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欲求安全，当有五要：一要清洁空气；二要澄清饮水；三要流通沟渠；四要扫洒房屋；五要日光充足。
——南丁格尔
中国古代很早就懂得了树木的人工栽培。陕西黄陵县桥山有轩辕黄帝的“衣冠冢”，现有古柏数万株，参天茂盛，形态各异。其中最大一株相传为黄帝手植，距今5000余年。
早在西周时期，国家就规定要在坟墓上植树，并且对天子、士和庶人坟墓的高低和植什么树，分别作出了规定：“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
在《诗经》中，记载黄河中下游一带人工栽培的树木就有枣、桃、李、梅、梨、栗、榛、桑等果木，而且栽植得相当普遍。
管仲是我国最早提倡植树造林的一个高级官员。在《管子》一书中，他精辟地指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管仲主张山林川泽由国家垄断，禁止百姓在田地中或房前屋后种树，但说“田中有木者，谓之谷贼”，造成“非山无所仰”的政府独占局面，似乎有点过头，这是不足取的。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下令在全国修筑驰道，要求在驰道两旁，每隔三丈，即“树以青松”，“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规模很大。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大规模植树造林运动。
在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初，已经懂得了适地植树的道理。刘安《淮南子》说：“欲知地道，物其树。”意思是说，要想知道某地的环境条件，就要观察当地的树木。这就等于指出了树木生长和自然环境的关系，具有生态学观念。
西汉成帝时（前32～前6）农学家汜胜之著了一本《汜胜之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农学著作，其中对植树的方法有详细说明。书中说，种树要点是三条：一是种树没有一定的时间限制，下了雨以后就栽；二是要多留树根上带着的旧土；三是要记住树木原先朝阳的那一面，移栽后仍使之朝南。汜胜之总结的这些经验，在当时已是非常普及的知识了。
北魏末年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农书，书中讲了植树的意义和适地植树的原则。他的适地植树的原则是：地有好坏，山泽各有所宜，按照气候土壤条件植树，就能事半功倍，如果想当然，违反客观规律，必然劳而无功。这些原则，无疑是古代无数实践经验的结晶。
在晋代，植树技术又有新的进步，适地植树的原则也更加广泛地为人们所应用。有一本叫做《南方草木状》的林学著作明确指出，柘、柞、楮、柳、竹应分别种在山石、山阜、涧谷、下田、高平之地，因地制宜，各得其所。这些记载，不仅具有实际意义，也具有一定的生态学意义。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772～846）十分热爱植树，他在《春葺新居》一诗中说：“江州司马日，忠州刺史时。栽松满后院，种柳荫前墀。”说他不论被贬江州（今九江），还是升调忠州（今四川忠县）时，都不忘植树。在江州时曾移栽庐山桂树、石榴树。他把桂树移栽司马厅前，写了一首《厅前桂》说：“天台岭上凌霜树，司马厅前委地丛，一种不生明月里，山中犹校胜尘中。”他移栽的石榴树迟迟不开花，于是又写了一首诙谐小诗《戏问山石榴》：“小树山榴近砌栽，半含红萼带花来，争知司马夫人妒，移到厅前便不开。”他升调忠州时，还把石榴移了去，这回开了花。他又在窗前栽植了庐山的杉树，在《种杉诗》中说：“移栽东窗前，爱尔寒不凋。”白居易在杭州罚犯人植树的故事更被后人传为佳话。
白居易生活的时期，唐朝经济繁荣，重视植树。唐朝制度是按人口分永业田，并要求农民在永业田上栽上榆树、枣树、桑树及“所宜之木”。从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写的《种树郭橐驼传》看，当时长安一带的人，凡是种树美化环境的或谋生而种果树的，都争着让种树能手郭橐驼去给他们作技术指导。足见当时的植树蔚然成风。文中赞颂了一位驼背老人精于植树技术，“视驼所种树、或迁徙，无不活，且硕茂，蚤实以蕃。”因为他掌握了植树的规律，那就是：苗木要舒展，坑要培平，土要旧土，还要踩密实。柳文意在以讲植树而讽喻时弊，但也反应出当时植树技术的发展水平。从历史上看，柳宗元确实是重视和提倡植树造林的。他在任柳州刺史的四年中，积极倡导造林，亲手植柑二百株，写下了七律《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又在柳江边种了不少柳树，写了五律《种柳喜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