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在第一个报告中，我谈到了世界观和情绪对真正意义的语言，也就是语音—音响语言的依赖性。我们除了拥有语音—音响语言，也就是真正意义的语言之外，还有作为文明化程度结果的书写—视觉语言，也就是文字。
文字也可以对世界观、书写者和阅读者的能力和情绪产生某种影响。这种影响与我们可以在听觉语言众多的形式中观察到的影响是相似的。
我们首先涉及能读会写的人，也就是和文盲比起来，会写和读的人的心理差异。
掌握文字使记忆力减退至音响上被接受的和音响上被传递的现象。能读会写人的记忆没有能力只借助于一个听觉，来保证保持和传递像《俄罗斯壮士歌》或者《塞尔维亚英雄赞歌》那样的大型民间史诗。能读会写的人的记忆是倒退的，是没有阅读和文字的帮助便已经不可能的事情。
再者，语言形象，也就是借助于语言思考和所说的内容，它们在能读会写的人和文盲中的物质体现是不同的。比如，我属于能读会写的人。当我借助于语言想象某种东西时，我好像看到了面前书写的词语和句子。我想象着童年时，也就是学会读和写之前的事情时，我已经不能回忆起。或许，我根本没有做过这样的尝试。
与这个问题有关，还应当考虑到，相对于更常见的视幻觉而言，听幻觉比较少见。
21.至于其他的，与文字影响我们的世界观和情绪有关的问题，应当首先区分两类文字：
1）在一定程度上，从内部依赖于语言的语音—音响方面的文字。
2）直接与语言外表象，与外部世界表象发生联想的文字。
这第二类文字对人心理的影响，表意文字的影响、埃及的象形文字、汉字的影响显然不同于以前普及的，如今是大多数民族拥有的字母的影响。
任何表意文字，其实在任何一种语言中都能阅读，而我们一般的文字首先是调动了语言思维的语音—音响方面。
22.书写语言的最简单元素与发音语言的最简单元素完全不相符合。通常，字位，也就是字母或者音节的表象就是文字的最简单元素。与此同时，与字位对应的音位，也就是音素的表象，可能分解为更基本的语音和音响的，以心理为前提的元素。字母或者字母的综合体对于语音—音响语言世界来说，形成了一个不可分解的统一体。就其本身而言，这个统一体是与音位的每一个语音—音响元素和作为统一整体的这个音位联系在一起的。
在我们的书写语言的正字法中，使用了两个主要原则：1）音位学。2）词素学。音位学表示单方面的书写手段，排除了语音书写手段。因为语音书写手段不注意句子分解为语段或者句法元素，词语分解为词素，也就是形态元素的现象。相反，在词素学中，注意了心理上的亲属关系，也就是一部分句子与另一部分句子，一部分词语与另一部分词语的类比性联想。
古印度语语法规范的（标准的）书写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单方面音位学的经典范例。在《吠陀经》中，除了这样的语音书写方法，也就是收集在一起的经书之外，我们还拥有并列的，按字计算的解释。其中独立的词语几乎是按照欧洲式的方法从句子中分解出来的（并且独立的成分是从复杂的词语中分离出来的），书写成独立单位。在这里，我们遇到了结构学，与此同时，狭义的词素学，也就是词语划分为词源上可确定的词素，在文字中是被忽略的。古印度的正字法完全没有像德语中的schreibt（带有b，因为是schreiben），gestrebt（带有b，因为是streben），ragt（带有g，因为是ragen），tod（带有d，因为是todes），sieb（带有b，因为是siebe），stock（带有ck，因为是stockes），lump（带有p，因为是lumpes），steckt（带有ck，因为是stecken）……波兰语中的sad（带有d，因为是sadu），róg（带有g，因为是rogu），grób（带有b，因为是grobu），kot（带有t，因为是kota），rok（带有k，因为是roku），chop（带有p，因为是chopa）那样的书写。在独立词语的内部，无条件的音位学占据着统治地位。
可以在古教会斯拉夫语中看到单方面的音位学，但不是连续出现的。
23.单方面的音位学书写与我们的思维追求一元论和单一的原理是一致的。与此同时，运用音位学还有词素学，反映了追求二元论甚至多元化的倾向。
我们首先在一些民族的正字法中发现了多原理现象。这些民族正字法产生于古时，是按照其他语言的正字法模式建立的。与此同时，语言的语音—音响方面逐渐经历着严峻变化。
比如法语的正字法是这样的。但英语书面语的正字法的多原理现象尤其不同。那里除了不断地使用音位学、形位学原理及结构学的一些元素之外，我们还找到了经常产生的关于语言过去的回忆。对于曾经存在的，但我们不知道的现象的回忆。对于曾存在于古英语或者影响英语的语言中的现象的回忆。众所周知，对于短暂居住在该国家的外国人而言，通常实施特殊的文件，目的是区分本地人和外国移民。同样也用特殊的书写强调那些在英国人看来是外来的词语。字母k和c的区分，组合gi、ge的不同发音等就是例子。用特殊的，只有外来词语具有的书写形式，强调实际存在的或者只是假设的外来词在其他语言中也常见（比如，在法语、德语、捷克语、波兰语的正字法中），但却不像在英国人当中那样被经常使用。
所以，在阅读英语课文时，当我们将视觉表象与语言外表象，也就是与意义表象联想起来时，视觉和听觉是同时实施行为的。语言外表象的一部分直接与视觉表象发生联想，不需要借助于发音或者发音表象，一部分却要求这样的音响媒介。英语正字法的这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文字的表意和象形系统。
24.但是，在所有文字中，我们看到了表意文字的一部分。这里首先就是标点符号。词语之间的空格，章节的划分，根据大小和粗细而进行的字母区分等等。但是这种对于英语典型的表意文字类型，也就是词语的视觉表象不需要借助于听觉与语言外表象发生联想的现象似乎非常少见。
大概，书写方法的不同与世界观有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如何实现，我不打算准确地论述。
我只想强调一点，比如在英语书写方法中，思想过程必须同时在各个方向运转起来，而这应当促使思维的完善。与听觉和视觉有关的印象与所有因此产生的联想一起活跃起来。
25.正字法以不同方式影响世界观，而从与言语发音的联想意义而言，正字法的一切是否清晰和确定，或者其中的某些东西在文字中没有体现出来，而需要读者去猜想，也可能影响到情绪。
比如，在闪族语文字中开始时只强调辅音。元音，也就是言语的所有复杂音节构成元素，作为辅音的补充部分多多少少取决于读者的猜测力。这种方法有时在欧洲的教科书中使用（比如，在波兰），也就是只印出表示辅音的字母，而元音符号用多个句点代替。而恢复缺少的字母只能交给学生的聪明智慧了。
正字法的大部分既不强调相关语言中的有声词语固有的重音，也不指出隐藏在不同类型言语语调中的乐音，也不强调元音的数量（长或者短），一句话，人类言语所有的，取决于声带行为的数量元素。为了正确发出德语、法语、英语、丹麦语、俄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立陶宛语、拉脱维亚语或者其他语言中的写出的词语，首先需要理解这个词语。该语言载体不需要费任何力气就能理解这个词语。对于外国人而言，这就难得多。
不是所有民族都像马扎尔人、捷克人或者斯洛伐克人那样，考虑到别人的利益，用特殊的变音符表示自己语言中的长元音。因为这些语言的重音总是在第一个音节，所以外国人在阅读时一般都能正确再现写出的匈牙利词语、捷克或者斯洛伐克词语。
从这个意义上说，波兰人是幸运的。在他们的发音和语言思维中完全没有所有上面指出的数量差异。除此之外，还因为重音在他们个别的词语中没有形态作用，也就是不能区分独立的词素，而完全只属于句子语音学领域，区分含有一个以上音节的语段和其他属于句子组成部分的语段。因此，在他们那里重音是落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上的。从他们的角度而言，他们不需要特殊的正字法劳动，对于讲其他语言的人来讲，他们却像个利他主义者。
在书写方法中，一些重要的发音元素需要读者去猜测，而这些方法或许一般能够积极地影响猜测，并轻松解决各种任务和各种莫名其妙的东西。
26.如果在法语、英语、瑞典语、丹麦语和其他的书面语言中体现了许多口语中不能表达的内容的话，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正反映了相关集体语言的历史。法语的书写形式est对应着拉丁语中的这个词语的完整发音形式。这个词语失去了辅音，同时由于书写传统的原因，旧的书写形式保留下来，并不能摆脱句子语音学的影响。所有列举的拥有两种标准的语言（也就是在这些语言中发音和书写形式不一样）中都有很多类似的例子。
在这些情形下，一些以前发音的音位或者完全消失在集体语言的发展进程中，也就是新一代人不再重现这些音位，或者是作为可选择的音位而存在。确实，它们是以形态化语音—音响表象形式存在于语言思维宝库中，但是它们在语言思维过程中的音响实现却不是必需的：在清晰言语中，它们是发出声音和能够被听见的。而在快速流利的言语中，它们就要弱一些，很难达到言语器官的外围，达到说话人和听话人的物理世界。
在其他语言中可以找到这样的选择性。因为这些语言只是很少地利用了正字法的历史原则，从现代发音的角度看，主要限于音位学和形位学。比如，当说出的波兰词语jabko、szeb、rzek、granka、ziarnko等，或者像japko、sˇet、ek、graka、z＇arnko……那样的词语，或者像更高语体中的japko、sˇet、garnka、z＇arnko时，会首先遵循这些形式在现代语言中与jabek、sza、rzeka、garnek、ziarnek等形式的形态联系。但是无论在书写中，还是在特别清晰的、正式的发音中，已经反映出集体波兰语言的早期状态。
……
28.音位学的原则是与词素学的元素有联系的。而以这一原则为基础的文字系统中音素链（цепьзвуков）和印制符号链（цепьпечатныхзнаков）之间、字位组合和音位组合之间并行现象的存在与否，一般影响到未来思维的方式。
比如，在俄语音位学中，辅音的一些特点并不是在基本对应着这些辅音的字位中得到书写象征（графическаясимволизация），而是在紧随这些辅音之后的元音符号或者这些元音的类似物中。在俄语字母组合ба\бя、ту\тю、сэ\се、пъ\пь、лъ\ль、лы\ли中，辅音符号是一样的，但元音符号却是不同的。与此同时，在发音中，可以确认反向的现象：辅音不同，但紧随其后的元音（包括零元音：пъ\пь，лъ\ль）都是一样的。
缺少这样的并行现象，导致了概念混淆、字母和音素混淆、字位和音位混淆。说明“软”元音ja、ju、je、ji等与“硬”元音a、u、e、y不同。
我们还在乌克兰语、白俄语、保加利亚语音位学中，在使用拉丁字母的波兰语、斯洛伐克语和捷克语的正字法中遇到了类似混淆现象。
我们还在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的正字法中发现了书写的和说出的内容完全并行的现象，并且这种并行现象与我们是否使用基里尔（俄语）字母还是拉丁字母完全无关。
不仅在俄语文字中缺乏书写—语音并行现象。在法语、意大利语及新罗曼语言中（还有在英语和德语中）都遇到了书写组合发音的不同现象：
一方面，是ca，co，cu，ga，go，gu...
另一方面，是ce，ci...ge，gi...
（法语中que qui，que qui...a，o，u...ja jo...）
（意大利语中che chi...cia cio ciu...ghe ghi...gia gio giu...）
字母和音素混淆或许与其他类型的混淆是接近的（在人类思维的其他领域中，比如宗教信仰和民族、国家的属性或者个人品质的混淆）。
……
