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握住了她的双手。手的大方、细腻、甜蜜、温暖、年轻、浪漫传遍了他的全身。他感到刘婷的手在颤动，颤动得不只是肌肉、神经，连她的血液和骨头也在颤动。他适度地将刘婷的手攥在他的手里。
其实，他有过一个完整而美满的家。一家三代九口人，生活得很和谐。因为他是家里的长孙，全家人都溺爱着他。尤其是祖母，特别宠爱他，也娇惯了他。他曾经享受过家的和谐、温馨、安宁和甜蜜。尽管，那时候他未谙世事，但他已经能感觉到，一个人生活在家中，就如同鱼儿在水中一样，有一份很自然的安闲和快乐。
达姓在松陵村只有他们一家。虽然，他们算不上名门望族，但是，从曾祖算起，他们就是很殷实的人家。富足的日子一直延续到了1949年临解放的时候。
他的家第一次遭到重创是在1949年的土地改革运动中。那时候，他还没有出生。他家的二百亩土地和大型农具被没收了，祖父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那一次，虽说失去了好多财产，家并没有被打垮。多亏了祖父，祖父硬是用手臂擎住了这个千疮百孔的家。劳作了大半生的祖父似乎已经觉得，在新社会，那些家产对子孙来说，没有多大意义。失去了土地、农具、牲畜的祖父偷偷地走进祖坟，跪在先人的墓碑前，独自流了半晌泪。家里的每一分土地每一间房屋每一件农具每一粒粮食上都浸洇着祖父的劳作和汗水。说他不痛惜，那是假话，他知道，所有的家财都来之不易。可是，在儿女面前，他做出的是一副毫不痛惜的样子。祖父的坦然、大度给了全家人很大的鼓舞，一家人只萎蘼了一阵子，又振作起来了。祖父照样下地劳动，照样一顿吃那么多饭，照样睡得又香又甜。到了这时候，祖父才明白：对于一个乡村地主来说，看重的不该只是财产，而是一个温暖的家。由于祖父没有垮，这个家也就垮不了。
第二次的重创是在1964年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家在那一次被打垮了，不只是因为被二次“割了韭菜”，被分去了房屋、家具，抄去了珍藏了老几辈子的一些物件，不只是因为一家三代人无法居住、无可居住。主要是祖父的精神彻底垮掉了。祖父一旦被撂倒，家就坍塌了。早在1953年，祖父就被摘去了地主分子的“帽子”，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普选”，成为松陵村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了。“社教”一开始，祖父重新被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在批斗祖父的大会上，村里的积极分子硬说是祖父藏有“变天账”，硬说祖父妄图变天。祖父已是年过七十的人了，还变什么天呢？在好多次的拳打脚踢之下，祖父承认了自己的“罪行”。祖父变得苍白、消瘦，他的精神和他的身体一样虚弱不堪。祖父对活人过日子已经失去了兴趣，他绝望了。
那一年，他十二岁了，读到了初小六年级。他知道，祖父是在那年的深秋时节上了吊的。安葬祖父那天，天阴得很厉害，零零星星飘着冰凉的雨，整个松陵村被浓重的乌云压得喘不过气来，连送葬的哭声也是皱巴巴的，很不舒展。他看不见家的坍塌，但他已经能感觉到灾难压在了这个家的头上，从那年以后，他在父亲脸上没再见到过一丝笑容。艰难的日子是从“社教”那一年开始的。在此之前，日子虽然有漏洞，补补缀缀还是可以过的。“社教”以后，千疮百孔的日子想补缀也不好补缀了。他开始体味到，艰难的日子是怎么回事。
到了文化大革命那年，第三次被抄家的时候，已是家徒四壁了。被多次凌辱过的家，难免陷入到麻木中去。一家人眼睁睁地看着红卫兵在家里乱翻，眼睁睁地看着一双双污脏的脚在院子里乱踩，眼睁睁地看着已经赤贫的家又被剥了一层皮，谁也不吭声。红卫兵并没有得到他们希望得到的东西。家被挖得伤痕累累。父亲和母亲勉勉强强地维持着这个家，一家人习惯了饥一顿饱一顿没一顿有一顿的日子，习惯了受人歧视遭人欺侮的日子，因为，谁也不抱希望了。父亲和母亲勉勉强强地推着日子的磨棍向前走，勉勉强强地拉扯着儿女们成人。至于说，前面是沟是崖，谁也不可顾忌了；活一天算一天吧。他从父母亲无望的目光中常常捕捉到的是对人生的无奈，对生活的无奈。
他的“害怕”和他的年龄一起成长。
第一次历经“害怕”是在1958年。那一年，他六岁。他已经到了能够把记忆牢牢拴住的年龄，尤其对他这样很敏感很聪慧的孩子来说，六岁的记忆不是支离破碎的，而是枝叶茂盛，不可轻易刈割了。
那是残秋里一个晴朗的日子，蓝天升得特别高，没有云彩了，天地间显得空旷而辽阔。生产队里的人都拥向了萝卜地，收萝卜。他是跟着父母亲到了萝卜地里的。风卷起萝卜地里的黄叶，发出了干枯而萧瑟的声响。他追逐着风，风追逐着他。他只看见眼前头是一丛黄菊花，野性的黄菊花在秋天的阳光下闪烁着诱人的光点，仿佛笑嘻嘻的货郎向小孩子笑嘻嘻地招手。他记得，他是撵着黄菊花而去的。在他脚下踩了空的那一刹那间，他意识到踩到井里的淤泥，他才知道，他还在。于是，他拼命地呐喊。第二轮的害怕随着他的呐喊牢牢地把他按在井中的淤泥里。村里人把他从井里拔上来了。他才捡回来了一条命，但这害怕却成了他的痼疾，流进他的血液，长进他的肉里了。好长时间内，他不敢到井边去，一看见水井，他就颤抖，他不敢去绞水，甚至读到课本上的“井”字，他不由得心跳。井，是他几乎丢命的地方。尤其是陷阱，令他恐惧。使他害怕的还有花。花儿本来是美丽的，他没有想到，花儿会充当了他的诱惑，引诱他一脚踩了空。那一堆黄菊花蓬起来把井口装扮，使干枯的水井变成了美丽的陷阱。对于花儿，他有一种本能的抗拒。
第二次历经害怕是祖父自杀的1964年。那是他从童年走向少年的关键时刻。不是他向记忆中而是他的生命历程里，有一个可以用“害怕”作为人的名字来书写的人，这是一个大人。他长得高高大大的，四方脸上满是疙瘩。他不仅害怕这个大人的粗野，他更害怕他的作为。他是“社教”工作组的组长，村里人叫他老卫。老卫的手指头特别粗特别长，他几根手指头伸出去戳向了祖父的额头戳向了祖父的眼睛，他一戳，祖父呻唤一声就扑倒在地上了。他似乎不是在看老卫戳人打人，而是在看魍魉世界里的鬼怪吃人，在看《聊斋志异》。他老远看见斗争会上伸出手指头的老卫就想呕吐，就恶心得不行。他知道，他的心在颤动，他害怕得不行。
第三次历经害怕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1966年。这一次经历是他的人生史的一部分，也是这个民族历史的一部分。因为他的经历不仅仅是他个人的。
红卫兵开始抄家了。十几个红卫兵在家里折腾了一整天。旧衣服旧鞋以及被子、单子和褥子扔得院子里到处都是，一双双污脏的脚从这些衣物上踩过去把污脏的脚印毫不留情地留在上边，锅、碗、盆、筷子和碟子被扔到了后院，和柴草搅在一起，院子里狼藉一片。红卫兵一无所获。他们一家被赶到窖子里去。他害怕了。他虽然不知道窖子里会闷死人，但他一想起那个黑洞洞，不由得毛骨悚然。到了傍晚，红卫兵终于在医院里挖到了一些银元和金银首饰，他们才幸免了，才没有进窖子。两个红卫兵临出门时掏出来他们的东西在院子里的衣物上撒了一泡尿，才跺跺脚出去了，似乎他们没有抄到足够的财物。
从那以后，每次斗争“四类分子”，他都要去陪斗，和那些老婆老汉们站在一起，接受革命群众的斗争。他倒不害怕被斗争，因为那毕竟不是要命的事情。可是，他的忧郁不可抑制地生长起来了，以至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他有什么尊严和自尊可言？十六岁的年龄，自尊和尊严被撕扯得干干净净的，他就只剩下忧郁了。
后来，他的老师在一篇文章中期盼他愉快起来，高兴起来，期盼他不再把一张忧郁的脸张向这个世界。他试图活得轻松一点，愉快一点，可是，办不到。他的忧郁太顽固，他对他的忧郁无法处置。连他自己也害怕他那张忧郁的脸。不是他要将全世界的灾难和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不是那样的。人的一生中，有些东西是很难改变的，尤其是童年少年形成的东西特别强大。这一点，他比谁都明白。但他没有绝望。他期盼着。
1979年的改正成分使他们这样的家换了一口气。至少，他们可以人模人样了。尽管，也有人从内心里很不情愿他们一家人和昔日的“革命群众”坐在一条凳子上，但是，他们从行动上无法阻拦已在进行的“改革”。他们不得不承认，姓达的一家人也是“人”，和其他人是一样的人。父母亲开始小心翼翼地昂起了头。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尊严，下决心重建这个家。家在缓慢地复苏着。父母亲着手给他张罗婚事，他是分田到户的前一年结的婚。那一年，他28岁。
1982年的分田到户给他带来了一些自由。本来，他可以惨淡经营这个家了。也许，他还是有能力经营好这个家的。可是，他不安分守己，整天埋头在家里写什么小说，地里的庄稼荒芜了，小说的收成并不好。那时候，他充满着幻想，没有想到成功或失败，也不可能料到他招致到的将是惨败。他的女人先是和他赌气，后来，干脆住在娘家不回来。凑合了几年，他和女人平静地分了手。女人需要一个安安稳稳的家，需要一个能经营好家的丈夫，需要一个庄稼把式和赚钱能手，他做不到这一点。平静的生活稳不住他的心，他天生就不是一个好农民。他自信，他是能写出好作品的。他放下了手中的农具，整天和笔杆子打交道。他除过写就是读，除过读就是写。写过的草稿纸能拉一架子车。可是，写作并未改变他的处境。他还是农民，还是那么穷。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写作当作敲门砖，因此，他只是闷下头去写。写作，是他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他并不苛求从写作中满足他写作以外的欲望。
1987年，古都大学中文系作家班招收学生，他带着一部叫做《苦役》的、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考进了作家班。34岁了，第二次做学生，他的困难重重，第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没有钱花。就在这时候，牛志轩帮了他一把。牛志轩在《大秦》杂志做小说编辑时，给他编发过短篇小说。正是在牛志轩的鼓舞下，他才在这条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了。牛志轩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一边读书，一边在《人物天地》杂志打工。他走进了S省文联大院。
他看了看墙上的挂表，已是上午十一点了。他一把拍烂了充满了空气的纸烟盒，站起来，走出了办公室。
站在院子里，他不知道该去哪儿找房子。这是一个还没有落雪的冬天，迎面而来的冷风梳理着他乱糟糟的思绪。他想起了作家班的同学吴华。吴华毕业后做生意，大概赚了钱，在东郊租了一套房子。吴华也是来自农村，和他关系还不错，他想去吴华那儿碰碰运气。他抬起头来看时，江浩朝他走来了。江浩是省文联《艺术报》的编辑部主任。从走进这个院子的那天起，他就和江浩保持着一份友情。江浩从未给他翻过白眼，没有把他当作农民看待。在江浩的心目中，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是一个有潜力有实力的作家。江浩在生活上帮助他，写作上支持他。江浩在省文联的《艺术报》上给他写过一篇小文章，文章一开头就写道：“我一看见他那匆匆忙忙的身影，一看见他那张忧郁而痛苦的脸就想大哭一场。在春天的黄昏，我总看见他一个人把自己的身影消瘦而孤独地悬浮于都市里的喧哗之上，痛苦地冥想着。每次看见这个情景，我的心中无限悲凉，有隐隐约约的锥刺之痛。我无法猜透他当时的心态，也无法直译他那只属于上帝的人生奥秘。但有一点我是明白的，他像圣徒一样把自己交给了文学。痛苦，是他生活的一个部分，也是他创造的源泉和动力……”当时，大哭一场的不是江浩，而是他，读着江浩的文章，他确实流泪了，以至莫名其妙地将泪水洒上了江浩的那篇《朋友小记》。他从内心里感激江浩对他的真诚的理解和所付出的衷挚的朋友之情。
江浩老远给他打招呼：“这么冷的天，站在院子里干什么？”他支吾着：“看天，看看天空。”江浩笑了。“怕没有那份闲情逸致吧？”大概，他的焦虑写得满脸都是，江浩一眼就看出来了：“有什么心事？是不是没有吃饭的钱了？”他苦笑一声：“还不至于。”江浩说：“你的啥事能瞒过我？”江浩不仅善解人意，而且坦率、真诚，能为朋友两肋插刀。于是，他就实话实说了。江浩一听，用右手刨了刨并不零乱的头发：“这样吧，你们今晚上就住在我的房间里。”江浩结婚时，省文联给了他一间房子。他说：“你咋办？”江浩说：“我的办公室不是有一张床吗？”他说：“假如小安回来了……”江浩说：“她在金川市上班，不到礼拜六回不来。”他知道，江浩的妻子安丽在一百五十公里以外的金川市政府工作，一个礼拜只回来一次。他从江浩手里接过房间钥匙的同时，悬着的心放下了。江浩说：“不要把床单弄脏了，有钱买卫生纸没有？”他说：“你以为我是江还是河？要一汽车卫生纸？”江浩说：“那就先去买卫生纸吧。”他和江浩在院子里分了手。只有江浩这样的朋友才能理解他和刘婷之间的“关系”，只有江浩这样的朋友才能在这种事情上给他提供“方便”，成人之美。他回头看时，江浩上了办公楼。墙根下，一片法国梧桐的叶片儿舒舒缓缓地飞落了，扑灯蛾儿一样，一副很悲壮的样子。
到了火车站，他才知道，车晚点了。刘婷坐七个小时的火车才能到省城。他在出站口等了一个小时，车还没有到。时间在等待中呈现着一副焦苦状。他不是没有享受过时间给予他的愉悦。当他和刘婷在一起的时候，时间由于兴奋而缩得很短，他们不知不觉地就把一个晚上一个白天消化了，时间飞快地过去了——又到了分手的那一刻。自从他们相爱之后，他最怕的是和刘婷分手。在和刘婷分手后的那一两天里，他心里空旷得难耐。
他站在台阶上，目不转睛地看着从出站口匆匆忙忙走出来的旅客。他从旅客们的面容上透视他们的人生际遇，想象她（他）们来到这个都市将要会见或幽会的人是怎样的面貌，想象人们在欢愉或痛苦中将做出什么样的举动……
他看着人流，不知怎么的，竟然走神了，他恍惚看见刘婷朝他走来了，他喊了一声：“刘婷！”当他走到一个女孩儿跟前的时候，才发觉认错了人。她一喊，那女孩儿就站住了。女孩儿用鄙夷的目光弹了他一眼，唇齿间吐出了三个字：“神经病！”他正欲道歉，女孩儿扭着腰肢走了。他已经看清了，这女孩儿和刘婷的相似之处在脸庞上在目光上——刘婷也是这么一张蛋形脸，刘婷那飘忽不定但又不失冷漠的目光和这女孩儿的目光没有什么两样。假如是刘婷，她会给陌生人顶过去一句生硬的话吗？刘婷不会的。也许刘婷会故意挑逗一个陌生人，将他的欲火煽起来之后再丢下他。刘婷很会抓人的，她将会不失时机地抓住她觉得有用的每一个人而不放的。他目送着女孩儿的背影，直至人流淹没了她。他并不反感那女孩儿，觉得她很有个性。
刘婷从出站口已经走出去了，他却没有看见，还在等待。出站口那儿已是人稀风紧了，还不见刘婷的影子，他急忙去广场上寻找。广场上的旅客在躲避什么似的个个行色匆忙，那些女孩儿的背影几乎是一样的，一样的丰满一样的瘦弱一样的紧张一样的疲惫。他找了一圈，没有找见刘婷。站在冷风袭人的火车站广场上，他茫然了，不知是该走呢还是该等？正在两难之际，他听见有个女孩儿在进站口那儿喊他的名字。他的目光从头与头之间从肩膀与肩膀之间伸过去遁着年轻的喊叫声而寻觅，不是他看见了刘婷，而是他听见了刘婷：只有刘婷才会在稠人广众之中放声呐喊，只有刘婷才会这样毫无顾忌地呐喊。刘婷站在进站口那儿，仰着头，一声一声地喊他。刘婷的一绺乌发像她那激昂的情绪一样在强硬的东风中飘拂着。喊了几声，她正在四处张望。他几乎是小跑着到了刘婷跟前。他叫了一声刘婷。刘婷一看是他，兴奋得跳了起来，刘婷说：“你要是不来接我，我就坐车回去了。”他说：“咋能不来接你呢？”他拉住了她的一只手——冰凉、光滑、亲切、肉感、浪漫、放肆，手的感觉像迎面而来的东风一样透明、刺激；手的感觉比一个女孩儿的手还细嫩。刘婷把火车站广场她周围的旅客置之度外，仿佛这世界只有她和达若。她扑过来抱紧了达若。
初识刘婷，他就这样不由自主地拉住了刘婷的手。
那是1988年的冬天，他进了省城的第二年。牛主编派他到凤州县老家采访县建筑队的一位经理，采访完毕，他顺路回了一趟老家。刚进了家门，刘婷就来了。刘婷是拿着一本文学杂志来找他的。杂志上有他的短篇小说，有作者简介和一张照片。第一次见刘婷，他确实有点局促不安。她毕竟是个陌生的女孩儿，他看了她几眼，吭吭哧哧地不知道说什么好。落落大方的刘婷似乎对他一见如故，一声一声叫他老师。他一看，这女孩儿一点儿也不拘谨，就放松了自己。几句话过后，两个人仿佛相识好多年了。后来，他想，是命运安排刘婷守候在他生命中的某一处的，他和刘婷的相识相交并非是偶然的。刘婷的话多了，他的话也多了，似乎两个人并不是什么陌生人，而是亲人分离后的团聚，相互都需要诉说。就在见面的第一天，刘婷告诉他，她住在凤州县城，从小就喜欢文学，高考落榜后没再重读，她说她要拜他为师，学习写作。他打量了刘婷几眼：蛋形脸、单眼皮、白净、丰满，不是十分漂亮，但是很性感，有一种他还说不清的气质和魅力。当他的目光盯住了刘婷的手之后，他的心动了——他是从喜欢上刘婷的手而喜欢上刘婷的。刘婷的手是真正的女孩儿的手是十分完美的手——不肥不瘦，不大不小，肤色特别光泽，手指头修长，手背肉肉的，手的全部优长似乎全盛在手背上笑靥一样的圆圆的“窝儿”之中了，她的个性似乎就从那“窝儿”中向外流淌。一个女孩儿，一个女人，假如没有一双能拿得出的手就令男人太失望了。在他看来，女人身上动人的那些部分必定包括一双美妙的手。他由不得自己，不顾一切地拉住了刘婷的右手。他没有想到他的放肆将给他带来什么——哪怕刘婷顺手给他一耳光也罢，他也要“享受”一下这美丽的、令他贪馋的手。刘婷的脸红了——她毕竟才二十岁。然而，刘婷并没有使他难堪，刘婷眼里放着光，脸上有一丝笑意，她没有抽回去手。刘婷笑了笑：喜欢吗？他说，喜欢。刘婷将左手也给了他，他握住了她的双手；手的大方、细腻、甜蜜、温暖、年轻、浪漫传遍了他的全身，他感到刘婷的手在颤动，颤动的不只是肌肉、神经，连她的血液和骨头也在颤动。他适度地将刘婷的手攥在他的手里……后来，每当他和刘婷做爱时，刘婷先用手触摸他，刘婷的手一旦触摸到他的肌肤，他就兴奋得直喘气。
他拉着刘婷的手穿过广场，走上了711路公交车。
在街道上吃完饭，已是下午三点了。因为他给他和刘婷准备了房子，他急于想叫刘婷去看看，他们今晚上幽会的“家”是什么模样，就上了院子北边的二楼。打开江浩的房间，一股很温馨的气息扑面而来了。江浩结婚还不到两年，江浩和安丽就是在这房子里结的婚，这是他们的新家。家里的新鲜气味还没有荡尽，尤其是那安闲、舒适的气息使在外流浪的他和刘婷都陶醉了。他们一进门就搂抱在一起了，他们很放心地抚摸、亲吻。刘婷将她的手从他的衣服里伸进去了，她的手一旦触到他的肌肤，他就捺不住了。本来留在晚上做的事，他们提前了几个钟头。
两个人都脱得一丝不挂，钻进了被窝。刘婷的手照旧伸进了他的两腿间。他迫不及待地爬上了刘婷的身体，刚进去，他刚刚感觉到刘婷的湿润、温暖和热烈，突然，门被打开了。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吓得从刘婷身上滚下来了。刘婷坐起来，用被子掩住了上半身。刘婷不知道站在床跟前的一脸凶相的女人就是江浩的妻子安丽，安丽横眉竖眼地问刘婷：“你是谁？”刘婷毫不示弱，她反问道：“你是谁？”安丽骂了一句：“还有脸问我是谁？我是你妈！狗男女！”刘婷怎能容忍安丽出口伤人，她叫道：“你再骂一句我撕烂你的×嘴！”刘婷顺手抓起床上的短笤帚朝安丽打去了。笤帚没有打着安丽。安丽一看，刘婷不是好惹的，气得喘着气，瞪着刘婷。刘婷撩起了被子，一丝不挂，她要扑下床去打安丽。他抱住了刘婷的腰，将她按在了床上。安丽不敢吱声了。
他穿上了内衣。还没等他给安丽解释，安丽头也没回，拉开门，将门狠劲地一摔，下了二楼。安丽站在院子里高声呐喊：“江浩！你在哪里？”“江浩，我的家是妓院吗？”
连江浩也没有料到，安丽突然会来省城出差。听见安丽的喊声，江浩急忙下了办公楼。他来到院子里的时候，安丽已到了省文联党组书记贾鸣那儿告状去了。江浩没有去找安丽，上到宿舍楼来看他。江浩进来时，他极其沮丧地坐在床沿抽烟，刘婷似乎并不觉得扫兴，站在穿衣镜前梳理头发。江浩说：“你不要理安丽，我去给她说。你们上床去休息。”江浩看了刘婷一眼，丢下两句话，下楼找安丽去了。
他的情绪坏到了极点。他觉得，他的人生从一开始就露出了失败的端倪，他的生活处处是败笔，他并非因为没有和刘婷痛痛快快地玩一回而沮丧。他的失败感不是指的这个，不是指的人生的尴尬，生存的艰难。他的失败感来自内心深处，他觉得，他的做人、作文都是失败的。无论干什么事都是磕磕绊绊的，没有一帆风顺过，没有成功过；别人付出一份力气能得到的，他付出十份力气也得不到。他的对立面并非是给他难堪的安丽或其他人，他的对立面是无形的，是强大的，是一种叫做命运的东西。命运故意给他出难题。他门前的槛特别高，他不止一次地品尝迈过去的艰难。刘婷将头发绾住之后，坐在了他跟前。刘婷说：“这样的女人就该打。”他说：“我们是借住人家的房子。”刘婷说：“借住？借住她的房子，就不打招呼进来了？她就骂人？想欺负我？没门儿。走，找她去算账。”他说：“算了吧，江浩是一片好意。”刘婷说：“我们就睡在寥天地里去，也不能让人欺负。”刘婷还在生气，他摁灭了烟，想安慰一下刘婷，却找不出恰当的言辞来。刘婷摇摇头，示意他什么也不要说。刘婷抱住了他。两个人抱在一起，默默地坐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