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瓶梅》
◎鲁迅
当神魔小说盛行时，记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犹宋市人小说之“银字儿”，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
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初惟钞本流传，袁宏道见数卷，即以配《水浒传》为“外典”（《觞政》），故声誉顿盛；世又益以《西游记》，称三大奇书。万历庚戌（1610），吴中始有刻本，计一百回，其五十三至五十七回原阙，刻时所补也（见《野获编》二十五）。作者不知何人，沈德符云是嘉靖间大名士（亦见《野获编》），世因以拟太仓王世贞，或云其门人（康熙乙亥谢颐序云）。由此复生谰言，谓世贞造作此书，乃置毒于纸，以杀其仇严世蕃，或云唐顺之者，故清康熙中彭城张竹坡评刻本，遂有《苦孝说》冠其首。
《金瓶梅》全书假《水浒传》之西门庆为线索，谓庆号四泉，清河人，“不甚读书，终日闲游浪荡”，有一妻三妾，又交“帮闲抹嘴不守本分的人”，结为十弟兄，复悦潘金莲，鸩其夫武大，纳以为妾，武松来报仇，寻之不获，误杀李外传，刺配孟州。而西门庆故无恙，于是日益放恣，通金莲婢春梅，复私李瓶儿，亦纳为妾，“又得两三场横财，家遭营盛”。已而李瓶儿生子；庆则因赂蔡京得金吾卫副千户，乃愈肆，求药纵欲受赇枉法无不为。然金莲妒李有子，屡设计使受惊，子终以瘈疭死；李痛子亦亡。潘则力媚西门庆，庆一夕饮药逾量，亦暴死。金莲春梅复通于庆婿陈敬济，事发被斥卖，金莲遂出居王婆家待嫁，而武松适遇赦归，因见杀；春梅则卖为周守备妾，有宠，又生子，竟册为夫人。会孙雪娥以遇拐复获发官卖，春梅憾其尝“唆打陈敬济”，则买而折辱之，旋卖于酒家为娼；又称敬济为弟，罗致府中，仍与通。已而守备征宋江有功，擢济南兵马制置，敬济亦列名军门，升为参谋。后金人入寇，守备阵亡，春梅夙通其前妻之子，因亦以淫纵暴卒。比金兵将至清河，庆妻携其遗腹子孝哥欲奔济南，途遇普净和尚，引至永福寺，以因果现梦化之，孝哥遂出家，法名明悟。
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故世以为非王世贞不能作。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搢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
……妇人（潘金莲）道，“怪奴才，可可儿的来，想起一件事来，我要说又忘了。”因令春梅，“你取那只鞋来与他瞧。”“你认的这鞋是谁的鞋？”西门庆道，“我不知是谁的鞋。”妇人道，“你看他还打张鸡儿哩。瞒着我黄猫黑尾，你干的好茧儿，来旺媳妇子的一只臭蹄子，宝上珠也一般收藏在藏春坞雪洞儿里拜帖匣子内，搅着些字纸和香儿，一处放着。甚么罕稀物件，也不当家化化的，怪不的那贼淫妇死了堕阿鼻地狱。”又指着秋菊骂道，“这奴才当我的鞋，又翻出来，教我打了几下。”分付春梅，“趁早与我掠出去。”春梅把鞋掠在地下，看着秋菊说道，“赏与你穿了罢。”那秋菊拾着鞋儿说道，“娘这个鞋，只好盛我一个脚指头儿罢。”那妇人骂道，“贼奴才，还叫什么□娘哩。他是你家主子前世的娘！不然，怎的把他的鞋这等收藏的娇贵？到明日好传代。没廉耻的货！”秋菊拿着鞋就往外走，被妇人又叫回来，分付“取刀来，等我把淫妇鞋剁作几截子，掠到茅厕里去，叫贼淫妇阴山背后永世不得超生。”因向西门庆道，“你看着越心疼，我越发偏剁个样儿你瞧。”西门庆笑道，“怪奴才，丢开手罢了，我哪里有这个心。”
——第二十八回
……掌灯时分，蔡御史便说，“深扰一日，酒告止了罢。”因起身出席。左右便欲掌灯，西门庆道，“且休掌灯。请老先生后边更衣。”于是……让至翡翠轩，……关上角门，只见两个唱的，盛妆打扮，立于阶下，向前插烛也似磕了四个头。……蔡御史看见，欲进不能，欲退不舍，便说道，“四泉，你如何这等爱厚？恐使不得。”西门庆笑道，“与昔日东山之游，又何异乎？”蔡御史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军之高致矣。”……因进入轩内，见文物依然，因索纸笔，就欲留题相赠。西门庆即令书童将端溪砚研的墨浓浓的，拂下锦笺。这蔡御史终是状元之才，拈笔在手，文不加点，字走龙蛇，灯下一挥而就，作诗一首。
——第四十九回
明小说之宣扬秽德者，人物每有所指，盖借文字以报夙仇，而其是非，则殊难揣测。沈德符谓《金瓶梅》亦斥时事，“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它亦各有所属。”则主要如西门庆，自当别有主名，即开篇所谓“有一处人家，先前怎地富贵，到后来煞甚凄凉，权谋术智，一毫也用不着，亲友兄弟，一个也靠不着，享不过几年的荣华，倒做了许多的话靶。内中又有几个斗宏争强迎奸卖俏的，起先好不妖娆妩媚，到后来也免不得尸横灯影，血染空房”（第一回）者是矣。结末稍进，用释家言，谓西门庆遗腹子孝哥方睡在永福寺方丈，普净引其母及众往，指以禅杖，孝哥“翻过身来，却是西门庆，项带沉枷，腰系铁索。复用禅杖只一点，依旧还是孝哥儿睡在床上。……原来孝哥儿即是西门庆托生”（第一百回）。此之事状，固若玮奇，然亦第谓种业留遗，累世如一，出离之道，惟在“明悟”而已。若云孝子衔酷，用此复仇，虽奇谋至行，足为此书生色，而证佐盖阙，不能信也。
故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后或略其他文，专注此点，因予恶谥，谓之“淫书”；而在当时，实亦时尚。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于是颓风渐及士流，都御史盛端明布政使参议顾可学皆以进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瞬息显荣，世俗所企羡，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风气既变，并及文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笫之事也。
然《金瓶梅》作者能文，故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在，至于末流，则著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惟《肉蒲团》意想颇似李渔，较为出类而已。其尤下者则意欲媒语，而未能文，乃作小书，刊布于世，中经禁断，今多不传。
万历时又有名《玉娇李》者，云亦出《金瓶梅》作者之手。袁宏道曾闻大略，谓“与前书各设报应因果，武大后世化为淫夫，上烝下报；潘金莲亦作河间妇，终以极刑；西门庆则一騃憨男子，坐视妻妾外遇，以见轮回不爽”。后沈德符见首卷，以为“秽黩百端，背伦蔑理，……其帝则称完颜大定，而贵溪（夏言）、分宜（严嵩）相构，亦暗寓焉。至嘉靖辛丑庶常诸公，则直书姓名，尤可骇怪。……然笔锋恣横酣畅，似尤胜《金瓶梅》”（皆见《野获编》二十五）。今其书已佚，虽或偶有见者，而文章事迹，皆与袁沈之言不类，盖后人影撰，非当时所见本也。
《续金瓶梅》前后集共六十四回，题“紫阳道人编”。自言东汉时辽东三韩有仙人丁令威；后五百年而临安西湖有仙人丁野鹤，临化遗言，“说‘五百年后又有一人名丁野鹤，是我后身，来此相访’。后至明末，果是东海一人，名姓相同，来此罢官而去，自称紫阳道人。”（六十二回）卷首有《太上感应篇阴阳无字解》，署“鲁诸邑于耀亢参解”，序有云，“自奸杞焚予《天史》于南都，海桑既变，不复讲因果事，今见圣天子钦颁《感应篇》，自制御序，戒谕臣工。”则《续金瓶梅》当成于清初，而丁耀亢即其撰人矣。耀亢字西生，号野鹤，山东诸城人，弱冠为诸生，走江南与诸书士联文社，既归，郁郁不得志，作《天史》十卷。清顺治四年入京，由顺天籍拔贡，充镶白旗教习，诗名甚盛。后为容城教谕，迁惠安知县，不赴，六十后病目，自称木鸡道人，年七十二卒（约1620～1691），所著有诗集十余卷，传奇四种（乾隆《诸城志》十三及三六）。《天史》者，类历代吉凶诸事而成，焚于南都，未详其实，《诸城志》但云“以献益都钟羽正，羽正奇之”而已。
《续金瓶梅》主意殊单简，前集谓普净是地藏菩萨化身，一日施食，以轮回大簿指点众鬼，俾知将来恶报，后悉如言。西门庆为汴京富室沈越子，名曰金哥，越之妻弟袁指挥居对门，有女常姐，则李瓶儿后身，尝在沈氏宅打秋千，为李师师所见，艳其美，矫旨取之，改名银瓶。金人陷汴，民众流离，金哥遂沦为乞丐；银瓶则为娼，通郑玉卿，后嫁为翟员外妾，又与郑偕遁至扬州，为苗青所赚，乃自经死。后集则叙东京孔千户女名梅玉者，以艳羡富贵，自甘为金人金哈木儿妾，而大妇“凶妒”，篡取虐使之，梅玉欲自裁，因梦自知是春梅后身，大妇则孙雪娥再世，遂长斋念佛，不生嗔恨，竟得脱离。至潘金莲则转生为山东黎指挥女，名金桂，夫曰刘瘸子，其前生实为陈敬济，以夙业故，体貌不全，金桂怨愤，因招妖蛊，又缘受惊，终成痼疾也。
余文俱述他人牵缠孽报，而以国家大事，穿插其间，又杂引佛典道经儒理，详加解释，动辄数百言，顾什九以《感应篇》为归宿，所谓“要说佛说道说理学，先从因果说起，因果无凭，又从《金瓶梅》说起”（第一回）也。明之“淫书”作者，本好以阐明因果自解，至于此书，则因见“只有夫妇一伦，变故极多，……造出许多冤业，世世偿还，真是爱河自溺，欲火自煎，一部《金瓶梅》说了个色字，一部《续金瓶梅》说了个空字，从色还空，即空是色，乃自果报，转入佛法”（四十三回）矣。然所谓佛法，复甚不纯，仍混儒道，与神魔小说诸作家意想无甚异，惟似较重力行，又欲无所执著，故亦颇讥当时空谈三教一致及妄分三教等差者之弊，如述李师师旧宅收没入官，立为大觉尼寺，儒道又出而纷争，即其例也：
……这里大觉寺兴隆佛事不题。后因天坛道宫并阖学生员争这块地，上司断决不开，各在兀朮太子营里上了一本，说道“这李师师府地宽大，僧妓杂居，单给尼姑盖寺，恐久生事端，宜作公所。其后半花园，应分割一半，作三教堂，为儒释道三教讲堂。”王爷准了，才息了三处争讼。那道官见自己不独得，又是三分四裂的，不来照管。这开封府秀才吴蹈理卜守分两个无耻生员，借此为名，也就贴了公帖，每人三钱，倒敛了三四百两分资。不日盖起三间大殿，原是释迦佛居中，老子居左，孔子居右，只因不肯倒了自家门面，便把孔夫子居中，佛老分为左右，以见贬黜异端外道的意思。把那园中台榭池塘，和那两间妆阁，当日银瓶做过卧房的，改作书房。……这些风流秀士，有趣文人，和那浮浪子弟们，也不讲禅，也不讲道，每日在三教堂饮酒赋诗，倒讲了个色字，好个快活所在。题曰三空书院，无非说三教俱空之意。
——第三十七回上《三教堂青楼成净土》
又有《隔帘花影》四十八回，世亦以为《金瓶梅》后本，而实乃改易《续金瓶梅》中人名（如以西门庆为南宫吉之类）及回目，并删略其絮说因果语而成，书末不完，盖将续作，然未出。一名《三世报》，殆包举将来拟续之事；或并以武大被鸩，亦为夙业，合数之得三世也。
《金瓶梅》、《玉娇梨》等即为世所艳称，学步者纷起，而一面又生异流，人物事状皆不同，惟书名尚多蹈袭，如《玉娇梨》、《平山冷燕》等皆是也。至所叙述，则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故当时或亦称为“佳话”。察其意旨，每有与唐人传奇近似者，而又不相关，盖缘所述人物，多为才人，故时代虽殊，事迹辄类，因而偶合，非必出于仿效矣。《玉娇梨》、《平山冷燕》有法文译，又有名《好逑传》者则有法德文译，故在外国特有名，远过于其在中国。
（节录自《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九、二十《明之人情小说》，标题系编者所加）
《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社会背景
◎吴晗
要知道《金瓶梅》这部书的社会背景，我们不能不先考定它的产生时代。同时，要考定它的产生时代，我们不能不把一切关于《金瓶梅》的附会传说肃清，还它一个本来面目。
《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所集中描写的是作者所处时代的市井社会的侈靡淫荡的生活。它的细致生动的白描技术和汪洋恣肆的气势，在未有刻本以前，即已为当时的文人学士所叹赏惊诧。但因为作者敢于对性生活作无忌惮的大胆叙述，便使社会上一般假道学先生感觉到逼胁而予以摈斥，甚至怕把它刻板行世会有堕落地狱的危险，但终之不能不佩服它的艺术成就。另一方面一般神经过敏的人又自作聪明地替它解脱，以为这书是“别有寄托”，替它捏造成一串可歌可泣悲壮凄烈的故事。
无论批评者的观点怎样，《金瓶梅》的作者，三百年来却都一致公认为王世贞而无异辞。他们的根据是：
（1）沈德符的话：说这书是嘉靖中某大名士做的。这一位某先生，经过几度的附会，就被指实为王世贞。
（2）因为书中所写的蔡京父子，相当于当时的严嵩父子。王家和严家有仇，所以王世贞写这书的目的是（甲）报仇，（乙）讽刺。
（3）是据本书的艺术和才气而论的。他们先有了一个“苦孝说”的主观之见，以为像这样的作品非王世贞不能写。
现在我们不管这些理论是否合理，且把他们所乐道的故事审查一下，看是王世贞作的不是。
一 《金瓶梅》的故事
《金瓶梅》的作者虽然已被一般道学家肯定为王世贞（他们以为这样一来，会使读者饶恕它的“猥亵”描写），但是他为什么要写这书？书中的对象是谁？却众说纷纭，把它归纳起来不外是：
甲，复仇说对象（1）严世蕃 （2）唐顺之
乙，讽刺说对象——严氏父子
为什么《金瓶梅》和唐顺之发生关系呢？这里面又包含着另外一个故事——《清明上河图》的故事。
（一）《清明上河图》和唐荆川
《寒花盦随笔》：
“世传《金瓶梅》一书为王弇州（世贞）先生手笔，用以讥严世蕃者。书中西门庆即世蕃之化身，世蕃亦名庆，西门亦名庆，世蕃号东楼，此书即以西门对之。”“或谓此书为一孝子所作，所以复其父仇者。盖孝子所识一巨公实杀孝子父，图报累累皆不济。后忽侦知巨公观书时必以指染沫，翻其书叶。孝子乃以三年之力，经营此书。书成黏毒药于纸角，觊巨公外出时，使人持书叫卖于市，曰《天下第一奇书》，巨公于车中闻之，即索观，车行及其第，书已观讫，啧啧叹赏，呼卖者问其值，卖者竟不见，巨公顿悟为所算，急自营救已不及，毒发遂死。”今按二说皆是，孝子即凤洲（世贞号）也，巨公为唐荆川（顺之），凤洲之父忬死于严氏，实荆川赞之也。姚平仲《纲鉴絜要》载杀巡抚王忬事，注谓“忬有古画，严嵩索之，忬不与，易以摹本。有识画者为辨其赝。嵩怒，诬以失误军机杀之。”但未记识画人姓名，有知其事者谓识画人即荆川，古画者《清明上河图》也。
凤洲既抱终天之恨，誓有以报荆川，数遣人往刺之，荆川防护甚备。一夜，读书静室，有客自后握其发将加刃，荆川曰：“余不逃死，然须留遗书嘱家人。”其人立以俟，荆川书数行，笔头脱落，以管就烛，佯为治笔，管即毒弩，火热机发，镞贯刺客喉而毙。凤洲大失望！
后遇于朝房，荆川曰：“不见凤洲久，必有所著。”答以《金瓶梅》，实凤洲无所撰，姑以诳语应耳。荆川索之急，凤洲归，广召梓工，旋撰旋刊，以毒水濡墨刷印，奉之荆川。荆川阅书甚急，墨浓纸黏，卒不可揭，乃屡以纸润口津揭书，书尽毒发而死。
或传此书为毒死东楼者。不知东楼自正法，毒死者实荆川也。彼谓以三年之力成书，及巨公索观于车中云云，又传闻异词耳。
这是说王忬进赝画于严嵩，为唐顺之识破，攻陷忬于法。世贞图报仇，进《金瓶梅》毒死顺之。刘廷玑的《在园杂志》也提到此事，不过把《清明上河图》换成《辋川真迹》，把识画人换成汤裱褙，并且说明顺之先和王忬有宿怨。他说：
明太仓王思质（忬）家藏右丞所写《辋川真迹》，严世蕃闻而索之。思质爱惜世宝，予以抚本。世蕃之裱工汤姓者，向在思质门下，曾识此图，因于世蕃前陈其真赝，世蕃衔之而未发也。会思质总督蓟辽军务，武进唐应德顺之以兵部郎官奉命巡边，严嵩觞之内阁，微有不满思质之言，应德颔之。至思质军，欲行军中驰道，思质以己兼兵部堂衔难之，应德怫然，遂参思质军政废弛，虚縻国帑，累累数千言。先以稿呈世蕃，世蕃从中主持之，逮思质至京弃市。
到了清人的《缺名笔记》又把这故事变动一下：
《金瓶梅》为旧说部中四大奇书之一，相传出王世贞手，为报复严氏之《督亢图》。或谓系唐荆川事。荆川任江右巡抚时有所周纳，狱成，罹大辟以死。其子百计求报，而不得间。会荆川解职归，偏阅奇书，渐叹观之。乃急草此书，渍砒于纸以进，盖审知荆川读书时必逐叶用纸黏舌，以次披览也。荆川得书后，览一夜而毕，蓦觉舌木强涩，镜之黑矣。心知被毒；呼其子曰：“人将谋我，我死，非至亲，不得入吾室。”逾时遂卒。
旋有白衣冠者呼天抢地以至，蒲伏于其手之前，谓曾受大恩于荆川，愿及未盖棺前一亲其颜色。鉴其诚许之久，伏尸而哭，哭已再拜而出。及殓则一臂不知所往，始悟来者即著书之人，因其父受缳首之辱，进鸩不足，更残其肢体以为报也。
（二）汤裱褙
识画人在另一传说中，又变成非大儒名臣的当时著名装潢家汤裱褙。这一说最早的要算沈德符的《野获编》，他和世贞同一时代，他的祖、父又都和王家世交，所以后人都偏重这一说。《野获编补遗》卷二《伪画致祸》：
严分宜（嵩）势炽时，以诸珍宝盈溢，遂及书画骨董雅事。时鄢懋卿以总鹾使江淮，胡宗宪赵文华以督兵使吴越，各承奉意旨，搜取古玩，不遗余力。时传闻有《清明上河图》手卷，宋张择端画，在故相王文恪（鏊）胄君家，其家巨万，难以阿堵动。乃托苏人汤臣者往图之，汤以善装潢知名，客严门下，亦与娄江王思质中丞往还，乃说王购之。王时镇蓟门，即命汤善价求市，既不可得，遂嘱苏人黄彪摹真本赝命，黄亦画家高手也。
严氏既得此卷，珍为异宝，用以为诸画压卷，置酒会诸贵人赏玩之。有妒王中丞者知其事，直发为赝本。严世蕃大惭怒，顿恨中丞，谓有意绐之，祸本自此成。或云即汤姓怨弇州伯仲自露始末，不知然否？
这一说是《清明上河图》本非王忬家物，由汤裱褙托王忬想法不成功，才用摹本代替，末了还是汤裱褙自发其覆。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作“《金瓶梅》缘起王凤洲报父仇”一则即根据此说加详，不过又把王鏊家藏一节改成王忬家藏，把严氏致败之由，附会为世蕃病足，把《金瓶梅》的著作目的改为讥刺严氏了：
太仓王忬家藏《清明上河图》，化工之笔也。严世蕃强索之，忬不舍，乃觅名手摹赝者以献。先是忬巡抚两浙，遇裱工汤姓流落不偶，携之归，装潢书画，旋荐之世蕃。当献画时，汤在侧谓世蕃曰：“此图某所目睹，是卷非真者，试观麻雀小脚而踏二瓦角，即此便知其伪矣。”世蕃恚甚，而亦鄙汤之为人，不复重用。
会俺答入寇大同，忬方总督蓟辽，鄢懋卿嗾御史方辂劾忬御边无术，遂见杀。后范长白公允临作《一捧雪》传奇，改名为莫怀古，盖戒人勿怀古董也。
忬子凤洲（世贞）痛父冤死，图报无由。一日偶谒世蕃，世蕃问坊间有好看小说否？答曰有；又问何名，仓卒之间，凤洲见金瓶中供梅，遂以《金瓶梅》答之，但字迹漫灭，容钞正送览。退后构思数日，借《水浒传》西门庆故事为蓝本，缘世蕃居西门，乳名庆，暗讥其闺门淫放，而世蕃不知，观之大悦，把玩不置。
相传世蕃最喜修脚，凤洲重赂修工，乘世蕃专心阅书，故意微伤脚迹，阴擦烂药，后渐溃腐，不能入直，独其父嵩在阁，年衰迟钝，票本批拟，不称上旨，宠日以衰。御史邹应龙等乘机劾奏，以至于败。
徐树丕的《识小录》又以为汤裱褙之证画为伪，系受贿不及之故，把张择端的时代由宋升至唐代，画的内容也改为汴人掷骰：
汤裱褙善鉴古，人以古玩赂严世蕃必先贿人，世蕃令辨其真伪，其得贿者必曰真也。吴中一都御史偶得唐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临本馈世蕃而贿不及汤。汤直言其伪，世蕃大怒，后御史竟陷大辟。而汤则先以诓谝遣戍矣。
余闻之先人曰《清明上河图》皆寸马豆人，中有四人樗蒲，五子皆六而一犹旋转，其人张口呼六，汤裱褙曰：“汴人呼六当撮口，而今张口是采闽音也。”以是识其伪。此与东坡所说略同，疑好事者伪为之。近有《一捧雪》传奇亦此类也，特甚世蕃之恶耳。
（三）况叔祺及其他
梁章炬《浪迹丛谈》记此事引王襄《广汇》之说，即本《识小录》所载，所异的是不把识画人的名字标出，他又以为王忬之致祸是由于一诗一画：
王襄《广汇》：“严世蕃常索古画于王忬，云值千金，忬有临幅绝类真者以献。乃有精于识画者往来忬家有所求，世贞斥之。其人知忬所献画非真迹也，密以语世蕃。会大同有虏警，巡按方辂劾失机，世蕃遂告嵩票本论死。”
又孙之騄《二申野录注》：“后世蕃受刑，弇州兄弟赎得其一体，熟而荐之父灵，大恸，两人对食，毕而后已。诗画贻祸，一至于此，又有小人交构其间，酿成尤烈也。”
按所云诗者谓杨椒山（继盛）死，弇州以诗吊之，刑部员外郎况叔祺录以示嵩，所云画者即《清明上河图》也。
二 王忬的被杀与《清明上河图》
现在我们来推究《清明上河图》的内容和它的流传经过，考察它为什么会和王家发生关系，衍成如此一连串故事的由来。
《清明上河图》到底是一幅怎样的画呢？李东阳《怀麓堂集》卷九《题清明上河图》一诗描写得很清楚详细：
宋家汴都全盛时，四方玉帛梯航随，
清明上河俗所尚，顷城士女携童儿。
城中万屋翚甍起，百货千商集成蚁，
花棚柳市围春风，雾阁云窗粲朝绮。
芳原细草飞轻尘，驰者若飙行若云，
红桥影落浪花里，捩舵撇篷俱有神。
笙声在楼游在野，亦有驱牛种田者，
眼中苦乐各有情，纵使丹青未堪写！
翰林画史张择端，研朱吮墨镂心肝，
细穷毫发伙千万，直与造化争雕镌。
图成进入缉熙殿，御笔题签标卷面，
天津一夜杜鹃啼，倏忽春光几回变。
朔风卷地天雨沙，此图此景复谁家？
家藏私印屡易主，赢得风流后代夸。
姓名不入《宣和谱》，翰墨流传藉吾祖，
独从忧乐感兴衰，空吊环州一抔土！
丰亨豫大纷彼徒，当时谁进流民图？
乾坤俯仰意不极，世事荣枯无代无！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八《记清明上河图卷》：
嘉禾谭梁生携《清明上河图》过长安邸中，云此张择端真本也。……此卷向在李长沙家，流传吴中，卒为袁州所购致，袁州籍没后已归御府，今何自复流传人间？书之以求正于博雅君子。天启二年壬戌五月晦日。
按长沙即李东阳，袁州即严嵩。据此可知这图的收藏经过是：
（1）李东阳家藏；
（2）流传吴中；
（3）归严氏；
（4）籍没入御府。
一百年中流离南北，换了四个主人，可惜不知道在吴中的收藏家是谁。推测当分宜籍没时，官中必有簿录，因此翻出《胜朝遗事》所收的文嘉《钤山堂书画记》，果然有详细的记载，在《名画部》宋有张择端《清明上河图》：
图藏宜兴徐久靖（徐溥）家，后归西涯李氏（东阳），李归陈湖陆氏，陆氏子负官缗，质于崑山顾氏，有人以一千二百金得之，然所画皆舟车城郭桥梁市廛之景，亦宋之寻常画耳，无高古气也。
按田艺蘅《留青日札》严嵩条记嘉靖四十四年八月抄没清单有：
石刻法帖三百五十八册轴，古今名画刻丝纳纱纸金绣手卷册共三千二百零一轴。内有……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乃苏州陆氏物，以千二百金购之，才得其赝本，卒破数十家。其祸皆成于王彪汤九张四辈，可谓尤物害民。
这一条记载极关重要，它所告诉我们的是：
（1）《清明上河图》乃苏州陆氏物。
（2）其人以千二百金问购，才得赝本，卒破数十家。
（3）诸家记载中之汤裱褙或汤生行九，其同恶为严氏鹰犬者有王彪张四诸人。
考陈湖距吴县三十里，属苏州。田氏所记的苏州陆氏当即为文氏所记之陈湖陆氏无疑。第二点所指明的也和文氏所记吻合。由苏州陆氏的渊源，据《钤山堂书画记》：“陆氏子负官缗，质于崑山顾氏。”两书所说相同，当属可信。所谓崑山顾氏，考《崑新两县合志》卷二〇《顾梦圭传》：
顾懋宏字靖甫，初名寿，一字茂俭，潜孙，梦圭子。十三补诸生，才高气豪，以口过被祸下狱，事白而家壁立。依从父梦羽蕲州官舍，用蕲籍再为诸生。寻东还，游太学，举万历戊子乡荐。授休宁教谕，迁南国子学录，终莒州知州。自劾免。筑室东郊外，植梅数十株，吟啸以老。
按梦圭为嘉靖癸末（1523）进士，官至江西布政使。他家世代做官，为崑山大族。其子懋宏十三补诸生。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严嵩事败下狱，四十四年三月严世蕃伏诛，严氏当国时代恰和懋宏世代相当，由此可知传中所谓“以口过被祸下狱，事白而家壁立”一段隐约的记载，即指《清明上河图》事，和文田两家所记相合。
这样，这图的沿革可列成下表：
（一）宜兴徐氏；
（二）西涯李氏；
（三）陈湖陆氏；
（四）崑山顾氏；
（五）袁州严氏；
（六）内府。
在上引的史料中，最可注意的是《钤山堂书画记》。因为文嘉家和王世贞家是世交，他本人也是世贞好友之一。他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应何宾涯之召检阅籍没入官的严氏书画，到隆庆二年（1568）整理所纪录成这一卷书。时世贞适新起用由河南按察副使擢浙江布政使司左参政分守湖州。假如王氏果和此图有关系，并有如此悲惨的故事包含在内，他决不应故没不言！
在以上所引证的《清明上河图》的经历过程中，很显明安插不下王忬或王世贞的一个位置。那末，这图到底是怎样才和王家在传说中发生关系的呢？按《弇州山人四部稿续稿》卷一六八《清明上河图别本跋》：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有真赝本，余均获寓目。真本人物舟车桥道宫室皆细于发，而绝老劲有力，初落墨相家，录籍入天府为穆庙所爱，饰以丹青。
赝本乃吴人黄彪造，或云得择端稿本加删润，然与真本殊不相类，而亦自工致可念，所乏腕指间力耳，今在家弟（世懋）所。此卷以为择端稿本，似未见择端本者。其所云于禁烟光景亦不似，第笔势道逸惊人，虽小粗率，要非近代人所能办，盖与择端同时画院祗候，各图汴河之胜，而有甲乙者也。吾乡好事人遂定为真稿本，而谒彭孔嘉小楷，李文正公记，文征仲苏书，吴文定公跋，其张著杨准二跋，则寿承休承以小行代之，岂惟出蓝！而最后王禄之陆子傅题字尤精楚。陆于逗漏处，毫发贬驳殆尽，然不能断其非择端笔也。使画家有黄长睿那得尔？
其第二跋云：
按择端在宣政间不甚著，陶九畴纂《图绘宝鉴》，搜刮殆尽，而亦不载其人。昔人谓逊功帝以丹青自负，诸祗候有所画，皆取上旨裁定。画成进御，或少增损。上时时草创下诸祗候补景设色，皆称御笔，以故不得自显见。然是时马贲周曾郭思郭信之流，亦不致泯然如择端也。而《清明上河》一图，历四百年而大显，至劳权相而出死构，再损千金之值而后得，嘻！亦已甚矣。择端他图余见之殊不称，附笔于此。
可知此图确有真赝本，其赝本之一确曾为世贞爱弟世懋所藏，这图确曾有一段悲惨的故事；“至劳权相出死构，再损千金之值而后得”。这两跋都成于万历三年（1575）以后，所记的是上文所举的崑山顾氏的事，和王家毫不相干。这一悲剧的主人公是顾懋宏，构祸的是汤九或汤裱褙，权相是严氏父子。
由以上的论证，我们知道一切关于王家和《清明上河图》的记载，都是任意捏造，牵强附会。无论他所说的是辋川真迹，是《清明上河图》，是黄彪的临本，是王鏊家藏本，或是王忬所藏的，都是无中生有。事实的根据一去，当然唐顺之或汤裱褙甚至第三人的行谮或指证的传说，都一起跟着不存在了。
但是，像沈德符、顾公燮、刘廷玑、梁章炬等人，在当时都是很有名望的学者，沈德符和王世贞是同一时代的人，为什么他们都会捕风捉影，因讹承讹呢？
这原因据我的推测，以为是：
（1）是看不清《四部稿》两跋的原意，误会所谓“权相出死力构”是指他的家事，因此而附会成一串故事。
（2）是信任《野获编》作者的时代和他与王家的世交关系，以为他所说的话一定可靠，而靡然风从，群相应和。
（3）是故事本身的悲壮动人，同情被害人的遭遇，辗转传述，甚或替它装头补尾，虽悖“求真之谛”亦所不惜。
次之因为照例每个不幸的故事中，都有一位丑角在场，汤裱褙是当时的名装潢家，和王严两家都有来往，所以顺手把他拉入作一点缀。
识画人的另一传说是唐顺之，因为他曾有疏参王忬的事迹，王忬之死多少他应负一点责任。到了范允临的时候，似乎又因为唐顺之到底是一代大儒，不好任意得罪，所以在他的剧本——《一捧雪》传奇中仍旧替回了汤裱褙。几百年来，这剧本到处上演，剧情的凄烈悲壮，深深地感动了千万的人，于是汤裱褙便永远留在这剧本中做一位挨骂的该死丑角。
三 《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
其实一切关于《金瓶梅》的故事，都只是故事而已，都不可信。应该根据真实史料，把一切荒谬无理的传说，一起踢开，还给《金瓶梅》以一个原来的面目。
甲，严世蕃是正法死的，并未被毒，这一点《寒花盦随笔》的作者倒能辨别清楚。顾公燮便不高明了，他以为王忬死后世贞还去谒见世蕃，世蕃索阅小说，因作《金瓶梅》以讥刺之。其实王忬被刑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十月初一日，殁后世贞兄弟即扶柩返里，十一月二十七日到家，自后世贞即屏居里门，到隆庆二年（1568）始起为河南按察副使。另一方面严嵩于四十一年五月罢相，世蕃也随即被刑。王忬死后世贞方痛恨严氏父子之不暇，何能靦颜往谒贼父之仇？而且世贞于父死后即返里屏居，中间无一日停滞，南北相隔，又何能与世蕃相见？即使可能，世蕃已被逐，不久即死，亦何能见？如说此书之目的专在讽刺，则严氏既倒，公论已明，亦何所用其讽刺？且《四部稿》中不乏抨责严氏之作，亦何庸写此洋洋百万言之大作以事此无谓之讽刺？
再次顾氏说严氏之败是由世贞贿修工烂世蕃脚使不能入直致然的，此说亦属无稽，据《明史》卷三〇八《严嵩传》所言：
嵩虽警敏，能先意揣帝指，然帝所下手诏语多不可晓，惟世蕃一览了然，答语无不中。及嵩妻欧阳氏死，世蕃当护丧归，嵩请留侍京邸，帝许之，然自是不得入值所代嵩票拟，而日纵淫乐于家。嵩受诏多不能答，遣使持问世蕃，值其方耽女乐，不以时答。中使相继促嵩，嵩不得已自为之，往往失旨。所进青词又多假手他人不能工，以是积失帝欢。
则世蕃之不能入值是因母丧，嵩之败是因世蕃之不代票拟，也和王世贞根本无关。
乙，关于唐顺之，按《明史》：“顺之出为淮扬巡抚，兵败力疾过焦山，三十九年春卒。”王忬死在是年十月，顺之比王忬早死半年，世贞何能预写《金瓶梅》报仇？世贞以先一年冬从山东弃官省父于京狱，时顺之已出官淮扬，二人何能相见于朝房？顺之比王忬早死半年，世贞又安能遣人行刺于顺之死后？
第二，“嘉靖中大名士”是一句空洞的话，假使可以把它牵就为王世贞，那末，又为什么不能把它归到曾著有杂剧四种的天都外臣汪道昆？为什么不是以明杂剧和文采著名的屠赤水王百谷或张凤翼？那时的名士很多，又为什么不是所谓前七子广五子后五子续五子以及其他的山人墨客？我们有什么反证说他们不是“嘉靖间的大名士”？
第三，再退一步承认王世贞有作《金瓶梅》的可能（自然，他不是不能做），但是问题是他是江苏太仓人，并且是土著，有什么保证可以断定他不“时作吴语”？《金瓶梅》用的是山东的方言，王世贞虽曾在山东做过三年官（1557～1559），但是能有证据说在这三年中，曾学会了甚至和土著一样地使用当地的方言吗？假使不能，又有什么根据使他变成《金瓶梅》的作者呢！
前人中也曾有人断定王世贞绝不是《金瓶梅》的作者，清礼亲王昭梿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说：
《金瓶梅》其淫亵不待言。至叙宋代事，除《水浒》所有外，俱不能得其要领。以宋明二代官名羼杂其间，最属可笑。是人尚未见商辂《宋元通鉴》者，无论宋元正史！弇州山人何至谫陋若是，必为赝作无疑也。
——《啸亭续录》卷二
作小说虽不一定要事事根据史实，不过假如是一个史学名家作的小说，纵使下笔十分不经意，也不至于荒谬到如昭梿所讥。王世贞在当时学者中堪称博雅，时人多以有史识史才许之，他自身亦以此自负。且毕生从事著述，卷帙甚富，多为后来修史及研究明代掌故者所取材。假使是他作的，真的如昭梿所说：“何至谫陋若是！”不过昭梿以为《金瓶梅》是赝作，这却错了。因为以《金瓶梅》为王世贞作的都是后来一般的传说，在《金瓶梅》的本文中除掉应用历史上的背景来描写当时的市井社会奢侈放纵的生活以外，也丝毫找不出有作者的什么本身的暗示存在着。作者既未冒王世贞的名字，来增高他著述的声价，说他是赝作，岂非无的放矢。
四 《金瓶梅》是万历中期的作品
小说在过去时代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尤其是“猥亵”的作品。因此小说的作者姓名往往因不敢署名，而致埋没不彰。更有若干小说家不但不敢署名，并且还故意淆乱书中史实，极力避免含有时代性的叙述，使人不能捉摸这一作品的著作时代。《金瓶梅》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品。
两年以前《金瓶梅》的最早刻本，我们所能见到的是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皋鹤草堂刻本张竹坡批点《第一奇书金瓶梅》和崇祯本《新刻绣像金瓶梅》。在这两个本子中没有什么材料可以使我们知道这书最早刊行的年代。
最近北平图书馆得到了一部刊有万历丁巳序文的《金瓶梅词话》，这本子不但在内容方面和后来的本子有若干处不同，并且在东吴弄珠客的序上也明显地载明是万历四十五年（丁巳，1617）冬季所刻。在欣欣子的序中并具有作者的笔名兰陵笑笑生（也许便是作序的欣欣子罢）。这本子可以说是现存的《金瓶梅》最早的刊本。其内容最和原本相近，从它和后来的本子不相同处及被删改处比较的结果，使我们能得到这样的结论，断定它的最早开始写作的时代不能在万历十年以前，退一步说，也不能过隆庆二年。
但万历丁巳本并不是《金瓶梅》第一次的刻本，在这刻本以前，已经有过几个苏州或杭州的刻本行世，在刻本以前并且已有抄本行世。因为在袁宏道的《觞政》中，他已把《金瓶梅》列为逸典，在沈德符的《野获编》中他已告诉我们在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袁宏道已见过几卷，麻城刘氏且藏有全本。到万历三十七年袁中道从北京得到一个抄本，沈德符又向他借抄一本，不久苏州就有刻本，这刻本才是《金瓶梅》的第一个本子。
袁宏道的《觞政》在万历三十四年以前已写成，由此可以断定《金瓶梅》最晚的著作时代当在万历三十年以前。退一步说，也决不能后于万历三十四年。
综结上文所论，《金瓶梅》的成书时代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二十年（1582～1602）中。退一步说，最早也不能过隆庆二年，最晚也不能后于万历三十四年（1568～1606）。
五 《金瓶梅》的社会背景
《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它所写的是万历中年的社会情形。它抓住社会的一角，以批判的笔法，暴露当时新兴的结合官僚势力的商人阶级的丑恶生活。透过西门庆的个人生活，由一个破落户而土豪、乡绅而官僚的逐步发展，通过西门庆的社会联系，告诉了我们当时封建阶级的丑恶面貌，和这个阶级的必然没落。在《金瓶梅》书中没有说到那时代的农民生活，但在它的描写市民生活时，却已充分地告诉我们那时农村经济的衰颓和崩溃的必然前景。当时土地集中的情形，万历初年有的大地主拥田到七万顷，粮至二万石。（张居正《张文忠公集书牍》六《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据万历六年全国田数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计算，这一个大地主的田数就占全国田数的百分之一。又如皇庄，嘉靖初年达数十所，占地至三万七千多顷。
据《明史》景王、潞王、福王等传：景恭王于“嘉靖四十年（1562）之国，……多请庄田，……其他土田湖陂侵入者数万顷”。潞王“居京邸，王店王庄遍畿内，……居藩多请赡田食盐无不应，……田多至四万顷”。福王之国时，“诏赐庄田四万顷，……中州腴土不足，取山东湖广田益之”，尺寸皆夺之民间，“伴读承奉诸官假履亩为名，乘传出入，河南北齐楚间所至骚动”。潞王是明穆宗第四子，万历十七年之藩；福王是明神宗爱子，万历四十二年就藩。三王的王庄多至十数万顷，加上宫廷直属的皇庄和外戚功臣的庄田，超经济的剥削，造成人民逃窜，户口消耗，道路嗟怨，邑里萧条，强梁者起而为“盗贼”，柔善者转死于沟壑的崩溃局面。
除皇庄以外，当时农民还得摊派商税，如毕自严所说山西情形：
榷税一节，病民兹甚。山右僻在西隅，行商廖廖。所有额派税银四万二千五百两，铺垫等银五千七百余两，皆分派于各州府。于是斗粟半菽有税，沽酒市脂有税，尺布寸丝有税，羸特骞卫有税，既非天降而地出，真是头会而箕敛。
（《石隐园藏稿》卷五《嵩祝陛辞疏》）
另一面，由于倭寇的肃清，商业和手工业的发达，海外贸易的扩展，国内市场的扩大，计亩征银的一条鞭赋税制度的实行，货币地租逐渐发展，高利贷和商业资本更加活跃，农产品商品化的过程加快了。商人阶级兴起了。从亲王勋爵官僚士大夫都经营商业，如“楚王宗室错处市廛，经纪贸易与市民无异。通衢诸绸帛店俱系宗室。间有三吴人携负至彼开铺者，亦必借王府名色。（包汝楫《南中纪闻》）如翊国公郭勋京师店舍多至千余区。（《明史》卷一三《郭英传》）如庆云伯周瑛于河西务设肆邀商贾，虐市民，亏国课。周寿奉使多挟商艘。（《明史》卷三《周能传》）如吴中官僚集团的开设囤房债典百货之肆，黄省曾《吴风录》说：
自刘氏毛氏创起利端，为鼓铸囤房，王氏债典，而大村名镇必张开百货之肆，以榷管其利，而村镇之负担者俱困。由是累金百万。至今吴中搢绅仕夫，多以货殖为急，若京师官店六郭开行债典兴贩屠酤，其术倍尅于齐民。
商人阶级因为海外和内地贸易的关系，他们手中存有巨额的银货，他们一方面利用农民要求银货纳税的需要，高价将其售出，一方面又和政府官吏勾结，把商品卖给政府，收回大宗的银货，如此循环剥削，资本积累的过程，商人阶级壮大了，他们日渐成为社会上的新兴力量，成为农民阶级新的吸血虫。
西门庆所处的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他代表他所属的那个新兴阶级，利用政治的和经济的势力，加紧地剥削着无告的农民。
在生活方面，因此就表现出两个绝对悬殊的阶级，一个是荒淫无耻的专务享乐的上层阶级，上自皇帝，下至市侩，莫不穷奢极欲，荒淫无度。就过去的历史事实说：“皇帝家天下”，天下的财富即是皇帝私人的财富，所以皇帝私人不应再有财富。可是在这个时代，连皇帝也置私产了，金花银所入全充公帑，不足则更肆搜刮。太仓太仆寺所藏本供国用，到这时也拼命借支，藏于内府，拥实货作富翁。日夜希冀求长生，得以永保富贵。和他的大臣官吏上下一致地讲秘法，肆昏淫。明穆宗、谭纶、张居正这一些享乐主义者的死在醇酒妇女手中，和明神宗的几十年不接见朝臣、深居宫中的腐烂生活，正足以象征这个时代。社会上的有闲阶级，更承风导流，夜以继日，妓女、小唱、优伶、赌博、酗酒，成为日常生活，笙歌软舞，穷极奢华。在这集团下面的农民，却在另一尖端，过着饥饿困穷的生活。他们受着十几重的剥削，不能不在水平线下生活着，流离转徙，一遭意外，便只能卖儿鬻女。在他们面前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转死沟壑，一条是揭竿起义。
崇祯七年刻《郓城县志》卷七《风俗》：
郓地……称易治。迩来竞尚奢靡，齐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大夫之官，饮食器用及婚丧游宴，尽改旧意。贫者亦槌牛击鲜，合飨群祀，与富者斗豪华，至倒囊不计焉。若赋役施济，则毫厘动心。里中无老少，辄习浮薄，见敦厚俭朴者窘且笑之。逐末营利，填衢溢巷，货杂水陆，淫巧恣异，而重侠少年复聚党招呼，动以百数，椎击健讼，武断雄行。胥隶之徒亦华侈相高，日用服食，拟于市宦。
所描写的“市井贩鬻”“逐末营利”商业发展情形和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生活，不恰就是《金瓶梅》时代的社会背景吗？
我们且看西门庆和税关官吏勾结的情形：
西门庆叫陈经济后边讨五十两银子来，令书童写了一封书，使了印色，差一名节级，明日早起身，一同去下与你钞关上钱老爹，叫他过税之时，青目一二。
——第五十八回
西门庆听见家中卸货，吃了几钟酒，约掌灯以后就来家。韩伙计等看见了，在厅上坐的，悉把前后往回事，说了一遍。西门庆因问钱老爹书下了，也见些分上不曾？韩道国道：“全是钱老爹这封书，十车货少使了许多税钱，小人把缎箱两箱并一箱，三停只报两亭，都当茶叶、马牙香，柜上税过来了。通共十大车，只纳了三十两五钱钞银子，老爹接了报单，也没差巡捕拦下来查点，就把车喝过来了。”
西门庆听言，满口欢喜，因说：“到明日少不得重重买一分礼，谢那钱老爹。”
——第五十九回
西门庆不但勾结官吏，偷税漏税，营私舞弊，并且一般商人还借他作护符，赚内廷的钱！
在另一方面，另一阶级的人，却不能不卖儿鬻女。《词话》第三十七回：
冯妈妈道：“爹即是许了，你拜谢拜谢儿。南首赵嫂儿家有个十三岁的孩子，我明日领来与你看，也是一个小人家的亲养孩儿来，他老子是个巡捕的军，因倒死了马，少桩头银子，怕守备那里打，把孩子卖了，只要四两银子，教爹替你买下吧！”
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样的一个社会，农民的忍耐终有不能抑止的一天。不到三十年，火山口便爆发了！张献忠李自成的大起义，正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必然发展。
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样的一个社会，才会产生《金瓶梅》这样的一部作品。
（原载《文学季刊》创刊号，1934年1月，有删节）
谈《金瓶梅》
◎郑振铎
一 《金瓶梅》所表现的社会
《金瓶梅》是一部不名誉的小说；历来读者们都公认它为“秽书”的代表。没有人肯公然的说，他在读《金瓶梅》。有一位在北平的著名学者，尝对人说，他有一部《金瓶梅》，但始终不曾翻过；为的是客人们来往太多，不敢放在书房里。相传刻《金瓶梅》者，每罹家破人亡，天火烧店的惨祸。沈德符的《顾曲杂言》里有一段关于《金瓶梅》的话：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余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怪。今惟麻城刘延伯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钞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余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余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出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以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
在此书刚流行时，已有人翼翼小心的不欲“以刀锥博泥犁”。而张竹坡评刻时，也必冠以苦孝说，以示这部书是孝子的有所为而作的东西。他道：
作者之心其有余痛乎！则《金瓶梅》当名之奇酸志、苦孝说，呜呼，孝子，孝子，孝子，有苦如是！
他要持此以掩护刻此“秽书”的罪过。其实《金瓶梅》岂仅仅为一部“秽书”！如果除净了一切的秽亵的章节，它仍不失为一部第一流的小说，其伟大似更过于《水浒》，《西游》、《三国》更不足和它相提并论。在《金瓶梅》里所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的社会。这社会到了现在，似还不曾成为过去。要在文学里看出中国社会的潜伏的黑暗面来，《金瓶梅》是一部最可靠的研究资料。
近来有些人，都要在《三国》、《水浒》里找出些中国社会的实况来。但《三国演义》离开现在实在太辽远了；那些英雄们实在是传说中的英雄们，有如荷马的Achilles，Odysseus。《圣经》里的圣乔治，英国传说里的Round Table上的英雄们似的带着充分的神秘性，充分的超人的气氛。如果要寻找刘、关、张式的结义的事实，小说里真是俯拾皆是，却恰恰以《三国志演义》所写的为最驽下。《说唐传》里的瓦岗寨故事，《说岳精忠传》的牛皋、汤怀、岳飞的结义，《三侠五义》的五鼠聚义、徐三哭弟，够多么活跃！他们也许可以反映出一些民间的“血兄弟”的精神出来罢。至于《水浒传》，比《三国志演义》是高明得多了。但其所描写的政治上的黑暗（千篇一律的“官逼民反”），于今读之，有时类乎“隔靴搔痒”。
赤日炎炎似火烧，田中禾黍半枯焦。
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水浒传》的基础，似就是建筑在这四句诗之上的。水泊梁山上的英雄们，并不完全是“农民”。他们的首领们大都是“绅”，是“官”，是“吏”，甚至是“土豪”，是“恶霸”。而《水浒传》把那些英雄们也写得有些半想象的超人间的人物。
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
不要怕它是一部“秽书”。《金瓶梅》的重要，并不建筑在那些秽亵的描写上。
它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的景象。而这个充满了罪恶的畸形的社会，虽经过了好几次的血潮的洗荡，至今还是像陈年的肺病患者似的，在恹恹一息地挣扎着生存在那里呢。
于不断记载着拐、骗、奸、淫、掳、杀的日报上的社会新闻里，谁能不嗅出些《金瓶梅》的气息来。
郓哥般的小人物，王婆般的“牵头”，在大都市里是不是天天可以见到？
西门庆般的恶霸土豪，武大郎、花子虚般的被侮辱者，应伯爵般的帮闲者，是不是已绝迹于今日的社会上？
杨姑娘的气骂张四舅，西门庆的谋财娶妇，吴月娘的听宣卷，是不是至今还如闻其声，如见其形？
那西门庆式的黑暗的家庭，是不是至今到处都还像春草似的滋生蔓殖着？
《金瓶梅》的社会是并不曾僵死的；《金瓶梅》的人物们是至今还活跃于人间的，《金瓶梅》的时代，是至今还顽强地在生存着。
我们读了这部被号为“秽书”的《金瓶梅》，将有怎样的感想与刺激？
正乱着，只见姑娘拄拐，自后而出。众人便道：“姑娘出来。”都齐声唱喏。姑娘还了万福，陪众人坐下。姑娘开口：“列位高邻在上。我是他的亲姑娘，又不隔从，莫不没我说去。死了的也是侄儿，活着的也是侄儿，十个指头，咬着都疼。如今休说他男子汉手里没钱，他就有十万两银子，你只好看他一眼罢了。他身边又无出，少女嫩妇的，你拦着，不教他嫁人，留着他做什么！”众街邻高声道：“姑娘见得有理！”婆子道：“难道他娘家陪的东西也留下他的不成！他背地又不曾私自与我什么，说我护他，也要公道。不瞒列位说，我这侄儿平日有仁义，老身舍不得他好温存性儿。不然老身也不管着他。”那张四在旁，把婆子瞅了一眼，说道：“你好失心儿！凤凰无宝处不落。”只这一句话，道着了这婆子真病，须臾怒起，紫涨了面皮，扯定张四大骂道：“张四，你休胡言乱语，我虽不能不才，是杨家正头香主。你这老油嘴，是杨家那瞭子?的？”张四道：“我虽是异姓，两个外甥是我姐姐养的。你这老咬虫，女生外向行，放火又一头放水。”姑娘道：“贱没廉耻，老狗骨头，他少女嫩妇的，留着他在屋里，有何筹计！既不是图色欲，便欲起谋心，将钱肥己。”张四道：“我不是图钱，争奈是我姐姐养的。有差迟，多是我；过不得日子，不是你。这老杀才，搬着大，引着小，黄猫儿，黑尾！”姑娘道：“张四，你这老花根，老奴才，老粉嘴，你凭骗口张舌的，好扯淡！到明日死了时，不使了绳子扛子！”张四道：“你这嚼舌头，老淫妇，挣将钱来，焦尾巴，怪不的恁无儿无女！”姑娘急了，骂道：“张四贼老苍根，老猪狗！我无儿无女，强似你家妈妈子，穿寺院，养和尚，?道士，你还在睡里梦里！”当下两个差些儿不曾打起来。
——《金瓶梅词话》第七回
这骂街的泼妇口吻，还不是活泼泼的如今日所听所闻到的么？应伯爵的随声附和，潘金莲的指桑骂槐，……还不都是活泼泼的如今日所听所闻到的么？
然而这书是三百五六十年前的著作！
到底是中国社会演化得太迟钝呢？还是《金瓶梅》的作者的描写，太把这个民族性刻画得入骨三分，洗涤不去？
谁能明白的下个判断？
像这样的堕落的古老的社会，实在不值得再生存下去了。难道便不会有一个时候的到来，用青年们的红血把那些最龌龊的陈年的积垢，洗涤得干干净净？
二 西门庆的一生
西门庆一生发迹的历程，代表了中国社会——古与今的——里一般流氓，或土豪阶级的发迹的历程。
表面上看来，《金瓶梅》似在描写潘金莲、李瓶儿和春梅那些妇人们的一生，其实却是以西门庆的一生的历史为全书的骨干与脉络的。
我们且看西门庆是怎样的“发迹变泰”的。
西门庆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儿也是个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
——《金瓶梅词话》第二回
他是这样的一位由破落户而进展到“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道官吏”的人物。他的名称，遂由西门大郎而被抬高到西门大官人，成了一位十足的土豪。
但他的名还未出乡里，只能在县衙门里上下其手，吓吓小县城里的平民们。
西门庆谋杀了武大，即去请仵作团头何九喝酒，送了他十两银子，说道：“只是如今殓武大的尸首，凡百事周旋，一床锦被遮盖则个。”何九自来惧西门庆是个把持官府的人，只得收了银子，代他遮盖。（《词话》第六回）他已能指挥得动地方上的吏役。
依靠了“交通官吏”的神通，西门庆在清河县里实行并吞寡妇孤儿的财产。他骗娶了孟玉楼，为了她的嫁妆；“南京拔步床也有两张，四季衣服，插不下手去，也只有四、五只箱子，金镯、银钏不消说，手里现银也有上千两，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筒。”（《词话》第七回）他把孟玉楼骗到手，便将她的东西都压榨出来。
他娶了潘金莲来家，还设法把武松充配到孟州道去。
他进一步在转隔壁的邻居花子虚的念头。花子虚有一个千娇百媚的娘子李瓶儿，他手里还有不少的钱。西门庆想方设法勾引上了李瓶儿，把花子虚气得病死。为了谋财，西门庆又在谋娶李瓶儿。不料因了西门庆为官事所牵引，和她冷淡了下来，在其间，瓶儿却招赘了一个医生蒋竹山。终于被西门庆使了一个妙计，叫几个无赖打了蒋竹山一顿，还把他告到官府。瓶儿因此和他离开，而再嫁给西门庆。（《词话》第十三回到第十九回）
在这个时侯，西门庆已熬到了和本地官府们平起平坐的资格。在周守备生日的时候，他“骑匹大白马，四个小厮跟随，往他家拜寿。席间也有夏提刑、张团练、荆千户、贺千户”。
京都里杨戬被宇文虚中所参倒，其党羽皆发边卫充军。西门庆的女婿陈敬济的父亲陈洪，原是杨党，便急急的打发儿子带许多箱笼床帐躲避到西门庆家里来，另外送他银五百两。他却毫不客气的“把箱笼细软，都收拾月娘上房来”。（《词话》第十七回）他是那样的巧于乘机掠夺在苦难中的戚友的财产。但他心中也不能不慌。因了他亲家陈洪的关系，他也已成了杨戬的党中人物。他便使来保、来旺二人，上东京打点。先送白米五百石给蔡京府中，然后再以五百两金银送给李邦彦，请他设法将案卷中西门庆的名字除去。邦彦果然把他的名字改作贾廉。（《词话》第十八回）西门庆至此，一块石头方才落地，安心享用着他亲家陈洪的财物。（后来西门庆死后，陈敬济常以此事为口实来骂吴月娘，见《词话》八十六回。）
他是这样的以他人的财物与名义，作为自己的使用的方便。而他之所以能够以一品大百姓而和地方官吏们平起平坐，原来靠的还是和杨戬勾结的因缘。
杨戬倒了，他更用金钱勾结上蔡太师。先走蔡宅的管家翟谦的路。蔡太师便是利用着这些家奴和破落户，来肥饱私囊的。彼有所奉，此有所求。破落户西门庆的势力因得了这位更大的靠山而日增。他居然可以为大商人们说份上。
蔡京生辰时，他送了“生辰担”，一份重重的礼去。翟谦还需索他，要他买送个漂亮的女郎给他。
蔡太师为报答他的厚礼，竟把他由“一介乡民”，提拔起来，在那山东提刑所，做个理刑副千户。西门庆如今是一个正式的官僚了。这当是古今来由“土豪”高升到“劣绅”的一条大路。正是：
富贵必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邓通成。
有了功名官职，他的气势更自不同。多少人来逢迎，来趋奉，来投托！连太监们也都来贺喜。（《词话》第三十回到三十一回）
他是那末慷慨好客，那末轻财仗义？！吴典恩向他借了一百两银子，文契上写着每月利行五分。“西门庆取笔把利钱抹了，说道，‘既然应二哥作保，你明日只还我一百两本钱就是了。’”（《词话》第三十一回）凡要做“土劣”，这种该散漫钱财处便散漫些，正是他们的处世秘诀之一。
他一方面兼并，诈取，搜刮老百姓的钱财；譬如以贱价购得若干的绒线，他便设计开张了一家绒线铺，一天也卖个五十两银子。同时他方面，他也成了京中宰官们的外府，不得不时时应酬些。连管家翟谦也介绍新状元蔡一泉（“乃老爷之假子”），因奉敕回籍省视之便，道经清河县，到他那里去，“仍望留之一饭，彼亦不敢有忘也”。下书人却毫不客气的说道：“翟爹说，只怕蔡老爹回乡，一时缺少盘缠，烦老爹这里，多少只顾借与他。写信去翟爹那里，如数补还。”西门庆道：“你多上复翟爹，随他要多少，我这里无不奉命。”
蔡状元来了，西门庆是那末殷勤的招待着他。结局是，送他金缎一端，银绢二端，合香五百，白金一百两。（《词话》第三十六回）
“土劣”之够得上交通官吏，手段便在此！官吏之乐于结识“土劣”，为“土劣”作蔽护，其作用也便在此。其实仍是由老百姓们身上辗转搜刮而来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而这一转手之产，“土劣”便“名利双收”。
不久，西门庆又把他的初生的儿子和县中乔大户结了亲。这也不是没有什么作用在其间的。他得意之下，装腔作态的说道：
既做亲也罢了，只是有些不搬陪些。乔家虽如今有这个家事，他只是个县中大户，白衣人。你我如今见居着这官，又在衙门中管着事。到明日会亲酒席间，他戴着小帽，与俺这官户，怎生相处？甚不雅相！
——《金瓶梅词话》第四十一回
“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待”，纱帽一上了头，他如今便是另一番气象，而以和戴小帽的“白衣人”会亲为耻了！
西门庆做了提刑官，胆大妄为，到处显露出无赖的本色。苗员外的家人苗青，串通强盗，杀了家主。他得到苗青的一千两银子，买放了他，只把强盗杀掉。这事闹得太大了，被曾御史参了一本。他只得赶快打点礼物，“差人上东京，央及老爷那里去”。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翟谦以至蔡京，果然为他设法开脱。“吩咐兵部余尚书，把他的本只不复上来。交你老爹只顾放心！管情一些事儿没有。
结果是：“见今巡按也满了，另点新巡按下来了。”新巡按宋盘，就是学士蔡攸之妇兄。那一批裙带官儿，自然是一鼻孔出气的。所以西门庆不仅从此安吉，反更多了一个靠山。那蔡状元也点了御史。西门庆竟托他转请宋巡按到他家宴饮。
宋御史令左右取递的手本来，看见西门庆与夏提刑名字，说道：“此莫非与翟云峰有亲者？”蔡御史道：“就是他。如今在外面伺候，要央学生奉陪年兄，到他家一饭。未审年兄尊意若何？”宋御史道：“学生初到此处，不好去得。”蔡御史道：“年兄怕怎的！既是云峰分上，你我走走何害。”于是吩咐看轿，就一同起行。
这一顿饭，把西门庆的地位又抬高了许多。他还向蔡御史请托了一个人情：“商人来保、崔本，旧派淮盐三万引，乞到日早掣。”蔡御史道：“这个甚么打紧！”又对来保道：“我到扬州，你等径来察院见我。我比别的商人，早掣取你盐一个月。”（《词话》第四十九回）
“土劣”做买卖，也还有这通天的手段，自然可以打倒一般的竞争者，而获得厚利了。
蔡太师的生辰到了，西门庆亲自进京拜寿，又厚厚的送了二十扛金银缎匹，而且托了翟管家，说明拜太师为干爷。这是平地一声雷，又把西门庆的地位、身份增高了不少。（《词话》第五十五回）
他如今不仅可以公然的欺压平民们，而且也可以不怕巡按之类的上官了，而且还可以为小官僚们说份上，通关节了。
正是：“时来风送滕王阁”。他的家产便也因地位日高而日增了；商店也开张得更多了；买卖也做得更大了。他是可以和宋巡按们平起平坐的人物了。
西门庆不久便升为正千户提刑官，进京陛见，和朝中执政的官僚们，都勾结着，很说得来。（《词话》第七十回到七十一回）
在这富贵逼人来的时候，西门庆因为纵欲太过，终于舍弃了一切而死去。
以上便是这个破落户西门庆的一生！
腐败的政治，黑暗的社会，竟把这样的一个无赖，一帆风顺的“日日高升”，居然在不久，便成一县的要人，社会的“柱石”，这个国家如何会不整个的崩坏？不必等金兵的南下，这个放纵、陈腐的社会已是到处都现着裂罅的了。
在西门庆的宴饮作乐，“夜夜元宵”的当儿，有多少的被压迫、被侮辱者在饮泣着，在诅咒着！
他用“活人”作阶梯，一步步踏上了“名”与“利”的园地里。他以欺凌、奸诈、硬敲、软骗的手段，榨取了不知数的老百姓们的利益！然而在老百姓们确实是被压迫得太久了，竟眼睁睁的无法奈这破落户何！等到武松回来为他哥哥报仇时，可惜西门庆是尸骨已寒了。（《水浒传》上说，西门庆为武松所杀。但《金瓶梅》则说，死于武松手下者仅为潘金莲，西门庆已先病卒。）
三 《金瓶梅》为什么成为一部“秽书”
除了秽亵的描写外，《金瓶梅》实是一部了不起的好书，我们可以说，它是那样淋漓尽致的把那个“世纪末”的社会，整个的表现出来。它所表现的社会是那末根深蒂固的生活着。这几乎是每一县都可以见得到一个普通的社会的缩影。但仅仅为了其中夹杂着好些秽亵的描写之故，这部该受盛大的欢迎与精密的研究的伟大的名著，三百五十年来却反而受到种种的歧视与冷遇，——甚至毁弃、责骂。我们该责备那位《金瓶梅》作者的不自重与放荡罢？
诚然的，在这部伟大的名著里，不干净的描写是那末多；简直像夏天的苍蝇似的，驱拂不尽。这些描写常是那末有力，足够使青年们荡魂动魄的受诱惑。一个健全、清新的社会，实在容不了这种“秽书”，正如眼瞳之中容不了一根针似的。
但我们要为那位伟大的天才，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他为什么要那样的夹杂着许多秽亵的描写？
人是逃不出环境的支配的；已腐败了的放纵的社会里很难保持得了一个“独善其身”的人物。《金瓶梅》的作者是生活在不断的产生出《金主亮荒淫》、《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等等“秽书”的时代的。连《水浒传》也被污染上些不干净的描写；连戏曲上也往往都充满了龌龊的对话。（陆采的《南西厢记》、屠隆的《修文记》、沈璟的《博笑记》、徐渭的《四声猿》等等，不洁的描写与对话是常可见到的。）笑谈一类的书，是以关于“性”的玩笑为中心的。（像万历板《谑浪》和许多附刊于《诸多法海》、《绣谷春容》诸书里的笑谈集都是如此。）春画的流行，成为空前的盛况。万历版的《风流绝畅图》和《素娥篇》是刊刻得那末精美。（《风流绝畅图》是以彩色套印的；当是今知的世界最早的一部彩印的书。）据说，那时，刊板流传的春画集，市面上公开流行的至少有二十多种。
在这淫荡的“世纪末”的社会里，《金瓶梅》的作者，如何会自拔呢？随心而出，随笔而写；他又怎会有什么道德利害的观念在着呢？大抵他自己也当是一位变态的性欲的患者罢，所以是那末着力的在写那些“秽事”。
当罗马帝国的崩坏的时代，淫风炽极一时；连饭厅上的壁画，据说也有绘着春画的。今日那泊里（Nable）的博物院里尚保存了不少从彭培古城发掘来的古春画。明代中叶以后的社会的情形，正有类于罗马的末年。一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士大夫，乃至破落户，只知道追欢求乐，寻找出人意外的最刺激的东西，而平民们却被压迫得连呻吟的机会都没有。这个“世纪末”的堕落的帝国怎么能不崩坏呢？
说起“秽书”来，比《金瓶梅》更荒唐，更不近理性的，在这时代更还产生得不少。比《金瓶梅》去比什么《绣榻野史》、《弁而钗》、《宜春香质》之流，《金瓶梅》还可算是“高雅”的。
对于这个作者，我们似乎不能不有恕辞，正如我们之不能不宽恕了曹雪芹《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初试云雨情，李百川《绿野仙踪》里温如玉嫖妓、周琏偷情的几段文字一样。这和专门描写性的动作的色情狂者，像吕天成、李渔等，自是罪有等差的。
好在我们如果除去了那些秽亵的描写，《金瓶梅》仍是不失为一部最伟大的名著的，也许“瑕”去而“瑜”更显。我们很希望有那样的一部删节本的《金瓶梅》出来。什么《真本金瓶梅》、《古本金瓶梅》，其用意也有类于此。然而却非我们所希望有的。
四 《真本金瓶梅》、《金瓶梅词话》及其他
上海卿云书局出版，用穆安素律师名义保护着的所谓《古本金瓶梅》，其实只是那部存宝斋铅印《真本金瓶梅》的翻版。存宝斋本，今已罕见。故书贾遂得以“孤本”、“古本”相号召。
存宝斋印行《绘图真本金瓶梅》的时候，是在民国二年（1913）。卷首有同治三年蒋敦艮的序和乾隆五十九年王昙的《金瓶梅考证》。王昙的“考证”，一望而知其为伪作。也许便是出于蒋敦艮辈之手罢。蒋序道：“昙游禾郡，见书肆架上有钞本《金瓶梅》一书，读之与‘俗本’迥异。为小玲珑山馆藏本，赠大兴舒铁云，因以赠其妻甥王仲瞿者。有考证四则。其妻金氏，加以旁注。”王氏的考证道：
原本与俗本有雅郑之别。原本之发行，投鼠忌器，断不在东楼生前。书出，传诵一时。陈眉公《狂夫丛谈》极叹赏之，以为才人之作。则非今之俗本可知。……安得举今本而一一摧烧之！
这都是一片的胡言乱道。其实，当是蒋敦艮辈（或更后的一位不肯署名的作者）把流行本《金瓶梅》乱改删一气，而作成这个“真本”的。
“真正”所依据而加以删改的原本，必定是张竹坡评本的第一奇书；这是显然可知的，只要对读了一下。其“目录”之以二字为题，像：
第一次 热结 冷遇
第二次 详梦 赠言
也都直袭之于第一奇书的。在这个《真本金瓶梅》里果然把秽亵的描写，删去净尽；但不仅删，还要改，不仅改，还要增。以此，便成了一部“佛头着粪”的东西了。
为了那位删改者不肯自承删改，偏要居于“伪作者”之列，所以便不得不处处加以联缝，加以补充。
我们希望的并不是那末一部“作伪”的冒牌的东西，而是保存了古作、名著的面目，删去的地方并不补充，而只是说明删去若干字、若干行的一部忠实的删本。
英国译本的Ovid之《爱经》，凡遇不雅驯的地方，皆删去不译，或竟写拉丁原文，不译出来。日本翻印的支那珍籍丛刊，凡遇原书秽亵的地方，也都像他们的新闻杂志上所常见的被删去的一句一节相同，用××××来代替原文。这倒不失为一法。
当然，删改本如有，也不过为便利一般读者计。原本的完全的面目的保全，为专门研究者计，也是必要的。好在“原本”并不难得。今所知的，已数不清有多少种的翻版。
张竹坡本第一奇书也有妄改处、删节处。那一个评本，并不是一部好的可据的版本。
在十多年前，如果得到一部明末刊本的《金瓶梅》，附图的，或不附图的，每页中缝不写第一奇书而写《金瓶梅》三字的，便要算是“珍秘”之至。那部附插图的明末版《金瓶梅》，确是比第一奇书高明得多。第一奇书即由彼而出。明末版的插图，凡一百页，都是出于当时新安名手。图中署名的有刘应祖、刘启先（疑为一人）、洪国良、黄子立、黄汝耀诸人。他们都是为杭州各书店刻图的，吴骚合编便出于他们之手。黄子立又曾为陈老莲刻《九歌图》和《叶子格》。这可见这部《金瓶梅》也当是杭州版，其刊行的时代，则当为崇祯间。
半年以前，在北平忽又发见了一部《金瓶梅词话》，那部书当是最近于原本的面目的。北平古佚小说刊行会的诸君，尝集资影印了百部，并不发售。我很有幸的，也得到了一部。和崇祯版对读了一过之后，觉得其间颇有些出入、异同。这是万历间的北方刻本，白绵纸印。（古佚小说刊行会的影印的一本，保全着原本的面目，惟附上了崇祯本的插图一册，却又不加声明，未免张冠李戴。）当是今知的最早的一部《金瓶梅》，但沈德符所见的“吴中悬之国门”的一本，惜今已绝不可得见。
《金瓶梅词话》比崇祯本《金瓶梅》多了一篇欣欣子的序。那是很重要的一个文献。又多了三页的开场词。它也载着一篇“万历丁巳（四十五年）季冬东吴弄珠客漫书于金阊道中”的序文，这是和崇祯本相同的。可见它的刊行，最早不得过于公元1617年（即万历丁巳）；而其所依据的原本，便当是万历丁巳东吴弄珠客序的一本。（沈氏所谓“吴中”本，指的当便是弄珠客序的一本。）
这部《词话》和崇祯版《金瓶梅》有两个地方大不相同：
（一）第一回的回目，崇祯本作：
西门庆热结十兄弟 武二郎冷遇亲哥嫂
词话本则作：
景阳岗武松打虎 潘金莲嫌夫卖风月
这一回的前半，二本几乎全异。《词话》所有的武松打虎事，崇祯本只从应伯爵口中淡淡的提起。而崇祯本的铺张扬厉的西门庆“热结”十兄弟事，《词话》却又无之。这“热结”事，当是崇祯“编”刻者所加入的罢。戏文必须“生”“旦”并重。第一出是“生”出，第二出必是“旦”出。崇祯本之删去武松打虎事而着重于西门庆的“热结十兄弟”，当是受此影响的。
（二）第八十回，词话本是：
吴月娘大闹碧霞宫 宋公明义释清风寨
崇祯本则作：
吴月娘大闹碧霞宫 普静师化缘雪涧洞
把吴月娘清风寨被掳、矮脚虎王英强迫成婚、宋公明义释的一段事，整个的删去了。这一段事突如其来，颇可怪。崇祯本的“编”刻者，便老实不客气的将这赘瘤割掉。这也可见，《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原未脱净《水浒传》的拘束，处处还想牵连着些。
其中小小的异同之点，那是指不胜屈的。词话本的回目，就保存浑朴的古风，每回二句，并不对偶，字数也不等，像：
来保押送生辰担 西门庆生子嘉官（第三十四回）
为失金西门骂金莲 因结亲月娘会乔太太（第四十三回）
西门庆迎请宋巡按 永福饯行遇胡僧（第四十九回）
月娘识破金莲奸情 薛嫂月下卖春梅（第八十五回）
崇祯本便大不相同了，相当于上面的四回的回目已被改作：
蔡太师擅恩赐爵 西门庆生子加官
争宠爱金莲惹气 卖富贵吴月攀亲
请巡按屈体求荣 遇胡僧现身施药
吴月娘识破奸情 春梅姐不垂别泪
骈偶相称，面目一新，崇祯本的“编”刻者是那样的大胆的在改作着。
有许多山东土话，南方人不大懂得的，崇祯本也都已易以浅显的国语。
我们可以断定的是，崇祯本确是经过一位不知名的杭州（？）文人的大笔削过的。（而这个笔削本，便是一个“定本”，成为今知的一切《金瓶梅》之祖。）《金瓶梅词话》才是原本的本来面目。
五 《金瓶梅词话》作者及时代的推测
关于《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及其产生的时代问题，至今尚未有定论。许多的记载都说，这部《词话》是嘉靖间大名士王世贞所作的。这当由于沈德符的“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一语而来，因此遂造作出那些《清明上河图》一类的苦孝说的故事。或以为系王世贞作以毒害严世蕃的，或以为系他作以毒害唐顺之的。这都是后来的附会，绝不可靠。王昙（？）的《金瓶梅考证》说：
《金瓶梅》一书，相传明王元美所撰。元美父忬以滦河失事，为奸嵩搆死，其子东楼实赞成之。东楼喜观小说。元美撰此，以毒药傅纸，冀使传染入口而毙。东楼烛其计，令家人洗去其药而后翻阅，此书遂以外传。
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及《小说考证拾遗》，引证《寒花盦随笔》、《缺名笔记》、《秋水轩笔记》、《茶香室丛钞》、《销夏闲记》等书，也断定《金瓶梅》为王世贞作。其实，《清明上河图》的传说显然是从李玉《一捧雪传奇》的故事附会而来的。《清华周刊》曾载吴晗君的一篇《金瓶梅与清明上河图的传说》，辨证得极为明白，可证王世贞作之说的无根。
王昙的《金瓶梅考证》又道：“或云李卓吾所作。卓吾即无行，何至留此秽言！”这话和沈德符的“今惟麻城刘延伯承禧家有全本”语对照起来，颇使人有“或是李卓吾之作罢”之感。但我们只要读《金瓶梅》一过，便知其必出于山东人之手。那末许多的山东土白，决不是江南人所得措手于其间的。其作风的横恣、泼辣，正和山东人所作的《醒世姻缘传》、《绿野仙踪》同出一科。
一个更有力的证据出现了。《金瓶梅词话》欣欣子序说道：“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兰陵即今峄县，正是山东的地方。笑笑生之非王世贞，殆不必再加辩论。
欣欣子为笑笑生的朋友，其序说道：“吾友笑笑生为此；爰罄平日所蕴者著斯传，凡一百回。”也许这位欣欣子便是所谓“笑笑生”他自己的化身罢。这就其命名的相类而可知的。
曾经仔细的翻阅过《峄县志》，终于找不到一丝一毫的关于笑笑生或欣欣子或《金瓶梅》的消息来。
《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人呢？是嘉靖间？是万历间？
沈德符以为《金瓶梅》出于嘉靖间。但他在万历末方才见到。他见到不久，吴中便有了刻本。东吴弄珠客的序，署万历丁巳（四十五年）。则此书最早不能在万历三十年以前流行于世。此书如果作于嘉靖间，则当早已“悬之国门”，不待万历之末。盖此等书非可终秘者。而那个淫纵的时代，又是那样的需要这一类的小说。所以，此书的著作时代，与其的说在嘉靖间，不如说是在万历间为更合理些。
《金瓶梅词话》里引到韩湘子《升仙记》（有富春堂刊本），引到许多南北散曲，在其间，更可窥出不是嘉靖作的消息来。欣欣子的序说道：
吾尝观前代骚人，如卢景晖之《剪灯新话》，元微之之《莺莺传》，赵君弼之《效颦集》，罗贯中之《水浒传》，丘琼山之《钟情丽集》，卢梅湖之《怀春雅集》，周静轩之《秉烛清谈》，其后《如意传》、《于湖记》，其间语句文确，读者往往不能畅怀，不至终篇而掩弃之矣。
按《效颦集》、《怀春雅集》、《秉烛清谈》等书，皆著录于《百川书志》，都只是成、弘之间作。丘琼山卒于弘治八年。插入周轩静诗的《三国志演义》，万历间方才流行，嘉靖本里尚未收入。称成、弘间的人物为“前代骚人”而和元微之同类并举，嘉靖间人，当不会是如此的。盖嘉靖离弘治不过二十多年，离成化不过五十多年，欣欣子何得以“前代骚人”称丘濬、周礼（静轩）辈！如果把欣欣子、笑笑生的时代，放在万历间（假定《金瓶梅》是作于万历三十年左右的罢），则丘濬辈离开他们已有一百多年，确是很辽远的够得上称为“前代骚人”的了。又序中所引《如意传》，当即《如意君传》；《于湖记》当即《张于湖误宿女贞观记》，盖都是在万历间而始盛传于世的。
我们如果把《金瓶梅词话》产生的时代放在明万历间，当不会是很错误的。
嘉靖间的小说作者们刚刚发展到修改《水浒传》，写作《西游记》的程度。伟大的写实小说《金瓶梅》，恰便是由《西游记》、《水浒传》更向前进展几步的结果。
（原载《文学》第1卷第1期，1933年7月）
《金瓶梅》及其作者
◎吴敢
明代白话长篇小说《金瓶梅》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几乎在其出现同时，即被明末著名文学家冯梦龙连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起称为“四大奇书”。不久，又被清初著名文艺理论家张竹坡称为“第一奇书”。其后的《红楼梦》被认为“深得《金瓶》壶奥”（庚辰本第十三回脂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更认为“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如此一部伟大的著作，其书却屡遭禁毁，其作者亦直呼不出。多灾多难、可圈可点的《金瓶梅》应该还原其本来面目，应该确定其历史地位，应该得到今人的公正评誉。
其书《水浒传》中有一段西门庆、潘金莲、武大郎与武松的故事。在《水浒传》繁本系统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的第二十三至二十六回、七十回本的第二十至二十五回，这段故事是这样描写的：清河县人武松景阳岗打虎成名，被阳谷县知县参做步兵都头，巧遇在此挑卖炊饼的胞兄武大郎。不久，武松奉命去东京公干。武大郎的妻子潘金莲，经茶坊王婆撮合，与破落户财主西门庆勾搭成奸。小贩郓哥发现奸情，告知武大。武大捉奸，却被西门庆打伤。王婆、潘金莲、西门庆索兴合伙药杀武大。武松出差回来，得知哥哥被害，从团头何九叔处探明真相，乃杀嫂祭兄，又在狮子桥下酒楼杀死西门庆，遂去县衙自首。知县与东平府尹哀怜武松是一个仗义的烈汉，仅将其刺配二千里外，而将王婆判了剐刑。
不料，二百年后，这段仅四回数万字的故事被改造演义成一部百万字的大著《金瓶梅》。在《金瓶梅》中，这段故事的性质、因果虽然最终没有改变，《水浒传》中的情节却仅仅变成了《金瓶梅》的依托。《金瓶梅》在武松为兄报仇之前，将潘金莲娶进西门大院，又让武松在寻杀西门庆时误杀了李外传。结果，武松被刺配，而西门庆、潘金莲却依然故我。这一巧妙的腾挪，给《金瓶梅》留下了足够营造辉煌大厦的时空。《水浒传》这一故事的主体部分，仅仅包容在《金瓶梅》第一至六回、八至十回与第八十七回之中。《金瓶梅》其余九十一回，全与《水浒传》无涉，而纯系生发创造。
《金瓶梅》的书名是书中三个女性主要人物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的缩写。其词话本从“景阳岗武松打虎”入手，绣像本与第一奇书本由“西门庆热结十兄弟”写起，但均很快书归正传。略谓北宋山东清河人西门庆，父母早亡，开一生药铺子，略有家资，而游手好闲，与一群“帮闲抹嘴不守本分的人”如应伯爵、常时节、白赉光、花子虚、吴典恩、谢希大等结为十兄弟。原配陈氏，死后遗女名大姐，嫁陈经济，因避祸偕夫回娘家居住。西门庆续娶吴月娘为继室，并收妓女李娇儿、卓二姐为妾。卓不日病死，改娶富商寡妇孟玉楼顶替为三房。接着，又收用陈氏丫环孙雪娥为四房。后与武大郎之妻潘金莲私通，并与拉皮条的王婆一起鸩杀武大，将潘取回府中为五房。再与花子虚之妻李瓶儿勾搭，气死花子虚，亦娶回为六房。卓二姐、孟玉楼、李瓶儿带来大批财宝，西门庆财富剧增。“又得两三场横财，家道营盛”。武松报仇不成，反被刺配孟州，西门庆于是日益放纵。如通潘金莲婢春梅，奸占奴仆之妻宋惠莲、责四嫂，包占妓女李桂姐、郑爱月，还常与干儿王三官之母林太太迎奸赴会等。不久，李瓶儿怀孕生子官哥。西门庆亦贿赂蔡京当上金吾卫副千户。乃贪赃枉法，求药纵欲。潘金莲与李瓶儿为西门庆最宠爱的侍妾，二人争风吃醋，潘妒李有子优宠，乃训“雪狮子”猫吓死官哥，李亦伤心病逝。一夕，西门庆服用金莲喂服过量春药暴死。树倒猢狲散。金莲、春梅、陈经济因私通被吴月娘逐出，金莲居住王婆家待嫁，被遇赦归来的武松杀死；春梅则被卖与周守备作妾，竟得宠生子，被册为夫人；陈经济流落街头行乞，被春梅作为表弟接回府中继续私通。李娇儿复回妓院卖笑，孟玉楼偕资另嫁他人，孙雪娥被家奴来旺（宋惠莲夫）诱拐发卖，为春梅买回为婢，百般折辱，后再卖到妓院，上吊身死。旋金人入侵，周守备阵亡。陈经济与春梅淫乐时，被卫卒张胜杀死。春梅夙通其夫前妻之子，不久亦淫纵暴亡。待金兵攻至清河，吴月娘携遗腹子孝哥逃亡，路遇普静和尚，引至永福寺，以因果现梦化之，孝哥出家，法名明悟。
《金瓶梅》是一部思想内容丰厚深邃、艺术特色新颖鲜明的作品。兹各举一例，以为佐证。
如上所述，《金瓶梅》描写了西门庆一家暴发与衰落的过程。这是当时社会（《金瓶梅》以宋喻明）的一个典型家庭。小说创造了西门庆这个商人、恶霸、官僚三位一体的典型。这是中国小说人物画廊中一个空前的崭新的形象。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河浩浩荡荡，流过了将近二千个春秋，到了明代中后期，已是千孔百疮，积重难行。把这样一个社会、这样一种状态形象地描绘出来，是文学艺术作品的历史责任。《金瓶梅》是第一个实践这一历史使命的长篇小说。这种“因一人写及全县”，由“一家”而及“天下国家”（张竹坡《金瓶梅读法》）的写作方法，被鲁迅称为“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中国小说史略》）。《金瓶梅》通过西门大院的兴衰变化，暴露出当年“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第三十回“蔡太师覃恩锡爵，西门庆生手加官”）的政治制度的腐朽，和妻妾相妒、主仆相争的家庭婚姻制度、奴婢制度的罪恶，广阔地展示了那个特定时代的社会风貌，可以说是一部明代中后期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百科全书。
《金瓶梅》与此前《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的单线发展、板块接承那种结构方式不同，是一种以西门庆为贯照，以潘金莲、李瓶儿、春梅为对应；以西门大院为枢纽，以清河他家、清河以外多家为统系，贯通关联，穿插曲折的网络结构。这是后来的《红楼梦》和近现代小说的经典结构方式。《金瓶梅》是第一部使用这种结构方式并获得相当成功的中国长篇小说。《金瓶梅》写了几百个人物，其有始有终的少说也有几十人，岂不是头绪纷繁，读来模糊吗？小说“劈空撰出金、瓶、梅三个人来，……看其前半部只做金、瓶，后半部只做春梅，前半人家的金、瓶，被他千方百计弄来，后半自己的梅花，却轻轻的被人夺去”（张竹坡《金瓶梅读法》），提纲挈领，纲举目张，非常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这种开合收放的角度看，其第一回是全书的总纲，第五十一回是后半部的关键，布局极为均衡。
《金瓶梅》以社会基层结构为单元，描写的是西门庆扭曲变态的家庭生活，其重点人物潘金莲又是一个淫妇、妒妇、悍妇三位一体的典型，加上当时朝野猥亵，以风流为谈资，《金瓶梅》难免有一些自然主义的性描写文字。白壁微瑕，今天已经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宽容。但在其流传的三五百年过程中，不少卫道者急欲焚之而后快，其也被历朝历代列为禁毁书目。
学术界一般认为《金瓶梅》成书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至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之间。这一阶段，正是法国的弗朗索瓦·拉伯雷（1495？～1553）创作《巨人传》、西班牙的塞万提斯（1547～1616）创作《堂·吉诃德》、英国的莎士比亚（1564～1616）创作戏剧的时间。塞万提斯、莎士比亚谢世的次年（1617），传世最早的刊本《新刻金瓶梅词话》梓行。
难怪有人给《金瓶梅》罩上诸多“第一”的光环：第一部白话长篇小说，第一部个人创作的长篇小说（一部分研究者认为非个人创作而为“集体累积”），第一部网络结构小说，第一部由人物类型化向典型化过渡的小说，第一部最有争议的小说等等。因此，《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说：“《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
其作者，万历丁巳（1617）刻本《金瓶梅词话》开卷就是欣欣子序，欣欣子序第一句话就说“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显然，《金瓶梅》的作者是“兰陵笑笑生”。“兰陵”是郡望，“笑笑生”是作者。所以该序最后一句话是“吾故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
“笑笑生”只是笔名，究为何人呢？该本欣欣子序后接着有一篇廿公《金瓶梅跋》，廿公跋第一句话说：“《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则说是“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就是说，“笑笑生”是明嘉靖间“一巨公”、“大名士”。
“一巨公”也好，“大名士”也罢，仍无真实姓名。这就为后人留下研讨《金瓶梅》作者的充分余地。《金瓶梅》作者成为《金瓶梅》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迄今已提出六十人之多。其广有影响者为：
一、王世贞说。明屠本《山林经济籍》与《万历野获编》最早透露出王世贞作《金瓶梅》的信息。宋起凤撰于康熙十二年的《稗说》与清初的《〈玉娇梨〉缘起》均指实为王世贞。其后清人陈陈相因，推波助澜，一时形成非王世贞莫属的舆论。此说20世纪30年代遭到鲁迅、吴晗、郑振铎等人的严重打击。1979年朱星重倡此说，并列举出十条理由：（一）王世贞是“嘉靖间大名士”；（二）他能写小说，另有小说传世；（三）他有能力个人完成宏篇巨制；（四）他有完成大作的足够时间；（五）他是大官僚，所以能写出官场大场面；（六）《金瓶梅》中的地名与王世贞经历相合；（七）他崇信佛道，正是《金瓶梅》所宣扬；（八）他好色醉酒，具有写作《金瓶梅》的情怀；（九）他祖籍山东，又做官山东，具有运用山东方言的条件；（十）他知识面广，能写出《金瓶梅》这样的百科全书。黄霖、徐朔方、赵景深等撰文商榷，此说重又混入诸说林立的迷茫之中。许建平《金学考论》、霍现俊《〈金瓶梅〉发微》再次举起此说大旗，从外证、内证两方面，重新全面予以论证，许建平甚至认为“21世纪《金瓶梅》研究应从王世贞研究作为新的突破口和起点”。
二、贾三近说。这是20世纪新时期《金瓶梅》作者新人第一说。倡论者为张远芬。其《金瓶梅新证》提出十条证据：（一）兰陵是山东峄县，贾三近是峄县人；（二）他有资格被称为“嘉靖间大名士”；（三）小说的成书年代与贾三近的生活时代正相契合；（四）他是正三品大官，其阅历足可创作《金瓶梅》；（五）小说中有大量峄县、北京、华北方言，贾三近分别在这些地区居住过；（六）小说中有几篇高水平奏章，贾三近正精于此道；（七）小说中有些人物事件类似贾三近；（八）小说多有戏曲描写，贾三近有此生活积累；（九）他曾十年在家闲居，有创作的时间保证；（十）他写过小说。
三、屠隆说。黄霖首倡。他发表了一组八篇文章，提出七条依据：（一）小说第五十六回的《哀头巾诗》、《祭头巾文》，出自《开卷一笑》，作者即屠隆；（二）小说有不少浙江方言，与屠隆籍贯相合；（三）他祖籍武进，古称兰陵；（四）他潜心佛道，与小说主旨一致；（五）他以“淫纵”罢官，坚持写作“淫雅杂陈”，其情欲观正是小说的思想倾向；（六）他具备创作《金瓶梅》的生活基础与文学素养；（七）他与刘承禧、王世贞关系密切，此两人均有《金瓶梅》抄本全稿，当为屠隆所赠。
四、李开先说。此说始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1962年版的一条脚注，是存疑的语气，1979年重印时便把“李开先的可能性较大”一句删除。据说这一条脚注系吴晓铃所加。吴晓铃1982年6月在美国发表《金瓶梅作者新考》讲演时重申此说。徐朔方因为是“集体累积说”的创始人，所以他主张李开先是《金瓶梅》的写定者。徐朔方的根据是：（一）李开先符合《金瓶梅》作者的基本条件，如为山东人，历任京官，创作有戏曲多种，其《词谑》、《诗禅》表明他对市井文学的爱好和修养，乃“嘉靖八子”之一，是名副其实的“嘉靖间大名士”等；（二）《金瓶梅》本身证明了其与李开先关系密切，如第七十回[正宫·端正好]套曲五支，出自李开先《宝剑记》第五十出原文等；（三）《金瓶梅》与《宝剑记》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相似之处。日下翠（日）《金瓶梅作者考证》支持此说，并提出四点新见：（一）李开先的院本集《一笑散》，其命名词意与感觉均与“笑笑生”相似；（二）李开先的生日是八月二十八日，西门庆的生日是七月二十八日；（三）《宝剑记》使替身（侍女锦儿）死去，而主要人物（林冲之妻）继续发展故事，这种手法与《金瓶梅》同出一辙；（四）西门庆形象不统一，具有二重性格，原因是有李开先的“自我投影”。后来卜键觅踪章城，访书南都，发现《李氏族谱》，著成《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一书，从《宝剑记》与《金瓶梅》、李开先与西门庆、清河寓意、兰陵意旨等诸多内证，以及个人素质、作文风格、交游类群等一些资质，集此说为大成。
五、徐渭说。最早透露这一信息的是明袁中道《游居柿录》。1939年阿瑟·戴维·韦利（英）在英译本《金瓶梅》的导言中首次提出，却闹了一个音近而误、张冠李戴的笑话。不期六十年后，潘承玉《金瓶梅新证》却完成了此说剥茧抽丝、瓜熟蒂落般较为全面的论证。该书首先通过对小说中佛、道教描写的分析，把《金瓶梅》的作者定位为“一位生平跨嘉、隆、万三朝，而主要活动在嘉靖朝的人物”。接着“指出小说作者同时又是资料丰赡的戏曲学者、技巧纯熟的戏曲作家、素养全面的画家与擅长应用文写作的幕客”；“作者应该有边关甚或御敌的生活阅历”，“具有较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御敌卫国意识”；“作者有强烈的方言俗语爱好”；“作者必有以上各方言区（按指绍兴、山东、北京、苏州、山西、福建、广东等）的生活经验”；“有著书藏名于谜的爱好”。并通过《〈金瓶梅〉地理原型考》、《〈金瓶梅〉中的绍兴酒及其他绍兴风物》、《〈金瓶梅〉中的绍兴民俗》、《〈金瓶梅〉中的绍兴方言》等考证，“证明小说作者必为绍兴人”。然后逐一论证“徐渭符合《金瓶梅》作者的一切条件”。潘承玉还把小说诸谜如“廿公”、“徐姓官员”、“清河县”、“兰陵”、“笑笑生”等破解为“浙东绍兴府山阴县徐渭”，归结到“绍兴老儒说”。潘承玉还考索了《金瓶梅》的抄本，认为董其昌是流传线索中的中心人物，而陶望龄是传递抄本的关键人物，而“陶望龄手上的《金瓶梅》来自徐渭，而且极可能就是徐渭的原稿”。潘承玉还做有《金瓶梅文本与徐渭文字相关性比较》，“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徐渭文字是徐渭所写，《词话》也是徐渭所写”。他进而论证“绍兴士人与严嵩”、“沈练与严嵩父子”、“徐渭与沈练”，在《缘何泄愤为谁冤》一节中，认为“徐渭因感于乡风并激于沈练的死而写《金瓶梅》，而他握以行文的这支笔，则同时饱蘸了他一生的全部不幸”。严格地说，潘承玉才是徐渭说的创立者。
六、王稚登说。鲁歌、马征提议。他们提出十三条根据：（一）他最先有《金瓶梅》抄本；（二）他是古称“兰陵”的武进人；（三）他对屠隆不满，因选其《哀头巾诗》、《祭头巾文》入小说，以示讥刺；（四）小说中的诗歌曲与王稚登所辑《吴骚集》相似；（五）王稚登《全德记》中某些内容、用语与《金瓶梅》相似；（六）他的诗文与小说诗文一脉相通；（七）王稚登熟悉小说中的一系列方言；（八）他与小说均有中原正统观；（九）他符合“嘉靖间大名士”；（十）他是王世贞的门客，故以小说为王世贞之父报仇；（十一）小说中王招室一家是王稚登家“豪族”丑类之再现；（十二）小说三次引用他感触深刻的诗句“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十三）小说反映的作者模样正与他的情况若相符节。
此外还有汤显祖说、冯梦龙说、李先芳说、沈德符说、李渔说、赵南星说、卢楠说、李贽说、冯维敏说、谢榛说、贾梦龙说、薛应旗说、臧晋叔说、金圣叹说、田艺蘅说、王采说、唐寅说、李攀龙说、萧鸣凤说、胡忠说、丁惟宁说等，不一而足。
尽管《金瓶梅》作者候选人名单越来越长，而且如黄霖关于屠隆说，卜键关于李开先说，鲁歌、马征关于王稚登说，许建平、霍现俊关于王世贞说，潘承玉关于徐渭说等，在当今《金瓶梅》研究成果中可以并称五大说，但平心而论，尚没有一说为学术界所普遍认同。
问题在于，所有各说皆无直接证据，都是间接推论。譬如，不少人顺着从“兰陵人”中探查“嘉靖间大名士”的路子去寻绎等等。难免新说层出不穷，你既不能足以服人，我为什么不能另立他说呢？不可避免，新说中间标新立异、弄虚作假、东搭西凑、哗众取宠者，时见其例。因此，吴小如《我对〈金瓶梅〉及其研究的几点看法》呼吁：“在一部作品的作者问题无法彻底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应当把气力用在作品的研究分析上，而不宜只在那些一时无法得出结论的牛角尖里兜圈子。”
但知人论书却是文史研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从小说内证中去寻找作者，只能是一种启引与补证。应当在外证即直接证据上再下功夫。《金瓶梅》在明万历间刻板成书之前，以抄本形式广为流传，目前可知藏有抄本的多至十二家，其中拥有全本的即达四家，而且均系当代名流，其蛛丝马迹，一定在晚明笔记丛谈中还有载录。说句笨话，遍翻明代嘉、隆、万年间史料，是不会没有收获的。这工作虽然不必趋之若鹜，但还是需要有人去做的。
前不久，江苏、浙江不约而同上报有电视连续剧《兰陵笑笑生》的创作计划。江苏该剧的创编，我是策划人与撰稿人之一。我们希望将“兰陵笑笑生”描绘成这样一种形象：出身基层，极具悟性，科举入仕，颇有政绩，于三教九流皆有交接，但官场沉浮，表面上嬉笑怒骂，骨子里忧国忧民，晚年隐居，乃娱以笔墨，独罪财色，遂成《金瓶梅》小说。
相信21世纪的《金瓶梅》研究，一定能撩开“兰陵笑笑生”的神秘面纱。
（原载《文汇报》，选录自《吴敢在中国矿业大学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