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确切地说出，往昔的喧嚣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向我袭来。我愿意相信那同我离开学校的日子以及我现在称之为“没有责任感”的那个阶段相一致。
我意识到我的这副长相在自己四周创造出的孤寂，创造出一个宛若撒哈拉大沙漠一样荒凉的超自然的环境。也许这是因为我天性喜欢独处，而非因为现实条件所划定的界限。我把自己看做外国人，而总这么想就会弄假成真。与此同时，这种“外来人”的感觉唤起我对自己喜欢称之为“隐秘部分”的东西近乎着迷的好奇。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和我突然爆发的对于性的渴望有关。内心深处想要手淫的本能使我生出想观察、想凝视黑暗、凝视屋子隐蔽角落、凝视窗帘后面、床罩下面、被单下面、裙子里面的欲望。简而言之，我想钻到人的脑壳里看个究竟。就这样，我变成一个“观淫癖患者”。
不过，那时候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时我只觉得这是来源于自己禀性之中那种充满自信的、灵敏的特质，来源于对自由的渴望。
于是，怀抱着这种种感觉，在一个炎热的、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第一次去找工作。在职业介绍所，我听见那位女办事员对着电话听筒说出下面的话：
“是的，戈尔德先生。”
“不是，戈尔德先生。”
“是的，华人。”
“好的，戈尔德先生。”
“从今天开始？”
“是的，谢谢！”
“再见，戈尔德先生。”
她从桌子后面抬起头望着我，极富权威地搜寻我的眼睛。而这双眼睛躲在厚厚的镜片后面，好像布满岩石的水潭中的小螃蟹。
“当个仓库保管员怎么样？今天就可以上工。”她说。
“不是一件我真心喜欢的工作……”我犹犹豫豫地说。可是重回孤儿院的念头更让人心烦。她把正潦潦草草写着的那张卡片推到一边，全然不顾我绝望的挣扎。
“不过，我愿意干。”我说。
“他们也许不会雇你，”她眯细一双蛤蟆眼，搜寻我的弱点。“不过，你可以试试。”她继续说，睁开蛤蟆眼，在大街上吹来的气流中一动不动，“在萨瑞山大街”。
为了节省公共汽车票钱，我一直步行到那儿。这是一个年久失修、破破烂烂、附带仓库的工厂。我从黑魆魆的楼梯井乘电梯上去。电梯很大，在相对的两侧都有门。它慢慢地、稳稳当当地向上滑行，到四楼之后，吱吱嘎嘎地响着停了下来。我打开门，迎面就到了一间办公室。办公室一边是一长溜柜台，柜台后面摆着三张桌子和一个老式保险柜。走廊尽头有一个很大的车间，一排排女人坐在缝纫机后面工作着。我听到从走廊传来的缝纫机有节奏的震动声，把木头地板震得嗡嗡响。还飘过一股浓烈的、染料的咸味儿。
一个男人从柜台后面向我走来。他有点驼背，个儿不高，大约五十多岁，虽然天气很热，白衬衫外面还套着一件浅蓝色羊毛衫，系着一个蝴蝶结领结。他已经谢顶，但尚有几缕浓密的头发耷拉在耳朵四周。他从一副金丝边儿双焦眼镜上方直瞪瞪地望着我。
“我叫西默斯·欧阳。我是来干活儿的。”
“噢，知道了。你说你叫什么名字？”
“西默斯·欧阳。”
“一个滑稽的华人名字。”
“我是澳大利亚人。”
“当然，你有一半华人血统，我看得出来。你父亲是华人？还是你母亲？”
“我不知道，我是澳大利亚人。”
“这很不幸……不过，我们对你一视同仁，总得试用一段时间。”
他示意我跟着他沿走廊向里面走去。他走得很快。我跟在后头边走边看那些在一排排机器后面干活儿的女人。她们大都人到中年，看起来像移民，抬起头看我的时候，并未停止手上的工作，手指继续朝缝纫机里送着衣料。我注意到有个姑娘神情庄重，长得颇有吸引力。她没有看我，灵巧的手指继续干着手里的活儿，匀称的双腿在机器下面紧紧并着，两只光脚丫生了根似的踩在地板上。
“顺便介绍一下，我是戈尔德先生。”他从几个空纸箱子旁边走过，把它们踢到一个架子下面，领我走进库房。这间库房跟洗手间大小差不多。一摞摞纸板箱一直堆到顶棚。从那个小窗户望出去，看得见鳞次栉比的屋顶。我注意到外面的天空湛蓝。
“先干这活儿，”戈尔德说，鼻梁上的双焦眼镜向我示意那些纸箱。“你要把这儿清理干净，”他踢了踢几个箱子，“一会儿我让卡洛斯帮你的忙。”
我把一摞摞箱子搬下来，先找出最大的，然后按玩中国智力游戏的办法，由小到大一个套一个装进去。戈尔德站在门口看我，用食指把鼻梁上的眼镜往上推了推。看了几分钟之后，他似乎对我干的活儿还满意，便回转身扬长而去，目光在工人身上扫来扫去。女人们都低着头伏案苦干，只有那个漂亮姑娘仍然直挺挺地坐在那儿，一张脸正对前方。戈尔德先生从她身边走过时，轻轻抚摸了一下她的肩膀，戴着双焦眼镜的脸抽动着，现出一丝微笑。但她纹丝未动。
我干得很快，半小时就干完了那点儿活儿，于是开始仔细打量这间房子。因为我已经把纸箱整整齐齐堆放在墙角，屋子看起来比先前大了两倍。潮湿的、灰颜色的地板上到处都是老鼠屎。我把墙犄角、地板缝、天花板搜寻了个遍，也没发现一个老鼠洞。我想戈尔德先生一定会为自己同时雇了个抓老鼠的人而高兴。
我的一双眼睛在墙壁上面扫来扫去，注意到一缕淡淡的光从一个墙角射了过来。这缕光只一闪便化为乌有，五分钟以后又亮了起来。我挪开放在墙角的几个箱子，看见这缕光是从和我的眼睛一样高的一个窟窿里照进来的。隔壁是个女洗手间。从这个窟窿望过去，洗手间里的景物尽收眼底。因为墙上那面镜子的位置正好把我这堵墙那面的两个角落都映照进去。
一个块头挺大的女人从厕所隔间里挪了出来，慢慢地、十分笨拙地扯起内衣，里外揪扯着短短的衣袖，在胳膊下面来回扇动着，往里拉了拉乳罩上的松紧带儿，两个乳房上下颤动，就像海洋里的浮标。她没有洗手就关了灯。
这当儿，我觉得有人正盯着我。回转身，正好和一个公牛一样健壮的汉子打了个照面儿。他的脖子和我的大腿一样粗，黑乎乎的脑袋好像脖子的一部分。一双小眼睛布满血丝，塌鼻梁，仿佛被人砸了一斧子。
“你就是新来的伙计？我是卡洛斯。”这位公牛一样健壮的汉子说，从工装裤里抽出一只熊掌似的手。
“西默斯·欧阳。”我说，注意到这个西班牙人的手握得特别紧。
“我是来帮你的，可你自个儿就都干完了。”他傻笑着，又把手插回到工装裤口袋里，“戈尔德先生认为你干活儿是把好手。听我的，你会有出头之日的。”
他把几个箱子搬到他认为最合适的地方，然后告诉我，应当作哪些工作。
“你可以先把地板上的老鼠屎铲掉。”他说，用靴子踢着地上的污渍，然后往这些纸箱子里放一些卫生球，“搬一摞给姑娘们送去。她们会告诉你下一步做什么。”
他朝着那个漂亮姑娘走去，在她身后停下脚步，和刚才上洗手间的大块头女人开玩笑。他朝姑娘的脊背点了点头，大块头女人满脸绯红，大笑起来，似乎对他开的这个玩笑很感兴趣。我开始用一个盒盖刮地板上的老鼠屎。
就在这时，我仿佛听见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说：“妥协和服从是你的祖宗留下来的品格。那些人，他们明白，自由是实用的东西，而非纸上谈兵的空论。”那就像播放老旧的录音带时噼噼啪啪的声音，或者像烧火的声音。我听见自己心底的敌意在怒吼。
吃午饭的吋候，我已经打扫干净地板，并旦往每个箱子里放了一把卫生球。戈尔德走进库房，朝箱子里面看了看，似乎面有喜色。
“把这些箱子给安娜送去，她会告诉你下一步做什么。”他说，就像云开日出，脸上现出满意的笑容。
他没告诉我安娜是谁就走了。我搬着一摞箱子，向门口走去。在一排女工后面，看见那位胖太太。此时，我已经觉得跟她挺熟了，说话时声音里甚至有点儿居高临下的感觉，这是我以前从未感觉到的一种力量。
“谁是安娜？”我问，直盯盯地望着她那张母牛一样肥胖的脸。
她伸出一根手指，朝坐在她前头那个长得挺迷人的姑娘指了指，然后把手伸到胳肢窝，又揪了一下乳罩上的松紧带。到底是为了找个借口停下手里单调的工作休息一下，还是在我的凝视下有点不好意思就很难说了。我向安娜走去，这次胆子变小了。我看见她的一双眼睛紧跟手指旁边飞快跳动的针，睫毛慢慢地上下闪动。
“这些箱子放哪儿？”我在机器的喧闹声中扯开嗓门儿大声问。她既没抬头也没回答。我看见她把刚才做的那件羊毛衫从机器上取下来，又拿起一件，扯下缝在领口的“中国制造”的标签，从铁盒子里拿出一个“戈尔德纺织公司”的标签开始往上缝。我又大声问了一次。
这次她干完手里的活儿抬起头看了看我，看见箱子之后，朝她那台机器旁边的一堆羊毛衫指了指。这种无礼的举动使我生出被侮辱的感觉，同时又一次意识到我的孤独，意识到横在我和我接触的所有人之间那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就好像我是一个传染病患者，他们生怕染上我这种“外国病”。然而我竟能从这苦中取乐。
我开始往箱子里装羊毛衫，一股愤懑之气从胸中升起，觉得自己是一个被遗弃的人。
卡洛斯从过道走来，开始帮我装羊毛衫，脸上挂着一丝微笑，似乎把一双眼睛全部挤进塌鼻梁里。
“安娜是个哑巴。”他弯腰抱起一抱羊毛衫时对我说。听他这样说，我不由得看了看安娜，突然明白，她的无礼正是她与我处境相似的一种表现。她也无法与人沟通。无限的荒漠淹没了她的声音，将它永久地保留在一片空寂之中。她的一双眼睛注视了我大约一秒钟，我们之间有了某种交流的可能。
墙上的电铃响了，机器立刻停止转动。女工们都伸手去取放在机器旁边的手提包。卡洛斯把一摞羊毛衫扔到地板上。安娜也拎起她的手提包，她完全变成了另一副模样，唇边挂着一丝明朗的微笑，到洗手间去了。
“吃午饭了。”卡洛斯在这突然降临的寂静之中说。我没有买午餐，站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女工们把凳子拉到一起，三个一堆五个一伙，吃她们带来的三明治和水果。卡洛斯也凑了过去。我向办公室走去，戈尔德先生的门锁着。我走进电梯，向楼下走去，心里感到一阵轻松。一个声音对我说：“半小时的自由。对那些粗心大意的人，对那些半死不活的人，这半个小时有多么宝贵！”
我买了一个汉堡包回到工厂的时候，戈尔德正在等我。他关上电梯门，对我说：“下一次你应当带午饭来。这样更好，营养也更丰富一点。你可以来这儿吃。”
他把我领进他的办公室。这是一间很小的屋子，堆满账本、一箱箱的羊毛衫和一捆捆的原料样品。
“坐下吃吧。”他说，推给我一把椅子，便走了出去，大敞着门。我坐在他的桌子前面，看见墙上挂着两张装在框子里的学位证书。证书用花哨的手写体写着：
谨以评议会的名义及其权威性，授予亚伯拉罕姆·芬戈尔德……
坐在这两张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证书前面吃汉堡包的时候，我从镜子里面看见戈尔德正从办公室外面看我，金丝边双焦眼镜后面的目光盯着我的后脑勺。电铃又响了，午饭结束了。
午后的时间一点点过去，我又回到仓库，准备更多的纸箱包装羊毛衫。这时，窗户外面的天空浓云密布，从南边传来滚滚的雷声。就在我继续干活儿的时候，突然看见我那个秘密“窥视孔”又亮起灯光。这次我被一阵低沉的嗡嗡声吸引过去。那是一种不成调子的哼哼声，好像印度或者中国的音乐。我已经为自己在“窥视孔”前面进行观察准备了一个很好的“哨位”。四周都有硬纸板挡着，这样我便处于一个很安全的位置，不管是谁走进库房都不会突然吓我一跳。
我把目光集中到盥洗室的镜子上面，看见安娜从厕所隔间走了出来。她一边照镜子，一边用一只手把满头乌亮的黑发拢到脑后，嘴里哼着古怪的调子，一边微笑地凝视着镜子里的自己，一边在镜子旁边走来走去。然后弯下腰开始脱长袜，把袜子一直卷到脚腕才揪下来，装进手提包。之后便开始脱衬衫。我看见她高耸的乳房在氖灯下显得愈发白皙。她往脸上和胸上撩了一点水，连衬衫也没穿就开始在手提包里摸索着找什么东西。她取出一管唇膏和一个小粉盒，化起妆来。
我激动不已。不是因为她没穿上衣，而是她使用唇膏时那副样子让人心痒难耐。她噘起双唇，做出一个椭圆形的吻，一双眼睛在红唇的映衬之下格外明亮。她抹唇膏时嘴里呼出团团热气，在镜子上凝成一片水雾，她不得不往旁边挪一挪，可是不一会儿，镜子又变得水汽蒙蒙。她这一连串的动作，那若即若离的与镜中的自己的亲吻，那使她的脸在我的视线中变得朦朦胧胧的水汽，还有从她那张像井一般的嘴里发出的低沉的神谕，让我兴奋得难以自持。从聋哑人的痛苦与孤寂中升起的不成调调的音乐把我完全迷住了。
突然，我听见身后传来响动。我太出神了，根本没有听见卡洛斯走进仓库。他已经挪开几块纸板，就站在我的背后，正恶狠狠地盯着我。
“欧阳，你真是个无耻的下流胚子！”他狞笑中混合着敌意和满足。我立刻觉得浑身无力，在他那公牛一样顶过来的脑袋面前，我的力量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把硬纸板堆回去，堵住那个窥视孔。
“我要找戈尔德先生要点儿油灰把这儿塞住。”他说，示意我把之前堆在墙角的那摞纸箱搬走。
真高兴，一天的工作就要结束了。卡洛斯开始对我发号施令，好像他是这儿的主人。还让我高兴的是雨终于下起来了，大街上积着一层水。我盼望加入下班回家的工人组成的人海当中，体验被人流裹挟着，融入黑暗之中的感觉。
两天之后，我辞了这份工作。我对戈尔德说自己中了彩票，用不着再干活儿了。他当然不信，但我没法儿吿诉他，我之所以辞职是因为卡洛斯堵了我的窥视孔，我已经没有必要再在这儿待下去了。
戈尔德对我的临别赠言是：“这么说，你中了彩。可我没在报上见到你的名字。就这么回事儿。所以，你中彩，也就这么回事儿。你只是想走。你知道，我让职业介绍所替我找人干这活儿的时候，特别强调要华人。因为华人值得别人尊重，他们干活儿卖力气。可我看你不是这么回事儿。你跟其他人一个样儿，没有什么可值得尊敬的地方，没有原则。我指望你的是……”
没等他把话说完，我就溜进电梯，关上门，按下去底层的按钮。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1.这条船不如我见过的那些船大。
2.这条船的主人是个红头发英国人，名叫莫里森。
3.为了买这张船票，他拿走我所有的钱。他说，我头两个星期挖的金子挣的钱就会是这点钱的两倍多。
一踏上这条船的甲板，我就意识到远走他乡的念头把自己给出卖了。我的自由被禁锢在甲板下面的某个角落。人们枕着自己的包袱一个挨一个地躺在大统舱里。尽管有的面孔挺熟，但却没有任何人流露出要相认的意思。
我们刚上船就被赶到甲板下面。有的人不习惯船上的梯子，跌倒在坚硬的地板上。一道巨大的铁栅栏挡住了出口。在一片昏暗之中，我们听见海水拍打船身的哗哗声、头顶传来的木板的吱嘎声和沉重的脚步声。我们等了好几个小时，神情严肃地相互打量着，很少说话。正午，大统舱变得闷热起来。一束束阳光照射到我们中间。在这迷迷蒙蒙的光柱之间，人们有的横躺竖卧，有的蹲在地上，等待轮船起锚开航。大伙儿都极力控制着颤抖的肌肉，不耐烦地等待这生命之旅的开始。
突然，一阵颠簸，船身倾斜，海水冲刷着船体，白帆升起，发出哗哗啦啦的响声。船员用我们听不懂的外国话大声叫喊着。说来奇怪，就这样，中国留在这些中国人脸上的印记渐渐消退。他们嘴角挂着微笑，眼前的经历变成未来永久的回忆。
我仿佛已经置身于异国他乡。人们闷闷不乐地看着舱口和栅栏，注视着可以看见的那部分桅杆、天空变幻不定的颜色和朵朵云彩。几乎每一次的颠簸都会激起一阵尿的臊臭。有的人已经开始呕吐，我们当中的几位渔民对他们大加嘲笑。不时传来浪花撞击船板和风帆的响声。头顶上是摞得很高的茶叶箱，用焦油浸泡过的绳子捆在柱子上。船舱里弥漫着茶叶的香气，可是此刻已经变得令人作呕。
夜晚，人们点燃小小的火炉，把经过精心计算的每天一份的大米和鱼干倒在锅里煮着吃。我的肚子咕咕直响。我没有带吃的，胃里翻腾得难受。船猛地一颠，不由得吐了起来，秽物从行李上流下来，一直流到地板缝里。我们一个紧挨一个，不可能把行李挪开，只好任凭褥垫在秽物里浸泡。我呻吟起来，出了一身冷汗，觉得灵魂离开了肉体。真奇怪，体验死亡的滋味竟是如此容易。紧挨我的那个秃顶老人用胳膊碰了碰我，递给我几块用柠檬汁泡过的鱼干。
“慢慢地嚼着吃。”他说。
我用牙齿咬那橡皮条似的鱼干，觉得鱼干变成丝丝缕缕，柠檬汁使得热乎乎的、直想干呕的喉咙清凉了许多，恶心的感觉被压了下去。
人们头脚相连睡在坚硬的地板上。我的脸离一双枯黄的脚丫只有几寸远。不知道谁的炉子上还有一点明灭不定的炉火，那双脚丫子的皮肤反射出柔和的光，就像漆黑的森林里，透过浓密的树叶洒下一缕阳光，照耀着两个巨大的蘑菇。我想起母亲的脚，正在泥土里腐烂。用不了几年，就只剩下一堆骨头，细长的脚趾折叠回去踩在脚底。真奇怪，就在我想起她走路时那副疼痛难当的样子时，竟也会赞叹那双穿着绣花鞋的三寸金莲有多美。现在，这双脚命中注定变成了考古学的奇观，一个奇异王朝的遗物。
已是黎明。晨光透过铁栅栏，斑斑驳驳地照了进来。我睡得很好，尽管轮船不停地颠簸摇晃。看来庙里的修炼为我这次远航做了很好的准备。一旦自我得到升华，适应某种环境也就变得容易了。“不要胡思乱想。”和尚们曾经这样告诫我。随着一阵吱吱嘎嘎的响声，铁栅栏打开了。我们被允许爬上甲板透透气。
我蹒跚着从船舱爬到甲板，突然觉得太阳那么的温暖！起初，眼睛很难适应外面强烈的阳光，渐渐地可以分辨出白色的木头甲板、焦油绳和支索。这些绳索一直和头顶老高的桅杆和横梁相连。我沿着船舷颤巍巍地走着。别人也一样，都把生命的活力重新注入自己的双腿。今天，船行驶得更快了，或者只是因为我想早一点结束这次远航而生出的奇想？可是本能告诉我，不要光凭想象办事，要从观察中获得真知，不要总让想象先于现实，完成航程到达目的地。
就在我这样思索的时候，我由往日的经验总结出一条特别的真理。我开始意识到，我的想象实际上是在尝试如何强调自己的与众不同。我的观察又因为想象带有浓厚的杜撰的色彩，而进一步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事实上，为了活着完成这次远航，为了不至于被这块南方陆地的危险所吞没，我不应当与众不同，而应当像别人那样思索，像别人那样行事。
轮船正缓慢地向前移动，就像浸泡在波峰浪谷里的一截圆木。船员们凝视着我们，用一种单调、古怪的语言说着什么，还不时笑出声来。我们像一群茫然不知所措的蚂蚁走来走去。我注意到他们的长相跟我们不同，服饰也不一样。可是他们的身材与面部特征同以前我在海边见过的满洲人和西伯利亚人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大部分是广东人，身材瘦小。可是我们之中有一位上海同胞，比这条船上大部分英国人都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上海人是我们之中的另类。
我倚在甲板栏杆上，看大海张开大嘴吞噬我们这条船。从来不会真的吞掉，但总是拍打着它，溅起层层白沫。有时候，一个大浪打过来，船便会滑入大海的掌心，当跌进谷底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仿佛看见云雾缭绕的大帽山就在身后，又想起父亲正坐在屋子里。我在想，他是否已经知道我的出走，是否知道，我已经永远从他的生活中消失。
中午时分，他们发给我们每人一份大米和一份饼干。这将是今后几个月我们在船上的主要食物。一位穿深蓝色夹克衫的水手从放在甲板上的一个袋子里给我们分大米。我的几个衣服口袋都装满了米。每次让米粒从手指间流过时，总能找出几个正在蠕动着的虫子。我把它们都扔进大海。他还塞给我一块饼干。和别人一样，瞅着这块小小的饼干，无法想象它怎么能维持我们的生命。我们又被赶下船舱，梯子立刻被吊了上去。
回到昏暗的船舱，我发现那个老头——夜里紧挨我睡的“邻居”——没挪窝还躺在地板上。他侧身躺着，鼻子和嘴里流出一摊黏液和呕吐的污物。我从桶里舀了一点水绐他洗了洗脸，这当儿注意到他的呼吸很微弱。他朝我疲惫不堪地笑了笑。这次轮我给他吃东西了。可他不吃饼干，说他不饿。我只好给他煮了点粥，硬逼他吃了几口。我得把他弄到甲板上才行。
从他滚烫的额头和满脸的汗水看出，他绝对不是晕船，而是生了病。我走到栅栏下面，对着头顶的天空大声叫喊。可是毫无用处，嗓子喊哑了也没有人过来。这时，船舱里的人们开始生火做饭，烟雾弥漫，呛得我连气也喘不过来。大家都在嘟嘟哝哝地发牢骚。
突然，那个高个子上海人从他那堆锅碗瓢盆中站起来，走到我的面前，用洪亮的方言建议，我可以踩着他的肩膀，爬到铁栏杆上，吸引船员们的注意。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轮船颠簸得越来越厉害，我不止一次跌下来，落在一个老渔民的饭锅上。老头的叫骂声和我们的呼救声混杂在一起，在船舱里回荡。过了一会儿，铁栅栏上出现一张俯瞰我们的脸。那是一张胡须蓬乱、怒气冲冲的大脸。我连忙向他解释船舱里发生的事情，但是毫无用处，那张脸很快便消失了。
我只好再回到那个角落。老头透过烟雾，向我微笑。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因为没工作而处于贫困之中，我相信在这期间听到有人向我呼救的声音。就在刚才还好像又听到那喊声。
我躺在一个公园里，为了躲避灼热的阳光，把脸藏在一棵大树浓密的树荫下面。我已经失去了时间的概念。两个老头儿背靠树干也在这儿坐着，中间放着一瓶酒。其中一个嘴对瓶口喝了一大口，另外一个好像已经进入梦乡。半个小时之前，喝酒的老头给了我一个三明治。我狼吞虎咽，只几口便吃了个精光，可肚子还在咕咕叫。
另一棵树下正在拍广告。一位姑娘身穿裘皮大衣站在摄像机前，汗流浃背，却面带微笑。一个高个子金发男子站在她身边，掏出一包香烟。他抽出一支，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那个姑娘依然面带微笑，汗流浃背，贪婪地吸着男人嘴里吐出来的烟雾。
“好一个葛丽泰·嘉宝[8]，伙计。”他一仰脖又灌了一口，“真希望我也有个烟屁股抽抽。”
我的目光越过迷蒙的暑气中的那些欧洲树木。炫目的阳光，二三十年代的景象散发出来的带有霉味的悲凉，变了质的酒的酸味；千年时空为欧洲的哭泣，蝴蝶拍打着翅膀表现出的怪诞色彩与运动。四处肆虐的实利主义。我真饿呀。
“等着捡烟头吧，伙计。”
“来几支免费的样品怎么样？”
“你不行，你这个没用的老家伙。”
“没错，就是这样，没错。”
“浑蛋。”
“威利，醒醒，你这个老浑蛋。”
他摇了摇那位似乎睡着了的老头。老头缩作一团，倒在地上。
“他不出气儿了，这个没用的老家伙。”
我的手指插在口袋里，那个姑娘还在冒汗，老头的呼救声不绝于耳。我向那架摄像机跑过去，大声呼救，觉得背后的大灯泡把明亮、温暖的光洒到我的身上。可这些都是我想象中的事情，但却没有真的去做。穿裘皮大衣的女郎面带微笑望着我。我想扯开嗓门儿说点什么……
我的脸被已经越过枝头的太阳晒得暖融融的。是的，这正是我想干的事情——和她说几句话。可是说什么呢？老头还在摇晃躺在地上的伙计。他哭了起来，红肿的眼睛涌出大滴大滴的泪珠，顺着面颊潸潸流下。他瞥了我一眼，似乎想把威利的死归咎于我。我从纸口袋里抽出一本书的时候，看见他的眼神里充满了不信任。
“你这个该死的中国佬，滚！快哪儿来哪儿去！”
我想帮他的忙。我甚至想跑到那灯光和摄像机前头。可是你瞧，我不能。我怀里揣着这本书。是的，一本书。它阻断了我的幻想，书中的文字让我无法动弹。贫穷没有种族界限。可是书，是的，书却能把人区别开来。他恨我，因为我拥有这样一本书。这是我人生的第一课——要学得大智若愚。这是使自己适应环境的方法。从那以后，我和人们相处得好了一些。
所以，我也有一种隐秘的人性之恶。我去逛书店，抽空读那些能读懂的书。经常被人家撵出去，于是就偷书。可是这些零零星星的知识又意味着什么呢？深藏在我那个帆布包里的梦又是什么呢？埋头于书本，我有一种安全感。我在构想一幅没头没尾的拼图，一幅不断扩充的拼图，试图主宰自己的世界。而现实生活成为障碍。经验有的真实，有的并不真实。在此期间，这个声音一直呼喊着请求帮助。告诉我，只要肯帮忙，就能解除他的困境。快来吧，快付诸行动。
真奇怪，我竟生出把书卖给旧书店的冲动。真奇怪，我的感觉那么轻松，把所有经历抛到脑后，万千思绪开始徜徉。到了火车站，我寻觅属于我的列车，希望掉转头旅行——因为有一道命令从遥远的过去传来。按照历史的顺序，完成了那幅拼图。真奇怪，把钱递到售票口的时候，我的心里充满快乐！对售票员的目光报以同样的凝视，而不是低下头瞅铁丝架子下面肮脏的木头柜台上的投币口。
一列列火车开进开出，宛若时间构筑成的长廊。我走进分隔间，觉得有点冷。向窗外凝视，已是一片漆黑。火车很豪华，就像大旅店的休息室，舒适、温暖。漫漫长途，一往无前。你会一直向窗外极目远眺。坐公共汽车则不然。乘坐公共汽车旅行，距离总是太短。汽车里面，人们用眼睛交流思想。那是一种缺乏隐私，相互探寻的交通方式。人们经常会凝视我。我想象着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于是发展出一套关于“凝视”的理论。有的凝视目光游移，飘忽不定，显然没见过什么世面。有的凝视则由咄咄逼人的气势演变为好奇。愚蠢的人倾向于不怕难为情的、较为长久的凝视。通常，在我的想象之中，他们的精神世界极为简单，些许属于自己的想法就像荒野上散落着的几块岩石。坦率地讲，聪明的人压根儿就不死盯着看别人，不过有时候我发现他们偷偷瞥你一眼。然后，那张脸又变得自以为是。那种自命不凡的人是最差劲的。他们通常都属于某个社团，其思路大概这样：
“那儿有个该死的中国人。他不属于我们的社会，他玷污了我们的社会，除掉他，要是让他进来，就会有成千上万的这种东西涌进我们的社会。他们不会说我们的语言，也不会融入我们之中。”
这种自命不凡的人总是觉得自己受到某种威胁。他们不习惯于把握自己的思想。
坐火车就不一样了。火车分隔间里很清净，周围的人屈指可数。不像公共汽车，你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给司机付车钱，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穿过过道，仿佛在做畸形人表演。而坐在火车里就没有那种要聚众滋扰的冲动。火车徐徐驶出车站。没有人看我。我仿佛置身于一座充满隐喻、漂浮的小岛上，阻绝了现在；而往昔亦如墙一样的潮水，堵截了我的去路。
我做了一个噩梦。不再身处黑洞洞的船里，也不再漂泊于大海之上。月亮很大，就像一个小孩儿手里提着的灯笼，拴在一根木棍上面。夜晚带来种种熟悉的气味；花儿散发出茶叶的清香，粪便居然散发着甜丝丝的气味。大海吹来带咸味儿的风，老人们抽烟时喷吐出呛鼻子的烟味儿。种种熟悉的声音。从很远的一口井里汲水，辘轳吱吱嘎嘎地响着，木桶不时撞着井边。我已经感觉到大地磁石般的吸引力，感觉到躺在床上从噩梦中清醒过来的快乐，感觉到梦想里升起的曙光。
挨我睡的那个老头咳嗽、翻身。浪花的叹息伴随着老头艰难的呼吸。我的胸口感到一种重压。
黑暗中，几乎看不出火车在移动。偶尔一点灯光一闪而过，将旷野的景色送到我的面前。灯光蜷缩在巨大的桉树下，树冠像黑色的云朵在夜空摇曳。火车在一个小站慢慢地停了下来。我看见一座农舍，便向窗户里面眺望。这是一个三口之家，正吃晚饭。桌子上铺着红格台布。恍惚之间，我仿佛看见杰克、伊迪娜和我正在吃饭。我想不出有什么可说的，便往嘴里塞了个热土豆。杰克头上还戴着帽子，慢慢地咀嚼着满嘴的食物，用他那超然的声音说：“慢慢吃，孩子。”火车吭哧吭哧地响着，又慢慢地向前行驶。
整整一夜，往事的回忆都像磁石吸铁一样，吸引着我的心。早晨，一轮红日从光禿禿的山冈升起。月亮朦朦胧胧，低低地挂在大山那边，然后就像化妆盒里的小镜子又被装回到手提包里一样，蓦地消失在夜幕中依然黝黑而清冷的山峦那边。坐在我对面的那个女人叹了一口气，对着小镜子做了个苦相，然后把它放回到手提包里。她摇摇晃晃站起来，像跳华尔兹舞似的向厕所慢慢走去。
列车继续向我们这个州的边界驶去，速度很慢，简直就是爬行。我感到一阵头痛，又十分饥饿。我发现自己每到饥饿难忍的时候，就有一个执拗的声音在耳边响起：“超越自我，就会变得意志更加坚强。”这句话是用汉语说出来的，伴随着咔嚓咔嚓的杂音，就好像听短波收音机一样。
我上厕所，门上白色的旋钮写着“无人”，我便推门而入。没想到那个女人还在。她坐在马桶上，裙子撩起来裹在腰部，两只手放在裙子下面，长筒袜也卷了下来。我把她吓了一跳，浓妆艳抹的脸变得煞白。我赶紧关上门，与此同时听见她“啊”地叫了一声。门那边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撞击了一下。旋钮咔嗒一声，变成“有人”。我沿着过道又回到座位。窗外的景色突然换了一副模样。烈日炎炎，满眼荒凉的棕色和红色的土地，盘根错节的大树。我在座位上又等了一会儿，那个女人没回来，我也没再看见她。
再上厕所时，里面空着，马桶尚有余温。我大便的时候，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力量从心中升起，粪便从马桶底部的窟窿“顺流而下”，落到仿佛一帧帧胶片一闪而过的铁轨枕木上。外面的世界接受了我的馈赠。枯黄的草叶和草籽宛如久旱的土地一样干燥。我浑身火热，满脸通红，洁净而又强壮。在我的凝视之下，万物都显示出它的本来面目，没有隐匿，没有遮掩，没有困惑。
火车放慢速度，驶入这座小城的车站。我到站了，但并不觉得已经到达了目的地。火车一直慢慢吞吞地行驶，似乎在永无止境地回退。一天结束了。我走下火车，站台上死一样地寂静。我觉得浑身凉飕飕的。火车吭吭哧哧、吱吱嘎嘎，就像放映一部老式电影。
对于这座小镇，我至今记忆犹新。镇子坐落在几个老金矿附近的山脚下。我沿着一条大路向南走去。走了两英里之后，向左拐，踏上一条漫长的、尘土飞扬的小路。这条路弯弯曲曲，一溜下坡，一直延伸到一片白色的沙滩。天气已经变凉，夜幕下，沙子看起来像雪。小路通向一片松林。树木密密匝匝，高踞于我的头顶之上。松针把小路覆盖得模糊不清。我摸索着穿过一片林中空地，很快便看见一点灯光。一幢房子出现在眼前，昏暗中泛出白色，窗口射出一缕灯光，把温馨射向到处都是松果的石头地面上。想到这是什么人的私密处所，我感到有些不安。我吸了一口夜晚凉爽的空气，敲了两下门。一个身影在门那边晃动。
很快，月亮就消失在一团浓重的乌云后面。这团云一直像一个黑色的盖子，在月光下面滑行。风越刮越猛，船剧烈地颠簸。被刮歪了的船桁旋转着，帆兜着狂风，像愤怒的龙的两肋起伏翻滚。突然，甲板上人声大作，船开始随着大浪左右摇晃，上下起伏，在我的想象中，那大浪一定没等冲到船尾就已经撞得粉碎。接着我便听见大雨像在木板上脱谷一样，沙沙沙地落在甲板上。人们紧紧抓住可以抓到手的任何一样不滚动或者不滑动的东西。由于在极其狭小的空间装了这么多的人，情况变得十分危急。原先睡在中间的人紧紧抓住睡在边上的人，边上的人就只好牢牢抓住捆茶叶箱的绳子。于是大家觉得，在外国的海面，在外国的船上，所有的人现在融为一个人，而且和船上的货物紧紧连接在一起。想象中的金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代之以亿万吨海水筑成的绿色的高山和绝壁。
突然，一个大浪向甲板扑来，以其巨大的力量打翻船上所有的东西。船倾斜着，情况万分危急。左舷一定已经陷入浪谷，瞬间被海水吞没。船颠簸了一下，骤然减速，旋转起来。接踵而来的浪头——所幸这个浪头比较小——打在船尾，千钧一发之际，又使船漂浮起来。这时，我们几乎是站立在船舱的板壁之上，海水像瀑布一样从舱口涌入。然后，船又猛地跌回到原先的位置。捆茶叶箱的绳子一下子挣断，一箱箱沉重的茶叶砸在我们身上。有的箱子摔破，人被埋到茶叶里面。大个子上海人挣扎着从人堆里爬起来，宛如海中巨兽，伸开两只胳膊，拦挡继续滚落下来的箱子。
混乱中，第一个大浪就把我扔到靠近船尾的地方。我被挤进一大盘一大盘的麻绳里面，没有被落下来的茶叶箱打中。我一直抓着那个老头，用两条胳膊护着他的头。他好像已经失去知觉。
风暴渐渐停息，船停止了颠簸。我突然闻见衣服上散发出阵阵恶臭。原来，混乱中污水桶滚到我的身上，衣服沾满粪便和呕吐的秽物。我觉得一阵反胃，一个小时前吃下去的东西全都吐了出来。人们渐渐清醒过来，跌跌撞撞地从一片废墟中爬出来，有的抱着脑袋，有的捂着胳膊，纷纷查看身上的伤口，谁也不说话。
天渐渐地亮了，大海恢复了平静。躺在臭烘烘、乱糟糟的船舱里，我们听见头顶有人说话。舱口的铁栅栏被吊了起来，放下一个临时凑合的、蛇一样的软梯。人们开始缓慢地向上爬。不少人只有一条腿或者一条胳膊能动，就像一群惨遭践踏的毛毛虫，又爬回到大树上面。
上海人和我一起把老头抬上甲板，放到一堆被海水浸透的船帆上。水手们远远地躲开，也许是嫌我们身上有味儿。过了一会儿，一位身穿油布工裝、长得敦敦实实的矮个子走过来察看老头，他打着手势问我们，老头是不是已经死了。我比比画画地告诉他老头还出气儿。他不情愿地朝另外两个人打了个手势。那两个家伙过来抬着老头向船头走去。
我倚着栏杆，凝视平静的大海，发现世界竟是如此清澈！天空像水洗了似的干净，明亮的太阳虽然没有暖意，但是给我周围的每一样东西都披上美丽的色彩。我好像正透过一块玻璃看这个世界，而且很喜欢这种体验。我在心里告诉自己，现在眼前的景色是通向永恒的一段旅程。
伊迪娜·格鲁夫打开门，眯细一双近视眼看着我。她在门口那块写着“格鲁夫孪生兄弟”的铜牌旁边站了半晌，向夜幕深处使劲儿瞅了瞅，然后又看了看我。她没看清，也没认出我。我仔细打量她那张脸。她的头发已经灰白，松散开来披在背后。她弯下腰吃力地瞅着，一缕银丝滑落到肩头。头发很长，像马鬃又直又漂亮。她的一双眼睛依然清澈湛蓝、神采亦亦，可是四周布满皱纹，宛如羊群在两泓清水周围踩出条条小路。
她站在那儿，身穿蓝色旧浴衣，直瞪瞪地望着我。我已经忘记她比我矮不少。我黑色的身影高过她的一双眼睛。突然黑暗中仿佛亮起一朵火花，她那布满皱纹的脸化作一团温暖的火焰。
“西默斯，”她充满柔情地说，“西默斯，我亲爱的孩子！”她惊喜地叫喊着，跑出来把我搂在怀里，捧起我的脸使劲儿地亲。然后向后仰着身子，看着我，有点儿发窘。
“欢迎你回家。”她说。
“你好，艾迪！”我边说边微笑着看她——老太太因为我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有点不知所措。我一直管她叫艾迪。我无法把她和“妈妈”这个称呼联系起来，尽管一时感情冲动我也可能这样叫她。我知道自己把这个称呼留给了那位深藏在心底的、凭空想象出来的人。与此相关的感情只是通过一种模糊的、下意识的感觉形成的：当这块土地的某些方面使我想起自己的空虚，或者当风的叹息告诉我，她也在倾听这风的啸吟。而且她一定在想我，想我是否还活在人世。
“快进来，亲爱的孩子，进来！”伊迪娜说。她抓着我的胳膊，把我拉进狭窄的门厅。我回转身，让她先过去的时候，我们俩的屁股碰到一起。她在前头走着，我觉得从后面看她还那么年轻。浴衣勾勒出优美的曲线，漂亮的银发从肩头瀑布般地流下。我心里想，酒精怎么一点儿没有损害她那生气蓬勃的步伐、敏捷的动作、挺直的腰板。她领我穿过走廊，走进客厅。我立刻窥见了她的生活，认出从前在她身上见过的种种印迹。
这间屋子就像被风暴席卷了的一条大船的小客舱，到处都是空酒瓶子、旧报纸。毛衣针扎在毛线团里，吃晚饭的盘子扔在桌上，两块啃过的排骨像远古时代的遗物放在瓷罐里，刀叉交叉着压在罐子下面。靠窗户放着几个打开盖的旧箱子，里面塞着一团团的衣裳，有一件很华丽的裙子耷拉在箱子外面。那是主人从前风流俊俏的一个标记。就在我凝视这间屋子的时候，那个挺大的壁炉哔剥作响，火星溅起，又落到旧地毯上，烧出一个个小窟窿，地板上仿佛点缀着黑红相间的宝石。
“哎哟，你看起来挺不错嘛！”伊迪娜说。她坐在沙发上，仰着脖子看我。我有点站立不稳，身体的重量交替移到两只脚上。
“哦，快坐下。你现在是回家了！”她笑着说。笑声中有一种浓重的喉音，让人想起玛莲娜·迪特里茜[9]少有的笑声。
我在她身边坐下，环顾四周。她倒了两杯白兰地，递给我一杯。
“但愿你喜欢白兰地，”她说，“除了这玩意儿，我们别的什么也没有。”
我纳闷，除了她，这个“我们”还包括谁。可是我忍着没问。我的手微微颤抖着接过那杯酒。她递酒时手在半空中停了一下，好像拿不定主意该不该把这杯酒给我，或者只是生怕洒了杯中物。
“谢谢。”我喃喃地说道，立刻把酒送到唇边喝了一口，快咽到肚里时才说，“干杯！”这热乎乎的液体让我胸中的纠结顿时散去。
“现在，讲讲你的事儿吧。”她说，一边咂着已经空了的杯子里的最后几滴白兰地，一边往紧裹了裹身上的浴衣。
于是我讲了自己的状况，解释了我之所以杳无音讯的原因，告诉她我的种种经历。言语间我让自己显得颇有自知之明，且又十分谦虚，努力使自己的话语很得体，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与我设法为自己塑造的形象不相称的破绽。实际上，恰恰是这些破绽才能更好地反映出我当下的真实状态。因为从根本上讲，我是一个处处被防范的、毫无价值的人。我的心底满是贫瘠、凄凉和空虚。
我注意到伊迪娜并没有认真地听我讲话。她左顾右盼，就好像十分警惕地注意某种超乎声波的干扰。她又给自己斟了一杯酒，试图找寻她刚刚离开的那个世界，一张脸隐匿到灵魂深处某个黑暗的角落，显然她找到了那个世界。
意识到这简直是对牛弹琴，我的声音变成一种令人困倦的、单调的嗡嗡声。突然，伊迪娜打断我的话，用沙哑的声音说：“去旅行！去旅行！”然后朝我微笑。我不知道她是故作神秘，还是一种让人励志的聪明，或者只是想给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不过我对长者还是相当尊敬。我把这句话当作她已经喝得醉醺醺时随便给我的忠告。
一阵沉默，我发现她又陷入沉思。我还注意到屋子里另外一些东西堆在我旁边的沙发上，摞在地板上、窗台上，塞在椅子下面，或者打开放在餐具柜上。
书。几百本书。以前我似乎从来没有这样清楚地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噼啪直响的炉火越发衬托得那些书寂然无声。火光在打开的书本上轻轻摇曳。远处一台发电机传来节奏鲜明的隆隆声。书！我的肺像鼓满风的帆，我的心随着发电机的节奏跳动。我觉得我正慢慢地融入另外一个世界。
“如果可以，我想在您这儿待两个星期。”我对她说。
“你想在这儿待多久就待多久。”她说，微笑着从沙发上站起来，隔着一堆书取香烟。“你想抽一支吗？”她问我，手指摸索着寻找金色烟盒上的按钮。我告诉她我不抽烟。“你知道，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我喜欢抽支烟。”她继续说，颇为熟练地在烟盒上轻轻地敲了几下香烟，“抽支烟很不错……是个伴儿……你该明白。”
我一边看她点烟，一边点了点头。她划着一根火柴，点燃了叼在嘴角的香烟。
“我们以前从来不抽烟，杰克和我。”她说着喷出一口烟，“可是现在……”她停下话头，又喷出一口烟。好像忘了刚才想说的话，或者只是暗示我压根儿就不该知道这些事情。我想起她用的“我们”这个字眼儿，感到杰克的精神还活在这里。他正在厨房，弯腰曲背地坐在火炉旁边的桌子跟前，擦他的猎枪。伊迪娜望着厨房，布满皱纹的脸上闪烁着生命的火光。
老人们都爬上甲板，祭奠风神水神，祈求赶快风平浪静。他们尖声号叫着，点燃一张张黄裱纸，向迎面吹拂的海风扔去。船员们大惑不解，都怀着敬畏之情看这场仪式。不过他们极力阻止人们烧纸。有几团火向比较低的船帆刮去。老人们恶狠狠地咒骂着，不让船员干涉。
我内心深处有一种东西和此时此刻的感情颇为矛盾。我尊敬这些老人，可是又为他们举行的这种仪式而发窘。我们正在驶向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国度。我对自己的同胞们所信仰的宗教持怀疑态度，对基督教也持同样的态度。但是还没有到那种连经历一下都不肯就断然不相信的地步。
我是从一个自称为传教士的外国人那里学会这个道理的。他说我们的语言，去过我们村子。后来发生骚乱，被迫离开中国。或者说是我自己从他身上体会到这个道理，而不是他本人真的教会了我什么。因为他是个非常不好相处的人。但凡我对他所信仰的宗教稍加质疑，他就大发雷霆。（他是葡萄牙人，性格十分暴躁。）他经常给我讲解他的教义。我洗耳恭听，但是并不相信。他一有机会就攻击我们祖先信仰的佛教和道教。在农村，他是个极不受欢迎的人。有一次，我们一起在我父亲的后花园里晒太阳。
“云山，”他直瞪瞪地望着我的眼睛说，“你应当为你自己祈祷，拯救你的灵魂。忘掉这个家庭的信仰，走自己的路。”然后他突然说了一句法语，他总是这样强调某个观点：“不要人云亦云。”他边说边在我鼻尖儿底下摇晃着食指。
他给我讲他信仰的上帝——一位被异教徒钉在木头横梁上的先知。这种故事我们国家多的是。最重要的是，他的故事宣扬了一种人活着就要受苦受难的哲学，而我并不准备相信这样的哲学。这是一种宿命论的、自我毁灭的、虚幻的东西。不过我发现它很有吸引力。我从中找到了对于自己内心深处躁动不安的种种感情的解释：我的愤世嫉俗，我和这个混沌世界最根本的交往，我的不负责任以及对孝道的摈弃（孔夫子学说的精髓）。这种受苦受难的哲学至少有一种超乎于这个混沌世界的戏剧性的、感动人的力量，从另一方面表现出佛教中“静”的意义。这种力量使得主动地去遭受苦难成为可能，去面对充满了雷霆、闪电和灾难的大千世界，去面对哭泣着的整个宇宙，并因此而产生出更坚定的信仰。
从另一方面讲，这个葡萄牙人似乎肩负着分而治之、进而征服的使命。关于这种受苦受难的哲学，我还有许多东西要学。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练起了长跑。每天都要沿着房子附近松林中一条十字交叉的小路跑步。周围的景色对于我没有一样是熟悉的。我好像已经不记得童年时代曾经在这里住过好几年。一切都在变化，往昔好像覆盖了一层新的皮肤。当我踩着已经死去的松针跑过那条小路，并且感觉到硌脚的松果时，我意识到另外一个“往昔”，一个深藏于土壤之中的“往昔”。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此处构成全部历史的开始，而我正处于这个过程的某一点上。
我被两个恶魔驱赶着跑步。一个附着在躯体之上的恶魔，一直在当下存在；另一个附着在思想之上的恶魔，隐匿着另外一种生活，只是想回首往事。我的感觉变得十分敏锐，思想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集中。有时候，温暖的早晨以其特有的气味为我的跑步增添了色彩。松林中的一个地方散发着一股“戈尔德范伯”牌铅笔的气味，另一个地方散发着一股旧书的霉味——那种粗糙的毛边书。有一段路从我们那幢房子一直通向小山，这条路在一块巨石下面戛然而止。这儿散发着一股浓烈的墨水味儿。我怀疑这股甜丝丝的气味来源于一个小水湾和水湾旁边的灌木丛。不知道为什么，这气味儿总让我觉得肚子饿。
有一天早晨，我在回去的路上跑得比去时快两倍，跑到后门时已经累得汗流浃背，上气不接下气，而且头晕目眩，浑身轻飘飘。为了让腿上紧绷绷的肌肉放松，我慢慢地向走廊那头自己的房间走去。经过伊迪娜的房间时，我无意中从半开着的门向里瞥了一眼，看见她正光着身子背朝我站着。窗口射进一缕光，我从镜子里面看见她那赤裸的身体，还看见用来系那满头银丝的发带缠绕着她的两条大腿。我慌慌张张回到房间，一时间竟然无法断定刚才看到的就是伊迪娜。她凝视自己身体的那副样子又出现在我的眼前。突然间我明白了她的痛苦，怜悯之情油然而生，除了饥饿，忘记了心中所有的感觉。于是我又沿着走廊向厨房走去。她的门已经紧紧关上。
有时候我在正午以前出去拣生火用的松果。我把松果扔进篮子里面的时候，眼角的余光会看见森林里有什么东西在动——个黑魆魆的人影从树枝后面走出来，穿过一块林中空地，穿过森林黑色的“地板”，向远方走去。
我在学习英语，这是一种奇怪的语言，我不由自主地要学习。当我听到桅杆和绳索吱嘎乱响，当我听到呼啸着的海浪急不可耐地扑向轮船，当我看到船尾卷起像疯女人头发一样的飞沫，我便迎着风像一个嘟嘟囔囔的没牙老太太，忍不住说几句半通不通、发音不准的英语。是的，我就这样，凭一时高兴，不由自主地学习这种语言。
没有多久我就发现英国人特别热衷于被他们称之为服务的原则。他们似乎生来就懂得这个原则，长大受的也是这种教育，跟我们崇尚孝道一样。只不过他们忠心耿耿服务的对象是他们的主人。普通英国人和我们清朝的官吏一样，只要有机会，决不拒绝被人服侍。他们总觉得自己比仆人高出一头。如果仆人是另外一个种族，这种优越感就愈发强烈了。可惜在他们趾高气扬的时候，一点儿也不曾想到这样一个事实：他们也在终生不懈地服侍高踞于他们之上的别的什么人。以此类推，谁头上都有一个掌管他命运的人，直到国王。国王之上则是上帝和国家。就这样一直循环下去。当然，国王永远不会为乞丐服务。在这二者之间有上帝。上帝会承担为穷人服务的责任。至少这是那位葡萄牙耶稣会会士告诉我的（他对英国人非常反感）。
船员中有位英国人似乎是位举足轻重的特殊人物。他在甲板上发号施令，别人总是立刻遵照执行。我就是在这个人身上开始运用关于服务的理论的。风暴过后我帮助他清理甲板，从一根桁上搬走刮下来的破帆。他是这条船的木匠。我开始跟他结结巴巴地学着讲英语。没多久他就看出我这个人很能干点事情，而且很善于理解他的意图。他以船员所特有沉稳、从容的方式，比比画画打着手势教我做事儿。他总是让我反复做同一件事情，逐步扩大我的活动范围，以免操之过急出现错误。几个星期之后，我已经学会英语最基础的知识以及航海学最基本的常识。在我看来，这二者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好像都是在充满隐喻和形容词的航海图上标一条必须经过深思熟虑的航线。
这样，我便赢得了作为我们这群人的代言人的特权。完全是为了实用才学习这种语言的事实使我认识到，现在我已经更着眼于苟且偷生，少了那么多对于理想主义和冒险的向往。这难道是寻找黄金的深远影响之一吗？难道对于黄金的追求——这是构成中国人理智的基础之一——就意味着生活中除了实利主义再没有别的东西吗？母亲躺在那里变成枯骨难道是因为她沉浸在那种激进的思想之中的缘故吗？我觉得我的忠诚被撕碎了，真希望我的思想在那种以“服务”理念为宗旨的学校中得到过训练。
有时候伊迪娜跟我一起去捡松果和树枝。不管天气多热，她都披着斗篷。她总是边走边跟我谈读书的事情，不厌其烦地告诉我应当读这本书或者读那本书。有时候她还随身带本书，放在斗篷下面。碰到一棵浓荫覆盖的大树，便坐下，从喜欢的书中选择几段，用清亮的声音读给我听。我仔细地听，心里生出一种想读读这本书的愿望。可是不知道什么东西总使我望而却步。
自从来这儿，我什么也没读。我觉得书里面有一种力量，一种把我吸引进去的力量，一种我无法控制的力量。渐渐地，读过的书在我的头脑里凝聚起来，某些句子和短语常常在我眼前萦绕盘桓，成为制约我行为的准则。
有一天，我对伊迪娜诉说了心中的焦虑。我们一起在松树林里散步。我挎着筐子，她拿着书，书还是放在斗篷下面。我的筐子里有一架老式照相机。这架相机是从我住的那间屋子里的碗柜里面找到的。我一边往相机里面装胶卷，一边告诉她某些话语在我身上表现出的神奇的力量，就像有一个声音召唤我走上一条秘密的小路。我害怕自己是中了邪魔。伊迪娜看着我，明亮的眼睛不时瞥一眼我手里的相机。
“这么说，你也听到那声音了。”她叹了一口气，“我相信是这个地方的缘故。这儿太与世隔绝了。我倒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听到这声音便认为是因为这里与世隔绝。当然，我还有另外一种理论。”
“什么理论？”我颇感兴趣地问道，朝那块矩形取景玻璃片瞅了瞅。她背朝我，出现在玻璃上面。
“哦，你知道，儿童读物可以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以至于最后搞得你连课本儿也不想看。”
我不知道她说这话的意思，可还是点了点头。
“我的意思是，如果一个小孩儿读一篇童话故事，他或者她实际上是下意识地写那本书。书中的文字变成孩子们创造出来的一种经历。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同这种创造相比拟……我说清楚了吗？”
一点儿也没说清楚。可是伊迪娜的神情迷住了我。她以前从来不曾这样讲话。
“等你的年纪变得越来越大，”她继续说，“自己的经历就变得更重要了。你拿自己的经验和书里讲的道理做比较。于是你的想象力和创作自由都受到那个无所不知的作者的限制。神话和故事因此而失去它们的新鲜之感，想象的源泉被玷污了。”
我渐渐明白了她的意思。倘若我是一个未开化的原始人，一个土著居民，生活就是想象的一部分，反之则不成立。
伊迪娜弯腰拣起一个松果。
“书能给人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尽管书读得越多，产生这种影响的困难越大。因为你实实在在是在消耗自己潜在的能力。”
这个道理我懂，并且因此不寒而栗。我急于受到别人的影响。伊迪娜使我茅塞顿开。
“你听到的那些声音，”她说，在一块很大的岩石上面坐了下来，“是你的所有前辈的经验积累。你承袭来的那些性格特征，其形成远远超过童年时代的印象，可以一直追溯到祖先的遗风。你在倾听自己那个种族想象力最原始的源泉。他们的思想意识、伦理道德，一点一滴地渗透下来，形成你的遗传基因。你将不得不验证一下，他们对你的想象力和你的感情到底发生了什么影响。你听到的那些话是祖先遗训的回音，是吸引到磁极上的钢针……这就是我的理论。”
我的“遗传工程”会是一种历史的遗传吗？我的记忆是我的民族性格在无意识之中造成的吗？我需要实实在在的东西指引我，一个信号，一个写下来的字。
伊迪娜扯起斗篷的一角，我给她拍了一张照片。她看起来就像一只奇异的鸟，正要从岩石上面振翅高飞。她的理论在我的思想中打开一条通道。通过这条通道，我和处于优势的过去建立了联系。真实和抽象的东西已经开始相互交汇：我渴望吃到一碗米饭。
回家之后，我把伊迪娜的书抱了一摞，回到自己的房间。我读啊，读啊，书中的话在我的心中构成一幅幅图案，直到我做起白日梦。
我看见自己躺在床上读书，周围摆着三四本打开的书。我平常就是这个样子——同时看三四本书。我从一本书跳到另外一本书上，把读一本书时候的心境同另一本书连接到一起。过了一些日子，不同书本的细节都发生了内在的联系，于是我眼前出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每一本书产生的力量都带着我跨越了那本书本身。不同的世界在我的面前打开大门。
我栖息于所有这些世界之中。
我就这样读着，脑袋发热，好像正在发烧。肚子因为饥饿而咕咕直叫。我从书本之中站起来，走到那个老式梳妆台跟前，对着镜子照起来，看见自己面颊绯红，脑袋细长，两只招风耳。我已经完全忘记自己的长相，似乎正在凝视另外一个人，无法相信那就是我自己——身穿一件花格衬衫站在那儿，长头发在耳朵后面卷曲着。我摆出不同的姿势，侧身站着想看看自己的侧面像。别人看到的我莫非就是这副样子吗？我把镜子倾斜过来，又摆正。我的长相绝对是亚洲人的模样。亚洲人长相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头颅的形状，眼皮的褶痕，皮肤的颜色。我的皮肤真是黄色的吗？从镜子里看，我和伊迪娜的皮肤没有多大的区别。这也许是光线的缘故。
我把梳妆台推到窗口，拉开窗帘，又把镜子倾斜过来。没想到因为没有墙壁支撑，并且限制倾斜的角度，镜子突然从镜轴上滑下来，跌到地板上。我站在那儿，望着窗外的松树。好一阵子，外面一片死寂，只有一只喜鹊叽叽喳喳地叫。我绕到梳妆台后面，镜子在木头地板上碎成三大块。我看见自己站在三个不同的平面上。
我捡起玻璃碎片，发现镜子后面的木板也裂了缝。木板和玻璃之间有许多张挺漂亮的黄纸，捡起之后，便在手里散了架。看样子这纸是什么人为了防止镜面上的水银分解或者害怕镜子破裂而垫在里面的。我轻轻揭起纸片，发现上面有些模模糊糊的字迹。拿到明亮处才认出是中文或者日文书法。那些字分布在纸张下部，黑色，像上下颠倒的花朵，像夹在玻璃和纸中间盛开的干花。
那位耶稣会信徒经常记录我们村里的人的面部特征。他跟我谈过三四次话。我最后一次见他时，他忘记了拿笔记本。他是个马大哈，经常匆匆忙忙，一边吃东西一边跟人说话。他喝茶的时候从来不像我们这样慢慢地品味儿，而是大口大口地喝着一饮而尽。我至今保存着他丢掉的那个笔记本。现在我差不多已经能读懂那上面的字了。他是用英文写的。他说英语是一种很科学的语言。那些字写在特别白的纸上。
头发：黑而且直。
皮肤的颜色：12。
鼻：直。
眼睛：3（与日本人相似，没有蒙古人种的眼皮）。
耳朵：招风耳，大。
下巴：突出。
头骨：头顶尖。
他说他是个业余人类学者。我经常琢磨他这种研究的本意到底是什么。
我喊伊迪娜：“艾迪！”她不在家。我沿着环绕我们那幢房子的小路去找她。“艾迪！”我喊道。风撕碎并刮走我手里拿着的黄纸。我连忙把剩下的几张装进口袋。这纸太脆了，经不起折腾，我得把它们夹在什么东西里面保存好。
“艾迪！”我大声喊。松树低下了头。我走进昏暗的树林，一缕缕阳光跳荡着，跟我一起划破林中的黑暗。我分开脸前的树枝，脚下的松果吱吱嘎嘎地响着。
密林深处有一个黑魆魆的身影。我向那个身影走去。风越刮越大，掠过树梢发出阵阵尖啸。啸声之下，一切都笼罩着诡异的寂静。松针不时扎一下我的眼睛。我直瞪瞪地望着那个黑魆魆的人影。不，是两个身影。那个男人穿一件伐木工人常穿的夹克衫，趴在伊迪娜的身上。她闭着眼睛，脸上显得很平静。那个男人发出哼哼的声音。伊迪娜光着的两条腿轻轻摇动。我向后退入松林。她的斗篷铺在地上，在微风中瑟瑟抖动。男人从伊迪娜的身上翻滚下来，什么东西像湿乎乎的蘑菇闪着微光。斑驳的阳光照着这对情人。一枚松果像一颗手榴弹在我脚下发出一声爆响。一只小鸟拍打着翅膀飞上一棵大树。我的手插在口袋里，捏着那几张纸，出了一手冷汗。
对这一切我似懂非懂，就像有什么东西重重地压在胸口。我已经不再是自由的了。感觉口袋里的纸就像一只旧锚上的铁锈。
“云山病了。”
我躺在甲板下面发着高烧。我把老头的东西都归拢到一起。他的行李里除了瓶瓶罐罐、腥味很重的鱼干，还有一些纸。那是一种很薄的黄纸。我还在那截挑行李用的空心竹子里找到一支笔。笔杆是竹子做的，笔头选用上等狼毫。我拿起那根竹子挑行李的时候，听见毛笔在里面哗哗啦啦地响。倒出来一看，还有一小袋铜钱。我头痛，浑身发冷。
我从炉子里掏出些木炭，又倒了些水。过一会儿，将太多的水倒出，便剩下浓淡合适的墨汁，蘸着自制的墨汁在黄纸上写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这样难受。别人好像都没有生病。我头痛，手颤抖。我写道：“路漫漫兮，何时休！”
我要记下此时此刻的思想和发生的事情：
“今天，我们把老头葬到大海。他的尸体用帆布包裹着。为了沉入海底，还拴了几截旧锚链。大伙儿从船舷上缘把他推了下去。包裹好以前，我又看了看他那张脸。那脸就像蘑菇下面那一部分，黑黑的尽是皱褶。甲板上，人们都在谈论一种叫霍乱的疾病。”
我被隔离在船舱里。坐在铁栅栏下面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听得见甲板上传来英国人的说话声。船长莫里森偶尔过来看我一眼。他很着急。听他说话的口气简直要发疯。
“路漫漫兮，何时休。”
我想有一张纸上写的就是这几个字。当然，我不认识中国字。似乎是一个姓华的人把这句话译成了英语。从左到右，在每一个汉字下面注出英文的意思。不过只有把纸拿起来对着亮光才能看清。那字看起来是用铅笔或者木炭写上去，后来又擦掉的。也许是那位译者改变了主意，或者觉得自己译错了。
“艾迪？”
“哦，亲爱的孩子。”
“这附近还住着什么人吗？”
“就我所知没有。怎么了？”
“不怎么，只是有点儿纳闷。”
“你怎么问起这个？”
“我在森林里看见过一个人。”
“也许是个流浪汉，常有这种人在这儿转悠。”
“是个穿夹克衫的男人。”
“我不知道。你最近见过他吗？”
“昨天早晨还见过。”
“在哪儿？”
“森林里，离那块卧牛石不远。”
“你跑到卧牛石那儿去了？”
“我只是沿着林间小路在那一带溜达了一会儿。”
“什么时候？”
“上午，一定是快到中午的时候了。”
“哦……”
“怎么？你认识他？”
“也许是菲茨。”
“谁是菲茨？他叫什么名字？”
“是个到处找活儿干的工人。有时候来我们这儿劈木头，还在这周围给人家剪羊毛。”
“我把我房间里那面镜子打碎了。”
“怎么打碎的？”
“不知道，是从镜轴上掉下来的。”
“能不能再用胶水粘起来？”
“根本不可能。”
“没关系，亲爱的。”
炉子里的劈柴哔哔剥剥地响着。伊迪娜正在读书，头也没抬。
“艾迪？”
“怎么了？西默斯。”
“我在镜子后面发现一些纸。”
“这倒很有趣。什么样的纸？”
“有人在上面写了些中国字，或者诸如此类的什么东西。”
“你认识吗？”
“我怎么能认识呢！”
“哦，对。我忘了你不认识中国字。”
“连说也不会。”
“你打算拿它们怎么办？”
“不知道，这事儿挺神秘。”
“你总喜欢把什么都搞得那么神秘。”
我不得不写一些别人能看懂的东西。这条船上的中国人差不多都是文盲。
“所以，亲爱的读者，我要告诉你，我们这条船怎样靠岸，补充食物和淡水；我们怎样品尝异国他乡的水果——果肉在舌头上面的感觉十分柔软；那些皮肤黝黑、笑容明朗的当地人怎样欢迎我们。我还要告诉你，我们满以为远航已到终点，没成想还要走很远很远的路程……”
“你也许永远无法想象，当我们听到关于维多利亚金矿的传说时，心中涌起的激动与痛苦。听说，那地方的人经常被金块绊倒在地上，被巨大的金矿石碰破脚趾头。可惜我们已经在海上漂泊了四个多月，旅途的终点还是连影儿也没有。这就使我们加倍地痛苦。不过，我完全失去了时间的概念。现在已经好几天了，我完全靠鸦片退烧，身上的汗水像冰一样刺骨。思想在这块冰冷的荒漠变得非常迟钝。”
“靠岸之后两天，船长把我喊到甲板上面。他先问我——用混杂着中国话的英语——是不是还在生病。他皱着一双浓眉，十分仔细地打量我。我回答说，补充食物和淡水，我觉得好多了。他问我，大伙儿对这次远航有什么看法？我说，没什么看法。他说，告诉他们，我们的路程已经没有多远了。再有几个星期就能看到‘南大陆’的西岸了。”
“大伙儿听了这个消息十分高兴，都拿出为了前面更艰苦、更漫长的旅程，小心翼翼保存了好长时间没舍得吃的东西。那天晚上，我们蘸着姜丝，伴着蔬菜吃了储藏在油罐子里的鸭块。我们甚至喝了米酒，为黄金、健康和好运气相互干杯。”
“不知道为什么，我无法分享他们的喜悦。会不会因为我觉得起航比到达蕴藏更大的快乐？我的旅行难道永远没有终点？”
发放地：悉尼。
日期：2月2日。
我向政府申请再发给我一本护照。发放护照办公室的一位先生因为我没有妥善保存先前那本，补发之前好一顿教训。他问我为什么要在办理签证的那几页上记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说，我这样做是违反了国家法令。到底违反了哪一条，他自个儿也说不上。
我一直想，一定是难以抑制的心理冲动支配我把自己的思想潦潦草草写在手边任何一张纸上。那本护照似乎非常适合派这种用场。我总是随身携带，寸步不离。我不能让我的身份证明逃脱我的手心儿。我似乎一直被另外一个自我威胁着。也许是纸里的水印吸引了我，或者是那几页上印着与纸币相似的波纹，叫我想入非非。要么就是那上面的盾形纹章给了我一种手执权柄的感觉。
在标有“评语”的那一页，我抄下我的医生让我转诊时写的病历：“该病人机体健康，但是患有Hume's综合症。不能区分或者识别过去、现在和将来。他还患有衰老症。比如头发变白，皮肤多皱褶。血压正常。他自述幻听，而且很难捕捉到自己的思想。”
我的照片已经不大像我了。长相和年纪很不相称。这一点也许同时赋予了我一种权威。
云山的日记，真实的部分和想象的部分已经融合到一起。请注意，我已经开始用引号标出他说的话。这使我非常兴奋。不只因为我是此举的“始作俑者”，还因为他的那些故事完全占据了我的心灵。
“上帝，我饿了，真想吃又甜又酸的猪肉。不过我不想把话题岔开，还是让我讲讲在‘双树林’度过的那几年吧。”
“伊迪娜把她知道的东西都教给了我，大概用了整整三年。她指定我必读的书，教给我写传记文学和翻译诗的技巧。她发现我很爱文学之后，建议我参加统考，并且争取获得奖学金。她也许认为，当教师可以医治我陷入迷茫的神经。”
“亲爱的读者，不要误解我的焦急。当我第一次看见左舷栏杆上微弱的红光，我的心脏确实加快了跳动。我的胃也因为激动而剧烈地翻腾。那象征吉祥的朝阳在这块土地的一侧洒满金光。毫无疑问，这样的温暖和光明一定预示着前面的道路将更平坦。风平浪静，备受折磨的精神终将找到一个归宿。”
我得去会见几个人。他们还没有决定是否让我当教师，要让我先参加一次阅读测试（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测试是专门为外国人准备的）。
我坐了好长时间的火车。对面是一位土著女人，一边哼着什么小曲儿，一边微笑，尽管咳嗽得很厉害。我注意到她的手绢上血迹斑斑。一个土著人，一个外国人，我们俩身上有某种共同点。
进城之后，我走进一家书店，在书架之间浏览、消磨时间。我买了一本卡夫卡写的《审判》。我觉得有点恶心，胃里翻腾着直想吐。他们干吗要测验我的阅读能力？书上印的那些字难道能在我眼前乱作一团？难道我能滔滔不绝地念出一大串高深莫测的中文？难道圣灵降临节的神灵能突然造访我，并且教会我好几国语言？
我找到了那幢楼。它占了整整一大排，有十几个入口。可是有的上着锁，有的挡着很大的垃圾桶和装废纸的麻袋。我绕到楼后，那儿的门也锁着。也许我来的日子不对？一位厨师模样的人推着一小推车茶杯，沿着狭窄的甬道走了过来。我问他办公室在哪儿。他看了看我，摇了摇头，把手推车靠在墙上。然后停下脚步，解开围裙，把手伸到肮脏的背心里挠了挠，朝右面的一扇门指了一下。
吱吱扭扭的电梯把我送上二楼。一位接待员向我微笑着，指了指接待室外面的一张椅子。四个亚洲青年靠墙坐着。我有点紧张地朝他们笑了笑。有一位正捧着一本《时尚》杂志大声朗读着。他嘴巴张得老大，吃力地咬着每一个字。
我是第一个被叫进去的。我走进与他们相对的那个房间时，四个年轻人都眼巴巴地望着我。桌子后面坐着三个人，眼前堆放着书和纸。坐在中间的那位皱着眉头指了指桌子前面那张椅子，另外两位摆弄着手里那几张纸，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他们俯身向前的时候，椅子吱吱嘎嘎地响着。坐在中间的那个男人似乎从衣袋里寻找什么。他是挎了一个手枪皮套，还是穿着背带裤子就不得而知了。他掏出一副眼镜，咔嚓一声把两条眼镜腿儿合上，然后又分开，放在桌子上面。
“你叫……”
“西默斯·欧阳。”
“这是个很古怪的名字，是吗？”
我摇了摇头，不知道是不是古怪。也不知道这儿是不是“非澳大利亚人活动委员会”。
另外那两个人从纸上抬起头。一阵令人难堪的沉默。眼镜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你准备学习什么？”
“哦，我想学汉语。”
他们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很抱歉，你得从另外两个科目中挑选了，我们不准备开汉语。你还有什么选择呢？”
我不知道。我对此毫无准备。我向窗外望去，看见发电站巨大的烟囱。那是奥斯克维茨。亲爱的伊迪娜，我很快就回家了。
椅子吱吱扭扭响着。我睁大眼睛，看起来一定是一副智力低下的傻样。瞧，我的眼睛是蓝的。我在向他们炫耀。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向地方政府申请奖学金时，他们错把我当成中国人。
“你喜欢学习语言吗？”坐在中间的男人继续问。
“我想……谈不上特别喜欢。”
“法语怎么样？我们非常缺法语老师。”
“好吧……”
“那给你登记法语和历史。请朗读你面前那本书中的选段。”
那本书已经翻到第一百六十页。那一页的标题是“黄种人”，我开始朗读。我把r发成卷舌音，发a时舌面抬得很高，还把p发成b。总之，我的发音很像女王。
“发现黄金之前，澳大利亚几乎没有什么中国人。可是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黄种人像潮水一样涌入，简直要淹没我们的国家。白人把这一切部分地归咎于人们在中国港口散布谣言，说这里是发财走运的好地方……”
“谢谢，就念到这儿。”
我走了出去。靠墙一溜四双眼睛紧张地望着我。
四个星期以后，我通过笔试。他们给我寄来一封信，通知我已经获得奖学金。
“海岸线似乎总也走不到头。昨天我看到被海浪冲刷的悬崖。我们的船离海岸很近，有好几次我担心它会撞到那巨大的石壁上面。有一次我们的船向石壁照直开过去，一刹那我竟希望它能真的撞上去。我急于在形体上成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我觉得这兀然屹立的峭壁对于我既是难以逾越的屛障，又是固若金汤的城墙。说它是难以逾越的屏障，因为从海上永远无法突破它；说它是固若金汤的城墙，因为在我的想象之中，已经到了峭壁那边，正站在悬崖上，眺望大海，生怕脚下的石壁被海浪冲破。我觉得自己既是外国人，又是当地人。也许因为我生怕受到这崭新的生活的威胁。”
“我想起父亲，坐在家里听花瓣落在石板上的声音。”
云山，我已经从你的签名中发现了某种神韵。在你的笔下，它像一座高耸入云的山。那竖着的三画显示了你的胆略和气魄。这是不是你那充满活力的自我的一种表现呢？你害怕你的个性被剥夺吗？
就这样，你正在发现一块新大陆，同时也正在发现你自己。你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不断改变自己的姿势。你从异国他乡带来的习俗、心态、文化背景能保留多少，又要失去多少？你的远航是否就是你正在实施的变革？是向我这样一个人的过渡？你已经开始学习英语，我也在学习汉语。我们能通过这样的“校正”相互了解吗？
“要想在维多利亚登陆必须交纳人头税。听了这个消息伙伴们个个脸色大变。用‘朵朵花瓣纷纷下’这句话形容当时的情景真是再恰当不过了。莫里森在甲板上踱来踱去，极力向我解释。”
“‘每位中国移民必须交十英镑才能上岸。不过我们可以商量一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龟青湾登陆，从那儿上岸之后，步行不远就是金矿，你们这些人都会成为富翁。辛苦点儿也值得，你说是吗？你们谁也掏不起这笔税金，他们和我要钱。现在你告诉大伙儿不要着急。’”
“他的声音缥缥缈缈，就像念一篇背会了的讲话稿。我极力把他说这番话时那种拘谨的语气翻译出来。大伙儿听了脸上现出一种混杂着无法理解和不愿意相信的表情。他们看起来像一群被人欺骗的赌徒。”
“我们的船转向右舷方向逆风行驶。天气很好，暖融融的，没有一丝云彩。海岸带着不祥的预兆朦朦胧胧地出现了。我们横风行驶了好长一段路程，然后抢风调向。帆顶着风，发出很大的噼啪声。甲板上滚过一阵低沉的隆隆声，然后响起一种好像筛什么东西的沙沙声和一声叹息。这叹息却并非来自那些焦急地眺望海岸的人们。船放慢速度，开始倾斜。突然，传来一阵可怕的碰撞声和碎裂声。船帆像扎破了的气球，骤然之间变成一块块无精打采的破布。人们都大叫起来，水溢满船舱，木头漂浮起来。我像别人一样冲过去拿我的东西。人们把拖到甲板上面的茶叶箱子当作救生艇。”
“这是1857年2月的第二天，天上没有一丝云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