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着国家银行字样的信头。几乎可以肯定，这些信笺是一八七八年十二月从国家银行尤罗阿分行拿来的。共有四十五页，中等大小（大约8英寸×10英寸）。上端有孔，那是当初粗略地装订到一起时留下的。信纸很脏。
这些信笺记述了他最初与警察的关系，包括他被指控具有“异性装扮癖”。对奎恩家族的回忆，移居埃维内尔镇。宣称其父因偷盗默里家的小母牛而被捕是一桩冤案。详细叙述现存贝纳拉历史学会的饰带的来龙去脉。约翰·凯利之死。
我十二岁那年，父亲去世。我深知在谎言和沉默中长大是什么滋味儿。亲爱的女儿，你现在年龄太小，对我写下的这些东西，一个字也不懂。然而，这是我留给你的历史，没有一句谎言。倘若我对你说了假话，我将会在地狱里被烈火烧成灰烬。
上帝希望我活着看到你读这部历史，并且亲眼看到你终于认识到我们可怜的爱尔兰人曾经遭受了那么多苦难和不公，看到你惊讶得目瞪口呆。对于你，那些事情古怪、陌生、闻所未闻。我现在讲给你听的这些残酷的刑罚、粗野的行为，仿佛来自远古时代。
你的祖父是个沉默寡言、不愿意抛头露面的人。他被从家乡提波拉瑞[5]流放到范迪门地[6]，关进监狱。但是，他从来没有提起过在监狱里遭受了怎样的苦难。结束了非人的折磨之后，他终于获释，远渡重洋来到维多利亚殖民地[7]。那时候，他三十岁，满头红发，一脸雀斑，总爱眯着一双眼睛看太阳。我父亲曾经发誓，绝不再和法院打交道。因此在墨尔本看见满大街警察的时候，他觉得比看见苍蝇还难受。他步行二十八英里，来到一座名叫唐尼布鲁克的小镇。就在那时，或者在那以后不久，他认识了我的母亲——艾伦·奎恩。你的祖母那时候十八岁，黑头发，很苗条，非常漂亮，骑着一匹马。她也许是你祖父见过的最美的姑娘，可也是命运之神给“红发凯利”挖下的一个“陷阱”。她是奎恩家族的成员，而警察从来不会放过奎恩家族任何一个人。
我对母亲最早的记忆是，她一边往一个碗里打鸡蛋，一边哭着说，十五岁的舅舅吉米·奎恩被警察抓了起来。我不知道那天爸爸上哪儿去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姐姐安妮不在家。那时，我才三岁，趁母亲抹眼泪的当儿，我用小勺舀甜丝丝的黄颜色面糊吃。屋顶漏雨，雨水滴在炉灶上，发出咝咝的响声。
母亲用一块平纹细布包起做好的糕饼。当时你的姑姑玛吉还是个婴儿。你祖母只好把她也包裹起来，然后怀里抱着玛吉，手里提着糕饼，走入雨中。我别无选择，只得跟着母亲向那一溜山坡走去。我至今无法忘记一个又一个暗黄色的水洼。雨丝雨线像针一样扎着我的眼睛。
我们到贝弗里奇警察局的时候，已经湿成落汤鸡，而且毫无疑问，浑身上下散发着浓重的“穷酸味儿”。因为这个原因，或许还有别的原因，警察不准我们进警长办公室。直到现在我都记得，当时我坐在门廊下，把生着冻疮的小手伸到下面的门缝里，手指尖感觉到屋子里炉火令人惬意的温暖。可是，等我们终于被允许进屋的时候，吸引我的已经不再是明亮温暖的炉火，而是办公桌后面坐着的那个五大三粗、双下巴的壮汉。他是英国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是我见过最有权力的人。只要他愿意，他随时都可以把母亲踩到脚底。
“过来！”他说，好像他就是教堂里的一座圣坛。
母亲走了过去。我迈开两条小腿，急急忙忙跟在旁边。她对那个英国人说，她给警长手里的囚犯奎恩烤了一点糕饼，如果现在能送给他，她将感激不尽，因为丈夫不在家，她得赶快回去搅拌奶油，喂猪。
警长说，不能给犯人送什么糕饼。那家伙留着翘八字胡，头皮在日渐稀疏的头发下面闪闪发光。我闻到他身上有一股我从来没有闻到过的香料味儿。
他说：“不经我事先检查，不能给犯人送什么糕饼。”说着他抬起一只软绵绵的、白皙的大手，不耐烦地摆了两下，让母亲把盛糕饼的篮子放到桌子上。他解开那块平纹细布。我发现他的指甲特别干净，就像在碱水里洗过一样。我至今还记得他怎样用苍白的手指，掰碎母亲烤的糕饼。
我最痛恨的不是贫穷，
也不是永无休止的卑躬屈膝，
而是比吸血鬼的盘剥，
更让人心碎的侮辱。
我敢打赌，你一定已经听别人讲过你祖母的故事，讲她怎样在法庭上赢了比尔·福罗斯特，然后在贝纳拉的大街上纵马驰骋。你知道，她绝不是胆小鬼，可眼下她心里清楚，必须管住自己的舌头。她忍气吞声地把被警长掰碎了的、还热乎乎的糕饼包好，又向雨中走去。我大声叫喊，可她好像压根儿就没有听见。我只好拉着她的裙子，穿过泥泞的小院，向一幢房子走去。起初，我以为那是厕所。后来，母亲使劲敲门板，我才意识到那就是关舅舅的地方。舅舅因被指控偷了人家一头眼睛上长了瘤子的小公牛，而被关进这间泥土地、石板墙的牢房里。牢房很小，六英尺见方。牢门紧锁，只有下面有一条大约两英寸的缝隙。母亲只得跪在泥水中，从那条缝隙里塞糕饼。可是塞了半天还是没塞进去。
她哭着说：“上帝帮帮我们！吉米，我们怎么惹他们了？为什么总是这样折磨我们？”
母亲从来不哭，可是那天，她哭得非常伤心。我跑过去紧紧抱住她，吻她。她好像没感到我在跟前，泪水顺着美丽的面颊潸潸流下，包糕饼的平纹细布沾满泥水，她使劲往门缝里塞。
她哭喊着，叫骂着：“上帝帮帮我！我要是个男人，非把那些杂种杀了不可！”她骂了好多粗话、脏话，我无法写给你看。一句话，她恨不得把那些该死的家伙砸得脑浆飞溅。
对于一个小男孩儿，听母亲这样恶毒地诅咒，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不过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两天以后我爸爸回来了，她又把这些话向他说了一遍，我才明白她有多么固执。
“你不知道，你都在说些什么，”他说。
“胆小鬼！”她叫喊着。我堵住耳朵，把脸埋在用面粉口袋做的枕头里。她不肯罢休，继续叫骂。父亲却不敢铤而走险，触犯法律。我真想知道我的双亲真心相爱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
你迟早会看到，你的祖父是个高深莫测的人。他经常心口不一。不过眼下，知道你祖母和警察对他的看法截然不同就够了。我的母亲认为他是个逆来顺受的窝囊废。警察知道他是从范迪门地刑满释放的流放犯，认为他生来就是个罪犯，职业就是犯罪，婚姻也改变不了他的本性。他们经常来察看我们家养的牛马身上的烙印，还用筛子过我们家的面粉，希望找到父亲犯罪的证据。但是，除了耗子屎，他们什么也没有发现。干这些勾当的时候，他们非常认真，好像一心盼望闻到耗子屎的臭味儿。
其实你祖母对警察的态度也不像你想象得那么不友好。虽然单听她的“宣言”，她恨不得把他们统统杀死。但是，在这些“英雄壮举”付诸实施之前，让她跟他们一起喝杯酒，开个玩笑，她也不会拒绝。有个警长，名叫奥尼尔，母亲对他比对别的警察友好些。我现在讲的是后来的事情。那时候，我大概已经九岁，妹妹凯特刚刚出生。虽然父亲按契约被打发到外地给人家打工，但是我们那间小茅屋还是拥挤不堪。母亲用破布缝缀成一个个帘子，然后挂起来当墙。六个孩子就睡在这些帘子隔成的“迷宫”里。我们一年四季似乎都生活在一个挂满破衣服的橱柜之中。
奥尼尔警官来过我们这个由道道“帷幔”组成的暗影重重的世界。他满头白发，总是被梳得溜光，就像要去参加舞会的姑娘。他对我们这几个孩子非常友好，出事儿那天晚上还送给我一支铅笔。那时候，我们在学校写字用的都是石板、石笔，还从来没用过铅笔。所以警官给我削铅笔的时候，闻着松木的清香，看着黑油油的笔芯，我非常高兴。他对我像父亲一样慈爱，把我抱到桌子那边，还在我脸前放了一张纸。姐姐安妮比我大一岁。奥尼尔没有送她礼物，这是后话。
我在那张纸上全神贯注地写字母，母亲和奥尼尔警官坐在桌子那头。他从怀里掏出一个银白色酒瓶的时候，我一点儿也没注意，更没有注意安妮、詹姆、玛吉和丹。我写完大写字母之后，又写小写字母。当时我的精神那么集中，母亲说话的声音好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
“请你离开我的家！”
我抬起头，看见奥尼尔警官一只手捂着脸颊。他满脸通红，一定挨了母亲一个耳光。
“滚出去！”母亲扯开嗓门儿叫喊着。我们早已习惯了她这种爱尔兰人的脾气。
“艾伦，冷静点儿，我对你一丁点儿恶意也没有。”
“滚出去！”母亲叫喊着。
警官的声音变得严厉起来。“艾伦，”他说，“对一位警官，你可不能这样说话。”
警官的话越发像火上浇油，母亲腾地一下站起身来。“你这个杂种！”她大声叫喊着，“如果我丈夫在家，你就不敢说这种屁话！”
“我再警告你一次，凯利太太。”
母亲抓起警官面前的茶杯，把里面的白兰地泼到泥地上。“把我抓起来，”她的火气越来越大。“把我抓起来呀，你这个胆小鬼！”
小宝宝凯特被她吵醒，哭了起来。詹姆只有四岁，坐在地上玩羊拐。白兰地在他身边飞溅，詹姆吓得一声不吭，忙把骨头扔到地上。我生性勇敢，向母亲那边走去。
“听见你母亲骂我是胆小鬼了吗，老兄？”
我当然不会背叛母亲。我绕到桌子那边，紧挨母亲站着。“你忙着写字母呢，内德？”警官说。
我抓住母亲的手，她伸出胳膊搂着我的肩膀。
“你是个正在上学的学生，对吗？”他问我。
我说：“是的。”
“那么，你就该知道胆小鬼的历史。”
我疑惑不解，摇了摇头。
奥尼尔猛地站起身来，齐膝高的警靴闪闪发光。他说：“那就让我教教你，年轻人。”
“别，”母亲说。她的态度大变。“求求你，别！”
刚才，奥尼尔还是一副焦急不安的样子，现在却变得神气活现了。“哦，是的，”他说，“每一个孩子都应该知道自己的历史，这很重要。”
母亲从我的手里抽出她那只手，向前走了几步。那个北爱尔兰人钻进第一道“大幕”，在我们那间四处垂帘、八面来风的破屋子里，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他甚至拍了拍丹的小脑袋。母亲吓得面色苍白，仿佛凝冻了一般。“求求你，凯文。”
奥尼尔开始讲他的故事。我们只得安静下来，老老实实地听着。他就有这种威慑别人的本事。他的故事说的是，从提波拉瑞来的“某某人”或者“一个我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因为地主依法不再租给佃户土地而怀恨在心，于是这个“某某人”和几个伙伴合谋要杀死地主。
“对不起，”母亲说，“我已经道过歉了。”
奥尼尔警官充满讽刺意味地鞠了一躬，毫不留情地继续讲他的故事。“某某人”起初给地主写了一封恐吓信。地主没有理睬，还是从佃户手里收回了土地。一天深夜，“某某人”在一座小教堂召集他的同伙开了个秘密会议。他们用圣坛上的高脚杯喝威士忌，手按在《圣经》上发誓。然后，他对大伙儿说：“我们既已对天发誓，就是同生共死的兄弟！你们愿意以上帝的名义，完成自己的誓言吗？”大伙儿都说，愿意。于是，他们又一次对天发誓。说完那番亵渎上帝的屁话之后，他们就扛着长枪，打着火把，包围了地主那幢房子。
奥尼尔警官似乎深受这个故事的感染，声音越来越高。他说，地主的孩子们趴在窗口呼喊，哀求那人的宽恕。但是那些暴徒根本不理，一把火烧了那幢房子。从火里逃出来的人被他们用长枪刺死，连怀里抱着孩子的母亲他们也不肯放过。警官不但详细描述了那场暴行的每一个细节，还一五一十地叙述了这伙暴徒如何被逮捕，“某某人”又如何出卖当初被他拉下水的“弟兄们”。我们几个孩子听了都吓得目瞪口呆。“同案犯”都被吊死了。北爱尔兰人——奥尼尔警官让我们想象那会是怎样一幅可怕的情景；还说，关于这个案子的详细情况他一点儿也没有隐瞒。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问道。我们当然没法回答，也不想谈论，更不想听他再讲什么。
“‘某某人’保住了他的命，被流放到范迪门地。”说完这句话，奥尼尔警官便推开门，走进茫茫夜色之中。
母亲默默地坐在桌子旁边，一动不动。警官那匹母马沿着黑暗笼罩的小路一溜儿小跑，蹄声在通往贝弗里奇的山坡上渐渐消失了。我问母亲，谁是“某某人”？她猛地打了我一个耳光，我再也没敢多嘴。后来，我才知道，警长说的“某某人”就是我父亲。
警官的“故事”就像肝吸虫的卵，深深地埋藏在我的记忆之中。随着年龄增长，这条虫子在我心里越钻越深，越长越大。
奥尼尔警官那些话好像夏天快速繁殖的蛆虫，极大地刺激了我这个小男孩儿的想象力。你或许认为，他已经大获全胜，一定会就此罢休。可是，他并不满足，他对我们家的骚扰愈演愈烈，经常在父亲喝多了酒或者已经熟睡的时候，把他从床上拉起来，羞辱一番。他对我也不肯放过，只要在大街上看见我，就要拿我寻开心。
他嘲笑我那身“行头”——光脚，没有外套，总是露着胳膊肘子和膝盖。任何关于我穿着打扮的评论，都让我羞得无地自容。我和朋友们路过警察局的时候，没有一次不被他嘲笑侮辱。我假装糊涂，嘿嘿一笑，因为我明白，倘若为此而生气，甚至流血，那就称了他的心，遂了他的意。
就在奥尼尔警官令人痛恨的统治在我们这一带延续的期间，传来一个消息：福斯特大牧场的拉塞尔先生要卖一大群小公牛和小母牛，还有一头很出名的种牛。拉塞尔先生说，这头种牛是他当年花五百英镑从英格兰买的。贝弗里奇是个小地方，严格地说，不过是个布局散乱的村庄。这个村庄坐落在墨尔本和墨累河[8]之间一座小山上。那里山路崎岖，赶牛人每每走过，总是骂不绝口。半山腰有一个小酒馆，一个铁匠铺，还有一幢用做拘留所的活动房子，再往西是一座天主教教会办的学校。这座山就连寒冷的风也难以逾越。风刮到这儿总是呼啸着转个弯，向山下我们那座茅屋扑去。路西面的水又咸又苦，不能喝。我们这边的水是甜水，可以饮用，可是人们还是管这地方叫“苦水地”。为了健康的缘故，很少有人来贝弗里奇。
这次交易改变了一切。突然之间来了许多牧场主、买卖牲口的经纪人，甚至还从墨尔本来了个兽医。这些人都在我们家和那座小山中间的沼泽地旁边搭起了帐篷。他们满嘴行话，安顿下来之后，便赌博、喝酒，在通往墨尔本的大路上来来回回纵马驰骋。我们这些男孩子格外高兴，就像来了马戏团，一有空我们就跑到沼泽遍地的岔路口，看那些人的“特技表演”。我和弟弟詹姆每天都大老远地跑到学校看沼泽地附近有没有新搭起的帐篷。我们焦急不安地等待牛群到来，可是直到拍卖前一天傍晚，风儿才送来一阵阵悲凉的叫声——牲口来了！赶牛人正赶着牛群走过一条它们从未涉足的小路。
我对詹姆说：“我要去迎接它们。”
“我也去！”
我们俩顾不得猪和鸡还没有喂，也不在乎山路崎岖、乱石遍地，而且哥儿俩都没有鞋穿——话说回来，我们早已习惯光着脚丫到处乱跑。我拉着詹姆的手，一头钻进玉米地。詹姆说：“会挨揍的。”
“我才不在乎呢！”
“我也不在乎。”
我和詹姆刚跑到长满灯心草的沼泽地，就看见牛群宛如决堤的潮水，从贝弗里奇满眼碧绿的山坡向我们和水源地涌来。那是这个国家闪闪发光的财富。
“天哪！黑人！”詹姆说。
七个赶牛人里五个是黑人。他们骑着马，走在“潮头”，脖子上系着鲜红的围巾，脚上穿着镶三角松紧布的靴子。詹姆说：“他们的靴子真棒！”
我说：“真该死！”
“是该死！”詹姆说。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黑人是下等人里的下等人。可是他们有鞋穿，我们却光着脚。我们边跑边恶狠狠地咒骂，不一会儿就跑到那条通往墨尔本的车辙交错、高低不平的大路。路上，我和詹姆碰见帕奇·莫兰。莫兰十六岁，又瘦又高，但是不管碰到什么情况，我们跑得都比他快。
“等一下，你们这两个小家伙！”
我们不会等帕奇，也不会等别人。大家都呱唧呱唧地跑过到处都是泥泞、水洼的岔路口，向关牲口的大院第一道围栏冲去。莫兰没有对我们的胜利说三道四，而是点着一支香烟，没有燃尽的烟丝闪着红光落到地上。“瞧那几个黑鬼！”他说。
“我们已经看见了。”
一阵马笼头丁零丁零的声音在耳畔响起。我回转头，看见折磨爸爸的那个家伙站在我的身后。奥尼尔警官把拴马镫的皮绳弄得很长，只有伸长脚尖才够得着马镫。这是英国人骑马的时尚。他那匹马有十七手之高[9]，骑在马背上，他以为自己高高在上，非常了不起。可是我们这些男孩，不管是谁，只要有一匹小马驹，就能把他甩到身后，让他望尘莫及。
帕奇·莫兰说：“警长，你看那几个黑鬼。看见他们脚上的靴子了吗，先生？这样的靴子得花多少钱才能买一双？”
奥尼尔没有回答他，而是从马背上俯下身来，看着我。筒状军帽帽舌下，水汪汪的眼睛好像两大滴杜松子酒。“啊，小凯利。”他说。
“你好，警长。”我说。我早已习惯他如何拿我当笑柄，寻思这次他一定会用黑人的靴子借题发挥，讽刺我那双光脚。我连忙说：“他们有一头非常壮实的种牛要卖，听说值五百英镑呢！”
奥尼尔没有理我，笑着说：“我刚才看见你父亲了。”我从他懒洋洋的、拖得很长的声音听出，他一定有比“光脚丫”更能刺痛我的事情要讲。他说：“我刚才看见赖德·凯利了。他穿着裙子，打扮得像个女人，骑着马跑过霍兰牧场。你能想象出那是个什么样子吗？”
暮色渐浓，我看不见警官脸上的表情，但是听得出，他谈兴正浓。帕奇·莫兰笑了起来，可是笑声戛然而止。坐在栏杆上的詹姆低着头，板着脸，凝视着泥地，因为痛苦和疑惑，额头上现出深深的皱纹。朋友们站在我身边，一声不吭。
“不要瞎说，警官。”
“麦克拉斯基先生、维列特先生和我亲眼看见他穿着裙子，裙摆上还绣着一朵朵玫瑰花。你能想象出那情景多么诱人吗？”
“我想象不出，你才想象得出，警官。因为只有你才能干这种事儿！”
“小家伙，当心你那张嘴，听见了吗？你父亲看见我们之后，向大山北面飞马而去。他可以骑马，这是我依法行事给予他的权利。可你知道他为什么走那条路吗？”
“不知道。”
“哦，”警官说，“我想，他是找丈夫服侍他去了。”
我猛地向他扑过去，抓住他的一只靴子，想把他从马背上拉下来。可他哈哈大笑，勒着缰绳让他那匹马原地兜圈子，差点儿把我甩到围栏上摔死。
盼望已久的一天就这样毁在他的手里。我对莫兰说，不想再看黑人表演了。詹姆说，他也不想看了。我们哥俩摸黑回家。一路上，我们没怎么说话，可是心里非常难过。
“母亲会打我们吗，内德？”
“不，她不会。”
母亲当然早就准备好了磨剃刀的皮带。她在我手上抽了三下，在詹姆手上抽了一下。我们一直没把奥尼尔说的话告诉她。
我一直怀疑自己是否有勇气向爸爸讲奥尼尔造的这些谣言。不过，不管有没有勇气，我都失掉了这个机会。因为没过多久，他就又去纳瓦拉牧场，给亨利·巴克莱先生那些肥大的美丽奴羊剪羊毛去了。虽然正值春季，他本来应该在自己家的地里忙活，可是为了养家口，还得出去干活儿。结果，在去纳瓦拉的路上他差点送了命。
悉尼有个剽悍、凶猛的黑人，名叫瓦拉古尔。他把各部落残余的土著人召集到一起，组成一支队伍。父亲从来没有得罪过瓦拉古尔，可是快到墨累河附近的巴纳瓦沙时，丛林里长矛像雨点似的向他飞来。他那头驴在他身边倒下了，当场死亡。父亲从压在鞍具下面的枪套里抽出短筒马枪，用所剩无几的弹药还击，把瓦拉古尔匪帮挡在丛林里，好不容易熬到天黑，才退到一座废弃的茅屋里。他把门窗从里面堵好，以为平安无事了，没成想第二天早晨，天刚亮他就被什么惊醒了。
原来房顶已经被火点着。黑人们叫喊着，将茅屋团团围住。
父亲把最后几粒子弹射向从原木之间的缝隙向他张望的黑人之后，只能等死。黑人的长矛从一条条缝隙中向他捅过来，他开始祈祷。这时，着了火的房顶已经开始坍塌。父亲突然停止祈祷。千钧一发之际，他意识到长矛只是从前面刺过来的，于是悄悄搬开堵在后窗上的隔板。果然，后面无人把守，黑人都守在木屋前面。他爬出窗户，从下风方向逃走，在一个树洞里整整藏了两天。后来，亨利·巴克莱先生发现父亲，终于把他送到纳瓦拉牧场。
就在父亲为活命殊死搏斗的时候，奥尼尔警官给他造的谣言在天主教学校里不胫而走。传播谣言的人是帕奇·莫兰。
我向他发出警告：“你再说一次，我就用鞭子抽你！”
帕奇比我足足高出一头，哑嗓子叫起来像个大人。他说：“你算什么东西，敢对我发号施令！”
他边说边朝我的太阳穴打了一拳，我倒了下来。
我挣扎着站起来，直盯盯地看着他。他又朝我猛击一拳，打得我两眼直冒金花。我弯下腰，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他骂我是胆小鬼，老子也是胆小鬼。他好像是一个满脸疙瘩、浑身汗毛的巨人，一口就要把我吃掉。胡椒树下是一块寸草不生的空地，我就在那块空地上和他搏斗。也许因为运气好，也许因为我更灵活，我猛地抓住他脏兮兮的脖颈，然后把他摔倒在那块到处都是树根和沙砾的空地上。他倒下去的时候大声叫喊着，又踢又打，和我滚在一起。我觉得脊背被什么东西叮了一口，我一个鲤鱼打挺，把他压在身下。一只犬蚁爬在他的脖子上。
我不松手，就连第二次被犬蚁猛叮的时候，也不肯松手。哦，但愿你一辈子也不要被犬蚁叮咬。那玩意儿比任何黄蜂、蜜蜂都厉害得多。帕奇叫喊着，咒骂着，哀求着。我把他的两只肩膀紧紧按在地上。他拼命挣扎，犬蚁被惹恼了，越发狠咬起来。
“收回你那些屁话！”
他嚎叫着，鼻涕流过了嘴唇。
“收回你那些屁话！”
他说，不能收回，可是最终还是忍受不了钻心的疼痛，大声叫喊道：“真该死，你真该死！我收回！”教会派来的老师赫恩听见了他那些亵渎上帝的话。站在教室门口的十六个学生也都听得一清二楚。谁也没有说话，大家都静悄悄地站着，看帕奇·莫兰飞快地脱掉衬衫和裤子，使劲抖落趴在上面的犬蚁。女孩子们也把他的“阴暗之地”尽收眼底。
因为被犬蚁叮了许多包，我生了一场病，但是从那以后，没有人再敢说我父亲一个“不”字。
我以为我的问题就此解决，苦水地又成了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我想象不出世界上还有更肥沃的土壤或者更加漂亮的树木——我们这儿的树因为一年四季大风不断，都长得弯弯曲曲的。我经常到沼泽地玩，在那里能捉到鳗鱼，拣到鸟蛋，还能看到盾鳞棘背蛇[10]，我们总想把它们赶到去墨尔本的那条路上。一个温暖的、清露莹莹的早晨，我去找几条蚯蚓，看见妹妹坐在一个锥形石堆上，这个石堆由棕黄色的、表面上有麻点儿的石头堆积而成。这种石头是古老的火山喷发出的岩浆形成的，在贝弗里奇平原上随处可见。父亲经常让我们把整理土地挖出来的石头堆到一起。这一堆石头就堆在我们家后门旁边那块大鳍蓟地里。玛吉听说蓟的乳汁可以去掉疣，就经常来这儿，采蓟的叶子，往疣上挤白色的“乳汁”。石堆便成了她的“宝座”。这天，她让我帮她往胳膊肘子后面她够不着的地方挤。
我非常喜欢玛吉，她是我宠爱的妹妹。我们俩的关系简直可以说“坚如磐石”。我把装在瓶子里的蚯蚓放下，把洁白的“乳汁”挤到她那几个疣上面。玛吉说，她发现了一样我不愿看到的东西。
“什么东西？”
“把这几块石头搬开。”
“我搬开过。”
“你最好再搬开看看。”
玛吉帮我把八块石头推到一边，我发现下面的土好像刚刚被人翻过。
“这儿埋着死人？”
“不是。”
她从茂密的蓟里拿出一把断柄破铁锹。
我从她手里接过铁锹挖了起来，不一会儿就发现一样大约三英尺长、二英尺宽的又硬又黑的东西。那玩意儿还深深地埋在土里，我撬了半天才把它弄出来，原来是一个破旧的铁皮箱子。就在这个箱子里，我发现了那件永远不想看见的东西。
那是一条女人穿的裙子，很脏，裙子下摆绣的正是奥尼尔警官说的那种玫瑰花，还有几个面具，上面粘着羽毛，抹着红颜料，我没太看清。一看见那条裙子，我就急火攻心，气不打一处来。
听见姐姐安妮喊我们，我连忙压低嗓门儿对玛吉说，如果她把我们俩看见的东西说出去，我就杀了她。玛吉十分委屈，一双明亮的黑眼睛满含泪水。
安妮让我去拿柴火。她向这条小路走来，显得烦躁不安，瘦削的肩膀向前倾着，两手反剪放在背后。“你要是不赶快回来干活儿，就别想吃晚饭。”
我劈了一堆木柴，抱到那块大鳍蓟地，在石头上面架起木柴。
“你要干什么？你知道，不能这么干！”安妮说。
话虽这么说，我跟她要火柴的时候，她还是没有拒绝。安妮总是胆小怕事，我烧箱子里那些破烂玩意儿的时候，她躲在门廊里远远地看着。她再走过来的时候，我正把最后几块破布扔进熊熊燃烧的火焰之中。
她问我烧什么？我没有作声。其实我们都心照不宣。奥尼尔的故事给我们家的孩子带来了太多的伤害。
安妮说：“你最好把那个箱子再埋到石头下面。”那时候，她才十一岁，瘦瘦的小脸，一副苦相，嘴角总是紧张地抽动着。她的未来似乎都写在脸上，吉凶祸福，一望便知。
她又催我赶快把箱子藏起来。我把箱子拖到后院，藏到马圈的栏杆下面。
“这样不行。”
我把箱子从一堆堆马粪中间推过去，一直推到马圈中间。
“你会挨打的。”她说。
我从来没有怀疑，我要为这件事情遭到比挨打还要糟糕的惩罚。三天后，父亲骑着马缓步而行，出现在门前那条小路上。我等待着，心里明白，就像鸡蛋一定会孵出小鸡一样，这一回逃不脱父亲的严厉惩罚。
起初，他没有发现那个箱子。他先到玉米地里看了看庄稼，显然为自己不但逃脱长矛和大火的袭击，而且口袋里装着钱而沾沾自喜。后来，他终于发现自己的秘密已经大白于天下。孩子们围着他，让他赶快下马。他默默地凝视着那个黑箱子，眼睑虚肿，眼睛显得很小。
“你母亲上哪儿去了？”
“小凯特病了，母亲带她到瓦尔兰看医生去了。”
父亲翻身下马，把鞍具和行囊拿到茅屋。我站在门口等待受罚。可是，他连看也没看我，不一会儿就到小酒店喝酒去了。
我戳穿了父亲的秘密。他仿佛被峡谷里滚滚而来的河水裹挟而去，永远失去了在我心目中崇高的地位，甚至连他本该有的位置也已不复存在。自从挖出那个箱子，我的脑海里一直浮现着他满脸红胡子，两条粗壮的胳膊，雀斑点点的皮肤……一句话，一个大男人紧绷绷地套着一条裙子那副令人作呕的样子。
在那之前，只要有可能，我总是和他形影不离。在丛林里，他教我如何打猎，教我如何把毯子牢牢地捆在马鞍上，还教我使用木工的刨子，教我用灌木蝇[11]和一条生牛皮钓鱼的技巧。这些东西像一棵大树年轮上黑色的斑点，伴随我一天天长大。
我不知道母亲是否知道那口箱子里曾经藏过什么。她对它视而不见，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就把它扔在尘土飞扬的马圈中间。下雨天，箱子里积了雨水，马就跑过去从里面喝水。
一个富人赶着轻便马车从我们家门前走过，或许会看到扔在院子里的这个铁皮箱，看见棚屋顶上长了一颗南瓜秧，但他永远不会想到，父亲生下的这一大堆孩子，挤在布帘子后面，呼吸着同样污浊的空气，毫无顾忌地打呼噜、放屁，就像一窝刚生下的小猪。
我一直告诉自己，父母谈事儿的时候不要伸长耳朵听。可是自从挖出那口箱子，我经常半夜三更偷听他们说话。
关于我发现的那条裙子，他们只字未提。我只是听见他们压低嗓门儿谈土地的事情，特别是一八六二年颁布的《达菲[12]土地法》。根据这项法案，每个男人或者寡妇都可以选择一块五十到六百四十英亩的土地，每英亩一英镑；确定之后支付一部分款项，其余部分分八年还清。母亲想买，可是父亲坚决反对。他说，查尔斯·加万·达菲是一番好意，可他也是个傻瓜，这样做只能使穷人背上一辈子也还不清的债。后来的事实证明，爸爸说得没错。可是母亲责备爸爸是个胆小鬼的时候，我好像也出了一口气。她说，只有傻瓜才像爸爸那样种二十英亩地。我心里想，是的，老爹一定是个大傻瓜！
关于《达菲土地法》的争论简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母亲希望她的家族能支持自己。现在，他们是我们的邻居。可是等地买好之后，他们就要到东北部很远的地方了。
奎恩家在金河岸边的格棱莫瑞买了一千英亩土地。他们是爱尔兰人，热爱土地，喜欢骏马。过去的艰难很快就抛诸脑后。奎恩家的女人来我们家做客的时候，带着奶油苏打面包和土地测量员的地图。男人们个个五大三粗，做事不计后果，想骂就骂，想唱就唱，看见谁不顺眼就找茬打架，喜欢骑自己根本就买不起的纯种马。舅舅吉米·奎恩像一匹受尽折磨的马，眼里闪着吓人的凶光，奎恩家的人如果看见那条裙子，一定会把父亲扔到井里。在买地的问题上他们软硬兼施，终于说服父亲变卖了在贝弗里奇所有值钱的东西，凑了八十英镑。
可爸爸拿到现金之后，觉得把这样大的一笔钱交给政府，简直无法忍受。新主人来接收家产时，他借了一辆大车，我们一家人便搬到了埃维内尔郊区。我们在那儿租了一块地。就这样，我母亲的兄弟姐妹去格棱莫瑞开垦那一千英亩处女地的时候，父亲把我们带到六十英里之外一个英国势利小人盘踞的地方。让母亲无法容忍的是，他喝酒，交租金，没过多久就把八十英镑花了个精光。我是他的亲骨肉，他一定觉得我在远离他。可是他太骄傲，不想再把我“争取”过来。
失去买地的好机会成了我们家经常的话题。母亲没完没了地唠叨，爸爸稳稳当当地坐在椅子里，一言不发，只是摸他那只大黑猫的肚子。有一天晚上，他突然打破了沉默。
“你们家的人还不错。”他说。
“你要是想说他们的坏话，趁早住嘴！”
“哦，我对他们能有什么意见？”
“当然不应该有，他们没有对不住你的地方。”
“我相信他们买的地会有收获。石头多也没什么关系，反正他们的地和我们租的这块地并非紧紧相连，艾伦。”
“我们这块地除了该死的袋貂，什么活物也没有！”
“不产牛肉，那倒是真的。”
“连羊肉也没有。”
“但是你发现没有？这儿没有警察。这倒是真的，挺有趣。我正纳闷这是怎么回事儿呢？你想过没有，你们家的人在格棱莫瑞也会这么走运吗？”
“哦，别跟我说这个！”
“你应该同意我的看法。奎恩家像兔子的内脏吸引苍蝇一样，吸引那些警察。”
母亲叫了起来，一个盘子或者一个杯子摔到了地上。
“听我说，艾伦，”爸爸说，“我知道你根本就看不上这个小农庄。可我宁愿死也不愿意被警察送进监狱。”
“你这种笨蛋，没人想把你送进监狱！”
“这可是你说的。”
“是我说的，”母亲叫喊着，越发提高了声音，“你疯了吗？”
“你知道警察为什么想找我的麻烦吗？”
“你十五年前就是自由人了。他们不会把你再抓进去。”
“实话说，是奎恩家的人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哦，你这个该死的家伙！”
母亲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睡在帘子尽头的玛吉也呜呜咽咽地哭着。母亲说，爸爸宁愿让孩子们挨饿，也不敢冒险。睡在我身边的詹姆用枕头堵住了耳朵。
埃维内尔的土地非常肥沃，可是遇到大旱，颗粒无收，日子越来越艰难。我是大儿子，我想，我应该为这个家做点什么了。
我们那块地既没有水塘，也没有泉水，每天我都得把母牛赶到休斯湾去饮水。风调雨顺的年份，这里风景秀丽，可是大旱之年，水湾变成一个个浑浊的水坑。默里先生家的小母牛“哞哞哞”地叫着，走过干涸的河床。我饿得要命，听见牛叫，就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从来没有杀过比公鸡大的东西，可是看见黑莓丛中小母牛修长的身影，便觉得一切都不在话下了。它虽然眼睛有点野性，可还是一头驯养得不错的赫里福德牛[13]，皮毛油光水滑。后来听说，默里先生在它身上花了不少钱，总是给它开“小灶”，好草好料喂着它。这话不假，因为默里先生的牧场居然有五百英亩大，可是，久旱无雨，满目枯黄，他家的牲口都跑到了公路边上，啃食任何有一点点营养的东西。我引诱小母牛走过河湾，进人金合欢树丛。树丛中间有一片空地。它不喜欢套在脖子上的那根绳索，尥着蹶子，拼命挣扎，要不是我绑住它的后腿，又把它拴在一棵金合欢树上，它非得伤了自己不可。小母牛发出可怕的叫声。很快，我就把它结结实实地捆绑起来，像捆一只鸡一样。那一刻，我一点儿怜悯之心也没有。手头没有刀，我只得跑过灌木丛，回家去取。母亲在家，正用泥和草堵石板间的缝隙。我从她眼皮子底下拿走一把刀，她也没有发现。
她说：“默里家的牛跑到水湾去了。”
“你一定弄错了。”
“我从这儿就能听见它的叫声。”
我说：“我去看看，然后再告诉你到底怎么回事儿。”
这年，我学会了如何干净利索地杀牛，剥皮，在太阳下面把皮子晒干。可是第一次杀牛的时候，我连动脉也找不着。我相信，你已经知道，别无选择的时候，我杀过人。那时候，我像战场上的战士，并无内疚之感。但是如果有一条法律判定杀牛有罪，我一定“认罪伏法”。你就可以头戴黑色法官帽，判我有罪。因为我杀那头小母牛杀得那么糟糕，至今都感到遗憾。
等它终于倒下去的时候，它的脖颈已经被我切割得一塌糊涂。我永远忘不了它眼睛里的恐惧。
就在这时，母亲找到了我。看见那头可怜的小牛躺在地上，我的头发和衬衣沾满血迹，她半晌说不出话来。
“这回有牛肉吃了，”我说，“这头小牛够我们受用一阵子了。”
可是，话虽这么说，我心里却七上八下的。母亲从我手里拿走那把血淋淋的刀。我非常高兴，因为对屠宰一无所知，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又不想让操刀切肉的“特权”落到别人手里。母亲拉着我血淋淋的手，领我走过尘土飞扬的牧场，回到我们那座茅屋。把狗拴好之后，她用水和肥皂给我洗身上的血迹，一边洗，一边骂，说我是个非常坏的孩子，她非常生气，等等。不过，她责骂我是为了让弟弟妹妹们学好。他们正站在门口听着，并且从原木缝隙里偷偷地往里看。母亲轻轻地擦拭我身上的血迹。我知道，她心里其实很高兴。
爸爸还没有翻身下马，安妮就把我干的这桩事告诉了他。他刚给英国人送奶油回来，这差事总让他发脾气。安妮领他看过我杀死的那头小母牛之后，他用皮带狠狠地抽了我一顿。我的腿上至今还有那天挨打留下的伤疤。天黑之后，他打着灯笼来到河湾，把小母牛剥了皮，分成四大块，每次扛一块，穿过牧场送回家，然后烧掉牛头，挂起牛皮，把打着默里家烙印的地方挖掉。这样一来，人们就没有证据指控我们家偷默里的牛了。他把暂且吃不掉的肉撒上盐，放在一只大桶里，剩下的让母亲马上煮熟。
这当儿，安妮一直不和我说话，连玛吉也躲着我。可是，不说话也好，躲着我也罢，夜里吃牛肉的时候她们一个也没落下。我注意到，不只是几个弟弟高兴得要命，吃得满嘴流油，其他人也都心满意足。
两天后，我因为忘了拿家庭作业，吃午饭时只得回家去取。还没进院，就看见胡椒树下拴着一匹以前没有见过的栗色母马。马鞍下面的褥垫上用银线绣着两个字母VR，那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缩写。我知道警察来了。我走进棚屋，一眼就看见父亲坐在他平常坐的那张椅子上，一个个子细高、金黄色头发的警察，把那张牛皮铺在桌子上。
“过来，约翰，”名叫多克西的警察把手伸到那个窟窿里——那曾经是打烙印的地方。“约翰，我们知道，这个窟窿是怎么回事儿。”
“你也看到了，”爸爸说，“我杀了一头母牛，用生牛皮做了鞭子。”
“你做了一条鞭子？”
“没错儿，”爸爸说，但是没有再做解释或者表示不同意见。
“那么，好人儿，约翰，你能让我看看那条鞭子吗？”父亲什么也没说，也没动，只是用一双浮肿的眼睛凝视着警察。
“你也许压根儿就没做什么皮鞭。”
“哦，一定是让我给弄丢了。”
“是吗？弄丢了？”
“好吧，我找到之后给你送去。”
“这个窟窿更像是打烙印的地方，约翰。你是不是把默里先生家的烙印给挖掉了？”
“没有，我是做了一条皮鞭。”
“你知道《乔治四世法典》第二十九款第七条和第八条吗？”
“不知道。”
“约翰，那是两条法律。根据这两条法律，如果你偷了邻居家的小母牛，就得坐牢。你要是想拿条鞭子让我瞧瞧，可以。不过做鞭子的皮子必须严丝合缝地堵上这个窟窿，否则你就非去拘留所不可了。我们阿维内尔不能让爱尔兰贼存在。”
“我不能忍受监狱的生活。”父亲一字一顿地说，就像说他不喜欢球芽橄榄一样。
“那就是你的耻辱了。”多克西一边说一边朝他走过去。
“事儿是我干的！”我挺身而出。
我抓住多克西黑色的武装带。他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
“你是个好孩子，吉姆。”
“我叫内德，事儿是我干的。”
警察问父亲：“是这样吗？”
父亲一动不动，什么也不说，像被人使了定身法。
我转过脸看着多克西，让他逮捕我。他一边笑，一边摸着我的头，那笑容傻乎乎的，又有点伤感。
“收拾东西，约翰，”他对父亲说，“你可以带一条毯子、一个杯子和一个勺子。”
“是我干的，”我说，“那个烙印是两个M。那条小母牛是我用一把切肉刀杀的。”
“住嘴！”父亲说，一双眼睛又有了活气儿，露出愤怒的光芒。“闭上你那张嘴，快上学去！”
就这样，我眼巴巴地看着父亲被多克西带走，一双手铐在多克西那匹母马的马镫上。
父亲被抓起来之前，我们凯利家的孩子们上学时走的都是沿河湾那条路。现在，我们走一条新路。这条路穿过警察的牧场，拘留所就在那儿。除了拘留所那道栅栏，这座牧场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只有一座白草萋萋的小土丘，那标示着多克西那匹母马的坟墓。不过就连这样凄凉的景色，父亲也看不见，因为拘留所四堵高墙连一扇窗户也没有。起初，我们朝他大声喊叫，可是永远听不见父亲的回答，最后只好作罢。只有詹姆不甘心，他像一条狗一样围着拘留所转来转去，用手拍打冰凉的墙壁。
我每天夜晚都梦见父亲坐在我的床头，一双浮肿的眼睛默默地凝视着我，脸上布满了刀痕。
我深感愧疚，没有父亲的生活其实在许多方面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快乐，不过我永远不会承认这种感觉。直到他那只老公猫走失之后，我才对母亲坦率地说，猫丢了，我打心眼里高兴。
不要误解我的意思。事实上父亲被抓走之后，家里的日子艰难了许多。地主没有给那块地提供像样的篱笆。为了不让我们那几头母牛走失，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不得不修一道长二英里的围栏把那座小小的牧场围起来。只有这样，我们养的牲畜才能避免罚款——一头母牛五先令、一头猪三先令。
这笔钱我们家绝对支付不起。母亲又要生孩子了。她总是累得疲惫不堪，但是对孩子们的态度比以前温柔多了。晚上，她常常把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叫到身边，给我们讲故事，读诗歌。过去，爸爸出去给人家剪羊毛、做合同工的时候，她从来没有给我们讲过故事。可是现在我们才发现，她的记忆之中有那么丰富的宝藏。她知道康纳尔王[14]、狄德瑞尔、梅布迪、库丘林[15]的故事。我仿佛至今仍看见库丘林勇敢地走上战车，战车上刀枪林立，还挂着许多绳索、圈、环。
南风吹过我们那幢茅屋，寒风吹得我头痛。不过，我记得最清楚的不是寒冷，而是摇曳不定的烛光。金黄色的光照着母亲的面颊和她那双乌黑的大眼睛。她目光凶狠，就像一只勇敢的母猫在保护一窝没有父亲的小崽儿。她给我们讲的那些故乡的故事里有许多刚烈女子，这些女人满腔热血，一身侠骨，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敢把国王拉到自己的婚床上。可是在阿维内尔，她们被叫作“爱尔兰垃圾”。
母亲的肚子越来越大。几个男孩子和她一起在菜园里干活儿。这里的土质本来就不错，我们精耕细作，要把它改造得更肥沃。第一个冬天，家里可吃的东西只有欧洲萝卜和土豆。为了保住那几头奶牛，我们不得不卖掉马车和两匹马。奶牛每天倒是能产两磅奶油，但是一家大小谁都舍不得吃。我们的面包上只能抹点猪油。詹姆和我步行到镇子里送奶油，来回都要路过关父亲的拘留所，不过我们已经不再喊他。每天我都盼望夜幕降临，盼望母亲的故事给我们带来快乐。
一八六五年八月五日，天已大黑，我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回家。已经下了一个星期的雨，河湾里河水咆哮，因此走到家门口，我才听见母亲的哭喊声。我顺手操起一把铁锹，推开房门，发现母亲躺在泥地上。看见来人是我，她挣扎着坐起来，解释道，她要生孩子了。碰巧霍布斯湾也有个女人生孩子，附近唯一的接生婆给她接生去了。母亲只好打发玛吉去默里家借了一匹马，去请梅大夫。她已经去了两个小时，还没回来。母亲肚子痛得要命，又担心玛吉从马背上摔下来，或者过河湾时被洪水冲走。
安妮年纪最大，可是一到关键时刻就紧张，现在又得了胃痉挛。母亲生孩子的时候，她就在旁边。不过，不是照顾母亲，而是对着一个盆子大声呕吐。我把母亲扶上床。所谓的床不过是两棵插在墙里的树干，中间绷着麻袋片。她以为宝贝女儿玛吉死了，还在号啕大哭。那年，詹姆七岁，丹只有四岁，看见母亲痛苦万分，他们都不知道如何是好。
随后的几个小时里，她既得不到安慰，也得不到怜悯，只能指挥我在桌子上铺了一床被子。她爬上去之后，让我们都站到帘子后面。丹叫喊起来。母亲原来打算躺下，但是桌子太短。小詹姆想帮忙，她不让他添乱，只是让我过去抓住她的手，自己慢慢蹲好。这张桌子有一条腿早已松动，爸爸没有及时修理。只有一支蜡烛，屋子里一片昏暗，但是看得见母亲疼痛难忍。我无法减轻她的痛苦，心里非常难受。她要水，可是不让我去取。她骂我是个傻瓜，骂爸爸抛弃了她。这当儿，我们一直盼望医生快来，可是除了雨点打在树皮屋顶上的沙沙声和休斯湾洪水暴发的隆隆声之外，什么响声也没有，甚至连蟆口鸱的叫声也听不见。
那个漫漫长夜，我一直守在母亲身边。她的哭喊声、叫骂声越来越厉害。后来，丹和詹姆都睡了。
大约凌晨四点，母亲又一次从桌子上爬起来。我想，小宝宝终于要生了。母亲骂我，不让我看。不一会儿，屋子里就响起像小羊羔咩咩叫似的哭声。小妹妹已经来到这个世界。母亲让我赶快到她的针线盒里取那把最好的剪刀，然后放在炉火上烧一下。我按她的吩咐把剪刀烧了一会儿。
我听见她在桌子上扭动着，发出痛苦的呻吟，然后温柔地说：“好了，过来看看这个小姑娘。”
母亲坐在桌子上，把你的格雷斯姑姑送到我面前。她像刚生下来的小马驹、小牛犊一样，大睁着一双眼睛，又白又嫩的皮肤上沾着血迹，生活的苦难还没有落到她身上。
“剪断，”母亲说，“剪断！”
“剪哪儿？”我问道。
“剪！”她说。我看见脐带仿佛一串珍珠从小妹妹的肚子通往一片黑暗。我闭上眼睛，旧剪刀刚嘎吱嘎吱地剪住脐带，玛吉就领着梅大夫走进我们那幢茅屋。他看见一个十一岁的爱尔兰男孩正在帮助母亲给小妹妹剪断脐带，看见没有铺地板的泥地，看见烟火熏黑的剪刀，还看见从帘子后面探出脑袋张望的吓坏了的孩子们。他觉得这都是饶舌的好资料，于是，埃维内尔学校很快便盛传开我看见过母亲的光屁股。
那个老酒鬼用听诊器给小妹妹听了一下，又把她交给我，便去照看母亲。“别把她摔了，小伙子。”他说。我把小宝宝抱在怀里，她的眼睛清澈明亮，没有丝毫烦恼，直盯盯地望着我的脸。我非常喜欢她，好像她是我的孩子。
医生看完母亲之后，已是黎明，灰蒙蒙的晨光照亮我们那间破破烂烂的小屋。世界又显得明亮、新鲜。我的心充满快乐。
她说：“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一会儿再去。”
“现在就去。”
但我不想离开刚刚生下的小妹妹。她那柔软的、绒毛似的黑头发，又白又嫩的皮肤，在这间没有地板的茅屋里闪着微光。“去告诉你爸爸，他又多了个小女儿。”
于是，医生骑着马，沿着那条崎岖不平的小路缓步而去的时候，我抄近道走过雨水打湿的蓑草，去拘留所向父亲通报这个消息。警察的牧场薄雾低垂，在关押父亲的那座孤零零的监狱四周缭绕。我向原木筑成的高墙走去。原木总是潮乎乎的，覆盖着绿色的苔藓和霉菌，在雨水中散发出狗屎般的臭味儿。
“母亲又给你生了个女儿。”我大声叫喊着。
喜鹊唧唧喳喳叫着，吸蜜小鹦鹉在桉树枝头戏嬉，发出刺耳的叫声。拘留所的高墙后面寂然无声。
“她的名字叫格雷斯。”
监狱寂静得像一座坟墓。后来，我突然从眼角看到什么东西在动。原来是爸爸那只大公猫，它正站在埋葬那匹母马的土堆上，一双黄眼睛直盯盯地看着我，然后弓起腰，甩了两下尾巴，似乎我只是一只知更鸟或者金翅雀。我朝它扔了一块石子，便回家看小妹妹去了。
埃维内尔学校所有的学生都听说了我在母亲生孩子时扮演的角色。他们从来不敢对我说三道四，但是伊丽莎·玛顿对安妮说的一番话，把她搞得十分沮丧。学校里的学生对我们的了解仅限于：内德·凯利经常拼错单词，没靴子穿；玛吉·凯利长了好几个疣；安妮·凯利的裙子缝了又补、补了又缝，皱皱巴巴的就像老头的袜子。他们还知道我们的父亲在坐牢。每天上学的时候，他们都从阿文先生那儿听到如下的教诲：爱尔兰人连牲口都不如。
阿文个子不高，大脑袋，窄肩膀，一双眼睛亮光闪闪，自我感觉良好，从来不把我放在眼里。整整过了一年，直到九月，他才指定我当班长。因为别无选择，所有叫英国名字的同学都已经轮了一遍。现在我已经想不起来，为什么那时候我把这差事看得那么重。终于“荣升”班长之后，我发誓要当有史以来最棒的班长。每天早晨我都第一个到校，把白瓷墨水池排成一行，放到储水池旁边，刷洗干净，再放回到每一张课桌放墨水池的槽里。
星期一早晨，我的任务是调制墨水。我爬上阿文先生那张椅子，从架子上层拿下迈克兰肯牌墨水精，这种墨水精散发着刺鼻的气味，有点儿像紫罗兰和胆汁。我按比例用储水罐里的水兑好，分发给大家。为了做好这件事情，我必须在八点前赶到学校。
结果，我碰上了溺水的狄克·谢尔顿。
为了避开拘留所，我上学的时候走休斯湾那条路。整个春季阴雨连绵，休斯湾河水暴涨，河面上漂浮着各式各样的垃圾：烧了一半的树干，折断的树枝，篱笆桩，一头淹死的牛犊——河水漫过它那已是一片茫然的眼睛。这时候，我看到河对岸一个男孩儿小心翼翼走到河水之中。我以为他手里拿着一根鱼竿，后来才知道，是根竹竿。原来他看见河水冲来一顶崭新的草帽，正好在几块石头之间，他想用竹竿把它捞上来，便向河湾走去。浑浊的河水没过他两条小腿，他才八岁。
我大声叫喊：“快回去！”但是河湾里的洪水像闷雷一般发出轰隆隆的响声，他什么也听不见。河面上漂浮着一大堆树枝，像一个巨大的琴鸟窝。他想跳上去，却一下子掉到水中。
我来不及多想，也扑通一声跳进河湾。那时候我才知道，河水不但湍急，而且冰凉刺骨。我连气也喘不过来，就像被扑可[16]偷走了灵魂。波浪汹涌，把我冲到宽阔的水面。你无法想象浑浊的水流会有多么巨大的力量。透过层层波浪我看见小男孩苍白的脸，小狄克·谢尔顿知道自己命在旦夕。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两个人一起被洪水裹挟着向下游漂去。
离河湾五十码还有一个形如狗后腿的急转弯，夏天孩子们经常在这儿游泳。我们俩被洪水冲到离河岸不远的地方，那儿的一棵老红桉树淹没在洪水之中。虽然树干十分光滑，我还是紧紧抱住它，设法稳住身子，然后，用尽平生力气，把浑身上下早已湿透、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小狄克从另外那个世界拖回到岸上。
小家伙已经被河水呛得半死。我把他背在背上。他又哭又吐，还没有从溺水的惊恐中清醒过来。他穿着靴子，我像平常一样光着脚，但我毫不犹豫，背着他穿过丛林，径直向“皇家邮政旅馆”跑去。我知道他的父亲是那儿的烟酒特许专卖商。这条路荆棘丛生，乱石遍地。
“皇家邮政旅馆”的看门人是个一事无成的移民，名叫赛凯·怀特。他正在清理灌木丛里的粪便，看见我们俩便立刻“天哪”地大呼小叫起来。
酒店楼上打开一扇窗户，紧接着传来一声女人的尖叫。眨眼之间，谢尔顿太太出现在院子里，急忙向儿子跑来。她虽然焦急万分，但是没有忽略我这个“信天主教的男孩儿”。我被领进她的旅馆，在一个很大的白色浴缸里洗了个热水澡。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浴缸。赛凯往浴缸里倒了十桶热水。我从来没见过用这么多热水洗澡或者洗东西。躺在那个长长的、光滑的瓷缸里，四周热气腾腾，真有点飘飘欲仙的感觉。
他们把我的衣服拿到洗衣房里去洗，谢尔顿太太把她大儿子的衣服拿来让我穿。那衣服非常柔软，散发着一股好闻的气味。我真想留下这几件衣服，可是谢尔顿太太没有送我的意思，她只是伸出胖乎乎的胳膊搂着我的肩膀，领我下楼，夸我是上帝派来的天使。
餐厅里，炉火融融，一个穿三件套西装的男人正在吃早餐。盘子里摆满鸡蛋和熏肉，吃饭的人却只有他一个。谢尔顿太太让我在靠近壁炉的一张桌子旁边坐下。桌子上摆满亮光闪闪的银刀、银叉、调味瓶、盐、胡椒和一小碗白砂糖，砂糖里还插着一把漂亮的小勺。我知道，母亲最喜欢的就是这些东西。
谢尔顿太太问我喜不喜欢喝可可，我说喜欢。她又问我要不要吃早饭，还拿出一份菜单。我从来没见过这玩意儿，不过很快就掌握了它的“要领”，很好地利用了它。早晨我已经在家里吃了面包，现在又要了羊排、熏肉和炒腰花。这些东西都非常好吃。地板上铺着地毯，我至今记着那上面美丽的红玫瑰图案。谢尔顿太太穿着鹅黄色长裙，手腕上戴着金镯子。她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我吃饭的时候她一直凝视着我，夸我是世界上最好、最勇敢的孩子。
谢尔顿先生那天夜里在塞摩尔，早晨坐着马车回来之后，衣服也没换，穿着沾满泥水的胶靴和油布雨衣冲进餐厅。他要给我半克朗[17]，我坚决不要。谢尔顿先生身材魁梧，留着挺长的连鬓胡子，要不是那双明亮的眼睛，两片薄薄的嘴唇会让他那张脸显得很难看。
“你什么也不想要，小伙子？”
“什么也不想要。”
其实这不是真话。我很想为母亲要一条裙子，可是我不知道一条裙子值多少钱。
“很好。”他说，握了握我的手。
我握着他的手。说实话，我并不像自己口头上说的那么高尚。我穿着人家借给我的那套漂亮衣服和有点挤脚的锃亮的皮鞋去学校，心里非常沮丧，甚至厌恶。
第二天早晨，一辆轻便四轮马车驶到学校大门口。阿文先生一贯害怕督学来检查工作，他立刻像一只鹌鹑似的紧张起来。
“把你们的石板都擦干净。”阿文先生一边赶快收拾自己那张肮脏的桌子，一边对我们发号施令。他教我们乘法运算本来很熟练，关键时刻却手忙脚乱。他脑袋虽然挺大，现在却派不上用场，不知道该把他那把钢丝锯藏到哪儿。
他对卡洛琳·多克西说：“快去窗口看看有没有一位夹公文包的先生。机灵点儿，机灵点儿，卡洛琳。”
“他夹着一个包。”
“什么样的包？是不是书包？”
“哦，先生，是狄克·谢尔顿的父亲。”
在我们这帮孩子里，阿文先生就是国王，他不喜欢别人入侵他的城堡。因此，酒店老板走进教室之前，他抢先出去把他堵在门外。我们清楚地听见阿文先生和谢尔顿先生的说话声。
“真该死，阿文！”谢尔顿先生大声嚷嚷着。“只要我觉得应该，我就一定要做。”
门猛地开了，撞在墙上发出很大的响声。埃沙乌·谢尔顿先生冲进教室，身上散发着啤酒和葡萄酒味儿。这两样东西是他形影不离的朋友。
“啊，孩子们！”他大声说，露出难得一见的牙齿。
阿文先生跟在后面，搓着两只白皙的大手，闷闷不乐地说，我们必须听谢尔顿先生讲话。
“孩子们，往这儿看。”谢尔顿先生边说边把手里拿着的那个牛皮纸包放在凌乱的讲桌上。“昨天，我的儿子狄克差点儿淹死，你们知道吗？不知道？要不是在座的一位同学，我的狄克早就上西天了。”同学们都伸长脖子四处张望。安妮紧张得要命，紧握两手，放在膝盖上，目光呆滞，凝视前方。詹姆七岁，也学姐姐的样子，直挺挺地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只有我那个结实得像个铁桶似的小妹妹玛吉勇敢地举起小手。
“是我的哥哥内德救了他！”
我满脸通红。
“对！”谢尔顿先生板着面孔非常严肃地说。“请你过来，站到这儿，内德·凯利。”
我知道，他打算送给我纸包里的东西，而且毫不怀疑，定是我一直想要的那套漂亮衣服。我站起身，无意中目光和卡洛琳·多克西相遇。她第一次朝我笑了笑。我挺起胸膛，走上阿文先生的讲台。
谢尔顿先生让我面对全班同学，然后闭上眼睛。我听见牛皮纸包打开时哗哗啦啦的响声，闻到一股樟脑味儿，觉得一样丝绸般光滑的东西碰了一下面颊。
我想一定是女人用的东西，也许是送给母亲的一条裙子。
“睁开眼，内德·凯利。”
我按照谢尔顿先生的吩咐睁开了眼睛，看见他咧开那张嘴唇很薄的嘴巴高兴地笑着，伊丽莎·玛顿、乔治·玛顿、卡洛琳·多克西、谢尔顿家几个孩子都面带笑容。阿文先生一双明亮的眼睛凝视着我。我低头看我自己，没看见光脚丫，没看见织补过的套衫和打满补丁的裤子，而是看见一条长七英尺的绶带。那是一条孔雀绿的绶带，上面绣着金字：送给爱德华·凯利，感谢他的勇敢。谢尔顿全家赠。
就在我身佩绶带站在同学们面前的时候，丛林大盗摩根的脑袋正在送往总督府的公路上，从贝纳拉到维奥莱特城到尤罗阿到埃维内尔……也许知道世界凶残的本质对我的成长会更好些，但是，即使知道，我也不会因此而丢掉自己的单纯。埃维内尔的新教徒从一个爱尔兰小男孩的身上看到了善。在我的少年时代，这是一个辉煌的时刻。
如果这件事情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难忘的印象的话，那么它对埃沙乌·谢尔顿的影响则更大。是不是有什么鬼魂出没于他的牧场，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他无法忘记儿子差点一命归天，而且时间越久，他越觉得后怕。以前大家都知道他是个难得开口说话的人，可是现在，天哪，他简直闭不上那张嘴巴，逢人就讲小狄克得救的事。坐在他那张长长的吧台前面喝酒的赶牛人、剪羊毛工人，没有一个没听过这个故事。他从来不考虑自己这样慷慨激昂会让别人尴尬，他只是寻求心灵的安宁。
把绶带拿回家交给母亲不久后的一个晚上，我被我们那几条猎袋鼠犬[18]的吠叫声惊醒，紧接着又闻到一股淡淡的啤酒味儿。
夜幕下响起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压低嗓门儿说话的声音：“凯利太太，凯利太太，能打搅你一下吗？”
母亲发出一阵嘘声，那声音对于拉扯小宝宝的母亲来说很是特别。“有什么事，谢尔顿先生？”
“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凯利太太？”
母亲没有说话。谢尔顿先生刮着靴子上的泥，似乎不管怎么样，也要进来。
“你在想什么呢，凯利太太？”
“我在想什么？”她的任何一个孩子都能听出，她又要火冒三丈了。“谢尔顿先生，”她说，“我躺在这儿纳闷，这么傻，半夜三更跑来吵醒我的小宝宝。”
“对不起，凯利太太，我明天再来。”
“我可不想让你明天再来，谢尔顿先生。”她从床上爬起来，穿好衣服，打开房门。我撩起帘子，看见那个身材魁梧、酒气熏天的男人蹒跚着走到桌子跟前，把烟斗、烟丝放在还没有刷洗的盘子旁边，发出叮叮咣咣的响声。他那副样子在我看来像一个精神就要崩溃的人。
母亲懒洋洋地伸出手，把裹在肩头的小袋鼠皮围好，不耐烦地等客人开口说话。可是谢尔顿先生的舌头好像挽了个疙瘩，半晌说不出话来。直到母亲不耐烦地大声叹了一口气，他那挽了疙瘩的舌头才转动起来。
“凯利太太，”他终于说，“你的儿子救了我的儿子。”
“这事儿我们都知道，谢尔顿先生。告诉我，什么事儿让你烦恼？”
他承认是那条绶带让他不安。
我心里想：天哪，别在绶带上再做什么文章了，我非常珍惜这份荣誉和奖赏。对于我，它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宝贵。不过，母亲认为，谢尔顿家应该给我们点钱作为报答。
“绶带？”
“哦，我脑子里总在想这件事儿。”
“说下去，谢尔顿先生。”母亲鼓励他。
“坦率地说，一条绶带还不足以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
长时间的沉默。
“你要喝杯茶吗，谢尔顿先生？”
“不，凯利太太，不必麻烦。”
“吃点燕麦饼？”
“我刚刚吃过。”
“要不要喝杯白兰地，助助消化？”
“凯利太太，你是个失去丈夫的女人，就像我差点儿失掉儿子。”
“别难过，谢尔顿先生。他们俩不是都没死嘛。”
“没错儿，凯利太太，我妻子也这么说。我有能力把凯利先生从监狱里弄出来，把他还给你。”
我尽管看不见母亲的脸，但是看见她的脊背像长了癣的猫一样颤抖着。
“你的意思是……”
“凯利先生现在在拘留所……请原谅我提起这事儿。”
“这倒是个不便公开谈论的话题。”
“我向多克西警察打听过这事儿。”
“这事儿和你无关，谢尔顿先生。”
“对不起。他说，也就是花二十五英镑的事儿。”
可是，母亲并不想让爸爸回来。“哦，不！”她大声说，“我不能让你破费！”
“可我必须做这件事情，凯利太太。我有责任救他出狱。”
“谢尔顿先生，你送给内德这条绶带已经非常好了。你要当心，别惯坏他。他是个好孩子，可是非常倔强，用不着鼓励，也会冒险救人。他这次没被水淹死，那是万幸。”
“可是，你肯定不希望他的父亲就这样被人家关在监狱里。”
“当然！”母亲大声说，“我是说，不要为我儿子的事儿过分操心了。”
“你不会反对让你丈夫出狱吧？”
“天哪！”母亲喊了起来，“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她还能说什么？一个星期之后，丈夫又回到她的生活之中。我们正在桌子旁边喝茶，他走进来，站到我身后。我在座位上扭动了一下，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站起身来。
“从我的椅子上滚下来。”
我连忙和弟妹们一起，挤到旁边那条长凳上。父亲在他的位置上坐下，把两条长满小斑点的胳膊放在桌子上，问母亲小宝宝叫什么名字。我无法把目光从他的胳膊上移开。那两条苍白、浮肿的胳膊布满细密的汗珠，就像夏天捂了太长时间的奶酪。
“格雷斯，你是知道的。”
“我怎么能知道？”
“我让内德告诉过你。”
父亲回转头直盯盯地看着我。我觉得他看透了我的五脏六腑，看清了我对他犯下的所有罪过。他把眼前那碗茶推开，让母亲把藏起来的钱都给他。我以为她一定会拒绝，可是母亲把放在短袜里的钱都给了他。父亲推开门，又回到了茫茫夜色之中。他出去之后，我们都老老实实地坐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你也许觉得奇怪，一个人经历了流放到范迪门地的痛苦之后还能活下来，一个乡村拘留所怎么就能把他毁灭呢？也许，我的父母在范迪门地、麦夸里港、图加比、诺福尔克岛和鸸鹋平原受的折磨都不足为信。不管怎么说，埃维内尔拘留所的生活是命运对你祖父的最后一击。他从这次回家到死，没和我说过几句话。
有一次，他和我们一起收割燕麦。可是他不愿意长时间见阳光，宁愿在茅屋里待着。第二年春天，他浑身浮肿，脸更肿得怕人，一双愤怒、阴郁的眼睛仿佛消失在厚重的眼皮下面。我们都躲着他走，好像他是一个掉下去就爬不上来的深坑。经过一番诊断，梅大夫说他得了水肿病。我们花了许多钱买药，但是父亲的病不见丝毫好转。父亲躺在他那张破床上，连抬起头呷一口朗姆酒的气力都没有了。
现在耕地、锄草都靠我和母亲。我们在二十英亩地里下了种，可是早已过了季节。十二月的一天中午，天气非常热，湛蓝的天空下面，喜鹊唧唧喳喳叫个不停。母亲回家取什么东西，刚进家门就匆匆忙忙跑出来叫我。
“快来，”她说，“快回家！”
我们一起跑回茅屋，光脚丫黏着泥土，帽子拿在手里。可怜的爸爸躺在厨房桌子上，已经死了。他浑身肿胀，皮肤青灰，在一片昏暗中闪着幽幽的光。
那一天，我十二岁零三个星期。我脚底一层硬皮，手上打满老茧，像一个常年干活儿的人，膝盖和小腿伤痕累累，污渍斑斑，任什么肥皂也难洗干净。然而，我不是还在做好事救自己和亲人吗？为什么给了我生命的这个人还要被这样残酷地毁灭？哦，父亲，你难道就这样离开了你的儿子？你难道就这样去了，我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