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第十九回有这么一条脂批：“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又写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传奇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于颦儿处为更甚，其囫囵不解之中实可解，可解之中又说不出理路。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移之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因此，这位批书人说贾宝玉是“今古未有之一人”。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贾宝玉所代表的社会思潮当时还处于“草色遥看近却无”的状态，所以时人难以认识其思想的“理路”；而作者却从生活里把握了这种体现着那刚刚产生、还在酝酿之中、后来被称为“民主主义思想”因素的人物性格，塑造成典型形象，并且写得血肉丰满，跃然纸上。
这又产生一个问题：一位成天关在大观园里的贵族公子怎么成为“今古未有之一人”的呢？从作品所描写的典型环境中能寻出其叛逆性格的形成和发展的原因与踪迹来吗？
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贾宝玉是《红楼梦》的主人公，他的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在书中是否可以“追踪蹑迹”，实则涉及这一形象是否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问题。所以我们也就乐于抛砖，以期引玉。
一 来自两种管教思想之对立的影响
《红楼梦》开卷一写到贾府，便画龙点睛式地写出它所面临的双重危机：一是“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二是“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这两点，特别是后一点，具有统摄全书情节的作用。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自古皆然，亦多由于“儿孙不肖”。贾府的“儿孙一代不如一代”也已到了这种田地：“遗之子孙虽多，竟无可以继业。”但仍有一线希望：“其中惟嫡孙宝玉一人……聪明灵慧，略可望成。”
贾宝玉之所以成为贾府的“凤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随之也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何管教这个“命根子”？“不严不能成器，过严恐生不虞”。真是“严”又不好，“宽”又不好。这就引起贾政和贾母之间的矛盾。
贾政作为程朱理学的虔诚信徒，强调的是“不严不能成器”。
“严”，就是在德育上要贾宝玉懂得：“孔子之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2]从而做一个忠孝双全的人。
“严”，就是在智育上要贾宝玉做到：通明世事，练达人情，把《四书》讲明背熟，精通时文八股，从而跃马仕途，光宗耀祖。
显然，这种教人“存天理、灭人欲”，要人以“代圣人立言”为己务的封建教育，既违反人性，又束缚思想，本是先天地不合理的，到此时就显出其虚伪和罪恶。因此古人所提倡的一套“以身作则”和“循循善诱”的教育原则也就变成空中楼阁，野蛮的打骂成了封建统治阶级强迫子弟“就范”的唯一方法。贾府的统治者对子弟们的教育就是如此。第四十五回，赖嬷嬷指着贾宝玉说：“不怕你嫌我，如今老爷不过这么管你一管，老太太护在头里。当日老爷小时挨你爷爷的打，谁没看见的？老爷小时何曾像你这么天不怕地不怕的了？还有那大老爷，虽然淘气，也没有像你这扎窝子的样儿，也是天天打。还有东府里你珍哥儿的爷爷，那才是火上烧油的样子，说声恼了，什么儿子，竟是审贼！”其结果，便是“打”出了贾敬、贾赦、贾政这堆“孝子”。这正好说明封建社会末期，统治阶级对于子弟的教育已经完全破产。可贾政却仍想乞灵于这个祖传的法宝，以期能使贾宝玉“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因此，一旦发觉贾宝玉身上有叛逆思想的萌芽，便火得连绳子都用上。
然而，尽管贾政暴跳如雷，宣称若“明日酿到他弑君弑父”，“不如趁今日一发勒死了，以绝将来之患”！我们却不必为贾宝玉的生命担忧，这是由于这位封建卫道者本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决定着他对贾宝玉的“严”是有限度的。其一，贾宝玉是贾府诸子孙中唯一“略可望成”的人，勒死他，无异自绝光宗耀祖的希望，基于整个封建家族的利益，贾政不得不三思而后行。其二，贾妃十分钟爱贾宝玉，名虽姊弟，情同母子，入宫后又“时时带信”，要父母“千万好生抚养”；贾政其所以采用贾宝玉所题大观园之对额，目的就是要“使贾妃见之，知系其爱弟所为，抑或不负其素日切望之意”。基于“忠”，贾政自然不敢与贾妃“争驰”，也就不敢过分地奈何贾宝玉。其三，贾宝玉是贾母的“命根子”，“打死宝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时不自在了，岂不事大？”基于“孝”，贾政虽则不满于贾母平素损害他管教儿子的权威，却也不敢过分地苛责贾宝玉。其四，存在于这个封建大家族内部的嫡庶之间的派系斗争决定了贾宝玉是王夫人不可或失的“孽障”，失去了他就等于失去了自己在贾府的一切，所以尽管对他不满，还是要全力以赴地去保护他；而贾、王二府的历史命运又是休戚与共的，从而也就决定了贾政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向王夫人作出让步。其五，也是主要的，就贾政与贾宝玉的矛盾性质而言，从本质上看，是封建主义思想和初步民主主义思想这两种意识形态上的冲突，是封建大家族内部两种生活道路和两种政治前途的斗争，他们各自代表了根本对立的不同的历史方向，这当然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后者尚未酿到公然要“弑君弑父”的地步，还只是社会阶级矛盾和封建宗法社会的政治危机在这豪族世家内部的反映，故而贾政对贾宝玉的恨，还具有恨铁不成钢的性质，恨至深，也是期望过于殷切的变相表现。
唯因如此，所以贾政虽则口口声声要勒死贾宝玉，然而一见王夫人“爬在贾宝玉身上大哭”，便“不觉长叹一声，向椅上坐了，泪如雨下”。再遭贾母冷言数落，便“苦苦叩求认罪”，真心“自悔不该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足见他对贾宝玉的恨至极也是爱至深。其所以一杖下一道血地打贾宝玉，全然是由于封建教育的违反人性决定了他要使贾宝玉循规蹈矩，就不得不靠“打”。
正因为那管教从严是落在一个“打”字上面，而贾母作为利己享乐主义者又以嫡孙绕膝为乐，所以也就必然要强调“过严恐生不虞”。
照圣贤们的良法美意说，讲孝道与尊父权应是并存不悖的。贾政作为儿子，应该孝敬贾母，以尽“子职”；贾母作为妇女，应该顺从贾政，以守“妇德”。因为封建社会是以男性为中心建立它的统治权力的，妇女在这个社会制度里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自主之权，只应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要是权柄旁落到妇女的手里，会被看成纪纲毁堕的严重现象，所谓“牝鸡司晨，唯家之索”，便是指这说的。贾府由于男子们的庸陋无能，就陷于他们的制度所忌讳的所谓“牝鸡司晨”的局面。本来所谓“女主内”是指日常家务与操作，并不是指家庭大事的主权；可贾府治家教子等等大权却握在贾母的手里，而由其所宠信的孙媳王熙凤总揽全府事务的实际大权。
贾母一面利用贾政对她必尽的“孝道”，一面运用手里的权柄，让贾宝玉自幼便和姐妹们在自己屋里居住，以享所谓“天伦之乐”，欢度晚年，直把贾宝玉宠得“无人敢管”。
贾政派人来叫，贾宝玉吓得“拉着贾母扭的好似扭股儿糖，杀死也不敢去”。贾母就一面安慰：“好宝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屈了你。”一面吩咐两个老嬷嬷：“好生带了宝玉去，别叫他老子吓着他。”
贾宝玉病倒，贾母当着贾政的面痛骂赵姨娘等人：“他死了，我只和你们要命！素日都不是你们调唆着逼他写字念书，把胆子唬破了，见了他老子不像个避猫鼠儿？都不是你们这起淫妇调唆的！这会子逼死了，你们遂了心，我饶那一个！”一面骂，一面哭。“贾政在旁听见这些话，心里越发难过。”
贾宝玉挨打，贾母一面讽刺、挖苦贾政，一面令人打点行李车轿回南京。贾政先还敢为自己辩护，说“儿子管他，为的是光宗耀祖”，到后来就直挺挺跪着，叩头谢罪。
贾宝玉伤愈，贾母怕贾政又难为他，遂将贾政的亲随小厮头儿唤来吩咐：“以后倘有会人待客诸样的事，你老爷要叫宝玉，你不用上来传话，就回他说我说了：一则打重了，得着实将养几个月才走得；二则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见外人，过了八月才许出二门。”并让袭人把这话告诉贾宝玉，“使他放心”。自此，贾宝玉“不但将亲戚朋友一概杜绝了，而且连家庭中晨昏定省亦发都随他的便了，日日只在园中游卧”。
这位“老祖宗”，真是只知要贾政对自己尽“子职”，却不支持和遵从贾政的“父职”，甚至还不当地夺了他管教儿子的权威，堪说是典型的“牝鸡司晨”。
其实，贾母作为贾府全家上下所尊崇的思想领导的最高权威，她对贾宝玉的管教从宽，这种“宽”也是有限度的，是以不撕毁温情脉脉的封建礼教的面纱作为前提的。这位“老祖宗”不是说过吗：“大人溺爱的是他一则生的得人意儿，二则见人礼数竟比大人行出来的不错，使人见了可爱可怜，背地里所以才纵容他一点子。若一味他只管没里没外不与大人争光，凭他生的怎样，也是该打死的。”可见她对贾宝玉的溺爱是具体的、有原则的，不是抽象的、无缘无故的。这种缘故又不能停留在这段话的表面看，还须探究一下她所说的“生的得人意儿”，指的究竟是什么。难道是指贾宝玉体态的风流俊美？不，贾府的“玉”字辈和“草”字辈除了贾环以外，都是英俊少年。贾母所说的“生的得人意儿”，应该用她自己的话来作解释：“我养这些儿子孙子，也没一个像他爷爷的，就这玉儿还像他爷爷。”贾母这段话又是由张道士的一段话引起的：“我看见哥儿的这个形容身段、言谈举动，怎么就同当日国公爷一个稿子！”张道士这么说，实指贾宝玉将来有出息，而这正说在贾母的心坎上。
显然，贾母这位利己享乐主义者对贾宝玉的爱，与封建卫道主义者贾政对贾宝玉的恨一样，也是以维护封建主义的根本利益为转移的，它们实质上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贾政强调“不严不能成器”，管教从严，是出于“望子成龙”、光宗耀祖心切；贾母强调“过严恐生不虞”，管教从宽是出于“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的思想——照封建“恩荫”制，反正像他们这样人家的子孙，“可以做得官时，就跑不了一个官的”。二者的矛盾又统一在贾府的家世利益上。
尽管如此，这种矛盾对于形成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却是个不可或缺的前提。贾政强调“不严不能成器”，妄图以野蛮的打骂来强使贾宝玉“就范”，其客观效果是使贾宝玉对他犹如“避猫鼠儿”，当然也就不能够叫贾宝玉亲之敬之，接受他的影响和教育。贾母强调“过严恐生不虞”，唯恐逼贾宝玉“念书”逼出病来，其客观效果正如同兴儿所说：“他长了这么大，独他没有上过正经学堂。我们家从祖宗直到二爷，谁不是寒窗十载？偏他不喜读书。老太太的宝贝，老爷先还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每日也不习文，也不学武，又怕见人，只爱在丫头群里闹。”贾宝玉是个“杂学旁收”、博览群书的人。兴儿这里所说的“书”，显然是指《五经》、《四书》与时文八股。照李贽的说法，此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3]。贾宝玉自幼“没有上过正经学堂”，“不习文，也不学武”，这意味着他从小没有受过正规的封建教育，因而没有“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的打算，也少受一层那潜流于家塾中的淫风恶习的感染。
然而，贾宝玉既没有因贾母的溺爱，“无人敢管”，便仗着国公府的势力，就像薛蟠那样，到处“斗鸡走马，游山玩景”，染上封建上层社会的种种恶疾，变成恶少；也不曾成为贾琏式的“于世路好机转”的淫棍；反倒成了“百口嘲谤”的逆子、丫鬟和优伶等奴隶们的“良友”。这又可见贾母和贾政在管教问题上的矛盾，仅只给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前提、一个空隙，它本身却不是形成贾宝玉叛逆性格的现实土壤。
二 来自两个世界之对立的影响
恩格斯指出：“最初的阶级压迫是跟男性对女性的奴役相一致的。”[4]这种“男性对女性的奴役”，也是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是封建等级压迫的特殊形式。贾宝玉所生活的“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便是这样一种现实。它一经作者的艺术处理，遂形成两个相互对照的世界：一边是居于统治地位作威作福的男子，一边是居于被压迫被牺牲地位的少女。
贾府的男性贵族虽有贤愚不肖之别，其共同特点是：品格虚伪、思想贫乏、识见浅陋、精神空虚、行止污浊、生活奢靡。要之，都是“泥做的骨肉”。
堂堂世袭一等将军贾赦，是色中厉鬼。“放着身子不保养，官儿也不好生作去，成日家和小老婆喝酒”。年已昏愦，而尚垂涎鸳鸯，硬施威力，卒以八百两得一嫣红，真是一腔欲火，满身俗骨。却偏要附庸风雅，想以重金购买石呆子的二十把古扇。贾雨村从中讨好，“弄得人坑家败业”。倒是贾琏说了句公道话，结果被认为是“拿话堵”，该予管教管教——“也没拉倒用板子棍子，就站着，不知拿什么混打一顿，脸上打破了两处”。
实际上贾琏也并不比其父长进多少，是色中饿鬼。平日“似饥鼠一般”，“脏的臭的都往屋里拉”，甚至于与贾赦的姬妾“眉来眼去，私相偷期”。他还曾先引诱鲍二家的，后又骗娶尤二姐，直接酿出两条人命。此人更有一个特性：于世路上好机转，油锅里的钱都想捞起来花。
现任族长贾珍与子贾蓉在居贾敬之丧期间，寝苫枕块，俨然孝子，而聚麀之行，公然为之而不恤，甚至还把这看做是风流韵事。平素更是“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酿成人命一条接一条，以致使赫赫宁国府“除了两个石头狮子以外，没有干净的”。
贾政是贾府的旗帜人物，是个“大有祖风”的忠臣孝子形象，却内不能刑于爱妾，外不能驾驭豪权。平居安肆日偷，养蒙无术，惟耽博弈。严以教子，似承诗礼之名家，而心存“混得功名”之遐想，口溢“怕老婆”舔妻足之言谈。礼待清客，似一风雅之名士，而题联额于新园，吟髭捻断，拟破承为程式，只字无成。庸陋若此，又焉能御于家国？
别以为这是“运终数尽”的贾府所特有的现象，当时各世家子弟莫不如此。正如清二知道人所说：“太史公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太史公之书高文典册，曹雪芹之书假语村言，不逮古人远矣。然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5]国丧期间，诸世家子弟麇集宁国府，在吃喝玩乐上搞“临潼斗宝”，这便是明证。
还应该看到，贾府这个“诗礼簪缨之族”虽则“儿孙不肖”，但“家无犯法之男”。它的儿孙们的胡作非为，均在封建国家所给予他们的特权范围以内，这里不存在高衙内和严世蕃式的人物。衣冠禽兽如贾珍父子，人前也是知书识礼，既没有在外强抢民女，也不曾在内强奸丫鬟。所以这个贵族世家的子孙在当时的贵族社会中还要算是佼佼者，比如较之王府的王仁就要懂得些廉耻，冷子兴说贾赦其人“平静中和”，贾政其人“自幼酷喜读书，为人端方正直”，实则反映了时人的看法。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个统治阶级社会真是“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6]。
旧社会不是有“赤子之心”说吗？说的当是小孩子入世不深，所受社会影响或阶级蒙蔽较浅，因而能够有一些识辨是非善恶的初步能力。《红楼梦》强调地写了贾宝玉的聪慧和早熟，因此所谓“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实即那污浊的男性贵族社会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的反映，而他早期身上的纨绔习气，如与袭人云雨偷试以及撵茜雪等等，则又是由于蒙受这一男性贵族社会的影响。
假若说，自幼摆在贾宝玉面前的以男性贵族为中心的统治者世界犹如鲍鱼之肆，那么，同时摆在他面前的以丫鬟们为主体的女孩子世界则宛如芝兰之室。贾宝玉实际是在哪一个世界里长大的呢？是在这后一个世界里。其中许多女孩子服侍他、看护他，各以一颗真挚的心围绕着他、关注着他。贾宝玉从小不止在生活上跟她们亲密，内心深处也是亲爱着她们的，“利女子乎即为，不利女子乎即止”[7]，几乎成了他的行动准则。
在社会上与那以男性贵族为中心的“上层”社会相对抗的，当然是由农民阶级和新兴市民阶层等所构成的“下层”社会。而反映到贾府的后院，便出现了以女奴为中心的被压迫者的反抗。贾府的奴婢有三种：一是“家生子”，即奴隶们的子女；二是“买来的”，即破了产的农户的女儿；三是从苏州采办来的优伶，即属于市民最下层的戏子。这样，就使这种反抗具有更为普遍的社会意义。
贾府的女奴们的反抗并不是由于衣食无着，铤而走险，向往“清官政治”。谁要以为贾府的黑暗是黑暗在“为富不仁”，那就错了。它的黑暗是黑暗在“富而好礼”。它对奴隶们的基本态度，不是奴役加践踏，而是奴役加保护。贾府的主子们一面把奴隶们看做猫儿狗儿，一面给他们锦衣玉食，还按月发给“月钱”。把奴隶们看做猫儿狗儿并予以奴役，是“霸道”和“王道”的共同特点。其理论依据是圣贤们的良法美德：“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8]“王道”和“霸道”的区别是在对这些“猫儿狗儿”的具体态度上：奴役加践踏，是谓“霸道”；奴役加保护，是谓“王道”。所以贾府对奴隶们实施的是“王道”，而不是“霸道”。它主要是以仁义道德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用贾政的话来说就是：“自祖宗以来，皆是宽柔以待下人。”
贾府的女奴们其所以起而反抗，并且“一处不了又一处”，是由于她们朦胧地意识到自己是“人”，不是会说话的“猫儿狗儿”；既然是“人”，就应该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与自主之权，就应该能够自由地支配自身和行动，并且彼此处于平等的地位。这种想争到“人”的价格的要求，就与封建主义的人身关系，与贾府所代表的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所谓“已后儿孙承福德，至今黎庶念荣宁”，也就随之而成为人间喜剧、人生悲剧。晴雯、鸳鸯、龄官等的遭际正说明了这一点。
晴雯自幼卖给贾府的总管赖大家，是“奴才的奴才”，社会地位又低于普通奴隶一等，赖嬷嬷见贾母喜欢，便“孝敬了贾母”。贾母“与了宝玉”，遂成了怡红院四个“有体面的丫鬟”之一。因此她在奴隶队伍中的地位是不断上升的，这在时人心目中当是个幸运儿。然而晴雯却与袭人不同，不仅不赞赏这种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慈善的主人感激不尽，反倒由于朦胧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开始与之作斗争，所以视听言动也就都和袭人截然相反：“袭人之事宝玉也竭力争先，而晴雯则偷安居后；袭人之事宝玉也或箴或劝，终日无不用心，而晴雯则一喜一怒，我身似不介意。”[9]晴雯的这种自矜自傲并不是由于对贾宝玉缺乏情谊，而是源于一个内在的思想，就是不以为“谁又比谁高贵些”。这种朴素的平等观念，是对“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之论的严重挑战。因此晴雯的傲与矜并起，亦妒与谗俱来。这轮难逢的“霁月”，当然也就必然要为那“乌云浊雾”所吞没。这“乌云浊雾”，实际就是贾府的等级秩序和世态人情。
鸳鸯作为“家生女儿”，社会地位又低于平民出身的奴隶；而由于获得贾母的倚重，成了贾府最有脸面的奴婢。照当时世仆制规定，“家生女儿”的婚姻问题应由主子说了算；照封建婚姻制规定，男女婚姻问题应由家长做主。贾赦想收鸳鸯做妾，并且让邢夫人亲自出面说合，并且获得鸳鸯的兄嫂们的赞同，可谓合法合理，合乎世态人情。照时人的看法，这对于一个“家生女儿”，真是“又体面又尊贵”，是“天大的喜事”。然而，鸳鸯却公然一反封建社会的“事体情理”，抱定“不论尊卑，惟我是主”的思想，坚定沉着、按部就班地谱写了一曲奴隶反封建的正气歌。
优伶在当时社会地位最为低贱，还不如贾府的“下三等奴才”。可龄官在贾府吃的固然是山珍海味，还博得元妃的青睐，特意传谕叫“不可难为了这女孩子”，还获得贾蔷的温存体贴，情倾意惬，真是要物质享受有物质享受，要社会荣誉有社会荣誉，要爱情生活有爱情生活。照时人看来，这该多么幸福！然而这位优伶却忧思焦劳，抑郁愤懑，从未见其解颐。原因何在呢？就在于：她认为自己好比那笼中“会衔旗串戏台”的玉顶金豆，一切的一切都补偿不了那展翅长空的自由。
其他女孩子一般也都有她们勇敢无畏、自由不羁的一面。比如司棋在凤辣子搜出了她的情书之后，“并无畏惧惭愧之意”；当被周瑞家的奉命撵出大观园之时，还要求能到“相好的姊妹跟前辞一辞”。可见她是如何置封建道德于脑后，而自认为并没有做出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芳官挨了赵姨娘的打，蕊官、豆官、葵官竟“只顾她们情分上义愤，便不顾别的”，一窝蜂赶去打群架，全不受封建礼法的拘检。清人涂瀛《红楼梦论赞》说：“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此义气也。然末俗渝漓，往往有视沉溺不救、又从而下石者，未尝不在读书谈道之儒。此无他，利害分明之过也。蕊官等惟不知利害，故不避死生，一时义气激发，直与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同其梗概。”[10]这段话是颇有见地的。
晴雯被称为贾宝玉的“第一等人”。贾宝玉自幼便和鸳鸯、司棋十分亲近。龄官“画蔷”曾“痴”及贾宝玉。贾宝玉对藕官的“痴理”曾予“真情”揆度。芳官派给怡红院后还曾和贾宝玉发生亲密友情。因此，她们的混和着血与泪的身世经历，她们的杳渺而惨淡的未来命运，她们所处的被奴役、遭蹂躏的客观社会地位，她们所蕴涵的为个性解放和婚姻自主等而勇猛抗争的主观思想情绪，在耳濡目染中当然也就会给贾宝玉以深远的影响。
需强调指出的是：与奴婢们的思想品格给予贾宝玉的影响相比，奴婢们的社会存在给予贾宝玉的影响尤为重要。思想上接受了奴婢们思想品格熏陶的贾宝玉，反过来再看看奴婢们的社会存在，就不能不发他深省，从而蒙受着更大的教益。
晴雯等反抗者的遭际是不必说。它一次又一次地使贾宝玉直接感受到封建统治者以“理”杀人的罪恶。
平儿是个“不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的奴隶生活的奴隶”[11]。她本人的思想对贾宝玉的影响，其积极面并不显著。然而她的境遇却引起了贾宝玉由衷的同情，使贾宝玉从中看出了她与贾琏夫妇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深深感到“此人薄命比黛玉尤甚”，明确地表露了自己对贾琏夫妇之淫暴威权的不满，察觉出封建秩序的腐朽和不合理。
“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12]的袭人，她用柔媚的手段对贾宝玉一再下箴谏，成了贾宝玉叛逆思想发展的反面教员。然而她的苦难家世却和别的女奴有相同的一面，使贾宝玉从中看到了世事的不平，看到了封建压迫的惨重，增添了对本阶级的厌恶情绪。书中写到贾宝玉说袭人的两个姨妹“正配生在这深堂大院里，没的我们这种浊物倒生在这里”，脂批就曾正确指出：“这皆宝玉意中心中确实之念，非前勉强之词，所以谓今古未（有）之一入耳。”
足见，贾府的众多丫鬟，她们的社会存在，无不在贾宝玉与她们日常耳鬓厮磨的亲密接触中，对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形成起着强力的积极作用。
贾府的丫鬟们的社会地位和身世遭遇给予贾宝玉的影响是巨大的，那些小姐们的命运遭际给予贾宝玉的影响又是如何呢？也是深刻的。这些贵族少女，虽然莫不过着“饫甘餍肥”的剥削阶级生活，却同样是所谓“有命无运”之物，不仅才智被埋没，甚至连生命也操纵在男性贵族的手里。
首先，她们的精神一般都很苦闷，乃至羡慕那田舍之家的“天伦之乐”。这是由于“诗礼之家，其面子之礼数弥周，其骨肉之情意弥薄，反不如田家茅舍食菽饮水者，真有天伦之乐也。此无他，阀阅之家，组织较密，专制之力较重，礼数之束缚较繁，故其所制造之人格亦较为污杂；田舍之家庭组织较单，且受毒亦较轻耳”[13]。“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其所以令人感到乐趣横生，连那李纨也为之精神一振，就在于这是一次不拘礼数的夜宴，因此她们可以一泄自己的“真情”——然而不久也就“蓼花菱叶不胜悲，重露繁霜压纤梗”。这又令人觉得这次夜宴倍加惨切。
其次，她们的结局也都十分不幸。元春贵为王妃，实质上只是金丝笼中的小雀，荣华富贵并不能代替她内心的怅惘与悲凉，在供最高统治者淫乐的冷宫里，默默无闻地埋葬了自己的青春与生命。李纨的生活早已枯死，吃人的礼教观念把她的灵魂禁锢在僵死的躯壳里，把自己的唯一希望寄托于“从子”，也只落得个“梦里功名”而已。“浑名二木头，戳一针也不知哎哟一声”的迎春，实际上是被贾赦以五千两银子作为身价卖给了一个像恶狼一样狠毒的男人，婚后不到一年便被折磨而死。探春空有“才干”，终是个女子，“出不去，走不了”，只好任人远嫁异乡，成为男人的附庸，在“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的赫赫豪门，过着“芙蓉开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的凄凉生活。“勘破三春景不长”的惜春，要想不蹈三个姐姐的覆辙，也只好“缁衣顿改昔年妆”。湘云婚后不久，便“云散高唐，水涸湘江”，劳燕分飞。黛玉更是由于惨遭摧残，泪枯而殁。横行半世的王熙凤，最后也“身微命蹇”，被贾琏休弃而“哭向金陵”。真是“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14]。
要而言之，贾府是个“礼法王国”。这个王国里有两个天地：一是以男性贵族为中心的封建统治者的天堂，以及与此相联的仕途经济的道路；一是以女性奴隶为主体的被压迫被牺牲者的地狱，以及与此相联的为争取自由而勇猛抗争的道路。这是两个阶级、两种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其斗争方式虽然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有所不同，然而所要解决的本质问题却是一样的，即：是维护封建制度，还是反对封建制度，或怀疑这个制度的永恒性。因此，从小就在丫鬟群里长大的贾宝玉，是既不能不受男性贵族们的思想影响，也不能不受奴隶们的思想熏陶。就其实质来说，双方都在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着贾宝玉，而不论其自觉与否。
正是女奴们的优良品质和反抗精神，正是女奴们的社会地位和身世境遇，正是贵族少女们为封建礼教所播弄的悲惨命运，时时刻刻在作用于贾宝玉的思想意识，熏陶他、教育他、震惊他、策励他，从而培植着他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嫩芽，并进而发展为对封建“仕途经济”的憎恶。
因此，与痛绝“仕途经济”相对照而存在的独喜“内帏厮混”，是贾宝玉叛逆性格的主要特征，是贾政之所以火得要勒死他的根本原因，也是形成他叛逆性格的基本土壤。贾宝玉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首先是在以此为中心的两个阶级、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与斗争中滋生和发展的。
三 来自两种社交路线之对立的影响
社交活动，特别对于贵族子弟，是组成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环节，是社会生活教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到底是让贾宝玉与上层贵族社会交往，还是由他与下层平民社会交游，这对他性格的形成起着巨大的作用。
贾雨村为了讨好贾政，借以作为升官发财的阶梯，每访贾府，“回回定要”见贾宝玉；贾政也最敬重贾雨村，把他看成是贾宝玉社交活动中的良师益友，很希望贾宝玉能多多与他接触，以期“通明世事，练达人情”。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北静王向贾政笑道：“令郎真乃龙驹凤雏，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将来‘雏凤清于老凤声’，未可量也。”又道：“只是一件，令郎如是资质，想老太夫人、夫人辈自然钟爱极矣；但吾辈后生，甚不宜钟溺，钟溺则未免荒失学业。昔小王曾蹈此辙，想令郎亦未必不如是也。若令郎在家难以用功，不妨常到寒第。小王虽不才，却多蒙海上众名士凡至都者，未有不另垂青目，是以寒第高人颇聚。令郎常去谈会谈会，则学问可以日进矣。”这使贾政受宠若惊，又是“忙陪笑”说“犬子岂敢谬承金奖”，又是“忙躬身答应”。
贾政不学无文，却颇爱自充风流名士，甚至自称“天性也是个诗酒放诞之人，因在子侄辈中少不得规以正路”。所以对贾宝玉的期望，最好当然是能“深精举业”，接履青云，光宗耀祖；万一不能，做个“诗酒放诞之人”，“也还不算十分玷辱了祖宗”。因此，携儿辈应酬，常赴诗坛文会。这见之于第七十八回。第二十六回，贾宝玉想起贾芸，派人找来，可又没什么好谈的，“便和他说些没要紧的散话。又说道谁家的戏子好，谁家的花园好，又告诉他谁家的丫头标致，谁家的酒席丰盛，又是谁家有奇货，又是谁家有异物”，说的似亦多属贾政携其应酬官宦之家的见闻。
我们知道，贾宝玉由于不愿意会见贾雨村，史湘云曾这么劝过他：“还是这个情性不改。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谁知宝玉却道：“姑娘请别的姊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其实，史湘云的这种劝告也是作者在借她的口表述贾政之流的想法。贾政所说的“深精举业”固然是“经济学问”，贾政所说的“诗酒放诞”也是种“经济学问”，甚至还是条“终南捷径”。试看一看这位“老学士”赴诗坛文会回来，兴致勃勃地告诉众清客，又是说“快散时忽然谈及一事，最是千古佳谈，‘风流隽逸，忠义慷慨’八字皆备，倒是个好题目”，又是说“昨日因又奉恩旨，着察核前代以来应加褒奖而遗漏未经请奏各项人等，无论僧尼乞丐与女妇人等，有一事可嘉，即行汇送履历至礼部备请恩奖……大家听见这新闻，所以都要作一首《姽婳词》，以志其忠义”——这便是明证。
凡此，说明贾政所提供给贾宝玉的这种社交路线，是一条以“经济学问”为枢纽，以利害关系为转移的社交路线。
贾宝玉不愿与贾雨村之流浊臭不堪的“禄蠹”交往，而与北静王水溶却一度似过从颇密。北静王其人，从贾宝玉“路谒”时我们所见其人所闻其言，似“雅”似“俗”，似“名士”又似“禄鬼”。究竟是个什么人物，由于曹雪芹的原著后数十回不幸迷失，这里不作揣测。要指出的是两点：一是，贾宝玉找贾芸闲扯那次，正是他与北静王过从甚密的时期，贾宝玉扯自己与上层社会交往所见所闻绝不提“经济学问”，这是可以理解的，却无一语涉及北静王，那是发人深省的。二是，贾宝玉在“路谒”北静王以前，由于听得父兄亲友“常赞水溶是个贤王，且生得才貌双全，风流潇洒，不以官俗国体所缚。每思相会……”既结识北静王以后，且北静王又嘱咐贾政让其“不妨常到寒第”，而他与北静王的交往却反倒日渐由亲而疏。凡此，可以看出他对北静王这类人物的真正态度。
这不是偶然的。贾宝玉除了贾政所要求的社交活动以外，还有自己的社交活动，这就是喜与秦钟、蒋玉菡和柳湘莲等社会上的中、下层人物交游。这是一条以平等观念为基础，以个性解放为枢纽的社交路线。
贾宝玉的第一个朋友是出身于“清寒之家”的秦钟，这也是他所接触到的第一个清寒子弟，故而曾使他耳目为之一新，自思道：“天下竟有这等人物！如今看来，我竟成了泥猪癞狗了。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门薄宦之家，早得与他交结，也不枉生了一世。我虽如此比他尊贵，可知锦绣纱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根死木头；美酒羊羔，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这与他说袭人两个姨妹“正配生在这深堂大院里，没的我们这种浊物倒生在这里”是一个意思。贾宝玉在比自己社会地位低的人面前的自惭形秽，正反映了他对封建等级制的合理性的深刻否定。秦钟比贾宝玉小一辈，理应叔侄相称，做到“长幼有序”；而贾宝玉却偏不“守理”，“一味的随心所欲”，硬要秦钟“不必论叔侄，只论弟兄朋友”。元春“晋封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全府上下莫不“洋洋喜气盈腮”，忙于“谢恩”，独贾宝玉一个“皆视有如无”，却成天惦记着秦钟和智能儿的命运。足见其把民间的男女私情、朋友之谊看得比皇家的新婚大典、君臣之义还重。贾宝玉与秦钟的关系就是建立在这种公然弃置封建礼教的道德规范和社会规范的基础上！诚然，秦钟对“举业”的看法与贾宝玉是存在着潜在的分歧的；然而，秦钟的社会存在却给予贾宝玉以深刻的教育。秦钟夭逝，唯留孤坟。但当“大观园的池子里头结了莲蓬”，贾宝玉便摘几个“叫茗烟出去到坟上供他去”，并问一问坟“可被雨冲坏了没有”。只因无力为秦钟护墓，又使他深恨自己“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能说不能行”。这种为“富贵”二字所限、不能自由地支配自身和行动，真使他“此恨绵绵无绝期”！
经常照看秦钟的孤坟，未到节期就“打点下上坟的花销”者，是“一贫如洗”、被贾琏看成“最是冷面冷心的，差不多的人，都无情无义”，却“最和宝玉合的来”的柳湘莲。柳湘莲“原是世家子弟，读书不成，父母早丧，素性爽侠，不拘细事，酷好耍枪舞剑、赌博吃酒，以至眠花宿柳、吹笛弹筝，无所不为”，是个由地主阶级的“浪子”转入城市平民阶层的代表人物。这一典型形象的出现，不只说明了当时的贵族世家正在一天一天地崩溃下去，而且说明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人已归附于新兴的市民阶层。其实，柳湘莲敢于抡拳苦打呆霸王薛蟠以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这是“冷”的；而对亡友秦钟的坟却护理备至，唯恐为雨水冲坏，这又是“热”的。不知尤三姐的品行，鉴于她是宁府的亲戚并住在宁府，决意“不做这剩忘八”而断然要求解除婚约，这是“冷”的；既知尤三姐为人，便不计其以往是否有失贞节，口唤“刚烈贤妻”，抚尸拊棺大哭，这又是“热”的。因此，这位“冷二郎”的“冷”，是“横眉冷对权贵指”的“冷”，实际上却是个热心肠肚、多情多义的人。“他最和宝玉合的来”，则显然是出于反封建思想的一致。他和尤三姐的悲剧，貌似出乎个人一时的误会，实质上是由于宁府的罪恶阻隔了他对尤三姐的了解所造成的。柳湘莲只用一句话便对贾宝玉说出了自己决意要和尤三姐解除婚约的原因，那就是：“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这使贾宝玉听了，“红了脸”。因此，“冷遁了柳湘莲，剑刎了尤小妹”，当然也就更使贾宝玉要难过得“情色若痴，语言常乱，似染怔忡之疾”。
贾宝玉和秦钟、柳湘莲友善，与忠顺王府的优伶蒋玉菡也是至交。在我国封建社会里，优伶与娼妓同列，社会地位最为低下。可蒋玉菡并不安于自己的命运，而力求摆脱封建统治者的桎梏，也曾一度逃出忠顺王府，过了几天“自由民”的生活。贾府的奴隶在反抗，忠顺王府的奴隶也在反抗，这说明奴隶们反封建贵族的斗争乃是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贾府的优伶龄官等在强烈地向往着人身自由，忠顺王府的优伶蒋玉菡则以逃跑来取得人身自由，这说明奴隶们要求人身解放已成为当时的社会问题。贾宝玉在认识蒋玉菡以前，便以“无缘一见”为恨；偶然相遇，即一见如故，互赠“汗巾”，聊表爱戴，终至酿成他大承答挞的重要原因之一；虽被打得寸骨寸伤，却毫不后悔，反而宣称“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而从脂批得知，贾宝玉后来落入“贫穷难耐凄凉”境地，蒋玉菡也一直给予资助和慰藉。凡此，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他们的友谊是一种心灵上的默契，所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贾宝玉不是曾经宣称要放出怡红院的丫鬟们“与本人父母自便”吗？在这里，我们不只看到他的叛逆思想与作为新兴市民阶层代表人物而出现的蒋玉菡的“作反”精神之间的血肉联系，而且看到了他的这种思想是如何地符合时代要求。是的，心里装着卑贱者的人，卑贱者是不会忘了他的。
《红楼梦》开卷第一回即云：石头上所记“原来就是无材补天、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史湘云不是真心希望贾宝玉日后能“有个朋友”吗？从脂批得知，在佚稿中，贾府“树倒猢狲散”之际，贾宝玉从贾雨村之流那边看到的是落井下石，从蒋玉菡等辈——其中包括为他所撵出的茜雪——这边获得的是救援。难道还有比这更巨大、更切实、更深刻的教育吗？这也可见，童年时期的贾宝玉所说的“男子是泥做的骨肉”，这“男子”二字越到后来就越显出其实际上是男性贵族和达官贵客们的代称。
概而言之，自幼接受了丫鬟们思想品质和社会存在影响的贾宝玉，随着齿序日增，在社交活动中“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而喜同社会中、下层人物交往，这是他处于萌芽状态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一种表现。在交往的过程中，又默化潜移地接受了他们的思想品格与社会存在的影响，反过来又加速了他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促进着他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因此，同与贾雨村之流交往相对立的所谓“游荡优伶”，这是贾宝玉叛逆性格的重要特征，是贾政之所以气得要勒死他的重要原因，也是形成他叛逆性格的又一现实土壤。
四 来自两种文化之对立的影响
贾政想通过贾代儒的口教贾宝玉好好攻读“四书”；社会却经过茗烟的手给贾宝玉捎来了种种“杂书”。这种“杂书”和“四书”的对立，实际上是反映了两种文化思想的对立。
《西江月》说贾宝玉“愚顽怕读文章”，薛宝钗笑贾宝玉“每日家杂学旁收”，足见贾宝玉并不是不喜读书，而是学有偏好。
何谓“杂学”？清人章学诚《章氏遗书·答沈枫墀论学》云：“自雍正初至乾隆十年许，学士又以‘四书’文义相为矜尚。仆年十五六时，犹闻老生宿儒自尊所业，至目通经服古谓之‘杂学’，诗古文辞谓之‘杂文’，士不工‘四书’文不得为通。”章学诚所闻的“老生宿儒自尊所业”，实即《儒林外史》里王仁之流所说的“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过是这个理”。
贾宝玉“愚顽怕读文章”，而“每日家杂学旁收”，正说明他是个博览群书的饱学之士，“怕读”的只是“四书”文，厌为的是八股制艺那一套，论真才实学，倒是贾政之流所望尘莫及的。试看“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一是那么才华横溢，思想清新活泼；一是那样心思干枯，学识浅陋迂腐。一“试”之下，也就比出了优劣。
贾宝玉读的书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诗词曲赋小说；二是佛老的著作；三是“五经”、“四书”等等。这些书对于他叛逆性格的形成，曾起过不同的作用。
贾宝玉爱好诗词曲赋小说，其中尤以《西厢记》和《牡丹亭》为甚。
《西厢记》和《牡丹亭》是两部具有强烈反封建礼教倾向的古典戏曲。这两部作品着力描写了爱情与封建礼教之间的矛盾冲突，有力地批判了程朱理学所鼓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说教。《红楼梦》第二十三回，写贾宝玉偷看《西厢记》，并对林黛玉说：“真真这是好文章！你要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第三十六回又写贾宝玉“想起《牡丹亭》曲来，自己看了两遍，犹不惬怀，因闻得梨香院的十二个女孩子中有小旦龄官最是唱的好”，便特意跑去央求她“唱‘袅晴丝’一套”。显然，这两部作品对于他和林黛玉的爱情关系，曾起过促进作用。
然而，有两点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其一，贾宝玉在向林黛玉表示爱情时曾两次自比张生，却从未把自己比做柳梦梅。原因何在呢？照我们看，就在于：在爱情生活问题上张生的主动性甚于柳梦梅，在仕途经济问题上柳梦梅则远比张生热切。这就决定了贾宝玉对张生和柳梦梅的实际态度是有张而左柳。其二，不论是张生和崔莺莺，还是柳梦梅和杜丽娘，他们在婚姻问题上虽是封建礼教之道德规范的叛逆者，而在人生道路问题上却又是封建礼教之社会规范的遵循者，特别是柳梦梅和杜丽娘。柳梦梅不必说，其人生抱负便是“必须砍得蟾宫桂，始信人间玉斧长”。要是把杜丽娘的婚姻观与薛宝钗和林黛玉的婚姻观作一对比，就会发现一个十分有意思的问题。杜丽娘对柳梦梅，“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具有爱情生活上的自主性。其所期望于柳梦梅的是：“盼今朝得傍你蟾宫客，你和俺倍精神金阶对策。”薛宝钗对贾宝玉，“莫言绮□无风韵，试看金娃对玉郎”，在婚姻问题上也具有自主性。其所期望于贾宝玉的是：能改弦易辙，成为蟾宫之客。林黛玉对贾宝玉，“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却为谁”？在爱情生活上更始终是具有自主性，却“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不难看出，杜丽娘的婚姻观与薛宝钗颇类，同林黛玉则大相径庭。贾宝玉否定“金玉良缘”，肯定“木石前盟”，这正反映了他的叛逆不仅仅是婚姻问题上的叛逆，更主要的是人生道路上的叛逆。所以，贾宝玉的叛逆思想与柳梦梅和张生相比，虽则有相通之处，却存在着质的不同。
《西厢记》和《牡丹亭》只是贾宝玉“拣了”带进怡红院的“文理细密”的“几套”书中的两套，还有“许多”“粗俗过露”的“传奇角本”和“古今小说”“都藏在外面书房里”。这些书都是茗烟为使贾宝玉“开心”买来的。照茗烟私下嘱咐贾宝玉：“若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兜着走呢。”可见问题的严重性。“传奇角本”和“古今小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常常把其中的女子描写得比男子出色，亦即妇女观往往比较进步。这当然并不等于说都是市民思想的反映。然而，像拟话本《卖油郎独占花魁》，它“对男女爱情有它的特别的看法，提倡什么‘帮衬’，说‘只有会帮衬的最讨便宜’……那就的确只能用市民思想来解释了”[15]。何谓“帮衬”呢？这在它的“入话”里有解释，就是对女方能“服小”、善“体贴”的意思。实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不仅不卑视妇女，不把她们当做奴隶看待，相反地倒极其尊重她们的人格尊严，极其尊重她们的意志自由。这类作品的妇女观和爱情观对于贾宝玉叛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显然是起着良好的作用。
同时也应该看到，在“传奇角本”和“古今小说”里，那些把女子描写得比男子出色的作品，其中与女子成对照的一般都是学养迂腐或品格不端的某类男子，而不是整个男性社会。那些提倡所谓“帮衬”的作品，其所主张的“帮衬”一般也只囿于处理性爱关系，并未作为一种处理社会关系的准则。《红楼梦》则不然，反映到贾宝玉身上，就是既继承了这些民主性的思想，又把这些民主性的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其特征是：一方面是对于世俗男性的憎恶和轻蔑，一方面是对于女孩子特殊的体恤和尊重，这种与对女孩子的特殊的体恤和尊重相映衬的对世俗男性的憎恶和轻蔑，实质上反映了贾宝玉对他出身的本阶级的否定，因为封建主义社会是以男性为中心建立其统治的，妇女所受的压迫实际反映了阶级的压迫、宗法等级的压迫。所以贾宝玉性格的主要特点即所谓“情不情”，就其社会意义说，实则反映了人性解放、个性自由和人权平等的要求，实质上也就是人道观念与人权思想，亦即初步民主主义精神。
贾宝玉在苦闷时还曾到佛老门前求解脱，写过《续〈庄子·胠箧〉文》，作过《参禅偈》和《寄生草·解偈》。可见他对释迦和老庄的著作也略知一二，特别是《庄子》。
道家和儒家在先秦时是两个对立的学派。儒家在政治上主张“德治”和“仁政”，要求统治者对知识分子要“尊贤使能”，让“俊杰在位”，对劳动人民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并使“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在伦理上主张仁、义、礼、智、忠君、孝父……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16]。道家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不尚贤，不使能”，以为“举贤，则民相轧”，要使社会归于所谓“至德之世”。伦理上主张“绝仁弃义”，“全性保真”，以为“大道废，有仁义”，“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17]。
儒家的仁政理想曾鼓舞过地主阶级的仁人志士，而其伦理观念则日益成为人们的精神枷锁。道家宣扬“至德之世”，实质与佛家宣扬“极乐世界”异曲同工，都是要人们“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不要向现实世界中寻求自由和平等，以免徒找烦恼。因此在维护世间阶级压迫和不平等，倒反与儒家的“入世”思想相辅相成。这是三教日趋合流的政治基础。然而在理论上，道家是主张“绝仁弃义”的，佛家也“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这又与儒家的伦理观念相抵触。于是乎一些不满现实的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就采作思想资料以批判封建礼法之士。历史上有名的叛逆人物嵇康和李贽就是如此。嵇康以老庄思想作武器，公然在《与山巨源绝交书》里自称“非汤武而薄周孔”；可在《太师箴》里却又以历代的兴亡作鉴，颂扬了儒家的仁政思想。李贽接过佛教禅宗的破除传统权威的观点，公然在《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里宣称不应以孔子的是非观念作为衡量真理的标准；可在《忠义水浒传序》里却又劝说“有国者”应实施儒家的仁政于民，以期“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足见，这类叛逆是以外释老而内儒学为其特点的。说得明确一点，所谓外释老是指他们以释老思想作武器，抨击虚伪的礼教以及礼法之士；所谓内儒学是指他们在社会观上并不信守释老的厌世主义，相反地对儒家的仁政理想倒怀有向往之情。他们之所以出入于释老门前，公然非汤武而薄周孔，实质上是愤激于那些自称礼法之士的当政者舍弃了儒家的仁政理想而在靠食“名教”以自肥，并不是想皈依于释老。因此他们虽有怒目金刚的一面，却非真正旷达不涉世务。唯因如此，所以能在思想史上独树一帜，成为既异于孔孟又异于释老的衣钵弟子。
嵇康与李贽等出入于释老门前，是想采其思想资料为我所用，《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实际上也是如此。
《老子》是道家的经典著作，唐代称之为《道德真经》。其十八章云：“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实则强调人们在思想、行为上应该效法“道”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并从而在伦理上否定“仁义”论，其中包括忠君思想。《红楼梦》第三十六回写贾宝玉对“文死谏，武死战”这一君臣“大义”的否定，用的正是《老子》的“国家昏乱，有忠臣”这一逻辑：“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拼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拼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紧接着，贾宝玉又以“春秋的法子”说：“还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地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其真正的意思是：既然朝廷是受命于天，就不会“不圣不仁”，就不会有昏君与刀兵；否则，朝廷就不是受命于天，就不是大圣大仁，就不该为他去死！这就又进而否定了“君权神授”说。照《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照董仲舒《王道通三》说：“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显然，贾宝玉是以老庄思想作武器，捉住儒家所提倡的“文死谏，武死战”这一最高道德原则与“君权神授”说这一不二哲学信条之间的矛盾，一叩双响，既否定了“仁义”之说，又讥弹了“君权神授”论。
道家另一经典著作《庄子》实乃我国叛逆文学之先河，唐代称之为《南华真经》。其中《外篇·胠箧》着力发挥了《老子》的“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的思想，认为儒家所提倡的“圣法”是乱天下的原因。《红楼梦》第二十一回写贾宝玉周旋于钗、黛、花、麝之间，陷于“爱博而心劳”的苦恼境地，剪灯看了一回《南华真经》，至《外篇·肤箧》一则，其文曰：“故绝圣弃智，大盗乃止……”不禁“意趣洋洋”。其所以如此，显然是由于文中主张“殚残天下之圣法”引起了他的共鸣。这就激发着他对闺阁中充斥了孔孟之道的影响的不满。接着，写贾宝玉“趁着酒兴”，提笔写了《续〈庄子·肤箧〉文》，想以“焚花散麝”的办法来求得精神上的自我解脱。这又反映了《庄子》的虚无主义投向他身上的阴影。在此，要注意的是两点，一是，林黛玉看见《续〈庄子·胠箧〉文》，“不觉又气又笑，不禁也提笔续书一绝云：‘无端弄笔是何人？作践南华《庄子因》。不悔自己无见识，却将丑语怪他人！’”讽刺贾宝玉这么解释《庄子》简直是对那些解释《庄子》的书的作践；实质是在抨击贾宝玉所受的虚无主义的影响。二是，脂砚斋们论及此事，有条长长的批语。说：“试思宝玉虽愚，岂有安心立意与庄叟争衡哉？且宝玉有生以来此身此心为诸安儿应酬不暇，眼前多少现有益之事，尚无暇去作，岂忽然要分心于腐言糟粕之中哉？”其结论是：贾宝玉“看《南华经》，不过袭人等恼时，无聊之甚，偶以释闷耳”，续《庄子》不过“释闷时偶续之也……若当作有心，谬矣”！“若使顺手拈一本近时鼓词……必亦续之矣。”平心而论，贾宝玉的《续〈庄子·胠箧〉文》，除词藻稍嫌华丽外，无论思想感情还是遣字造句，几乎和《庄子》无一不合；贾宝玉也并非不认为“文以《庄子》的好”。然而，林黛玉却给予《续〈庄子·肤箧〉文》以嘲讽；脂砚斋们却强调贾宝玉无意“要分心于腐言糟粕之中”。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尽管《庄子》的虚无主义对贾宝玉不无影响，但贾宝玉却并不是“安心立意”想到老庄门前求解脱。林黛玉看见贾宝玉的《续〈庄子·肤箧〉文》“不觉又气又笑”，脂砚斋们认为《庄子》是“腐言糟粕”之文，实质上反映了作者对《庄子》的虚无主义思想，以及贾宝玉的《续〈庄子·肤箧〉文》的严峻态度。
与此相类似的，是所谓“听曲文宝玉悟禅机”，事见第二十二回。湘云说演戏的小旦“模样儿”像黛玉，宝玉忙对湘云“使个眼色”，谁知反倒恼了湘云；宝玉赶去解释，不料被黛玉听到，结果又恼了黛玉。宝玉“落了两处的贬谤”，感到正合着《南华真经》所说“巧者劳而智者忧”与“山木自寇，源泉自盗”。联想到自己也如曲子《寄生草》所说“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越觉无趣，遂提笔立占一偈，并亦填一支《寄生草》以解偈。正如戚蓼生《石头记序》所说：《红楼梦》“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似谲而正，似则而淫，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所谓“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什么呢？首先，触发贾宝玉“禅机”的诱因不是“立地成佛”者，而是虽剃度在莲台下却恣意破坏佛门清规的花和尚鲁智深。其次，薛宝钗说贾宝玉的《参禅偈》到“无可云证，是立足境”截住，“美则美矣，了则未了”。又次，林黛玉看了《参禅偈》，“知是宝玉一时感愤而作，不觉可笑可叹”，便向袭人道：“作的是玩意儿，无甚关系。”再次，林黛玉和薛宝钗笑问贾宝玉以‘禅理”，问得贾宝玉无言以答，讪讪笑道：“谁又参禅，不过一时玩话罢了。”最后，脂批风趣地说：“余正恐颦、玉从此一悟则无妙文可看矣。不想颦儿视之为漠然，更曰‘无关系’，可知宝玉不能悟也。余心稍慰。盖宝玉一生行为，颦知最确，故余闻颦语则信而又信，不必定玉而后证之方信也。”凡此，这又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尽管释迦的虚无主义对贾宝玉不无影响，但贾宝玉却并不是“安心立意”想到释迦门前求解脱。还有，写林黛玉和薛宝钗诘贾宝玉以“禅理”，实际上是要说明贾宝玉并不懂得“禅理”。这里，我们看到了作者对他心爱的主人公所发出的苦笑！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贾宝玉写《续〈庄子·肤箧〉文》与题《参禅偈》和《寄生草·解偈》，都是在他和姐妹们搬入大观园的前夕。这类文字，如其说是“玄机”、“禅理”，不如说是“谶语”。一个并非“安心立意”想到释老门前求解脱的人，一个“毁僧谤道”不能“一悟”的人，却不得不“遁入空门”，这才是人生的痛苦。《红楼梦》里的另一个叛逆者妙玉，所领略的便是这一痛苦。这种痛苦，也是时代的痛苦。
那么，能不能说贾宝玉也像嵇康和李贽等地主阶级的叛逆者一样，是个外释老而内儒学的人物呢？不能。《红楼梦》里所写的是个“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这里的统治者“体仁沐德”，一切都遵循着圣贤们所规定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良法美意办理，是个“王道荡荡”的世界。面对这一世界，贾宝玉所日夜萦绕于心的是“女儿”们的命运，所向往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比较平等、和谐、美妙的社会。这正反映了他对以“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为前提的儒家仁政理想已丧失了信仰。
贾宝玉的深厚的怀疑论和悲观论，是表明儒家的仁政理想既已在他心中破产，而他理想中的社会又十分朦胧。贾宝玉的精神悲剧是地主阶级贤明派的进步性已经消亡，而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未胎动的那个时代的产物和反映。因此，贾宝玉的怀疑论和悲观论虽则与释老的虚无主义划不清界限，却有本质的不同。一教人消极厌世，寻求内心的调和与自我麻醉，做到“得失随缘，心无增减”[18]，“不谴是非，而与世俗处”[19]。一属于“醒时幽怨同谁诉，衰草寒烟无限情”！——执著的求索精神，明确的是非观念，强烈的爱憎感情，“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20]，“苦恼”之极，想解脱于佛门，那也只是“一时感愤”。尽管如此，这对他的反抗意志仍起着消蚀作用。
贾宝玉还曾读过“四书”、“五经”，以及几十篇《左传》、《国策》、《公羊》、《谷梁》、汉唐等古文和百十篇时文八股，这多是贾政留的课业。论背诵，并未达到贾政的要求：论识见，贾政实不能望其项背；论意趣，父子间则又形成对立。
贾政吩咐，“那怕再念三十本《诗经》，也都是掩耳偷铃，哄人而已……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然而，贾宝玉却听而不闻，在“四书”、“五经”中独爱《诗经》，“常把《诗经》读”，不在“四书”上用工夫。贾宝玉在儒家的经典中独爱《诗经》，这是不难理解的。正如《牡丹亭》所言：“关关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何以人而不如鸟乎！”——“圣人之情，尽见于此矣。今古同怀，岂不然乎？”我想，这可以用来说明贾宝玉何以爱好《诗经》。
贾政重“四书”，更重时文八股；或者说，重“四书”的原因是为了做好时文八股。此翁离家外任时选了百十篇时文八股命贾宝玉讲明背熟，便是明证。然而，贾宝玉却“深恶此道”，认为“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微奥？不过作后人饵名钓禄之阶”，因此，对贾政所选的百十篇时文八股从未“成篇潜心玩索”。孔孟强调三纲五常而承认“人欲”的合理，理学强调三纲五常而否定“人欲”的合理。宿儒们做八股制艺，均根据朱熹对“四书”的注释。贾宝玉认为时文八股不能“阐发圣贤之微奥”，实质包含着对程朱理学的深刻否定。
贾宝玉是否真的尊崇“圣贤之微奥”呢？这最好莫如看一看他对孔子遗训的态度。第二十回写贾宝玉有个“呆念在心”——料定“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沌浊物，可有可无。只是父亲叔伯兄弟中，因孔子是亘古第一人，说下的不可忤慢，只得要听他这句话。所以，弟兄之间不过尽其大概的情理就罢了，并不想自己是丈夫，须要为子弟之表率”。可见，贾宝玉的“呆念”，与孔子的遗训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说他尊崇“圣贤之微奥”，这是勉强；对子侄“不求礼数”，这是真意。凡此，说明什么呢？说明贾宝玉对孔子遗训，与其说是信奉、崇敬，毋宁说是存疑、畏惧，甚至可以说是“跪着造反”。
贾宝玉是否真的推崇“圣贤之制撰”呢？这最好莫如看一看他对儒家经典的态度。第三回写贾宝玉说“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第十九回写袭人说贾宝玉说“只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第三十六回写贾宝玉“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凡此，都似乎说明贾宝玉对“四书”的确是另眼看待。然而一品味，又觉有味外之旨。首先，宋元以来与“四书”居于同等地位的不仅有“五经”，还有钦定为官方哲学的程朱理学。贾宝玉的“除‘四书’外”云云，这至少是把程朱理学斥为“杜撰”，置于被“焚”的地位。其次，贾宝玉说“只除‘明明德’外无书”，这与李贽所说《论语》、《孟子》是孔孟的“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的残缺笔记，根本不是“万世之至论”，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后，把个人的道德修养与“治国平天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以后者作为首要的政治要求，这是儒家“入世”哲学的基本特点。《大学》和《中庸》，特别是《大学》又发展了这一思想。贾宝玉却以“明明德”来为他的深恶痛绝“仕途经济”作辩护，这实际上又是对《大学》和《中庸》的一种否定。足见，贾宝玉的这些言行，表面上是在尊重“四书”，实质上是在公开亵渎程朱理学，而对“四书”则是一种“跪着造反”。
在此，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所谓“只除‘明明德’外无书”，实乃贾宝玉对他所读过的上述三类书的总结。这就产生了一个异常重要的问题：贾宝玉所说的“明德”究竟是指什么？与前人所说的“明德”有何不同？
“明明德”语出“四书”之一的《大学》。《大学》开宗明义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大学章句》说：“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朱熹《语类》卷十二又说：“《大学》所谓明明德……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足见，这位理学的创始人是认为“明德”即“天命之性”，亦即仁、义、礼、智、忠、孝等等。这是地主阶级的人性论。这种人性论，是在从理论上给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社会秩序以合理的解释，认为它们是合乎“人性”，是天经地义的。
然而，李贽对于“明德”的解释却与朱熹不同。《焚书》卷一《答周若庄》说：“明德，本也；亲民，末也。”李贽所说的“明德”，就是所谓“童心”。《焚书》卷三《童心说》云：“童心者，真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李贽的这种“童心”说，实际上是他的抽象人性论在道德观方面的运用。其目的，则是想用天赋的“童心”去替代朱熹的“天命之性”以解释“明德”，从而否定仁、义、礼、智、忠、孝等等封建伦理观念是人与生俱有的品性。因此，这种天赋的“童心”，就不仅仅是一种天赋道德观念，并且已含有个人的自觉。这是李贽“童心”说的进步意义。然而这种“童心”说却又未能提出系统的、正面的、有具体内容的主张。这又是它的历史局限。
贾宝玉对“明德”的解释与朱熹不同而深受李贽的影响。比如，贾宝玉说：“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倘换成李贽的哲学语言来说，就是：“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
然而，贾宝玉对“明德”的理解又不是李贽“童心”说的简单重复，是有发展的。这主要体现在他的锲而不舍的视听言动上。那么，他所坚以自守的是些什么呢？概而言之，主要是三个方面。其一，要求个性解放，认为“你爱这样，我爱那样，各自性情不同”，应该有权自由地支配自身和行动，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运用当时思想家戴震的话说，就是应“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21]。其二，主张人格平等，认为“物不平则鸣”是当然之理，反对“人有十等”的封建等级压迫，要求建立比较合理的人与人的关系。运用清初思想家唐甄的话说，就是“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及其不平也，此厚则彼薄，此乐则彼忧……人之生也无不同也，今若此不平甚矣”[22]。其三，坚守所谓“意淫”，“凡女子前，不论贵贱，皆亲密之至”，“必务求兴女子之利，除女子之害。利女子乎即为，不利女子乎即止”[23]。这种“意淫”，不是出于“性爱”，不是由于“人大心大，知道男女的事了，所以爱亲近他们”。这种“意淫”，也不是韩愈所说“博爱之谓仁”的反映，“仁”是出于所谓“恻隐之心”。这种“意淫”，是以尊重对方的人格尊严和意志自由为前提，实质就是作者所理想的“人情”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显而易见，贾宝玉所坚以自守的这三个方面是包藏着自由、平等、博爱观念的萌芽。凡此，也都反映了他对“明明德”的理解；或者说，曹雪芹认为他的主人公这么做就是在“明明德”。因此，贾宝玉对“明德”的解释，也就含有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萌芽，而不像李贽的“童心”说那样缺乏具体的内容。
贾宝玉这种对“明德”的理解，亦即把自由、平等、博爱观念看做人的天赋品性，尽管这种理解还很朦胧，却属于近代人性论的范畴。它是当时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若从思想发展史上说，这是一种初步民主主义思想。这也就是贾宝玉对封建社会“事体情理”之诛伐所用的基本武器。
由此看来，贾政和贾宝玉在“四书”和“杂书”问题上的对立，具有双重意义。其一，这种对立是历史上，特别是明中叶以来，推崇理学与反对理学，即尊孔与反尊孔这思想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贾宝玉的叛逆思想，“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为前提”[24]，这种思想资料又是那么丰富，甚至包括儒家经典如《诗经》等的合理内核。其二，这种对立又是现实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
然而，无独有偶，薛宝钗也是个“杂学旁收”的人物，可在思想上却与贾宝玉相对立。这又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自古以来，中国封建社会里面传统的人民性或民主性的文化思想，尽管对于贾宝王叛逆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但作为思想资料，它毕竟只是促成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形成和发展的“流”，而不是“源”，只有时代潮流和现实生活才是“源”，并且是唯一的“源”。贾宝玉遇到这种思想资料其所以犹如磁场之遇到铁，就在于在他的心灵深处已经滋生着一个磁场，这个磁场，就是所谓“内帏厮混”和“游荡优伶”等所蒙受的思想影响和教益。
五 来自两种婚姻观念之对立的影响
《西游记》里有孙悟空和六耳猕猴，《红楼梦》里有贾宝玉和甄宝玉。
甄宝玉与贾宝玉童年时代宛若一人，而成年后却截然各别。一成了地主阶级的接班人，一成了地主阶级的叛逆者。原因何在呢？就在于存在决定意识，封建统治阶级直接地损害了贾宝玉自身的利益。他的知音，他的理想伴侣——林黛玉的悲惨遭遇使他有切肤之痛，使他由贵族地主阶级的宠儿一变而成为它的受害者。所以，我们认为宝、黛的爱情悲剧是促使贾宝玉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不断巩固和发展的一种牵引力量。
林黛玉对贾宝玉的爱是从叛逆思想出发，她使自己的爱情化为一股叛逆性的力量，推动贾宝玉要坚定地走自己的叛逆道路，成为“于国于家无望”的贰臣逆子。薛宝钗对贾宝玉的爱是以夫贵妻荣为指归，她想使自己的爱情变为一座强力的吸盘，吸引贾宝玉离开自己的叛逆道路，成为贵族世家的继业者。因此，宝、黛、钗的纠葛就不仅是爱情问题，而且是人生道路问题。
贾宝玉的爱情生活，开始时并不专一。刚向林黛玉起誓：“除了别人说什么‘金’什么‘玉’，我心里要有这个想头，天诛地灭，万世不得人身！”一转身见到薛宝钗“雪白一段酥臂，不觉动了羡慕之心……忽然想起‘金玉’一事来，再看看宝钗形容，只见脸若银盆，眼似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比林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不觉就呆了”。在梦游太虚幻境时他所见到的“乳名兼美字可卿者”的仙子，“其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便是这种现实心理的反映。
林黛玉和薛宝钗是两个壁垒鲜明的对立形象。贾宝玉爱情生活的钟摆不定，正说明这个封建大家族里的“孽根祸胎”，尚徬徨于人生道路的三岔口。
贾宝玉终于“只念木石前盟”，这是由三大要素促成的。
其一，历练渐深，经受生活教训日多，提高了识别能力，在思想感情上加深了与封建统治势力的裂痕。重要事件有三：一是蒋玉菡被重新关进樊笼；二是金钏儿跳井惨死；三是因此而引起的自己大承笞挞。从中使他具体地感到了封建主义压迫的惨重，看到了封建主义面目的狰狞。
其二，林黛玉的身份是小姐，才貌似宝钗，身世似香菱，思想品格似晴雯和龄官……要之，在她身上突出地、集中地包括了大观园里所有女孩子们一切使贾宝玉关心、钦羡、悲悯、亲爱的客观与主观的特征。这就决定了贾宝玉必然会随着他的思想的发展而把对姊妹们的尊重与体贴、对丫鬟们的同情与爱护越来越汇集到林黛玉身上，从而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建立起生死不渝的爱情。
其三，薛宝钗爱说“混账话”，屡屡规劝贾宝玉走封建主义的仕途经济道路，用阴柔的手腕对他进行着无休止的斗争。其结果是导致贾宝玉的嫌厌，日益加深着思想上的鸿沟。
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既不同于张生和崔莺莺的，也不同于柳梦梅和杜丽娘的。无论是张生和崔莺莺，还是柳梦梅和杜丽娘，都是所谓“一见钟情”，导致他们相爱的起因是“郎才女貌”，促成他们最后结合的基础是“金榜题名”。因此，这种婚姻在性爱问题上虽则有悖于封建礼教，在政治问题上却符合彼此的家世利益。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则不是如此。第一，双方在经过一段相互了解之后所建立起来的以互爱为前提的爱情关系，既与封建婚姻所必须遵守的“父母之命”的包办性质截然相反，也和一见钟情式的单纯情欲婚姻不同，这种恋爱过程本身便符合人权思想。第二，双方的爱情生活并不以追求单纯的性欲为目的，而以共同的思想意识和生活理想为基础，且以拒绝仕途经济即人生道路上的叛逆为枢纽，同时把彼此的社会地位和财产占有情况以及体质条件等等一概置之度外，具有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理想性质。第三，双方的爱情关系具有自主性和平等原则，既不容许男尊女卑，也不容许任何外来条件的干预；并且这种爱情达到如此猛烈和持久的程度，以致如果不能结合，那在双方看来，就是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即使为此而献出生命、与家庭诀别，也在所不惜，具有家庭世法变革的性质。因此，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就其性质来说，是属于近代社会的性爱，是在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影响下要求婚姻制度变革的一种反映，是反封建的追求个性、解放思想的显著表现。尽管与尤三姐和司棋等的婚姻观相比，还蒙着一层较为浓重的公子小姐的思想色彩，但与张生和崔莺莺、柳梦梅和杜丽娘的婚姻观相比却有质的不同。
贾宝玉与林黛玉在倾心相爱；与此同时，薛宝钗却博得了贾母等的赏识。这几乎是贾府人所共知的事情。可宝、黛的爱情悲剧却没有立即发生，原因又在哪里呢？
一方面，贾宝玉是贾母的“命根子”，林黛玉又是贾母的“面上人”，因此，这位“老佛爷”在贾宝玉的婚姻问题上是既不能不考虑贾府的家世利益，又不得不考虑自己的面子和贾宝玉的心愿，以免产生不虞。从前者着想，薛宝钗当然是理想的人选，但贾宝玉与她格格不入，难以强合，硬逼恐生不测。从后者着想，当然以娶林黛玉为宜，但林黛玉的主客观条件又都不符合贾府的家世利益。于是，这位“老佛爷”便想走第三条道路——另外娶一个“性格好的”。她曾托张道士为媒，也曾打过宝琴的主意，原因就在于此。贾母的这种心理矛盾，既反映了贾府的统治者对新生事物的顽固态度，也反映了贾府的统治者对进步力量已失去了制服能力，因而想谋求在不损害本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一定程度的妥协。
另一方面，宝、黛的婚姻观虽包含着近代性爱的原则，却未能最后冲破封建婚姻制度的“铁门槛”。在他们身上仍然承受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传统思想的“因袭重担”。因此，当实际上的爱情关系一经成熟，在名义上又寄希望于封建家长能为之做主，甚至在家长面前只敢作某种试探，而不敢像尤三姐那样作公开表述。
既然封建卫道者和封建叛逆者彼此都不肯作原则上的让步，又各自存在着严重的弱点，这就出现了贾宝玉婚姻问题上的僵局。
正如恩格斯所说，对于封建贵族来说，“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25]恩格斯这一精辟论断，指明了封建社会里统治者之间婚姻关系的阶级实质。贾府究竟是娶薛宝钗，还是娶林黛玉，或者另找，归根结底，则应由这个封建大家族的“家世的利益”来决定。《红楼梦》自第三十四回以后，宝、黛爱情关系一经确定，便再也不写宝、黛、钗三者之间的爱情纠葛，而集中笔力去展示贾府的日用排场与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这是种很高超的写法。它令人信服地写出贾宝玉的婚姻问题是“中原得鹿不由人”。清人诸联说得好：“宝玉之于黛玉，木石缘也；其于宝钗，金玉缘也。木石之与金玉，岂可同日语哉？”[26]这倒并不是由于贾母等人生就一副势利眼。须知“金钱”是巩固“权势”的后盾；“权势”是捍卫“金钱”的前矛。“贵”而不“富”，“贵”难持久；“富”而不“贵”，“富”必难保。贾府的特点是威名远震而内在空虚，薛府的特点是门庭冷落而家资殷实，因此，借新的联姻以结成“权势”和“金钱”的神圣同盟，也就势在必然；更何况薛宝钗的思想性格及其所独具的“小惠全大体”的“治才”，又完全符合贾府改造宝玉和治理家政的需要。
因此，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的产生是必然的，贾宝玉和薛宝钗的婚姻悲剧的产生也是必然的。就历史渊源来说，后者是前者的直接继续。就性质来说，新生力量因一时的弱小而无力抗御反动势力的迫害，产生了贾宝玉的爱情悲剧；反动势力又由于自身内在的虚弱而无力彻底压服新生力量，反遭到它的一再抗击，又产生了贾宝玉的婚姻悲剧。就当事者来说，宝、黛是在反封建的战斗中牺牲，宝钗是在帮助封建统治者维护封建秩序的过程中自挖墓穴。就社会根源来说，贾宝玉的爱情悲剧和婚姻悲剧，既是由贾、史、王、薛这四大家族兴衰与共的家世利益所造成，同时又反映了这四大家族的必然衰亡的历史命运。
贾宝玉对林黛玉的爱情由动摇而专一而生死不渝，对薛宝钗的感情由爱慕而不满而疏远而于婚后又离弃了她，这是他初步民主主义思想发展的具体表现和必然结果；而两次悲剧的产生，反过来又加速了他叛逆性格的进一步发展，最后便以遁入空门的形式来向他所出身的阶级诀别。而这种诀别形式，又恰好说明他离劳苦大众的起义队伍较之离太虚幻境更远。但也使宁、荣二公之灵所寄于他的“略可望成”的殷切期望，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
六 贾宝玉叛逆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
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形成，不但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而且有其具体的发展历程。随着贾府的衰亡，它有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其标志是由抱憾金钏儿的惨死和同情蒋玉菡的逃出忠顺王府而导致他的挨打。这使他从严父的道貌上看出了狰狞，从奴隶的反抗中发现了曙色，故而宣称自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实际上这是纠正了自己的“男人是泥做的骨肉”这一看法上的偏颇，重新赋予这句话以特定的政治内容，把矛头由泛泛地指向世俗男子而改为指向居于中心统治地位的男性贵族社会。从而在政治思想上和生活道路上迈出了叛逆性的第一步，并在这一基础上以赠帕定情的方式与林黛玉确定了关系，而唾弃了家长们所散布的“金玉良缘”之论，明确地表露了自己有与封建礼教相决绝的坚定意向。
第二个阶段，其标志是由抄检大观园和所造成的晴雯之死而激发出他对《芙蓉女儿诔》的撰写。这使他又从慈母的笑脸上发现了血污，从“华林”中呼吸到“悲凉之雾”，从卑贱者的血泪上看到了火爆的反抗，这使他又认识到同是“巾帼”却有“鸠鸩”和“鹰鸷”之分，而同是“闺闱”又有“薋葹”和“茝兰”之别。实际上也就使他纠正了自己的“女儿是水做的骨肉”这一看法上的偏颇，重新赋予这句话以特定的政治内容，把原来是对一般的女性的赞扬变为对具有反封建意识的女性的歌颂。这表明了他的民主主义思想的深化，也说明了在他的内心深处实质上已经撕掉了那封建宗法关系的温情脉脉的面纱。
第三个阶段，其标志是由林黛玉之死和贾府的被抄而酿成的他的出走。也就是说，他的与本阶级的诀别，不只是由于思想上“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而且是由于物质上的“贫穷难耐凄凉”。一句话，是贾府这个贵族世家从思想上到经济上最后解体的结果。
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发展，不只轮廓清楚，而且脉络分明。这不仅表现在他与黛玉、宝钗的关系的演进上，而且表现在他与晴雯、袭人的关系之前后亲疏厚薄的变迁上。
黛玉与晴雯，宝钗与袭人，就其社会地位来说，当然是不一样；但就思想倾向来说，却是两两站在一起的。因此，袭人得到贾母与王夫人的赏识，被默认为宝玉的未来侍妾，是贾府日后必娶宝钗的前奏；宝玉对袭人的态度由亲而疏，由疏而断然与她断绝关系，是他婚后必然要离弃宝钗的征兆。“俏丫鬟抱屈夭风流”，是“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的序幕；“痴公子杜撰芙蓉诔”，是贾宝玉必将与本阶级诀别的先声。“袭人娇嗔箴宝玉”，是她直接参与统治者的行列对宝玉进行改造；晴雯对袭人的嘲讽，是对宝玉叛逆性格的支持和鼓励。袭人与宝玉有垢，却得到王夫人的青睐和信任；晴雯与宝玉无染，却被王夫人视为“狐狸精”而遭逐致死。两相对照，突出了封建礼教及其维护者的虚伪、荒谬、残暴和昏聩，给宝玉上了一堂极为生动而具体的反面教育课，催他觉醒，并坚定了他前进中的叛逆步伐。
第四次，贾宝玉改花珍珠为花袭人，反映了他对袭人的尊重与喜爱；第六回，贾宝玉与袭人所发生的不正当关系，反映了他对袭人的热络与亲近。这两回既写出了宝玉的纨绔气，也写出了他识别力甚低，认不清袭人的思想面貌。第十九回袭人对宝玉的“规劝”和第二十一回袭人对宝玉的“嗔箴”，反映了宝玉与袭人的感情达到了高潮，因而袭人敢于通过“情”对宝玉的叛逆行为进行斗争，同时也暴露了自己的精神面貌，引起宝玉的嫌隙之心，“自思道：‘谁知这样一个人，这样薄情无义！’”然而在第十九回里还只限于这种“自思”，并未意形于色。到第二十一回里，他就借题发挥了，向蕙香说：“明儿就叫四儿，不必什么蕙香、兰气的，那一个配比这些花？没的玷辱了好名好姓。”但是还只限于指桑骂槐。到第七十七回里，宝玉由于晴雯被撵，就当着袭人的面，正面地表示了自己对她的怀疑：“怎么人人的不是太太都知道，单不说，又单不挑出你和麝月、秋纹来？”问得袭人“心内一动”，“低头半日无可回答”。自此，宝玉对晴雯的情分，不但瞒住了袭人，就连和她思想一致的麝月、秋纹也不让知道半点儿。这说明他已认清了袭人的思想本质，并且提高了对封建主义的警惕。
贾宝玉在与袭人的关系由亲而疏、由疏而任其择嫁的同时，却同晴雯的关系由疏而亲、由亲而结成生死不渝的情谊。第三十一回，写晴雯替他换衣服，失手跌断了扇骨，他就“蠢才”连声地骂个不停。晴雯驳了他和袭人几句，他就“气黄了脸”，非要回明贾母撵走晴雯不可，直到众丫鬟跪着求情，才“叹了一声，在床上坐下”。富贵公子的气焰，实在是炙手可热。宝玉要撵走晴雯，这并不是偶然的，他向来就嫌晴雯口齿锐利。第二十回，他对麝月说晴雯“满屋里就只是她磨牙”，便是明证。我们知道，晴雯的“磨牙”，乃是她疾恶如仇、不受封建礼教拘检的集中反映。而宝玉却迷惑于袭人的柔媚，嫌恶晴雯的率直，这是由他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这是由他的富贵闲人生活所要求的。因此，这次要撵走晴雯，乃是他平时亲袭而疏晴、喜袭而厌晴的贵族公子感情的总爆发，也是他向来对晴雯和袭人的思想本质缺乏认识的集中表现。第三十三回，宝玉挨打，全府骚动，人们的不同情绪和态度，各自披露了自己的思想面貌。这就给他以深刻的教育，促成了他思想的第一次飞跃。其总的标志，便是存在于他身上的纨绔习性和暴戾脾气从此消失了，并且，对处于被压迫受蹂躏地位的女孩子们的同情和体贴之心，也更为纯洁，更为深切，更为周到，更为无微不至了。第三十四回，宝玉“因情感妹妹”，满心里要打发人去，只是怕袭人。便设一法，先使袭人往宝钗那里去借书。袭人去了，宝玉便命晴雯来，交给她两块旧手帕，托她为自己去向黛玉传达爱情、递送私物。这说明他在与黛玉肯定关系的同时，也把晴雯当做为自己的知音，并且把袭人划到爱说“混账话”的宝钗线上去，而和她疏远了；这说明他对黛、钗和晴、袭的思想面貌已经有了初步认识，而在心里分出厚薄彼此来了。第五十二回，写“晴雯病补孔雀裘”，具体而生动地反映了宝玉与晴雯感情的深厚与纯真。第七十七回，写宝玉于晴雯含冤而死的前夕，排除万难，偷偷私访，并于息难中交换了信物，则是他们生前友谊发展的顶点，而这正是以精神上的共同血泪生活和对封建压迫的抗争所凝成的。在王夫人一口咬定晴雯是“狐狸精”的同时，贾宝玉在《芙蓉女儿诔》中却用金玉、冰雪、星辰和花月等来赞美晴雯的高洁，这本身就是对封建主义的亲权和孝道的一种严重挑战。更有甚者，还公然提出要“箝诐奴之口”和“剖悍妇之心”来替晴雯报仇；而即使这样，还“愤犹未释”。这种严厉的叱骂和愤怒的声讨，尽管是针对着王夫人在大观园中的代表而发的，但其锋芒所向，却是以王夫人为代表的封建正统势力，因而这是一篇讨伐封建的檄文。然而在作了一番认真的声讨之后，他却又一丝不苟地去做晨昏定省去了。这种语言上的巨人和行动上的矮子，正表明了他民生主义思想的柔弱。
七 贾宝玉叛逆思想的历史局限
贾宝玉是地主阶级的叛逆者。他背叛着本阶级，思考着，摸索着，应着时代的召唤，走向近代启蒙主义者所应走的道路；然而，他还没有能到达近代启蒙主义者的思想高度，他处于由封建叛逆者走向启蒙主义者的途中，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因此，在他的身上明显地呈现出两重性：
他一方面坚决否定“学而优则仕”的人生道路，拒绝封建仕途经济，把它说成是国贼禄蠹所干的勾当；嘲笑“君子杀身以成仁”的最高封建道德信条，把封建统治者目之为天经地义的“文死谏，武死战”说成是“胡闹”；并且，在视元春那种皇家婚事如浮云的同时，却为智能儿那样的民间恋爱而牵肠挂肚，这就不只彻底否定了封建主义的“君臣之义”和政治道路，而且完全否定了体现封建帝王淫威的宫廷生活。另一方面，却又不敢正面否定“君权”本身。
他一方面痛恨自己所出身的侯门公府，把它说成是荼毒人生的牢笼，这就直接否定了封建主义的门阀制度。另一方面，却听人说到宁府的腐败又会脸红，并不能忘怀宗族观念。
他一方面迫切地要求婚姻自主，并且热烈地进行了自由恋爱；殷切地向往个性自由，并曾有“放出”怡红院的女奴们“与本人父母自便”的打算，这就直接否定了封建主义的婚姻制度和奴婢制度。另一方面，却又浅尝辄止或不尝而止，并不敢在行动上与封建家长发生正面冲突，反而幻想和期待封建家长的主持或批准，不敢公然越礼，直接违犯封建主义的亲权。
他一方面追求着比较合理的家庭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平辈、小辈，对下人不拘礼法，“并不想，自己是男子，须要为子弟之表率”，从来“不要人怕”，尊重意志，尊重个性，想“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这就直接否定了作为封建社会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的礼教观念。另一方面，却对长辈，对外人，礼数正经，“比大人行出来的还周到”，下人来传亲长的话，必起立回答，晨昏叩省，恪守不渝，甚至连走过父亲书房门前定须下马这一礼节也严格遵守，不敢公然撕毁温情脉脉的封建礼教的面纱。
他一方面热烈赞美为封建正统人物所不齿的小说戏曲，称《西厢记》和《牡丹亭》等书是真正的好文章；深恶为封建正统人物所顶礼膜拜的时文八股，斥之为“国贼禄蠹”的“饵名钓禄之阶”；并由此而“祸及古人”，把历代那些所谓代圣贤立言的书籍一烧而光，这就不只彻底否定了封建主义的科举制度，而且把批判的矛头实际上已经直接指向了孔孟之道。另一方面，却又不敢公然否定“四书”和反对孔子。
他一方面把对女性的赞美建立在对男性的贬斥上，这不只是对“男尊女卑”的封建道德的一种反叛，实际上是在否定男权的合理性，并通过对男权的否定从而否定以男性贵族居中心统治地位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却对晴雯存“共穴之情”，心里总想能有几个女孩子与自己同死同归，并不否定封建姬妾制的合法存在，实际上这又是对“男尊女卑”和男权观念的一种肯定。
他一方面极力反对封建宿命论，连在梦中也喊骂：“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金玉姻缘’？我偏说‘木石姻缘’！”另一方面，又认为“人生情缘，各有分定”，强求不得，承认宿命论的合理，并且自己最终还是遁入空门。
他一方面在思想上是个敢于造反的“混世魔王”，几乎批判了整个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尽管是很不彻底。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又“只管安富尊荣”，是个十分懦怯的“富贵闲人”。
他一方面从奴隶们的反封建斗争中汲取着自己的思想营养，并给予奴隶们的反封建斗争以同情和支持。另一方面，却不是于斗争中从被压迫者身上获得力量以形成自己的权限，而是把自己的权限挂靠在封建家长的欢心上，在其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偷偷地给予被压迫者以庇护和温情，因此，也就易于成为梁上君子，从而也就加重了思想上的感伤情调；这种情调虽然含有觉醒者因无路可走而感到苦痛的积极因素，然而也是没落阶级的思想感情的一种流露。
他一方面在批判旧世界中发展着自己思想上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等观念的幼芽，显现了自己叛逆性格中的近代因素。另一方面，在陷入困境时却又常到佛老门前去求解脱；而思想上的感伤情调，一经与佛老学说相接触，便很自然地蒙上了一层虚无主义的色彩，以致往往错误地把社会悲剧理解为整个人生问题，而把对现实社会的否定，有时归结为对人生的否定，这就不时地消磨着思想上的斗争性和进取性。
正如马克思所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7]贾宝玉的叛逆思想不只是对自古以来中国封建社会里面传统的民主性的文化思想的批判继承，同时也是接受了当时新兴市民阶层思想影响的结果。而当时尚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一方面是作为封建主义经济的否定物而出现的，另一方面还不能离开封建主义经济这一母体而独立发展。与此相适应，代表着这种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一方面是作为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另一方面还不能冲破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这一母体而独立存在。这便是产生贾宝玉叛逆思想的内在矛盾的时代根源。
八 后四十回中贾宝玉叛逆思想的逆转
《红楼梦》后四十回对贾宝玉形象的描写，在情节上与前八十回是颇多“前后关照”的。然而，一经高鹗辈的这种“前后关照”，贾宝玉的叛逆性格也就出现了逆转，渐渐地“改邪归正”了。
比如，原著写了贾宝玉“神游太虚境”，“神游”的结果是使他堕入了“迷津”，亦即日益坚定地走上了叛逆的道路，成为不为封建礼法所化的“顽石”。续作中也写了贾宝玉“神游太虚境”，“神游”的结果是使他“悟仙缘”、“断尘缘”，亦即由于识破了“世上的情缘，都是些魔障”，从此“乃忽改行，发愤欲振家声，次年应乡试，以第七名中式”。[28]
又如，原著写贾宝玉入家塾，是出于能和秦钟“常相聚谈”，即所谓“不因俊俏难为友，正为风流始读书”。贾政要他“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他当耳边风。结果，书没有读成，倒把学堂闹得地覆天翻。续作写贾宝玉人家塾，是由于贾政要他“学个成人的举业”。结果，是日渐“就范”，“天天按着功课干去”，忙得连林黛玉吐血也顾不得去探望。
再如，原著写贾宝玉为了应付贾政的“盘考”而连夜读书，可又从何读起呢？“若温习这个，又恐明日盘究那个；若温习那个，又恐明日盘驳这个。”结果，书没理熟一章，倒把怡红院闹得人仰马翻。多亏晴雯灵机一动，让贾宝玉装病，这才混了过去。续作写贾宝玉为了完成贾代儒留给的作业而彻夜读书，尽管他“觉得微微有些发烧”，还是把念过的“四书”拿出来，“翻了一本看去，章章里头，似乎明白；细按起来，却不很明白。看着小注，又看讲章”，自恨“在这个上头竟没头脑”。袭人怕他累坏了，哄他睡觉，可他躺在床上还在想功课，简直成了个“非朱子之传义不敢学”的人物！由此，也可见他的评价《列女传》直讲得巧姐不觉“肃敬起来”，实非偶然。
还如，原著一再写以贾宝玉“愚顽怕读文章”，从没“成篇潜心玩索”过一篇时文八股。续作在回目上仅原著的二分之一，却让贾宝玉做了四篇八股。第一篇，题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第二篇，题曰《人不知而不愠》；第三篇，题曰《则归墨》；第四篇，题曰《惟士为能》。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四篇八股有内在的联系，是出于高鹗辈的精心安排，要旨是教人们相信“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而“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这个“圣人之徒”，就是“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的道学家。贾宝玉写得如何呢？贾政的评语是：“初试笔能如此，还算不离。”并且认为一篇比一篇好。这种一篇比一篇好，实质上是反映了贾政对他的“洗脑”，也为他后来的“以第七名中式”铺平了道路。
不少同志认为“中乡魁宝玉却尘缘”，贾宝玉中举后一走了之，是对科举制度的嘲弄。我们感到假若孤立地看他的应试，未尝不可得出这个结论。然而，假若注意到后四十回中所出现的贾宝玉思想性格的种种逆转现象，恐怕不能不认为他的应试是顺应着薛宝钗的一种愿望，“但能博得一第，便是从此而止，也不枉天恩祖德了”。换言之，贾宝玉的“应乡试，以第七名中式”，实则是他“乃忽改行，发愤欲振家声”的显著表现。这使他还不如第二回中所提及的倪云林，当然也就不可算“今古未有之一人”。
问题是，贾宝玉作为地主阶级的叛逆者，这种思想上的逆转是否符合曹雪芹的意图？或者，能否说它是贾宝玉叛逆思想内在矛盾之消极面的反映？回答应该是否定的。
首先，拒不“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这是曹雪芹所赋予贾宝玉叛逆性格的质的规定性，也是贾宝玉区别于张生和柳梦梅的地方。随着贾府的衰败和大观园里种种悲剧之不断出现，朝着“叛逆”的方向而不是朝着“改悟”的方向，这是曹雪芹所赋予贾宝玉之思想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把贾宝玉性格发展的趋势写成“浪子回头”，则歪曲了贾宝玉性格的这一基本方面。
其次，“情不情”是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内核，也是他的“人道观念”和“人权思想”的显著体现形式。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是两个叛逆者心灵的默契，彼此都“不是为自己而存在和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操心，而是在另一个身上找到自己存在的根源，同时也只有在这另一个人身上才能完全享受他自己”[29]。贾宝玉的出家是由于他所追求的美好的东西为封建势力所毁灭，乃情极所致，因而是他堕入“迷津”的一种更为深刻的表现形式，它使贾府失去了最后一点复兴的可能。把贾宝玉的出家写成是由于他识破了“世上的情缘，都是些魔障”而“改悟前情”，认为“一子出家，七祖升天”，这绝不符合曹雪芹的意图。
最后，写贾宝玉为贾政所迫而留意于举业也直接与第七十八回关于贾政的思想描述相抵触。第七十八回明明写道：贾政“起初天性也是个诗酒放诞之人，因在子侄辈中，少不得归以正路。近见宝玉虽不读书，竟颇能解此，细评起来也还不算十分玷辱了祖宗。就思及祖宗们各各亦皆如此，虽有深精举业的，也不曾发迹过一个，看来此亦贾门之数。况母亲溺爱，遂也不强以举业逼他了”。既然贾政已“不强以举业逼他”而寄希望他能“发迹”于终南捷径，当然也就不应有什么“奉严词两番入家塾”、“老学究讲义警顽心”，以及“试文字”和“中乡魁”之类的情节。顺理成章的似乎应该是：贾政把贾宝玉的《姽婳词》和他自己的“一篇短序”进呈礼部，以与同僚们竞请“恩奖”；其政敌们则在《姽婳词》上做文章，说“天子惊慌恨失守，此时文武皆垂首。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云云，此乃心存“唐突朝廷”，从而点燃了贾府被抄的导火线。贾政自己固然是“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贾宝玉也因此而被关进了“狱神庙”。[30]
顾颉刚先生说，高鹗“他也中了通常小说‘由邪归正’的毒，必使宝玉到后来换成一个人”[31]。我们认为这是有眼光的。贾敬羡慕的是白日飞升，贾政羡慕的是金章紫绶；贾宝玉兼而有得，真堪光贾府之门楣！然而，这绝不是曹雪芹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