵士，我有资格采用扶持纹章盾的人兽图形，这些图形我喜欢用一条龙和一只孔雀，以纪念我和中国的关系”[6]。
在中国的最后日子里，赫德不仅诸病缠身，而且他的权力显然也在不断地缩小。一向标榜廉洁的他，把海关的重要职位全部换成自家亲戚，或许，他能信任的人已经不多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是到了告老还乡、写写回忆录的时候了。所幸，他的总税务司头衔一直被保留着，这对他来说多少有些安慰。赫德回国不到半年，就传来光绪帝崩殂的噩耗，更“重要的是，皇帝死后不到24小时，那个威风凛凛的慈禧太后也去世了，享年73岁”。
光绪尤其是慈禧之死，对赫德这个日暮途穷的老人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曾经，他对那位“机敏而老练的老妇人”推崇备至。这不是他一人的观点，而是在华洋人的共识。担任多年美国驻华公使的田贝，曾以赞赏的口吻说：“摄政的太后，在她的族人中，一向是第一个最能了解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问题的人物。”但赫德除了推崇，更有感恩，不仅是因为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封赏，更因为只有慈禧“清楚地知道他为中国所进行的一切活动，知道他对海关机构和政府的价值”。更加妙不可言的是，“他的公职期刚好和慈禧太后在朝廷和国家事务中的统治期相耦合，尽管这只是一种感情上的约束力，但有其价值。只要老佛爷还活着，她在海关里就有一位朋友和捍卫者”。
可是，现在，老佛爷死了！
或许，一切都该结束了！
祸不单行，1910年春，又一个坏消息传来，清政府任命安格联（Francis Arthur Aglen）暂行代理总税务司。裴式楷真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若不是他在税务会办大臣唐绍仪那里温顺得像绵羊，又何至于此。
既然中国人已经学会了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自己的历史使命也该结束了。进入辛亥年（1911年）以后，赫德的身体每况愈下，精神萎靡，而“只有一谈起海关事务，他才会像服用了春药一般眼睛发亮”。
1911年9月14日，赫德自感来日无多，在给自己的继任者安格联的信中哀叹：“我的身体一直很不好，日益衰弱，所以我担心再也回不到中国了。”
6天后，1911年9月20日，这个被孙中山称为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外国人，在英国南部白金汉郡的马洛去世。在其绝笔中，念念不忘他一手擘画的海关帝国：
我清楚地意识到，生命正渐渐离我而去。遥想走过的岁月，我为我的经历深感自豪和幸运。我从一个去中国为女王陛下服务的英国外交官成为这个国家的政府大臣，这件事竟然如此神奇地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不禁为命运深深折服，但我仍然在为女王陛下服务，我永远是她和大英帝国的忠实臣民，当然我也在为中国服务。
这个国家让我感到如此陶醉，如此怀念，又如此伤感。它是那样的善良，那样的自足，可是又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我竭尽全力地帮助过它，我希望我的继任者也像我一样帮助它，即使是为了英国的利益也该如此。
英国不能失去中国，不能失去中国海关！中国对我们太重要了，有了它，英国在全世界的贸易和统治才是完整的。
安格联能掌握中国海关吗？他明白自己的使命吗？中国的选择正确吗？[7]
实在是难以瞑目！安格联能看管好自己留下的遗产吗？
20天后，他服务了半个世纪的那个东方帝国在武昌烽火中坍塌。
……
1914年5月25日，上海外滩汉口路海关大楼前，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铜像揭幕仪式。
基座上的铭文是：
“前清太子太保尚书衔总税务司，英男爵赫君德，字鹭宾，生于道光乙未，卒于宣统辛亥，享遐龄者七十七年，综关榷者四十八载。创办全国邮政，建设沿海灯楼，资衿式于邦人，备咨询于政府，诚悫，谦忍，智果，明通，立中华不朽之功，膺世界非常之誉。”[8]
主持仪式的丹麦驻沪总领事、上海领事团领袖领事乐斯劳（P.T.Raaschou）发表了长篇大论，听众里，有这样一位嘉宾显得不同寻常，他便是前民国第一任总理，同时也是本书第二章的主角——唐绍仪。
竖立铜像的创意，来自粤海关（广州海关旧称）税务司庆丕（P.H.King）。
原来，赫德死后，洋员们如丧考妣。为纪念他的“丰功伟绩”，由庆丕发起，决定为其铸一铜像，并专门成立了赫德铜像募捐委员会，共募得经费白银15000两。离开中国6年后，赫德又“回来”了，登上江海关港务科办公处前的塔基，低着头，背着手，若有所思……
后继有人
1911年11月9日，广州珠江。晨雾久久不散，似乎不是适宜起锚的天气。
前一晚乘轿来到沙面英国领事馆避难的两广总督张鸣岐，在护卫扈从下，匆匆登上英国“汉弟”号驱逐舰，逃往香港。
驱逐他的，正是汹涌而至的革命洪流。
武昌烽火燎原全国，“乱机勃勃”的广州“全城官吏尽空”。时局的演变一如这混沌的雾气，令张鸣岐难以应付。各炮台军舰已然升起民国军旗，形势迫人。“回首羊城三月暮，血肉纷飞”，再不溜之大吉，只怕那黄花岗七十二鬼魂，索命来也！
第二天，粤海关税务司梅乐和（F.W.Maze）给安格联写信：
总督终于在昨天逃走，（到英国领事馆请求用英国军舰把他送到香港。）照会各国领事，日常事务可以同谘议局接洽。……广州现在已经无人领导。[9]
此时此刻的中国海关掌门人，已经是安格联爵士。
在不久前武昌起义连天的烽火中，安格联升补总税务司，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他走马上任后，除了一些人事上的微调外，基本延续了赫德所建立的制度。但如何在动荡的时局中保住他的地位，维护海关的“安全”，成为头等大事。
辛亥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还是代理总税务司的安格联敏锐地意识到税款有被革命军截留的危险。此时，他置标榜的海关“中立”政策于不顾，拍发电报给汉口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A.H.Sugden），指令：“你应当将税款设法转入汇丰银行我的账内，等候事态发展。让税款跑到革命党的库里是不行的！”[10]
总税务司对全国海关行政强大的统治力得到充分体现，自江汉关始，各口税务司都积极行动起来。当“各口的帝国当局不是被赶走，就是逃跑或是投入革命党人一方”时，“每一个海关税务司便都直觉地以总税务司的名义接管了海关银号和税款”。
各口税务司本来就和总税务司安格联心意相通，在得到明确指示之后更是信心十足了。“就汉口来说，税务司进行交涉，无疑得到当时停泊江面的大批外国军舰的支持。在长沙的一艘德国小炮舰，也发生道义上的作用。”[11]这是因为海关的利益代表着列强的在华利益，所以很容易就取得了以英国公使朱尔典为首的公使团及其炮舰政策的强大支持。
张鸣岐出逃的当天，广东各界代表在广东谘议局集会，宣布“共和独立”，成立广东军政府。机敏的梅乐和报告安格联：“正午以后挂龙旗的政府机关，只有海关了。鉴于人民的情绪，我已经吩咐今天什么旗都不挂。另外我命令把外勤人员制服、帽子上的龙形帽徽取下。”
遵照安格联的指令，梅乐和向广东军政府提出保管税款的要求。鉴于广东政局不稳，军政府不愿和列强发生冲突，与梅乐和达成协议，不仅照常办理粤海关事务，税款暂存汇丰银行广州分行，其余广东各关也同样办理。既然已经保住了广东各口岸海关的管理权和税款，梅乐和“在广州海关巡船挂旗问题上，只好让步”。因为在安格联看来，在不可抗力前还是低头为妙。
如此，各起义口岸的海关税款被次第接管。
“计自清咸丰四年（1854年）创办海关，迄辛亥革命时止，数十年间，所有税款的收纳、存放、汇解等事，俱由海关道或海关监督主之。”[12]换言之，有清一代，洋关制度建立50多年来，外籍税务司在关税方面的权力，都只局限于关税征收权，从未涉及海关税款的保管权。
如今，安格联这个“我们人员中最有前途希望的”（赫德语）接班人，不仅没有败掉赫德留下的“遗产”，更是将其发扬光大，利用各省纷纷起义和清政府统治瓦解的乱局，一举将列强垂涎多年的关税保管权收入囊中。
看来赫德的担心纯属多余，安格联忠实承袭了他的衣钵。此后整个民国年间，海关帝国依然尾大不掉，触角延伸至民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赫德在九泉之下，当可瞑目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